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过薛社普院士住所的人，无不惊诧于他思想的富足与生活的简朴之间的强烈反差，作为一位在学界有过重大贡献、广受尊崇的大家，他在东单胡同深处的住所不但没有任何装饰，随意拼凑的家具、简单到简陋的陈设，让拜访者产生时光回溯的恍惚感，满屋的书籍又时刻提醒着主人精神境界的无上追求。
薛社普曾将他的研究体会总结为五点：科研要敏锐细致观察，发现问题，抓住机遇，执着求索；科学假说要遵循自然规律，实事求是，探索求证；联系国情需要，追踪科技前沿；刻意创新，锲而不舍，寻根究底；学科交叉，优势互补，面向生产实践。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矢志报国投身我国医学科研教育事业
薛社普先生最让人敬重的，是他年轻时海外学有所成，在国家落后和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的回到祖国怀抱的赤子之心。
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的薛社普即将毕业，已经有多家机构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然而这个孤悬海外的游子，每每思及国内正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又遭抗美援朝的战争灾难，内心便涌动起澎湃的爱国之情，回国服务的念头日日强烈。他谢绝了导师著名细胞分化权威学者、神经发生学家汉布格教授（VictorHumburger）的挽留，推辞了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舍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突破美国当局的种种阻挠，主动要求加速完成课业，并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然后毅然回国，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滚滚洪流之中。
回国后，薛社普先后在大连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从事他钟爱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筹备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沈其震老院长从大连医学院抽调了包括薛社普等5名专业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的优秀教授（另有魏曦、何琪、杨简和汪民视）到北京，共同艰苦创业。薛社普也得以加入到院校事业的开拓者队伍中，为打造这艘我国医学科技创新的航空母舰贡献良多。自那时起，他在院校工作至离世，在这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以兢兢业业的实际工作为我国的医学科技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由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实行院校合一的制度，薛社普长期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他在教学中推崇协和传统，注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力争做协和精神践行者和传承者。他是院校首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22名，其中获得Fogorty国际研究奖学金者2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者1名，获科技进步二等奖者4名……贡献突出和受到表彰者不胜枚举，可谓人才济济，桃李满园。
薛先生的离世令学生后辈们心情沉痛，纷纷撰文回忆他的培育之情。在他们笔下，流露的是对薛先生无私奉献的爱国之情、追求科学的执着精神、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宁静淡泊的生活方式钦佩。他注重言传身教、待人宽厚，还有诸多青年后学，在与他的交往中受到提携教诲和激励感召。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耶拿大学终身教授汪兆琦是他的研究生，至今珍藏着一封当年考研前先生给他的回信，信中说到“从研究方向和兴趣来说，我们是同行，希望能在这个领域作点贡献”，薛先生那时已经成就卓著，却仍然谦虚地将名不见经传的在校大学生称为同行，平易近人的态度可见一斑。
学生回忆起薛先生的授课风格都赞不绝口，他长期坚守三尺讲台，讲授胚胎学、组织学、人体胚胎学及细胞生物学课程，坚守着教书育人、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诸多学子在课堂上为他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风采折服，尤其是他发挥绘画和书法的创造性，善于将晦涩枯燥的知识用绘图的形式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图画和模型，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学习。
除了培养研究生，薛先生还乐于提携后进，注重在为国家培养研究领域所需人才。上世纪50年代起，应国家人才所需，他和同事们举办了多期高级师资培训班，招收进修生，为部队、高校和科研机构输送了大批骨干。
崇尚科学耕耘于细胞分化研究
通过这些实验，薛社普系统地印证了自己持续多年对“细胞分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即不可逆”的传统概念的质疑，基本阐明“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的规律，为通过诱导细胞分化治疗“分化疾病(如肿瘤)”和调控已分化细胞去分化以克隆动物提供理论依据，表明基因分化可以调控。
赤子情怀坚守对科学与真理的追索
