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齐特尔曼博士（Dr.RainerZitelmann），德国世界报高级主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工作。过去14年来，一直是德国领先的地产行业传播顾问公司所有人。他还是一名地产市场成功的投资人，是17本著作的作者或主编，他的《敢于不同：成功人士和你我之分》已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开篇由几个人的故事开始，他们在人生中某个节点因体育明星、流行歌手等职业成功或彩票大奖而发家，但因心理上未能及时适应拥有财富和维系财富的需要而又失去一切。正如俗话说的，傻瓜和他的钱很快就分手了。
第一部分讲的是如何成为有钱人。德国百万富翁在哪儿？他们如何创造财富？赚取一百万和拥有一百万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人通过开创自己的事业致富，但这适合所有人吗？为什么好的销售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百万欧元财富的生活如何才能维系？富人的生活是否好过——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吗？
第二部分讲的是投资战略。这里讨论的话题包括私人部门常犯的错误、形势研判中常见的失误以及在“风险与波动”“多元化”“本土偏好”等方面糟糕的决策。
本书的讲述有着新的坚实的科学证据，语言平实，适合有志于成为“有钱人”的“穷光蛋”和不想沦落为“穷光蛋”的“有钱人”阅读。
亮点
?这是一本由德国地产市场的成功投资人雷纳?齐特尔曼博士基于欧美学者几百项研究成果撰写的、面向普通公众的著作。本书作者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总结介绍了一系列最新的重要研究发现，以回答如何成为有钱人，怎样一直做个有钱人。
?通过对近期研究发现的梳理，齐特尔曼博士提醒投资者，需要避开哪些陷阱、哪些顾问，如何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通过明智的投资增加财富，从而最大程度地享有财务自由。
?作者在书里集中讨论了地产投资和股票投资，认为直接投资在地产市场更有意义，对股票市场投资要审慎决策。
名家点评
事实一再表明，不随波逐流的投资、反对那些被视为普遍适用的真理，才是成功之路——无论在哪个领域。请阅读这本由成功的地产投资人撰写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如何采取上述战略并获得成功。
——吉姆?罗杰斯（JimRogers），传奇的投资人
齐特尔曼的著作也是替“富人”进行的令人信服的辩护，书中多处指出富人为社会带来的好处。齐特尔曼成功地做到了用非常简单和轻松愉快的语言展示学术研究成果。
——特奥?穆勒（TheoMüller），亿万富翁
【正文连载】
金钱不能买到幸福吗？
雷纳?齐特尔曼
金钱导致不幸福？
金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都听过“金钱买不来幸福”、“财富让人堕落”等说法。
诗人、吟唱者和哲学家创造了无数警句来质疑金钱的价值并谴责追逐世俗财富的做法。
中国哲学家老子曾告诫说：“多藏必厚亡。”音乐人鲍勃?迪伦问道：“金钱是什么？一个人如果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并且在起床与睡觉之间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那他就成功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说：“金钱只会唤起自私自利，并且不可抗拒地招致滥用。”
另外，总是有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坦说：“我富有过，也贫穷过。还是富有好。”而喜欢用夸张的言辞来激起愤慨并揭示简单真理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则称：“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今上了年纪，我明白的确如此。”
是什么导致了不幸福——金钱或者倒不如说是缺钱？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离婚案中，金钱都是争议的焦点，而且研究人员发现，金钱也是夫妻在很多时候争吵的核心。
俗话说“宁可没钱健康也不要有钱病怏怏。”不过社会学家施潘纳格尔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与财富存在着关联。德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整个德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她的调查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富人“不仅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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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意识到钱多要比钱少好。他们或许说的是另外一套，为的是装作不在意自己金融资产匮乏的状况。不过，每个月有2000万德国人购买彩票。他们即使知道自己只有1500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大奖，可是依旧一周又一周地祈祷自己好运，同时却对着当地酒吧里的常客大谈“金钱如何不重要”、“金钱如何买不来幸福”等等。
如何确保金钱会让你变得更加幸福？
没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说单靠金钱就能让你幸福。我在序言中谈到了许多事例，一些人买彩票中奖或通过其他手段迅速得到一大笔钱——最终却是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失去了这笔钱。金钱是否让他们变得不幸福？表面看来或许如此，因为如果不获得那笔钱，他们就可以免于承受后来负债的痛苦，而这种负债局面往往导致个人破产。
正因为如此，那些以为无论通过继承、结婚还是彩票中奖的方式，如果能够突然获得一大笔钱，那么自己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财务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人受到了严重误导。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突然发一笔横财对他们来说只是麻烦的开始。当然，不能将责任归咎于金钱。相反，应该责怪的是没有学会如何明智地使用金钱从而保住并增加自身财富的人。
不假思索地否定金钱重要性的人通常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才会说“金钱不重要”甚至“金钱导致不幸福”。他们假装不在乎金钱，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当然，大多数人会赞同自由能带来幸福这一点。虽然许多人也许会反对金钱等同于幸福的看法，不过对于自由是绝对正面的、值得去争取的这一观点，存在反对意见的人要少得多。
知道如何理财从而保住并增加你的财富意味着你比努力维持生计的人所能享有的自由度更大：在摆脱了对工作的担忧后，你和财务上依赖他人的人相比，能够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去想去的地方旅行，还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国研究人员托马斯?J.斯坦利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调查了数百名美国富人，这些人都是在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而且都是以基本相同的入门级薪资水平开始职业生涯。他问到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以1到5的分值来衡量他们对整体生活状态的满意度。
说不满意的受访者的年收入中位数为20.3万美元，而说满意的受访者的平均年薪为30.7万美元。不过，这两个人群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过去30年里所积累的财富的规模。满意程度最高的受访者平均积累的财富价值为138万美元，而满意度最低的受访者平均只攒下了30.4万美元。满意度最低的受访者拥有的财富是他们年收入的1.5倍，而满意度最高的受访者拥有的财富是其年收入的4.5倍。这一调查表明，两组人所拥有的住房的价格没有多大区别（分别是79.8万美元和78.5万美元）。主要的区别在于第一组的人远比第二组更有可能为负担非常高的生活水准而花钱。第二组的人往往生活得更为节俭——他们因财富给自己带来了财务独立而珍视它，而不是把财富作为购买昂贵商品的手段。
