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大道理》——做一个诚实的永争第一的人。,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未城朝雨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
做一个诚实的永争第一的人。
一位来自监狱的犯人在信中这样写道：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
小男孩一眼就看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十分喜欢，非常想要。
这时，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问他和弟弟：你们想要哪个？
男孩刚想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这时弟弟抢先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于是，男孩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吧。”
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在小男孩的脸上亲了一下，并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励给他。
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从此，男孩学会了说谎。
以后，他又学会了打架、偷、抢，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不择手段。
后来，长大的男孩被送进监狱。
下面是来自另一个家庭的故事。
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
小男孩和弟弟们都争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举在手中，对孩子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要得到它。
很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
孩子们三人比赛除草，结果，小男孩赢了那个最大的苹果。
后来，这个男孩成了当地政府机构里的重要官员。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你可以教他说第一句谎话，也可以教他做一个诚实的永远努力争第一的人。
人生第一课。
这是美国一家普通的幼儿园。
刚刚入园的儿童被老师带进幼儿园的图书馆，很随便地坐在地毯上，接受他们的人生第一课。
一位幼儿园图书馆的老师微笑着走上来，她的背后是整架整架的图书。
“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
孩子们答道。
于是，老师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讲了一个很浅显的童话。
“孩子们，”老师讲完故事后说，“这个故事就写在这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个作家写的。
你们长大了，也一样能写这样的书。”
教师停顿了一下，接着问：“哪一位小朋友也能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位小朋友立即站起来。
“我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
幼稚的童声在教室里回荡。
然而，老师却用一张非常好的纸，很认真、很工整地把这个语无伦次的故事记录下来。
“下面，”老师说，“哪位小朋友来给这个故事配个插图呢？”
又一位小朋友站了起来，画一个“爸爸”，画一个“妈妈”，再画一个“我”。
当然画得很不像样子，但老师同样认真地把它接过来，附在那一页故事的后面，然后取出一张精美的封皮纸，把它们装订在一起。
封面上，写上作者的姓名、插图者的姓名，“出版”的年、月、日。
老师把这本“书”高高地举起来：“孩子，瞧，这是你写的第一本书。
孩子们，写书并不难。
你们还小，所以只能写这种小书；但是，等你们长大了，就能写大书，就能成为伟大的人物。”
人生第一课结束了，在不知不觉之中，孩子受到了某种“灌输”。
我们的教育者——我们的老师、家长、社会如何看待这种灌输呢？
未城朝雨，江湖行路人，一直在路上。
只有我们付出的，才是我们拥有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
传统炉灶的另一大缺陷是，它们产生的浓烟对健康构成危害。2012年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家庭室内空气污染[1]是印度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因素，也是非洲第二大单一健康风险因素。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每年导致400万人过早死亡。烟雾还会引发白内障，致人失明。研究认为，老式炉灶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
工程师们设计出使用简便、价格低廉的清洁炉灶，表面看起来，似乎解决了问题。清洁炉灶通常是密闭的，像美国的老式柴火炉一样，因此比明火燃烧的效率高得多，还配备了烟囱，可将烟雾排出小屋。全世界的援助组织都在竭力推广清洁炉灶。