20世纪波澜壮阔的政局左右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着科学家的研究生涯。无论风吹浪打，薛社普坚守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不曾有丝毫动摇。
20世纪60、70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薛社普正常的科研工作多次被干扰中断，他曾因留美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被隔离审查，后来被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他和基础所生物学家的吴冠芸教授一起养猪，他们发挥科学家求真务实、追求极致的精神，将钻研科学的职业习惯运用到这项粗活累活当中，建猪舍、采野菜饲料、猪种交配、接生小猪，还给猪注射疫苗，非但不怕脏不怕累，反倒苦中作乐，因为善用知识、方法得当，他们养的猪膘肥体壮，广受赞誉，两个科学家硬是锻炼成了养殖能手。即便环境如此恶劣，薛社普内心都没有熄灭重新回到他钟爱的实验室工作的希望之火。
文革以后，薛社普根据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需求，开始研究男性生殖细胞在药物作用下发生与分化调控问题，开展男性生殖及国产节育药棉酚、雷公藤单体等抗精子发生及抗生育机理的系统研究。
他积极开展生殖细胞的发生与分化调控及计划生育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从零到有，逐渐摸索建立了节育药的动物实验研究模式、起效评估指标和一整套多学科的功能与形态定位、定量、定性的检测技术方法，基本阐明了棉酚抗精子发生的作用环节，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动态、毒性、毒理及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遗传效应，包括对人体内精子受精、原核形成和单倍体染色体结构的影响作出评价。根据此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了《男性节育药棉酚的实验研究》一书，受到国内外学界同行瞩目，并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这项成果曾获1986年和1987年中央卫生部及计生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不但获得了WHO及美国人口委员会的基金资助，他还应邀到美国九个城市进行专题报告、学术交流和科研协作。为推动棉酚走向国际，牵动WHO及美国人口委员会和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男性科研的领头课题作出贡献，也为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扩大了影响，赢得了荣耀。
薛社普和团队根据细胞核自动排核的原理，发现红细胞发育在晚幼期，在完成排核后还可以在身体里继续活100多天，这个细胞会把氧气带至全身供给身体，并产生二氧化碳。薛社普和同事们尝试把无核的晚幼红细胞与恶性肿瘤融合(八种)，结果发现细胞会经过不断分化，变肿瘤细胞成为正常细胞。这与传统观念中红血病、白血病，其细胞已变成肿瘤就不表达血红蛋白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薛社普通过实验发现，它和晚幼红细胞结合，又可以表达血红蛋白了，恶性没有了，这补充了薛社普关于“癌变细胞可以变成正常细胞”的观点。薛社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把晚幼红细胞和红细胞融合使之达到分化。
得到这个结论后，临床上可以研究通过药物来诱导抑制恶性肿瘤肿瘤。薛社普的研究，从科学上来说意义重大，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
勇挑重担推进细胞学科建设和我国解剖学国际化
薛社普不仅建立了基础所的解剖、组织胚胎与细胞生物学系，而且为一些其它院所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薛先生在1951年从美国回国以后,先是在大连医学院建立了组织解剖教研室，为大连医学院组织解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初组织建立了基础所的形态学系，随着学系发展壮大，以及学科建设需要，薛先生着重领导新兴的细胞生物学学科的发展，使细胞生物学科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
本世纪初，国家决定建设重点学科。先生带领基础所的同仁们，联合血液病医院与肿瘤医院的细胞专业，经过认真筹备，共同申请建立国家细胞生物学重点学科，亲自参与答辩并申请成功。薛先生还兼任我国第一个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多年。
薛先生还承担中国解剖学会及解剖学报的管理工作，为我国解剖学的发展、推进解剖学会国际化呕心沥血。薛先生于1956年就开始历任中国解剖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1986年10月起担任理事长8年，坚持民主办会，创办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学会轮流承办中国解剖学会的学术年会制度；团结各学科、各阶层同仁，先后恢复和创办了《解剖学报》《解剖学杂志》《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神经解剖学杂志》《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解剖科学进展》等六种期刊，推进中国解剖学会在1985年被国际解剖学工作者协会联合会正式接纳为会员国，薛社普担任理事，他还全力支持学会成立“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学组”，并在1988年又加入了“国际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联盟”，还多次在国内组织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著名学者与国内学者交流切磋，扩大了中国解剖学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开启了中国解剖学会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技期刊等方面的蓬勃发展时期。