第四章选举挑总统，危机验总统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小布什面对了两场危机。两场危机都发生在曼哈顿下城的核心金融区，每一场危机都撼动了美国对自己的信心，脆弱感从主干道向千家万户弥漫，塑造了“恐惧时代”的大背景。
不幸的是，只有其中一场危机塑造了小布什的整个总统任期。或许因为这场危机率先来临，发生在他总统任期第一年的9月。也或许由于第二场危机到来时，他的执政时日已经所剩无几。无论如何，小布什遭遇的第二场危机以不同于第一场危机的方式显露了他的个性，这恰恰是因为小布什内在的一些特点促使他身为总统不断改变和演进。小布什刚刚就职总统时还是个初学者，带领惊慌失措的国家做出错误的反应，但经历过第一任期后，他已经成长了。
小布什总统留下的复杂遗产影响了他的继任者。奥巴马一开始表现得想与小布什划清界限，他竞选时的承诺都是扭转小布什的政治、经济、国内和国际政策。但是小布什的很多政策和方法都被奥巴马继承。小布什就像一个游荡在奥巴马白宫中的幽灵，对其政策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奥巴马的小圈子甚至其本人。
弱点累积：经典的范式
第一次见蒂姆?盖特纳时，他还是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身边的一位年轻助手。我们当时都在一个访问中国和日本的代表团里，盖特纳是职位相对较低的官员。我对他的两个印象是，非常聪明、非常年轻，看上去仿佛刚走出高中教室就登上这架横跨太平洋的波音707飞机。他很有礼貌也很有职业风范，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他面相年轻，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克林顿执政的几年中，我目睹了他在后来两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手下平步青云。两人都算得上是他的导师，因为看到盖特纳分析问题精准、职业操守崇高，在华盛顿风波不断的氛围中也能处变不惊，而对他赞赏有加。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三年里，盖特纳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他曾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亚洲研究学位，也在中国学习过。很明显，他即将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决策圈的一员。2003年，他42岁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他卸任奥巴马财政部部长后，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纽约总部的大办公室里，我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盖特纳告诉我，他一接手纽约联储银行的工作，就很快确立了优先事项。他很快就有了一种危机即将降临的感觉，金融体系已经发出动荡前的信号。盖特纳开始评估风险，他让自己纽约联储的前任杰拉德?科里根广泛召集了一组风险管理师，让他们检查主要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情况。他们的任务是找出哪里的举措过时、哪里有了进展、新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再提出政策建议。
盖特纳说，他努力更新认为过时且漏洞百出的金融衍生品体系，为更有韧性的体系打下基础。为此，他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其他全球企业的监督机构以及美联储密切合作。盖特纳说，他已经注意到信贷控制出现了普遍腐蚀、充满风险的高杠杆，他开始预估形势走向。盖特纳基本的观点是“我们的体系已挣脱了所有体系需要的制衡、挣脱了大萧条之后设置的基本保护，我们在各种风险累积的风暴面前岌岌可危，这些风险最终都将一一成为现实：可疑借贷、风险管理宽松、重要领域缺乏透明、一些增长正在酝酿泡沫，等等”。
预测灾难是一回事，阻挡灾难是另一回事。当盖特纳还在纽约联储银行时，那次载入史册的危机就已降临。当灾难越靠近，他就越能感觉自己和其他监管同仁的能力受到约束，他们已无法阻挡或管控这场危机。
作为美国一位联储银行行长，一个在纽约有极高影响力、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人，盖特纳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却很有限。他进退两难：“联邦储备局所能控制的风险仅限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你看一看政府资助企业、投资银行、通用电气金融业务和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非银行机构、货币市场基金、不受监管的互助储蓄银行，你就会知道这一体系的大部分风险都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其杠杆不受任何实质约束。我为此深感不安。”
他与我谈话时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是克林顿执政期间，由于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有关隔离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键条款，联邦政府失去了一些影响力和控制力。克林顿的财政团队稳步采取了依靠崛起金融市场自我管理的方式，助长了暗藏危机的衍生品市场爆炸的可能性，而这后来在盖特纳预测的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盖特纳的问题或者整个美联储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我们是负责任的、有担当的，认为我们有责任避免危机，能够在大火蔓延前将火扑灭”。即使盖特纳并不清楚危机将以何种方式到来，他也觉得我们十分脆弱。盖特纳认为这个体系有很多工具已经演化为“可以分摊或规避风险”，这些工具很好也很强大。“但是它们会产生矛盾的效果：普通危机变得更易于解决，造成的损害会变少，因为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分摊危机，大家可以更好地回避风险。但是到最后，这些工具却可以让威力更大的冲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而且更难以控制。”
金融行业的自我建设让其能够解决在路上的磕磕碰碰，却更容易让车坠落悬崖。盖特纳担任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时意识到这一正式机制的有限性，盖特纳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保尔森，并与其他十多个最大的金融机构最高执行官设立了一系列常规但非正式的联系机制，让他们可以与自己进行有创造性和成系统的对话。通过这些方式，盖特纳与这些人讨论了危机、最佳行动方式以及如何未雨绸缪，取得了其他方式所无法实现的进展。这种方式成为盖特纳和保尔森迎战金融风暴的关键一步。
这场危机揭示了众多问题，其中之一是顶层国家安全政策谋划者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有限，日渐复杂的市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实。即使有官员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均担任职务，美国政府中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制定者间的联系依然不活跃。偏见、习惯和决策过程的结构让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国务院前资深经济官员鲍勃?霍尔迈茨表示，资深经济官员常常会参加外交政策会议，但是即使一些国内政策会议对国际政策有重要影响，外交官员也从来不参加。霍尔迈茨还说，即使是那些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安全问题，其中的经济部分有时依然会被错误地边缘化，对市场如何运作有着深入洞见的高官往往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未来若干年最严峻的国家安全隐患都能找到经济根源。飙升的食品价格催生了“阿拉伯之春”，严重的不平等和年轻人失业问题为其火上浇油。中国崛起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出现是经济现象，但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和安全后果。资源冲突、气候变化、天然气交易等方面给俄罗斯或者美国带来经济隐患，这些也不可避免地与两国的政治和安全纠缠在一起。
