女儿丫丫的胸部开始微微隆起时还不到8岁。
那是在2019年夏天，英子忽然发现丫丫开始出现乳房发育的征兆，当时，丫丫的身高是131厘米，体重56斤。
英子带她到温州一家儿童医院检查，查性激素激发的项目，最终诊断出中枢性性早熟。
性早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令家长担忧的是过早发育的性特征和骨龄，会导致孩子身高增长速度放缓，影响成年后的形象和社会竞争力。
在医生的建议下，英子最终决定给女儿注射抑制针。
小剂量1.88毫克一针，单价是1140元人民币。医生告诉她：“一年内在控制发育的情况下，可以长5厘米就算有效果。”
“抑制针”，是一种针对中枢性性早熟（CPP）的人工合成多肽类药物，通过抑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活动和性激素分泌，减缓儿童骨龄发育，改善成年身高。
5月7日，一则“9岁女孩打性抑制针半年花十万”的新闻登上热搜，有经验的家长一眼就看得出，这则新闻里的“半年十万”，“一定是加了生长激素同时注射的”。
英子说，在她们“圈子”里，这叫做“双打”，只打抑制针就叫“单打”，前者更考验家庭的财力和胆量。
预测骨龄只能长到147厘米后，田瑾开始给8岁女儿注射抑制针，至今已有半年多，平均下来每个月花费1200元人民币。女儿很懂事，不会抗拒打针，“她知道这是一种病，而且（她）班里也有其他同学在打。”
不过，田瑾认为自己与其他焦虑的家长不一样：“想从160长到165是美容，可我们是在治病啊！”
苦恼的母亲们
不知是不是压力和环境的原因，2020年疫情爆发后那个春天，武汉的田瑾发现，当时7岁的女儿忽然“变大了”一号——不仅长胖、微微长高，还长了胸。
田瑾带女儿去省妇幼医院，查出骨龄11岁。当时，女儿的身高132厘米，不算矮，也不胖，不到30公斤，但检查结果证实了她的猜想：中枢性性早熟。
根据父母身高测算，孩子的遗传身高本可以达到158厘米，但省妇幼医生告诉她们，因为骨龄提前发育，未来身高也许最多147厘米。
“不到150的女孩，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在社会上会很难。但我们只是普通人。”田瑾认为，不干预不行了，她不想让自己后悔，更不能让女儿将来怪罪她。
她还有另一个重要担忧——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三年级（按照2022年计算）就来月经，怕她在班里被同学取笑，也怕她照顾不好自己。”
于是，2020年底，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田瑾决定给女儿打抑制针，半年后加服可乐宝林片（一种促生长激素药），同时补充维生素E。
田瑾记录的女儿身高变化表
做激发测试确认性早熟、测骨龄并预测身高，这是每个为孩子身高焦虑的母亲来到医院后最先面对的两道步骤，也是确认一个孩子是否需要抑制针的关键依据。
据2021年青岛大学医学院与附属医院骨科的联合研究，近10年来，青少年骨骺闭合平均提前2-3年，女性比男性普遍提前1-3年，而骨骺闭合提前，就意味着“用原来的骨龄评估系统得到的结果会比生理年龄大”，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测骨龄会得出提前发育的结论。
不过，相对于男孩，“性早熟”特征在未成年的女孩身上显影较著，比如胸部发育，月经来潮，往往都是母亲们能敏锐捕捉到的发育特征。因此，7-12岁期间被父母带去注射抑制针的，大多是女孩。
2021年9月，杨兰的女儿被确诊为性早熟，检查出十多个卵泡，子宫膜已经形成。医生告诉杨兰，“也就这几个月的事了，最多两三个月就会月经初潮”。
“主任（医生）说得很平淡，就像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但杨兰不可能这么平静，她大脑一片空白，女儿只有8岁零9个月，体重虽然已有50公斤，但个子只有145厘米，最终身高预计150厘米-155厘米。
当然，这只是预测，医生告诉她，有的孩子明明骨龄闭合了，但还会继续长高，有的孩子明明骨龄还没有闭合但就是不长了。
杨兰心想，性早熟会不会与遗传有关？她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哪一年来月经、当时身高多少，但实在是记不起来，“那个年代只听说过女孩子早熟，具体早到什么程度就能算疾病，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把这个当作病来治”。
