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到当代文学，众多描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了一个乡土中国的“穷人区”和庞大的底层“穷人”形象群。文学走向底层民众渐渐成为一股思想变革的潮流。源自晚清、成功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用底层大众的语言来言说底层大众，为现代文学与底层受众群体之间建立了一条能够进行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
但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相比于口头文学中文学形象的丰富多样性，文人文学的职业作家往往出身于较为富裕的上层阶级。由于上层的生活背景和精神资源，限制了他们对底层穷人世界的真正了解。即使作家有意观察、分析或同情、关怀“劳苦世界”的底层穷人，但囿于原有的精神背景与固定的思维方式，也难以创作出具有底层本色意味的文学。因此，文人文学往往更多的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的心灵世界史，而底层穷人的心灵世界史往往被遮蔽。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中，真正走向城市底层，从城市底层穷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撕破城市现代性的华丽外衣，创作出本色的城市底层文学的作家是老舍先生。
在现代文学史的底层叙述中，老舍对底层穷人世界的书写与其他作家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因为他熟悉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投入到这一生存境遇之中，把自己与底层穷人融为一体，不是顾影自怜或者超然世外，也不是为了某种创作目的而去体验和熟悉生活。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涉足了底层民众悲惨生活的题材，如鲁迅的《故乡》、《祝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然而，这些作家对平民世界的描摹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观照，他们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理解没有老舍那么深刻。他们有的只是知识分子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就像鲁迅和闰土一样，有一重“厚障壁”。而老舍对祥子、小福子们却不仅仅是同情，更有着亲如兄弟姊妹般的感情。老舍和赵树理都与底层血脉情感相连，不同的是老舍由于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和英美讲学的海外人文背景而具有了一种审视与反思中国文化的多元视野，即不仅源于底层、反思底层，而且有着批判底层的精神维度。
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是从生活视域出发，以城市底层人的日常生活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即抓住常态化的生活来展现底层人物每天发生的悲喜剧。与左翼文学中的叙述相比，老舍的日常生活视域更能揭示底层人物的悲剧因素，真实感更强，揭示力度也更为深远。樊骏先生在评价老舍的文学作品时，在不经意间准确地揭示出了老舍这一“日常生活”的叙述角度：“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以描写城市贫民著称的作家。”
“日常生活”，对于童年老舍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就是要填饱肚子、要生存的基本性问题。穷人式的日常生活所带有的艰辛、屈辱，已经深入老舍灵魂记忆深处，成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穷人情结”。纵观老舍的文学作品，这种底层生命体验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呈现于他的审美情感世界之中。穷人的生活处境和生命体验，成为老舍进行文学创作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主要的审美感知方式。穷人每日的饥饿生活处境和被欺凌侮辱的命运已经浸泡出了一颗饱尝生活“苦汁子”的心灵。正是从这种深入灵魂记忆深处的穷人“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出发，老舍自然而然地写作自己熟悉的穷人日常生活题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底层叙述。
老舍从自己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以“日常生活”的审美视域来叙述一个个底层人物在城市中的生存故事，有关于人力车夫的、穷艺人的、妓女的、巡警的、手艺人的、小公务员的，等等，从而表现了穷人如何生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老舍在真实、深切的城市底层“日常生活”叙述中，不仅对穷人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和抵抗挣扎进行了全景般的呈现，照亮了以往被遮蔽的、处于黑暗之中的穷人世界，而且发出了“穷人如何获得解放”，即“人应该怎样生存”的追问。
面对宿命般的穷苦命运，以及还要延续在下一代身上的宿命轮回，老舍笔下的穷人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发出了对命运的追问与质疑：“凭什么呢？”“我招惹谁了？！”“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老舍审美想象的独特性与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从当时流行的阶级性概念出发，也没有“充当向苦命人散布盲目隐忍观念的神父、牧师”，而是从一种感同身受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表达出一个真正的穷人“特有的情感波动，展现他们轻易不愿示人的瘢痕纵横的精神创伤”，达到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真实出发的艺术真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舍通过日常生活视域打开了一扇城市底层穷人灵魂世界的审美大门，在关于穷人的日常生活本真性描绘中，创作了饱含丰富人性和深广历史内容的不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