经济危机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塑造了2008年大选的结果。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集团破产掀起了金融危机的高潮，在此之前，麦凯恩参议员似乎领先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然而在几天之内，由于麦凯恩出现失误，而奥巴马对危机采取灵活、不偏不倚的处理方式，使天平向他倾斜。
“去布什化”
贝拉克?奥巴马在里根时期迈入大学校门，在老布什执政时期攻读法学硕士。他是第一位职业生涯始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不求上进”的决心并未坚持太久。2005年去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这次出行对之后的总统执政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巴马猛烈抨击小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处置不当，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形象。2006年初，电视台采访奥巴马时问他是否会参加总统竞选，奥巴马仍然坚称自己不会参选，但其实已经在幕后与经验丰富的竞选专家安妮塔?邓恩合作。邓恩是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手下表现卓越的顾问和前幕僚，而达施勒曾经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建议和幕僚对奥巴马参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达施勒后来成为奥巴马竞选团队负责人之一，劳斯之前也是达施勒的幕僚。
约翰?海尔曼和马克?哈珀林撰写了一本关于竞选的生动又深刻的书，名叫《权力的游戏》，书中描述道，奥巴马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等人哄骗上竞选之路，如里德告诉奥巴马：“你在这里不会走太远（这里指的是参议院）”，还有“我知道你不喜欢现在做的事情（意思是要志存高远）”。里德在自己的回忆录《好的战斗》中写道，他对奥巴马表示，2008年或许是属于他的一年。“如果你想成为总统，”里德说道，“现在是时候了。”
小布什出身“贵族”，奥巴马家族则拥有非洲血统，出身更为平凡。小布什即便在其最亲密的支持者看来也属于反精英人士，奥巴马则更富学者气息。小布什是没有架子、友好随意的人，奥巴马则更为冷酷高傲。小布什通常不善言辞，奥巴马则擅长即兴演讲。两个人上演的是情感与理智的对决，白与黑的对决，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对决，老一代世界观和新一代截然不同世界观的对决，当权派与局外人的对决。
此外，由于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总统在外交方面拥有更大自由。在国际舞台上总统受到国会限制最少，因而也最能展现自我。同时，国际行动也会塑造对美国自身的认知，造就国民的骄傲或遗憾。结果是，尽管美国选民不一定熟知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对总统执政的总体印象会影响对总统和国家的认知。这是一种内在的影响。
2006年，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胜利后，真切感受到了共和党面临下一届总统选举时的虚弱。尽管2006年几乎一整年奥巴马都忙着否认竞选传闻，却在背后为自己的选举排兵布阵。他与最亲近的幕僚商议后得出结论：属于他的时刻来临了。当奥巴马在纽约与大金主会面时，他得到了很多支持。在华盛顿与汤姆?达施勒、科林?鲍威尔这样的资深政客交流时，他听到了鼓励。鲍威尔作为小布什总统的前国务卿，早已与他曾服务过的政府形同陌路。奥巴马的顾问认为，在竞选过程中，鲍威尔可以在种族问题、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给奥巴马很多建议。尽管鲍威尔早已没有竞选总统的抱负，但他在与奥巴马的会面之后却笃定这位年轻的参议员有凌云志向，且应当马上行动，而不是等到2012年或2016年。后来，鲍威尔给了奥巴马极大的帮助。他在2008年和2012年两度发声支持奥巴马，增强了奥巴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可信度。
然而也有迹象显示，出于律师的直觉，奥巴马习惯权衡利弊，因而容易模棱两可。在2006年末，他告诉亲密助手瓦莱丽?贾勒特自己已有意竞选，然而几天后他又对阿克塞尔罗德说，自己又有了新的顾虑。
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2007年1月中旬访问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正式打响竞选之前就发出信号，将积极讨论这类议题。紧接着，奥巴马也发起了总统竞选“探索性”委员会。克林顿在1月20日致支持者的邮件中正式宣布竞选。2007年2月10日，贝拉克?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正式宣布参选。他选择这个地点大有讲究，伊利诺伊州春田市是林肯的故乡。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代人，永远牢记在那个9月11日所发生的一切，以我们所有的力量都用来对抗恐怖分子。政治已经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将我们分化——我们可以共同行动来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与共和党参议员迪克?卢格合作通过了一项法案，确保销毁世界上某些最致命的、无人防护的武器。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依靠一支更强大的军队来追踪恐怖分子，紧缩他们的金融网，我们还可以提高我们情报机关的效率。但我们还需要明白，最终的胜利在于重建我们的联盟，将那些信念和价值输出到国外，为世界数百万人带去希望和机遇。
但如果我们不结束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许多人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今天我们为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庭、无数心碎的人们和那些消逝的年轻生命而感到悲伤。美国，是时候把我们的军队撤回来了。是时候承认牺牲美国人的生命永远无法解决其他国家国内战争中的政治分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计划将我们的军队在2008年3月以前撤回来。让伊拉克人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这是我们最后的也是最美好的希望，给逊尼派和什叶派施加压力，让他们坐到谈判桌前磋商寻求和平解决途径。
这就是奥巴马必须实现的关键平衡。美国仍然没有从“9?11”事件的伤痛中恢复。美国仍然惧怕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向恐怖主义示弱的竞选人都无法获胜。基于同样的原因，奥巴马想把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切割开。小布什总统的反对者一直认为，伊战和反恐战争即便有联系也只是无关紧要的联系，伊战更像是鹰派编造的谎言，只为了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未尽事宜。即使在小布什政府内，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主任理查德?哈斯也曾对外声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选择性战争”。54奥巴马想设计出不会出现类似战争但又能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后来，这种方式包括了重点支持在阿富汗的战斗（所谓打击基地组织残余力量及其盟友的必要之战）。奥巴马任内，作战手段进一步扩展，包括使用无人机、网络攻击、特别行动以及其他不用大量部署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方式。奥巴马正确地捕捉到民众渴望结束伊拉克乱局的心情，却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将国家安全定义为打击恐怖主义。这是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政治目标仍然是解决让国家最不安全的因素。