她想办法找到其他给孩子注射抑制针的家长，有的女孩13岁已经接近160了，父母还是会因为担心从此不长了，而坚持注射。
“不想问了，越问越焦虑”，杨兰自己在网上查医学文献和资料，骨龄提前发育的原因众说纷纭，“就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胚胎停止发育的孕妇一样，找不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
为了排除性腺瘤可能性，她还给女儿预约了脑垂体核磁共振，最终，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就是顺其自然，能长多高长多高。
“也就是说，干预是花钱看天意，不干预是免费看天意。”杨兰苦笑。
一场心理战
杨兰是单亲妈妈，离婚后带着孩子净身出户，每年除去房贷、女儿的学费、培训费后，存下来的积蓄寥寥。
因此，和其他放手一搏的家长不一样，她不敢乱花钱。“个体差异太大，有的孩子不用打生长激素自己就能长得很好，有的则白花钱不见效果，最终身高上不去。这就像拆了个盲盒，是好是坏天注定。”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思想斗争后，杨兰最终还是咬咬牙，给女儿注射了第一针抑制药剂。
1300元一针，每月一针，后期如果要加生长激素，开销大致会在5000-6000/月，检查费另算，不在医保和商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内。
对上海10岁女孩妞妞的妈妈而言，女儿被预测出的“160厘米”身高，即便正常，但也不在她和丈夫的期待之中。
妞妞妈只有156厘米，但她老公足有183厘米，“我们全家都希望她长到170”。
去年6月，10岁的妞妞忽然来了月经，妞妞妈带女儿去上海儿童医院内分泌科，被确诊为中枢性性早熟，骨龄已经有13岁了。当时，妞妞虽然已有156厘米，体重已经有120斤，这样下去，恐怕连基因预测的160都长不到。
大夫建议“双打”——抑制针+生长素，“通过基因预测的身高是160-164厘米，如果想长165以上，就得打生长素”。
思来想去，妞妞妈当天就给女儿打了抑制针，今后每个月要保证一针，进口的是1600元/针，两周后再加打生长素。
有朋友劝妞妞妈，“10岁157厘米，不矮了”。
看过的中医医生也建议妞妞妈毋需外力干扰，“（医生）说孩子非常健康，控制饮食注意睡眠，瘦下来后就会抽条的，父母身高折中，将来都不会太矮了”。
但妞妞妈还是卸不下心结，“主要担心闺女遗传我。我们家爸爸高，我们得努把力，我闺女不能矮了”。
不过，第四针抑制针打完后，妞妞只长高了0.2厘米，8个月后达到了160厘米，最后一次检查表示骨龄为增长，但各项指标已经符合年龄特征了，就像浇灌一瓶蔫答答的小草，当妞妞妈看见它开始吸收阳光和水分，悬着的心就稍稍放松下来了。
在医生的建议下，她给女儿停针了。半年后，妞妞来了“第二次”初潮，那时的身高是162厘米。
截至今年3月，田瑾已经给女儿注射了17次抑制针，共花了2万多，长高了足足8厘米，平均下来每个月生长0.5厘米。
对于这个结果，田瑾既欣喜又茫然，“不知道到底是抑制针的功劳还是自然生长发育结果？”她询问了一些同样给孩子注射抑制针的母亲，很多人和她一样，不确定针剂的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毕竟，只要是孩子，就会发育生长。
“预防矮小”和“想要更高”是两种不同的动机，但对焦虑的母亲们而言，二者似乎差不太多。
叶言从女儿7岁起就开始了“身高管理”，抑制针一年打了13针，3年下来花了5万多；生长激素粉剂注射了两年，花费9万左右；体检费、补钙和维生素等费用拢共加起来，在女儿身高上花的银子，三年已经超过了18万。
但女儿确实扎扎实实地长高了30厘米，这期间，叶言还敦促女儿坚持游泳、篮球，每天保证10小时睡眠，现在孩子11岁，已经长到了164厘米。
这是叶言绝对理想的身高，她自己身高不到160厘米，“特别害怕女儿随我”，在她看来，“多早开始身高管理都不为过，3岁就可以开始。”
当然，除了管理身高，叶言还盯紧女儿的用眼健康，为了防止近视购买阿托品，睡觉时用口腔贴贴住嘴巴防止口呼吸，“会凸嘴”……总之，能想到的让女儿变得更好看的方法，叶言几乎都用上了。
父母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子女（《小舍得》剧照）
