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才明确提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响亮的口号——反帝反封建，也才明确了这种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实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词序固定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受到经典作家著述的影响，但是其内涵和外延的阐发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作出的。在这两个概念之中，“半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讨论中出现得更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尽管受到了列宁的影响，但是他们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和理解才接受并扩展了这一定性。在这一定性逐渐铺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从始至终坚持这一判断并大力推广，作用最为突出。
【关键词】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建；社会性质；革命话语
【作者简介】翟宇（1982—），男，山东郓城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辑部副研究员，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研究。
一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一篇名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作者署名“田诚”，封面有“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汉口发行”字样的小册子中写道：“稍微明瞭一点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渐渐布满了这个酣睡的中国。那些资本家用伟大的经济力，挟着他们的保护商业政策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把中国变作了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或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里，劳动阶级简直变成了特殊阶级的牛马，所以我们要废除一切阶级。”“资本主义是国际的性质，它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这很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在中国提及“半殖民地”一词，更应该是第一次被中国人用来描述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
三
张国焘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一范本清晰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在党的“二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只是偶尔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义中国，更多时候是使用“殖民地”这一宽泛概念来定义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帝国主义势力侵占或侵略的落后国家。和前面已经提及的瞿秋白一样，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张太雷都是这样做的。陈独秀在1916年1月15日刊出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将中国的青岛和南非洲和太平洋的一些地方都视为德国的殖民地。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把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中国、朝鲜不加区别地视为“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张国焘本人在代表中国共产党给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只是说：“世界帝国主义既决定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们便把连绵的战争强加于中国”。而张太雷在1921年6月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是殖民地，只是地位比其他殖民地更坏，因为不像后者只受某一宗主国剥削，中国是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
党的“三大”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的定性上延续了“二大”的看法。“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在几乎和半殖民地等同的含义上指出，中国处于“国际殖民地”之地位。“三大”另一份名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的文件更是直接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必须指出，党的“二大”、“三大”甚至“四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仍有提及中国是殖民地的例子。在1927年年初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这一文件中提到，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与领导人个人表达不同，“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提法时要严谨得多，也更加一以贯之。几乎所有的文件都会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列，提到中国则基本上都是以半殖民地来定性。这种坚持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定性。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