新的内部小圈子
奥巴马参选初期，若干这样的人在新竞选人身边组成了核心外交团队。位居中央的是那些奥巴马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时就熟识的人，比如他在参议院的幕僚及担任国会议员时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马克?利珀特，或者认识奥巴马的参议员幕僚，比如达施勒的前幕僚丹尼斯?麦克多诺。利珀特服现役后（美国海军预备部队军官），麦克多诺在2007年接替了他的位置，从此之后担任核心职务。竞选团队的其他早期成员来自智库和支持奥巴马的传统机构（麦克多诺也在一家名为美国进步中心的进步主义智库工作过）。其中，对奥巴马最重要的小圈子成员是苏珊?赖斯。赖斯在克林顿政府内担任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官员，而且她和其他几位关键团员一样都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过研究。赖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随后获得罗兹奖学金，其父亲曾是联邦储备银行董事，母亲是教育学专家。赖斯还担任过杜卡基斯和克里的竞选政策顾问，并且在民主党决策圈顶层有深厚的人脉。
赖斯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后加入了奥巴马团队，远离了克林顿阵营中的许多核心幕僚。不过，其中一位幕僚告诉我说：“我觉得苏珊无法融入我们。有些与参议员克林顿走得很近且注定要成为重要外交政策顾问的人与赖斯处不来，比如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她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很高。”
奥巴马知道赖斯做事果断而周全，因此把组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的重任交给了她。与其他参与竞选的幕僚一样，赖斯在头两年拿不到任何薪水。在伊拉克问题上，她和总统保持一致。奥巴马之后向《纽约时报》表示：“我有苏珊?赖斯，她会发动人脉关系，确保我拥有顶尖的外交政策人员。”奥巴马开始依靠赖斯，赖斯迅速占据核心地位。
许多曾经与赖斯关系紧密的人被纳入团队，比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赖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国安会专家伊沃?达尔德，前国家安全政策幕僚盖勒?史密斯，前国安会发言人塔拉?索南夏恩等。很快又有数十人加入团队，这些人按照传统的竞选团队职能划分，分别从事地区性和功能性议题的工作。
索南夏恩后来成为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她描述了被招入竞选团队的过程。首先是安东尼?莱克联系了她。莱克极为看好奥巴马，积极邀请索南夏恩加入赖斯领导的小团队。团队成员包括托尼（莱克）、盖勒?史密斯、布鲁克?安德森、格雷格?克雷格（后来成为奥巴马的白宫顾问）、马克?利珀特和丹尼斯?麦克多诺。“我们定期碰头讨论有关选举的各方面问题，”索南夏恩说道，“后来我负责女性、犹太人和老兵问题。我们有一个由迈克?麦克福尔领衔的俄罗斯小组（麦克福尔后来担任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讨论时我们打破陈规，没有主题、职能、地区、议题、官方报告、通信、战略思考之分。”
其他高层民主党人也被吸纳进竞选活动，担任有影响力的重要角色，尽管他们并不是核心圈子的成员。其中一位是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2007年的初夏，他开始准备演讲，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是关于伊拉克的。他联系了我。我一直批评伊拉克战争，这点大家都知道。丹尼斯?麦克多诺向我建议，在奥巴马发表这篇关于伊拉克的重要演讲时，由我当介绍嘉宾把他请出来。”
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奥巴马约我吃午饭，我们聊了聊。他非常喜欢我的书《第二次选择》，这本书批评了小布什政府。所以，当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在爱荷华州演讲前的介绍嘉宾时，我同意了，这样就参与了他的竞选活动。”布热津斯基的参与是非官方的。“我告诉他，美国右翼的犹太媒体和领导人将对我发起攻击，因为我坚持认为巴以和平方案符合美国利益。我其实认为，这对以色列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但我要因此承受骂名，所以不想正式成为你团队的一员。”尽管不是正式联系，奥巴马和布热津斯基在竞选期间甚至竞选结束后都保持着邮件往来。布热津斯基对候选人奥巴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理解世界发生的变化，美国该怎样换个玩法玩游戏。之后，我也有了一些顾虑，比如说，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是，以为对事情表态、定义就是行动。而我却认为这只是行动的开始，战略和执行要跟上，否则这些不会自我实现。但是，从一开始在很多方面我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其他高级顾问发挥了非正式的角色。米歇尔?弗卢努瓦后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她说：“我并不参与特定一人的竞选活动而针对其他人。因为我当时（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担任领导工作，我表示将帮助每个有求于我的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都找了我。所以我和他们两位都见了面。”约翰?布伦南也以类似的方式，间歇性地参与了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他后来也和弗卢努瓦一样参与了新政府的过渡过程。布伦南随后成为白宫反恐事务顾问，最后升任中情局局长。
熊市
2007年夏季，当候选人正忙着筹集资金、建立网络和团队时，美国感受到了大动荡来临前的第一次战栗。房价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攀升后开始大幅度下滑，房市存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开始增多。2007年6月，两家贝尔斯登对冲基金被迫破产，因为它们投资的3A级抵押担保证券被披露根本不是3A级，价值一落千丈。到了八月，盖特纳得知抵押贷款公司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已无法负担自己的回购书。2008年1月，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信贷危机将打击世界实体经济、减慢世界经济增长。小布什总统和保尔森的回应措施是，2月13日签署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3月中旬，金融危机的第一波浪潮还是意想不到地袭来。贝尔斯登这一华尔街最显赫、最可靠的投资银行深陷危机之中。
唯一能够拯救贝尔斯登的是被收购，但是摩根大通开出的每股2美元的建议价格，只相当于贝尔斯登几天前股价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贝尔斯登管理层别无选择。周日下午，即3月16日，双方敲定协议。晚上，美联储宣布允许投资银行直接向政府贷款，这种情况前所未有。美国一直将投资银行与管理更为严格、更有保障的商业银行区别对待。投资银行拥有更多自由。2008年前，政府没有理由帮助投行脱困。但是投行发展得太大，对金融系统太重要，政府别无他法。不帮助投行会引发更多问题。可事实证明，出手相助只会让这些银行日后向政府要得更多。但是，大家都担心贝尔斯登倒下后会导致一系列机构崩塌，造成“多米诺”效应，最终引发经济萧条。“我们觉得”，盖特纳表示，“我们已经遏制了危机。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做的是为几个月后的政策考虑和干预行动做了准备。”
这场危机之后，保尔森会说针对贝尔斯登的“方案”只是个例外，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式应当发挥主要作用。这种说法在9月中旬很快将受到挑战。