而对田瑾而言，她坚持认为自己与那些只想“拔高”孩子的家长有着根本区别，女儿147厘米的身高预期实在过分低了，因此干预才成为必要，“想从160变成165是美容，但我们是治病呢。”
她周围认识的其他性早熟矮小症“病友”也选择抑制针，包括女儿班里的其他同学。女儿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病”，生病治疗，就像感冒吃药一样自然。
和基因赌博
2003年，一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的论文探讨了抑制针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的影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内分泌临床医生马华梅、杜敏联在文中提出：
“GnRHa（抑制针）治疗真性性早熟过程中虽（能）使生长减速，但由于同时对骨龄进展的显著抑制，所以能显著改善成年身高。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部分病例治疗过程中由于生长速度过慢，甚至达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水平。……因此，促生长素轴功能改变如何、与雌激素的作用关系怎样，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抑制针的更多副作用、对身体其他机能的深层次影响，目前都尚且没有更多结论。
相较于女孩，男孩的家长，通常“只会担心不够高，不会担心过高了”。
13岁的洋洋今年身高161厘米，去医院测算出骨龄14.5岁，医生告诉洋洋妈，“最多再长4-5厘米”，就算打（抑制）针，也只能再多2-3厘米。最终，洋洋妈决定给孩子注射一种名为“赛增水剂”的生长激素。
洋洋的“突增期”是在2020年初来到的，先是变声，然后体重猛增，长出了胡子。洋洋妈估计，在家期间吃得太丰盛、爱看“少女漫画”，可能都与雄激素的突增有关。
当洋洋妈告诉儿子要打针时，洋洋先是百般拒绝，这孩子从小就害怕针头，“我怕死”，洋洋妈哭笑不得，她耐心向洋洋阐述“身高不够的劣势”，比如不能打篮球、找不到对象、工作上被嫌弃……最后，她索性跟儿子直说：“你要是觉得不到170可以接受，那你就不打吧。”
不过，也有不少家长对注射促身高针剂的副作用持观望态度。今年11岁的亮亮只有130厘米，在同龄人中算偏矮的。但亮亮妈听说“生长激素可能致癌”，她身边有给孩子注射过的家长，“医生不会直接说致癌，但会在打之前问父母是否有癌症史。”
另外，“男孩子小时候就是会比女孩子长得慢点。”亮亮妈根据经验与对他人的观察，“同一个家庭里，妹妹可能比哥哥还要高”的情况，亮亮妈妈见了不少，“何况，我们家孩子爱运动，也爱吃，没理由不长的。”她有信心。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给孩子打抑制针的母亲们，往往都会听到药物治疗以外的另一份叮嘱：加强运动，超重的必须减肥。
“家长得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买单，孩子太胖了，如果不合理控制饮食，加强体育锻炼，即便打针有效，效果也大打折扣。”听到医生的要求后，英子立刻就给女儿制定了每日运动计划，一周三天游泳，四天跳绳。
打针之外，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起着重的作用
没有运动习惯的孩子很难坚持，而且女儿丫丫从小食欲旺盛，“从来没有被大人追着喂过饭”，不能吃饱饭，还要被逼着运动，女儿常常闹脾气，坐在地上哭。
英子于心不忍，但为了女儿的将来，她告诉自己必须“忍一忍”。这是一场属于母女的共同征途。
田瑾发现，从今年开始，武汉很多大医院都不再提供抑制针了。也许因为疫情，也许为了防止滥用，她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解释则是：“这个针暂时没货。”
她只好带着女儿转去盈利机构，和医院注射一样的药，价钱差不多，田瑾也在机构里遇到不少从医院转来的家庭，其中不乏抑制针和生长激素结合起打的，“拿着保温箱一箱一箱买”。
她感到担忧，毕竟是商业机构，“会不会优先供那些大客户，比如结合生长激素、口服液和其他保健品的家长？万一哪天药没了，像我们这种治病的，是不是会最先被舍弃？”
我问这位母亲：“如何确保你选择的注射机构绝对安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