幼年失恃艰苦求学成长历程
薛社普接受教育的求学之路是一个时刻伴随着艰辛困难的历程。1917年10月出生在“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新会市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他的祖父、伯父、父亲是早年在北美打工的华侨。母亲在薛社普9岁那年不堪生活重负离世。薛社普便被寄养到了姑姑家，姑姑不顾家境贫寒，将9岁的薛社普送进小学读书。天资聪颖、勤学好问的薛社普15岁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全家族唯一考取广州名校广雅中学的子弟，也成为这所知名学府日后培育出的7位院士之一。
广雅中学求学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薛社普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家的欺凌，深切感受到了国家落后、被动挨打带来的耻辱和痛苦。现实的种种激起了少年薛社普的爱国情怀，多年以后薛老谈到，“六年的广雅生活，使我受到严格的科学文化、德、智、体教育和爱国主义熏陶，结识了不少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挚友。”自那时起，他在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科学救国”的种子，期待着长大成人，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报效国家，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也为他后来在个人发展道路中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1938，薛社普考取了因战乱迁至重庆的南京中央大学。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家境贫寒，薛社普的求学生涯困难重重。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20岁的薛社普东拼西借学费和路费，交通不便则另辟蹊径，带着行李取道海南岛到越南，跋山涉水，颠沛流离，步行经河内、云南蒙自、开远、昆明，贵州安顺、贵阳、娄山关，最后坐上长途汽车，历时月余方抵达重庆，跨越千山万水，踏上了学习科学，知识改变命运的艰难征程。薛老曾说，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在战火纷飞、学习条件极为艰苦情况下奋斗学习的经历，因此成为我最不能忘怀的一段历程。
大学时因为不改科技报国的初心，他根据兴趣由最初的博物系改学生物专业。求学期间求知若渴的薛社普既专注于学习，又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还在野外标本采集中练就了坚实的绘画功底，为他后来在教学工作中运用绘图技能讲解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
负笈海外大胆设想认真求证
中央大学毕业后薛社普因表现突出留在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后于1947年又顺利考取赴美的公费留学，在师友和贤惠的妻子鼓励支持下，他积极筹措路费，踏上了另一段长途跋涉的征程，再次经历近一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深造。
在这里，他在导师汉布格教授指导下,与后来探索多年细胞和胚胎学相遇，结下了不解之缘。
美国先进的研究条件让薛社普沉浸在科研的环境中。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广泛的学术交流激发出巨大的研究热情，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兴致盎然地醉心于细胞学领域研究中，查阅大量文献，熟练各种相应的技术方法，特别是掌握了导师认为很难的鸡胚神经管显微移植技术。
学生时期的研究经历中，作为科研领域的初生牛犊，薛社普就表现出了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坚持探索科学真理不畏虎的科研理念，勇敢质疑了“细胞分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不可逆”的观点。
波谲诡异的遭遇和苦难是人生的试金石，弱者因为脆弱萎靡而易于击垮沉溺，强者却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奋勇前行。薛社普就是一位敢于直面人生艰难的强者，与晚生后辈、青年学子谈论起往昔经历，无论是幼年贫寒的家境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公待遇，他始终怀抱着国家民族的赤诚，勇敢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用乐观豁达的精神激励年轻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宽厚的性情和博大的胸襟，让他收获了学界和学生们格外的尊敬。
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同龄人和医科院事业拓荒队伍中的一员，在我们刚刚完成医科院一甲子庆典，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之际，历经百年风霜的薛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征程，离开了他的亲友、学生、同事。但是他对院校发展和医学科学事业作出的诸多贡献和他的拳拳报国之心，始终为医学科学界铭记，他的精神风骨永远印刻在大家心目中，照亮后辈学者的前行之路。
（高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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