在金融市场震动的背景下，面对似乎战无不胜的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进展顺利。他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轻易击败了希拉里，尽管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卷土重来，但是到了三月中旬，希拉里的团队开始很严肃地考虑她可能会失败，而新贵奥巴马可能会赢。美国面临内忧外患，民众似乎在呼唤“新面孔新气象”。
就在这一时刻，奥巴马迎来了最美妙的时刻，发表了有关美国种族关系的决定性演讲，在这一问题上正面发声，让他的竞选与之前任何人的都与众不同。这场演讲改变了美国在不安全或恐惧时代下的政治辩论主题，聚焦在一些能够引起深度共鸣、激发希望的主题之上。奥巴马通过演讲传递出一条信息，自己一旦当选，会成为美国历史性的分水岭，因为这将为这个充满疑虑的时代注入希望。他言辞有力，同时表示，政治似乎能够超越华盛顿的积怨，造成深远影响。
市场危机即将成为美国最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奥巴马有关种族政治的关键演讲决定了他之后的执政道路将与上任伊始截然不同，在2008年3月中旬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这两件事成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
一届重新定义的总统任期，一届明确定义的总统任期
2008年，初选已经结束，党大会也已经开完，贝拉克?奥巴马和麦凯恩分别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此时，奥巴马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的规模已经和公司没有两样，总人数有300多人，比小布什的团队多50%（这也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大小是麦凯恩—佩林竞选团队的4倍。
《纽约时报》引用丹尼斯?麦克多诺的话说：“这无疑是个庞大的团队，但政府也很庞大。如果不能得到应该知道的信息，情况会更混乱。”苏珊?赖斯将这一团队“根据地区和议题分为20个小组”。希拉里退出后，她团队的人又加入了进来。麦克多诺和利珀特负责员工事务，他们都在奥巴马芝加哥竞选总部工作，工资也由竞选团队支付。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个“高级国家安全工作组”，在这一庞大的机构之上指定了13位要员，其中包括：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克林顿时期的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以及苏珊?赖斯。13人中有9人是克林顿政府的前高官。除了奥尔布赖特之前是希拉里的顾问之外，其余的人很早就开始拥护奥巴马。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奥巴马添上了他外交团队的关键一环。他任命特拉华州六任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拜登为副总统。
在初选期间，拜登曾严厉指责过奥巴马，有一次他甚至说，这位年轻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没有做好当总统的准备。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我认为他有一天可以准备好，但现在，我认为他没有。总统不是那种可以上岗再培训的工作。”奥巴马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那时，委员会中还有奥巴马未来的国务卿克里、未来的国防部部长哈格尔）结识拜登的。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同时，正如他乐意指出的那样，他在华盛顿有丰富经验，服务过七任总统。他很好地平衡了奥巴马的年轻，也能够消除对这一团队“没有经验”的指责。他名气很大，一位奥巴马的工作人员说，拜登的名字“就是品牌”。这位工作人员同时指出，他们认为奥巴马十分在意人们觉得他“太嫩”。
正如所有的任命一样，当时的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巴马选拔人手的最后阶段，头条新闻经常是国际重大事件。伊拉克议会没有通过一项重大的选举法；第一项关于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判决下达；巴基斯坦的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塔利班在阿富汗有所行动——武装分子策划的十几次自杀式爆炸袭击了美国位于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塔利班也在一家兵工厂策划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60多人死亡。那个月的头条事件中，最复杂的莫过于高加索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大胆的决策，派兵进入格鲁吉亚共和国“意图分裂”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尽管美国和北约要求俄罗斯撤军，俄罗斯还是坐实了战果，紧张局势升温。就在拜登得到副总统任命的三天前，康多莉扎?赖斯在华沙宣布，美国将提供给波兰“不针对任何人”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向俄罗斯人发出清晰、有力的信号，不要让危机升级。局势很快稳定了下来，不过俄罗斯及其支持者继续控制了这两个“独立地区”。
竞选后期，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就声称，奥巴马作为总统很快会经受外国领导人的考验。“记住我现在站在这里说的话，”拜登在10月份西雅图的一场民主党筹款会议上表示，“看着吧，我们会迎来一场国际危机，这场危机会考验这个家伙的勇气。”拜登的话最终被证明是对的，只不过奥巴马面对的考验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一些人想要试探新任美国总统的能耐，其中之一就是普京，他在2014年重新上演在格鲁吉亚的赌博行为，这一次地点变成了乌克兰。不难发现，奥巴马和拜登组合的反应与小布什和赖斯组合的反应迥然相异，可以说没有那么迅速有力。
即便是一个集规模、质量、技巧于一身的组织也不能确保领导在应对大多数挑战时能胸有成竹。很多人都讨论过“黑天鹅事件”（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事件），大家通常认为，正由于是黑天鹅，所以从定义上看这类事件无法预测。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所有著名的国际“黑天鹅事件”都被预测到了，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股市泡沫的破裂等。真正无法预料的是这些事情在何时发生、如何发展、如何应对、事件发生时对领导人的束缚、谁来处理等。也就是说，事件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展演进难以预料。真正考验人的是如何处理事件发生时的背景情况，即使对那些早有准备的人来说亦是如此。
如同所有竞选人一样，奥巴马也想做到胸有成竹。然而，最后却是华尔街而不是国际事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华尔街促使奥巴马能够领先于经验丰富、颇受媒体欢迎的共和党对手，让多数美国民众相信奥巴马更适合当总统，相信奥巴马能够领导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
突如其来的事件在数日内终结了贝尔斯登悠久而光辉的历史，金融危机却并未停下脚步，继续发酵。美国经济下滑重创就业形势，从贝尔斯登危机一直到当年夏末，超过100万人失业。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继续下滑，将政府赞助的抵押贷款巨擘房利美和房地美逼入窘境，9月初时它们被政府接管。华尔街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向抵押贷款证券投入巨资，几乎毫无防备地遭受了流动性危机的打击。这一场系统性危机不仅笼罩了美国，还影响了全球。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和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然而，这场危机真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主要来自亚洲的大量现金流入，这些资金促使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膨胀。泡沫破裂时，那些投资者同样遭受打击。因此，危机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后果影响了方方面面。