在马拉维南部的村子里，农民威廉·马哈巴领我们走进他的棚屋，向我们展示他的双灶炉。炉子是在一个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建造的，用泥巴制成，理论上，烧火产生的浓烟会通过后墙上开的洞排到室外（事实上，屋里的烟太大，我们几乎都无法写笔记，但马哈巴一直坚持说，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相信清洁炉灶，她决定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测量它们的影响。迪弗洛和援助组织“乡村发展”（GramVikas）合作，在印度奥里萨邦测量清洁炉灶对促进农民健康、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该地区的儿童每天吸入的油烟量相当于吸了七支烟。因此，迪弗洛想要测量，使用清洁炉灶后，呼吸道感染会降低多少，能够下地干活的农民数量会增加多少。迪弗洛回忆说：“我们研究了炉灶，完全相信它们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实验室测试了，效果很好。”
然而，研究却发现，至少在这次实验里，清洁炉灶彻底失败了。[2]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热爱清洁炉灶，印度的村民们却不为所动，不常使用。在现实环境下，炉灶会出故障，开裂，或者不好用，村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来越少。烟道会堵塞，清理不干净。有时，妇女们只使用一个灶眼，忘了把另一个灶眼盖住，浓烟就会从旁边的灶眼冒出来。结果是，情况并未改善，家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暴露在烟雾之下。研究也表明，木柴的消耗量没有减少。
最重要的是，迪弗洛和同事们根据肺活量和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量测试发现，“健康测试结果，比如呼吸功能、血压、婴儿死亡率和儿童体重指数，都没有改善。此外，村民的自评健康情况，比如瞌睡和感冒，也没有改变”。
研究一经发布，便如堤坝决口，关于清洁炉灶问题的实地反馈纷至沓来。其他研究者发现，清洁炉灶引入加纳一年后，仍在使用的数量只有一半。另一项研究发现，塞内加尔的太阳能炉灶，看上去对村民毫无影响，木柴采集量仅下降了1%，而技术爱好者们之前一直为太阳能炉灶能减少柴火使用量激动不已。
这段插曲提醒我们：就连最绝妙的灵感，也并不总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谨慎实验，测试把资源投在哪里才能创造更好的世界，十分重要。从历史来看，我们在制订打击贫困的策略时，几乎总是依据直觉和臆想，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在全球历史上，每个援助组织都宣称自己的干预成本效益好，但评估时则往往像祖父母评价孙辈一样仁慈宽厚。
这种状况正开始改变，一定程度上该归功于迪弗洛教授的工作。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推辞并且立即抗议说，她自己只是大团队的一分子，成绩属于其他人。埃斯特41岁，瘦小单薄，声音温柔，金棕色的中长发衬托出严肃的脸庞。她样貌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时你永远也不会记得的人。但是，她研发的用以评测影响力和成本效率的工具，推动了贫困经济学的革命。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开拓了许多实验，以判断在对抗贫穷上各种因素都起了哪些作用。（多米尼克·莱格特摄）
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成为一名助理教授。又过了几年，她发现自己成了几所大学争相抢夺的对象。她巧妙地利用这些砝码，29岁就成了麻省理工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并在一个中东大亨的赞助下，帮助学校建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LatifJameelPovertyActionLab）。实验室联结起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网络，用随机对照实验判断哪些途径打击贫困成本效率最高。这些实验和药品临床实验很像：把受试者随机分入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精确测量两组的变化。实验的目标是将科学、度量指标和精密度引入全球贫困斗争。
这种实验研究法让迪弗洛一跃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她赢得了迈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专为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贫困行动实验室已经参与了350多项随机对照实验，并且在犯罪和国内贫困问题等领域激发了相似的做法。