白宫和财政部人员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中。国家经济委员会照例召开会议，该委员会的作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从第一任领导罗伯特?鲁宾开始就努力维持其重要性。鲁宾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离开委员会，担任财政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因为他的离去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在小布什任内，由于汉克?保尔森个性杰出，而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影响巨大的投资企业坐过头把交椅，他自然成为众人的焦点。据一位资深白宫幕僚透露，小布什总统认为保尔森应发挥指挥作用，把他视为战场司令官，想要向他提供帮助。小布什从头至尾都表现得像是保尔森的资深幕僚，而保尔森更像是橄榄球比赛中指挥进攻的四分卫。
博尔滕如此描述危机：“我们可以说前后都被危机缠身，被紧紧地缠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刚上任八个月，‘9?11’发生了，而金融危机则一直伴随我们离开白宫。从我这个职位看，金融危机虽然不如‘9?11’更让人震惊，但实际上更可怕。”博尔滕承认，小布什团队当时正瞪着未知的深渊：“面对‘9?11’，我们大概知道要应对些什么、应该怎么做，知道敌人是谁、该做出何种反应。摧毁敌人。保卫国家。”但是金融危机与此不同。“一周一周过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没有剧本。而且或许我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不过，危机还是被很好地处理了。保尔森、伯南克和盖特纳有很大的功劳，我感觉，他们的细致工作与草率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的国安会工作不一样。”
在公众眼中，甚至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雷曼兄弟公司无力履行义务、继而陷入绝境，才真正将危机的深度和复杂性引入更高阶段。雷曼兄弟公司曾是世界上最有声誉的金融机构。当美林证券面对相似的流动性危机后，它找到了接盘手美国银行。而雷曼兄弟的白衣爵士却没有出现。它向美国政府请求救助，但保尔森在与盖特纳、伯南克以及小布什、博尔滕以及白宫团队商量后，告诉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应听从市场力量，政府不会救助，雷曼兄弟不得不破产。几天之内，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也陷入困境。货币市场基金资金纷纷撤离，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一周内，1400亿美元资金被取出——是前一周取出数额的20倍。
市场已呈自由落体状，全球衰退的前景凸显。每一天形势都在变化，都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9月15日，雷曼兄弟被准许破产。两天之后，美联储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借贷，据称，目的是防止该公司的失败蔓延至整个系统。有些人确信，纯政策分析不能支持这些决定。美国国际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曾着重向我指出，雷曼兄弟一直是高盛最大的对手，过去的仇怨让保尔森做出任由雷曼破产的决定。而美国国际集团最大的债权人是高盛，美联储对它救助，就等于救了保尔森的老东家。
上述一切发生的同时，总统竞选活动还在进行中。在回应危机出现失误后，麦凯恩在民调中的微弱优势消失了。最初他的反应云淡风轻，用略淡疲惫、反应式的口气说，美国经济基本面很强。之后，又反应过度，提出要终止竞选，以专心投入华盛顿的决策。他的这一举动有利用危机捞取政治资本之嫌。而奥巴马冷静、去政治化的回应方式为他加分不少。辅佐他的团队是极有能力、广受尊敬的专业人士，包括劳伦斯?萨默斯和罗伯特?鲁宾。2008年9月25日，小布什总统召开了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会议，表明三人在危机中有效协调，也试图将危机管理提到日常政治之上。小布什团队的这一举动应当受到赞赏。由于奥巴马团队为其做了充分准备，奥巴马在对话中保持着和解和安抚的态度，而麦凯恩却启动了参议员模式，背诵着共和党候选人的演讲要点，并承认他并没有看过保尔森提出的那份计划。
根据乔纳森?奥尔特的描述，奥巴马情不自禁地以竞选的角度看待这场会议。他离开会场后说道：“太不现实了。朋友们，刚才在那里看到的让我突然明白，我们必须得赢。我们不能输掉这场选举，因为这些人无法掌管国家。哈里?里德后来写道：“我认为，正是这两个人在这场关键考验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决定了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
即使是奥巴马的竞选顶级幕僚、后来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职务的劳伦斯?萨默斯也同意这种看法，即小布什及其团队处理金融危机的很多方式富有建设性，与应对“9?11”事件的手法迥然不同：“我认为小布什政府做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判断……第一个是他们决定不救雷曼。你知道的，他们认为那样做是绝对不合法的，而且也没有合法的办法……第二个判断从某些方面看更具影响力，他们打算……采取注入资金的计划，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能获得资金，避免某些得到资金的机构受人诟病。一旦决定实施如此大范围的计划，提供资金所依据的条件就得让不需要资金的机构也能获得资金，也就是说，这些条件一点也不苛刻，大大提升了行动效率。”
盖特纳从历史视角分析了金融危机后指出，伯南克和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都说过，引发2008年危机的金融震荡比引发大萧条的更为剧烈：“我给你两条理由证明这一点。如果对比大萧条初期和2008年秋季的财产损失……后者是前者的5倍。另一个衡量金融崩溃风险的标准是拆出资金的风险，而2008年是大萧条时期的2倍。”
“如果你处在面临那种风险的形势下，”盖特纳继续说道，“而且还面对一大堆干燥的易燃物和全面崩溃的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大量金融刺激抵消萎缩的私人需求。你还得保持非常非常低的利率，让利率长期保持低位，才能帮助你抵消和缓冲危机。但是，如果金融体系垮掉的话，光是这两个方法也难以奏效。”
盖特纳详细解释了他们如何确定金融系统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由于保尔森在政府资助企业中颇有权威以及“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出台，他们“得以将大量额外的金融力量注入系统，对金融系统做出有力的资产重组。三件事的组合最终使增长回归：六个月后出现了正增长。之前还在加速萎缩，六个月后就能以3%的速度增长，无论按什么标准，这都是相当惊人的。”盖特纳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些初期的决策，特别是在2008年夏天阻挡了恐慌的蔓延，奥巴马执政后应对衰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实施。奥巴马执政初期那几年的措施也很重要——可以说很关键，但如果2008年秋天我们动作没那么快，结果会糟糕得多。”
博尔滕指出，总统知道他做的这一切不会带来政治收益。“总统知道自己的支持率不高，知道接下来的行动会让自己更不受欢迎，但他不在乎。找不到很多人对这些行动表示支持。民主党人反对，因为这是紧急援助银行。共和党人反对，因为这是紧急援助。我听保尔森讲过一个段子，他说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忍受折磨的支持率高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小布什知道这一切，他说，管他呢，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就做。”不采取这些大胆行动会招致更严重的金融风暴。尽管小布什的决策不受欢迎，但确实比其他的做法更好。
史蒂夫?哈德利试图安慰总统，任期的最后三个月竟然遇到这种灾难。总统的回复展露了他的性格，用哈德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男人，也很真实”。小布什的回答是：“我很高兴在我的任期内发生了这种事。我们已经干了七年半了，有自己的团队，也度过了不少危机。我们的准备和历练比新总统，无论是谁，都要充分得多。”哈德利认为：“尽管这将成为‘小布什的经济衰退’例证，因为他的任期内爆发了危机。但他很高兴，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因为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团队。我们成熟了，我们有经验，历史会证明这是对的。”
遗失在换届中
2008年11月4日，不到2/3的美国选民投下了选票。但这1.3亿人却创造了历史，其中52.9%的人将选票投给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次大选显示出美国在地理上的分野。东北部、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西海岸支持奥巴马，而南部、平原地带仍坚定地支持共和党，将票投给了麦凯恩。
奥巴马胜出的分水岭意义不仅仅是这一重。几年之后，黑人总统出现在椭圆办公室已被人欣然接受。但2008年他的胜出代表了美国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奥巴马有穆斯林名字，他的父亲在穆斯林家庭长大。美国选民在“9?11”事件七年之后就选择了这样一位总统，体现了美国的包容和开放，这一点经常被人忽视。奥巴马的胜选同样代表传统政治的分水岭。小布什得以当选，因为他承诺要重塑传统美国价值。奥巴马当选是因为他承诺变革。经历了小布什执政的八年，美国的民主似乎变得笨重复杂，甚至被腐败沾染。对恐怖袭击及其余波心有余悸的美国人希望领导层也出现变革。
在当选之前，奥巴马就下定决心，一旦赢得选举就要实现平稳过渡。他更想学习共和党的那种过渡模式，运作有序、角色明晰，并且干净利落地任命各个重要岗位官员。为了处理好这一过程，奥巴马精心挑选了一支团队，包括他芝加哥的心腹密友彼得?劳斯、瓦莱丽?贾勒特和前克林顿政府任内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后来波德斯塔担任了美国进步中心首任总裁。波德斯塔深知白宫应该怎样运作，是奥巴马值得信赖的人选，他明白如何以冷静、成熟、“不折腾”的方式处理事务，而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间就已经给自己的处事风格打上了这样的标记。
奥巴马的过渡计划被称为“奥巴马—拜登过渡项目”，项目最终招揽了超过400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和芝加哥的联邦大楼里工作。小布什承诺要和这个团队倾力合作，博尔滕与哈德利都立即投入相应工作，确保衔接工作比小布什接任克林顿时更加顺畅。当时，小布什团队进入白宫后，发现克林顿的幕僚们淘气地把键盘上的“W”键给抠掉了，而“W”是小布什中间名字的首字母。
有人建议奥巴马考虑过渡时期政策时把“朋友留在家里”。这是因为克林顿堪萨斯州的朋友们在他执政初期并非什么有益资产，而吉米?卡特佐治亚州的伙伴们担任政府要职后同样被视为卡特执政的障碍。奥巴马曾经承诺，要让说客远离自己的政府，因为不想让华盛顿的金钱文化腐蚀政府。回过头看，客观而言，奥巴马并未遵循这些原则，也没有实现目标。2008年11月6日，奥巴马的第一个任命对象就是他在芝加哥的老朋友——国会众议员拉姆?伊曼纽尔，邀请他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随后几天之内接连宣布劳斯、阿克塞尔罗德和贾勒特担任要职。奥巴马的小圈子很快形成，成员大多来自芝加哥。小圈子后来饱受政府内部人士诟病，大家都认为这切断了奥巴马和幕僚团队其他人员的接触。
关于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任命，伊曼纽尔的前任博尔滕认为：“对于白宫办公厅主任来说，可能任命时有两种冲动举动要不得。一是任命经验不足的人，比如克林顿任内的麦克?麦克拉蒂。顺便说一下，我很敬重麦克，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可能都这么认为，不应该让没有华盛顿政治经验的人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二是任命那种会犯名人错误的，这种人习惯当领导，觉得自己很重要，而白宫办公厅主任更强调是白宫‘幕僚的’主任，其重要性超过‘主任’本身。但还有第三类错误，即任命一个无法融入总统团队的人，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后来奥巴马政府内的比尔?戴利（拉姆?伊曼纽尔的继任）身上。”在博尔滕看来，伊曼纽尔之前担任过白宫幕僚，非常了解总统及其团队运作，同时还在国会工作过，知道华盛顿政治的游戏规则，因此奥巴马这一任命没有犯上述错误。值得观察的是，伊曼纽尔反复无常的个性究竟会帮助还是阻碍他做好这份工作。要知道，在美国政府中，这个职务的权力有时仅次于总统，堪比副总统。
奥巴马提出想让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时，他的小圈子大吃一惊。选举尘埃落定九天之后，奥巴马把克林顿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克林顿也被奥巴马的选择吓了一跳。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职务的波德斯塔几个月来一直在推动这个建议，奥巴马也早有考虑。理查德?沃尔夫在《叛逆者：奥巴马总统之路》一书中引用了奥巴马的话：“我们其实在确定能够赢得初选时就认为，她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国务卿。我觉得她严于律己、一丝不苟、聪明灵活，可以向世界呈现十分强大的形象。”很明显，奥巴马对克林顿的描述也可以适用在他这位候任总统身上。还有一点很明显，或许说出来也不意外，据资深竞选幕僚表示，“一些人对奥巴马的这个任命想法感觉很不舒服。克林顿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打击的对象”。竞选曾经极其惨烈，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据说希拉里被奥巴马的提议吓了一跳。在传记《艰难抉择》中，她回忆了竞选残余的紧张气氛充斥着她和奥巴马选后的第一次见面，之后也难免尴尬。在听说了奥巴马让她担任国务卿的提议后，她提出了其他人选，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如果希拉里当选，霍尔布鲁克有可能成为她的国务卿人选。然而，奥巴马却非常执着，他让拜登、伊曼纽尔、波德斯塔等人也加入游说希拉里。他们的联手起先并没有发挥作用。希拉里11月19日再次予以拒绝。奥巴马仍未放弃，他的理由是国家需要希拉里——这再次展现了总统的巨大“权力”，即能以国家的名义而非个人的需要发出请求。希拉里连夜思忖，与丈夫及密友商议。第二天早晨，奥巴马从贾勒特那里得到消息，希拉里改变了主意，她接受了国务卿职位。
鉴于经济危机还在发酵，奥巴马于11月24日任命盖特纳为财政部部长，同时任命萨默斯为国际经济委员会主席，成为他的首席白宫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政府首席经济学家。据盖特纳说，奥巴马最早在选举前的10月份就找他谈话，说：“你知道我可能需要你做这些。”奥巴马指的就是复苏和危机管理工作。
盖特纳并未一口应下：“我当时并不愿意，我劝他放弃这个想法。其中一个理由我认为是对的……我当时已经忙得喘不过气来了，如果你让我做这个工作，我就不得不抽出一部分精力，能施加的影响力将受到很大限制，将受到很多选择的束缚。但最后，他做出了选择……尽管他要承担与过去有太多牵连的风险。”
“我的印象是那次会议确定的任务就是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经济任务，”盖特纳回忆说。那次会议的充实内容也表明，在小布什任期最后几个月，无论他与保尔森、伯南克之前的成绩如何，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在讨论，”他说，“当务之急是如何防止下一次大萧条。如果你不这么做，其他一切都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不先做这些？总统不太高兴，他说，‘这些对我来说不够。我不会用阻止了什么来定义我的任期’……他还说，你知道的，他关心医疗、能源，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只是解决金融危机。”