一项实验发现，为孩子驱虫的好处令人惊喜。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并不认为肠道寄生虫是教育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体内没有这些虫子。然而，寄生虫会导致儿童体弱、贫血——特别是高中女生，因为来月经，她们更易患上贫血。20世纪初，很多美国孩子（尤其是南方的）都有寄生虫，洛克菲勒基金会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驱虫。做过驱虫的小学生，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儿童都有肠道寄生虫。消灭这些虫子，只需要一片或两片阿苯达唑，在国际市场上大批量购买，每片仅需2美分。包括分发药物在内的整个行动，每年只需要为每个孩子花费50美分。非洲学校的缺勤率往往比较高，部分原因在于孩子们常常生病，驱虫将缺勤率降低了四分之一。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MichaelKremer）和同事爱德华·米格尔（EdwardMiguel）2考察了肯尼亚一个地区的情况，测试驱虫的效果。当地的部分学校被随机选中，这些学校内的所有学生都接受了驱虫。克莱默和米格尔发现，通过驱虫使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每多留下一个孩子，仅需要3.5美元（大约每七个接受驱虫的孩子里，出勤人数就增加一个）。[4]另一种便宜的方法是购买校服，这要为每个进入学校系统的孩子花费大约100美元。而建造校舍的人均花费则达到好几百美元。
并不是每项关于驱虫的研究都产生了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肯尼亚后续的一些随机对照实验表明，长期效果同样引人注目[5]。未接受驱虫的孩子成年后依然是文盲的可能性比接受驱虫的孩子高13%。此外，就连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也从驱虫行动中受益了——这可能是因为，降低寄生虫感染率提高了当地的“群体免疫力”。
严格实验的重要性，从迪弗洛与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Banerjee）合作的小额信贷研究中也可见一斑。很多年来，小额信贷几乎被奉为治愈全球贫困恶疾的灵丹妙药。我们时代的英雄之一穆罕默德·尤纳斯（MuhammadYunus），凭借他在孟加拉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机构“成交”网站，因使美国人得以向全世界的创业者提供小额借款而大获成功。然而，迪弗洛仔细测量小额信贷的影响时，却发现它根本不是神奇疗法。她观察了一个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pandana在海得拉巴市的发展。[6]在海得拉巴市的104个街区中随机挑出一半，由Spandana提供借款，另一半街区作为对照组。迪弗洛注意到，在Spandana小额借款的帮助下，7%的人做起了小生意，而对照组开办小生意的人占总数的5%。二者相比，前者不过略高而已。在获得贷款的街区，居民为儿童教育投资的概率并没有上升，妇女似乎也并未得到权利。总的说来，小额贷款创造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取得许多人所期望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对这些结果相当满意，”迪弗洛和班纳吉在《穷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看似实现了。它们不是奇迹，但是也奏效了。”[7]其他人几乎都感到失望至极，而小额信贷机构则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实验在埃塞俄比亚、蒙古、墨西哥、波黑、摩洛哥和菲律宾得出相同的结果时，这样的尝试愈发显得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帮助穷人存钱的小额储蓄项目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积极效果。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在银行开户，只能把钱藏在其他地方，比如没有锁的窝棚里。此外，贫困农民通常只在丰收后才得到收入，每年一次或两次，每次都是大笔数额，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伸手借钱的人。结果，农民们产生了花钱而不是存钱的压力，钞票往往用在了酒精、烟草和妓女身上。再然后，就是高利贷——不光是借钱的，还有存钱的高利贷。在西非，农民们可以把钱存在从事货币交易的苏苏人手里，但每年必须为存款支付40%的手续费！[8]有人担心小偷或借钱的人上门，就把100美元存在苏苏人手里，来年只能取回60美元。
小额储蓄计划帮助人们妥善保管金钱，积累储蓄金，从而解决上述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帕斯卡丽娜·迪帕（PascalineDupas）在2013年做了一项研究，把储蓄账户提供给肯尼亚乡村做小买卖的妇女。[9]这些账户没有利息，取款还要收手续费，但仍有83%的人签约开户。不到六个月，参加项目的妇女每天为生意投入的资金就比对照组高出了50%。