在白宫经济团队的层面，讨论非常少。据说，就这些问题萨默斯没有与总统进行过讨论，只和伊曼纽尔讨论过一次。在这次会面中，萨默斯的提议与克林顿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鲁宾所提的一样，让国家经济委员会作为国安会的平行机构运行。然而，伊曼纽尔、萨默斯和他们的前任一样，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景。由于鲁宾的个人势力，他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把交椅时，给这一机构带来了一些影响力。但在随后几年，由于委员会人员减少、与其他机构缺乏传统联系、财政部权力过大等种种原因，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白宫内部机构中的二等公民。事实上，在国际问题上，只有它与国安会共同行动才能有所影响。奥巴马时期担任国际经济顾问的迈克尔?弗罗曼与总统关系很近，是奥巴马的法学院同学，如同盖特纳、萨默斯一样，也是克林顿时期鲁宾核心圈子里的人。尽管如此，国际经济委员会的影响力还是十分有限。
另一个合理动力驱使总统选择了盖特纳：在危机和不安的情况下，他希望保证决策的连续性，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他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财政部显然是一个需要保证连续性的部门。还有则是国防部的领导层，因为美国还未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于是，奥巴马请求罗伯特?盖茨留任国防部部长。同样的，奥巴马想要传递出清晰有力的信号，他不仅能够获得全面的国家安全建议，还能够与军方共事。因此，他启用了詹姆斯?琼斯出任国家安全顾问。64岁的琼斯是海军陆战队将军、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开始他对担任一份本质上为幕僚的工作犹豫不决，但是奥巴马承诺，会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前都咨询他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身材高大、寡言少语的海军陆战队将军最终答应出任这一职务。奥巴马国务院过渡团队负责人、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幕僚长托马斯?多尼伦被任命为约翰的副手。丹尼斯?麦克多诺和马克?利珀特双双加入国安会，发挥重要的支持角色，麦克多诺负责战略沟通，刚刚从伊拉克回来并获得铜星勋章的利珀特则担任幕僚长。
奥巴马在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对克林顿、盖茨和琼斯的任命。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被提名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珍妮特?纳波利塔诺、被提名出任司法部部长的埃里克?霍尔德，还有因为竞选期间领导国家安全团队有功的苏珊?赖斯，她被提名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的职位属于内阁级别，意味着确保她是总统的关键幕僚，总统仍然会倾听她的意见。在发布会上，奥巴马表示组建特性鲜明的多元团队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对历史的了解，白宫面临的一个危险是陷入集体迷思，大家对所有事情都人云亦云，没有讨论，也没有不同意见”。奥巴马表示，他欢迎“白宫内部的激烈辩论”。
米歇尔?弗卢努瓦和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翰?怀特受邀负责国防部的过渡工作。为了完善国家安全团队，奥巴马希望任命约翰?布伦南出任中情局局长。然而，布伦南却因为某些争议问题成了“避雷针”。在小布什任内，布伦南是前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的顶级幕僚，当时中情局实施的一些政策备受争议，如使用“先进的审讯技巧”以及建立关塔那摩监狱。因此奥巴马不得不放弃对他的提名。同样在约翰?波德斯塔的建议下，奥巴马选择了莱昂?帕内塔出任中情局局长。帕内塔之前是克林顿任内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之前还担任过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虽然他直接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经验有限，但被认为是对两党人士都会采取柔性策略的杰出管家，而且享有公正无私的美名。此外，他还作为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参与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
帕内塔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轻声笑道：“这个选择太出人意料了，因为我大部分工作显然都集中在，比如，预算问题和其他政策领域。不过你知道，作为预算委员会主席、白宫办公厅主任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时，我和其他机构建立了诸多联系，也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然而，当总统问我的时候，我只是说道，‘您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主要就是想重新树立中情局的声誉。中情局遭受了许多打击，许多人批评中情局的所作所为，还发生了很多伤及士气的事情。我回答道，‘要知道，如果这是您想要的，您必须明白，我可不是会手下留情的人。我会告诉您……情报机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这就是您想要的，那就好。如果这不是您想要的，您最好现在就告诉我’。然后，他说道，‘是的，这正是我想要的’。”
帕内塔在政府工作时还没有国家情报总监这个职位。因此，帕内塔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对迄今极其独立的中情局局长一职，该如何定义国家情报总监的作用。帕内塔认为，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走上了台面，因为对国家情报总监角色的定义并不完备。“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会本能地发现……国家情报总监在政府内除了能协调情报机构工作外并没有太多权力，于是他们开始……出击，去寻求更多凌驾于各机构之上的权力，这造成了内部的冲突。在我去之前，冲突就以各种形式公开化了。”
然而，布伦南没有被遗忘。他被任命为副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反恐特别顾问。作为总统反恐战争的最高助手，他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有办公室。他很快成为奥巴马最信任、最倚重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
当被问到这一过程有多少是在纠正小布什团队的错误时，布伦南回答说“有一方面这样的工作”，但是作为专业的情报官员，他的兴趣是保证反恐阵线——工作层面、海外工作以及反恐界内部合作的连续性。作为即将上任的白宫顾问，格雷格?克雷格认为要颁布行政命令——禁止一些做法、采取一些做法，以兑现竞选承诺。布伦南也参加到讨论中：“我努力确保大家考虑到这些行动带来的后果。”
在官僚体系内部，重构也引起了一些不适。德里克?肖莱参与过国安会交接，此后成为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副主任，后来又在白宫和国防部工作。他说：“我们出现在国安会的门口，里面的人有些紧张，你知道的，担心。搞政治的相对放松一些，他们知道自己肯定得走。那些专业人员最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他们是否会失去工作，是否因为曾在小布什政府工作而有了污点。”
肖莱认为这种工作不安全感的根源在于，“行政秘书是国安会唯一一个由法律规定的职位。所以，新团队有相当大的空间做出变动。自从民主党人上台后，明显有了很大变化——成立了国土安全委员会，在克林顿任期内较为边缘的反恐架构现在成了一个主要力量中心。整个伊拉克—阿富汗办公室完全是新的设置。所以我们着手做了很多工作”。
肖莱注意到，团队中的很多人都想创造一个更小、更流畅的结构。但是考虑到新的角色和职责，奥巴马政府最终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国安会员工，远超历任政府。其实，自1947年国安会创建到现在，白宫国家安全团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奥巴马团队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揭示了总统的为人及他对自己任期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