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是小额贷款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它简便易行，自1991年由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在尼日尔创设以来，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模式得到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机遇（Opportunity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天主教救济服务队（CatholicReliefServices）在内的众多组织也采纳了它。通常的做法是，援助组织提供一个配备三把挂锁的简易锁钞箱，三把锁必须全部打开才能取钱。大约每20个农村妇女（偶尔也有男性）组成一组，可能每周碰面一次，每名成员带来5分钱或差不多的少量金钱存入锁款箱，三把挂锁的钥匙分给不同的组员，而箱子由没有钥匙的第四名组员保管。天主教救济服务队的救援人员休·阿普勒向我们展示了尼加拉瓜农村的项目是如何操作的。他指出，因为由村民自己提供资金，这些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办起来。“人们用自己的钱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阿普勒说。通过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每名参加者只需要交25美分就能加入一个小额储蓄组，我们认为，这是帮助人们自助的一种成本效率极高的方法。向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捐款时，捐赠人可以指定把款项专门拨给乡村储蓄和贷款项目。
小额储蓄力量强大，甚至没有外来援助组织的推动也能运行。1999年至2001年间，一项名为WORTH的妇女赋权项目组织了35000名尼泊尔妇女加入储蓄小组。后来，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强迫资助方撤出，终止项目。叛乱平息后，援助人员回到当地，发现储蓄小组一直自己维持着，有些地方的小组甚至还扩大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直到2007年，也就是外部支援被切断六年以后，这些小组中有三分之二还在运转，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己成立了25个全新的储蓄小组。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印度还是美国的贫困问题，严格的评估都是必需的。以预感和直觉为基础来对抗全球贫困问题，未免风险太大。投资领域的评估日趋严格，非营利领域也该如此。如果在开辟全新的业务时，企业需要小心翼翼地论证，那么，援助组织或捐助人为疟疾防治和儿童教育制订计划时，就更要依靠严谨的证据。实验并非总是可行或者有成本效益的，对倡议活动进行测量也并不容易，但是全面提升评估的严谨程度，将帮助慈善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影响力。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多次谈到随机对照实验和其他坚实的证据，从而避免陷入对“什么才是创造机会的最佳方式”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
迪弗洛的学生和同事，以及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Karlan）教授从研究和学术向前迈出一步，创建了名为“证据行动”的组织，向由随机对照实验证明有效的项目投资，而这些实验往往是由贫困行动实验室执行的。如前所述，“证据行动”开展了儿童驱虫项目——现已治疗27个国家的3700万名儿童，以及每家每年只需1.98美元就能喝到安全饮用水的氯化器项目。
在国内领域，纽约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执行了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探索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循证政策联盟（CoalitionforEvidence-BasedPolicy）制作了一个精彩的网站，列出了一系列具备严谨证据支持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经过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证明，涵盖了亲代抚育、精神健康和无家可归现象等多个领域。这些资源意味着，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试图为缓解洛杉矶或南苏丹的贫困贡献一份力量时，不再需要依靠直觉猜测哪些项目可能成功，而是能够经过严格的评估。过去，只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巨型慈善机构才能采用这样的评估。慈善领域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
和CARE一起卖甜甜圈
农民碧蒂·露丝·纳索尼来自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今年39岁。她戴着一顶绒线帽盖住短短的头发，温暖的笑容没有因为后缩的下巴和一口残缺不全、歪歪扭扭的牙齿而黯然失色。但是，以前她很少露出微笑，因为她和丈夫阿尔弗雷德·纳索尼一贫如洗。他们有2.5英亩土地，但通常只耕种一部分，因为没钱买种子。纳索尼夫妇住在离首都利隆圭不远的马萨巴村，这里茅草为顶的泥巴墙棚屋随处可见。碧蒂·露丝从来没上过学，一字不识；阿尔弗雷德五年级就辍学了。因为没有计划生育，他们有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没来得及送医就死了，营养不良可能造成了他们的早夭。
“我没法带他们去医院，因为路很远，我们也没有钱，”碧蒂·露丝回忆道，说起更大的那个孩子，她难过地扶着自己的脖子，“他病得很重，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待了四天，然后他就走了。”
碧蒂·露丝给其他农民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有时，她的酬劳是一盘豆子，她就把绝大部分给孩子糊口。有时她只能得到玉米皮，这通常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的时候，也有人吃。她把玉米皮摊在阳光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实在走投无路，碧蒂·露丝就去捡树叶，煮熟给家人吃。贫穷似乎已传递到下一代：因为拿不出5美元的校服费，夫妇俩让念到四年级的长子退学了，去另一个村子里当放牛娃，因为牲畜的主人同意养活他。
阿尔弗雷德告诉我们，虽然他的孩子快饿死了，他还是平均每周花两美元买当地非法酿造的烈酒，花50美分买香烟。他还说，他也常常一个星期花两美元或两美元多向当地女孩买春——即便那里艾滋病肆虐。这一切令碧蒂·露丝感到愤怒和耻辱，在她眼里，懒惰的阿尔弗雷德一无是处。“我们的婚姻几乎破裂，”她说，同时也承认自己得理不饶人，“家里没有吃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出门和朋友聊天。我们总是吵架，因为我怪他不关心我们……我们成宿成宿地打架。”
就这样挨到2005年，碧蒂·露丝听说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在村里办起了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我是结了婚的女人，必须要征得丈夫的许可。在他的允许下，我参加了。”她回忆道。她和19名妇女组成一组，每逢周二聚会，每人每次带来大约10美分。这些资金通常借给打算开始做买卖或扩大生意的组员。碧蒂·露丝在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指导下借了两美元，开始售卖一种本地化的甜甜圈，每个卖两美分。
马拉维。受惠于CARE的小额储蓄项目，碧蒂·露丝·纳索尼在村子里卖起了甜甜圈。（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摄）
“大家真的很喜欢我做的甜甜圈。”碧蒂·露丝自豪地说，很快她一天就能卖出100个。后来，她把甜甜圈的价格上调到每个4美分，每天能卖出250个。这时，她每天盈利已超过2美元——和只能挣到玉米皮的时候比，可谓天壤之别。碧蒂·露丝给了阿尔弗雷德7美元，让他在村里收购西红柿，然后拿到镇上的集市售卖。第一天，阿尔弗雷德就挣到不止3美元。他开始种植、销售蔬菜，展露出成为一名商人的潜质。
碧蒂·露丝一直在乡村储蓄和贷款协会存钱，如今她取出100美元，准备和阿尔弗雷德做些新的尝试。他们给家里的小片花生地施了肥料，花生产量从往常的一两袋一下增加到七袋。“这是我们第一次大丰收。”碧蒂·露丝说。他们更加勤劳地耕作，两英亩半的地里全部种上了东西，还向村里人租种了两英亩。
“在收获的高峰期，我得雇七到十个人来收割。”碧蒂·露丝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去时，他们刚刚破纪录地收获了64袋花生。
阿尔弗雷德也参加了一个小额储蓄小组，组里共有20个男人。男性小组不如妇女们的小组成功，部分原因是男人们不按时开会，有时借款的人还会卷款消失。不过，这个小组还是给了阿尔弗雷德一个存钱的地方，免得他把辛苦所得的钱浪费在酒精上。看到家里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阿尔弗雷德戒了烟酒，和女朋友们一刀两断。这意味着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了。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希望把最小的孩子送进大学。现在，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了。
“我们现在不吵架了。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把它当成整个家庭的事，”碧蒂·露丝说，“阿尔弗雷德和我很亲密，他做决定前都会和我商量。他看到我帮助家庭创造了收入。他看到，没有我，我们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家的房子在村里数一数二。”
这话不假。阿尔弗雷德和碧蒂·露丝刚刚把茅草屋顶换成了锡皮的，还给房子加装了一扇漂亮的木门。他们盖了一间结实的小仓库，老鼠进不去了，以往每年10月一收割就得卖掉的粮食现在可以储存起来，等到来年2月再卖，价格就能上涨60%。当然，碧蒂·露丝的成功不是典型的。她特别具有创业精神，又极其精明，现在她正筹划投资购买一辆牛车，一方面能运输自家的产品到集市上卖，一方面还能租给村里人。她还想添置一台太阳能电视机，这将是村里第一台电视机。碧蒂·露丝已经想好怎么拿它来赚钱了：“我是个生意人，可不会把东西白白送给别人。如果电视上播足球赛或者别的节目，那来我家看电视的人可要付点观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