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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1年底，位于榜首的诺华有130个正在开发的项目，而其中有不少行业内最有前途的潜在重磅炸弹药物。但是诺华相对于其他公司来说，做得更好的是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上。
去年第四季度，诺华的在研药物Afinitor在乳腺癌研究中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数据，既有可能获批新适应症，以扩大该药的市场。另一个药物Ilaris(ACZ885)在类风关的晚期阶段研究中也获得了很好的结果，有望被批准新的适应症。此外，最近欧盟委员会推荐批准INC424与Incyte联用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
4月初，诺华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在研药物QVAl49在3个III期临床研究中结果良好，诺华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该药有可能成为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此外，该公司还表示indicaterol和NVA237的复方药物相对于各自的单方药来说，疗效更好，且比安慰剂具有更佳的耐受性。
在疫苗业务上，诺华最重要的在研产品是用于预防乙型脑膜炎的Bexsero。这家制药巨头还野心勃勃地期望，籍着其开发能力和敏锐的市场营销能力，能成为生物仿制药市场的领导者。
辉瑞(Pfizer)：
裁减研发机构
2011年研发支出：$91亿2010
年研发支出：$94亿
变化：－3％
占收入百分比：13.5％
在所有的制药巨头中，还没有哪一家像辉瑞那样，大刀阔斧地裁减自己的研发机构。
目前，辉瑞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格罗顿(Groton)的研发机构规模在大幅缩小。然而，公司在亚洲设立了新的研发中心；另外，也开始进入了止痛药(于2010年秋天通过收购国王制药KingPharmaceuticals获得止痛药业务)和生物仿制药领域。
辉瑞还是把重点放在晚期阶段的研发上，希望能够再有一个类似立普妥(Lipitor)的重磅药上市。该公司的研发负责人MikaelDolsten曾经谈及与强生公司合作开发的阿兹海默症在研药物bapineuzumab的前景，对其寄予厚望。不过，辉瑞要改变目前在研产品线乏力的现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司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tofacitinib未获得FDA的批准，Eliquis也不知何时能够获批。
当然，撇开阿兹海默症药物研发上固有的那些问题，今年对于辉瑞的研发来说，也许是个好年景。
罗氏(Roche)：
丰富产品线
2011年研发支出：$88亿
2010年研发支出：$92亿
变化：－4.3％
占收入百分比：19％
罗氏公司最有希望的在研药物vemurafenib(Zelboraf)去年获得了FDA的批准，罗氏从Plexxikon获得了这个癌症药物的许可权。今年，T-DMl终于跻身于最有前景的癌症药物，而该药物最新的晚期临床数据则再次表明了它在乳腺癌市场上的潜力。
罗氏另一个很有潜力的癌症药物是帕妥珠单抗(Pertuzumab)，该药与赫赛汀(Herceptin)联合应用治疗乳腺癌的研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数据。一些分析师们预测该药的潜在年销售额为20亿美元。此外，罗氏还在一个降胆固醇在研药物上孤注一掷。
和一些跨国公司一样，罗氏一直在中国进行投资，希望当这个巨大的市场开放时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并购方面，罗氏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该公司以470亿美元收购了基因泰克(Genentech)，极大地丰富了公司的研发产品线。对于罗氏CEOSevezinSchwan来说，收购是为了帮助公司甩开竞争对手。而这个赌注是巨大的。Schwan坚持，一家药企要在未来获得成功，就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不断地开发出新的产品，使得囊中羞涩的支付方愿意将这些新药物应用于患者。Schwan补充道，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死。
然而，Schwan这个想法的问题是，作为一家巨头，不可能一直如此地灵活。
美国默克(Merck)：默默耕耘
2011年研发支出：$84亿
2010年研发支出：$81.2亿
变化：+3.4％
占收入百分比：17.5％
新药研发是指新药从实验室研究到上市，扩大临床应用的整个过程，是一项多学科、多部门、多人员协作才能完成的复杂工程。新药研发项目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发现和甄别、临床前研究、临床实验、新药申报四个阶段，项目管理应贯穿全程。
新药研发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历程。一个新药的诞生，可能需要十几年，经费可能多则数亿美元、少也要百万千万以上。上万个至几十万个的化合物中才可能成功开发出一个新药。整个新药研发过程投入大、周期长、淘汰率高、难度强。在整个过程中，会有各种不确定性，各个阶段都可能存在着风险。所以对于新药研发项目管理来讲风险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新药研发的每个阶段都要重视对风险的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是指对项目风险从识别到分析乃至采取应对措施等一系列过程。下面就新药研发项目中的风险管理作一阐述。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就是识别哪些风险可能影响项目进展及记录具体风险的各方面特征。风险识别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有规律的贯穿于整个项目中。要识别风险，首先应该了解在新药研发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哪些风险。
潜在的风险
1.发现和甄别阶段
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确定可以用作预临床试验的药物。风险主要可能是：
（1）决策错误。医药企业在决定对哪种疾病进行研究时，可能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导致项目失败。
（2）立题风险。立题的好坏与成功的可能性关系极大，立题依据不充分可能导致项目的最终失败。
2.临床前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药效学初筛、主要药效学试验、一般药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及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等。这个阶段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项目的目标不明确。如研究人员并不是十分清楚应该筛选具有何种生物活性的物质。
（2）研究队伍的研发能力不足。如缺乏某个方面的专家或研究队伍对某个必需的技术缺乏了解。
（3）沟通方面的风险。新药研发涉及的学科有毒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等，多学科合作可能存在沟通方面的风险。
（4）成本或进度方面的风险。
(5)药物本身的固有风险。如某一化合物初筛有效后发现其安全系数低，或者与同类化合物或治疗相同疾病药物的安全系数相比要小、某些药物可能在实验室小试没问题，但转入中试就通不过、有些药物可能稳定性不好等等。
3.临床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Ⅰ、Ⅱ、Ⅲ期的临床试验和其准备工作，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计划风险。临床研究计划太简单，方案粗糙。
（2）研究条件差。如病例数少，分组不合理，临床试验的单位无相应的检测设备等。
（3）质量风险。病例选择不严格、统计处理不合理、观察指标不全面、观察记录不规范等都可能带来临床研究阶段的质量风险。
（4）成本和进度风险。
（5）沟通和人员管理方面的风险。药物临床研究一般是委托具有药物临床试验资格的机构进行。临床研究的负责单位、主要研究者及临床研究参与单位之间可能存在沟通和人员管理方面的风险。
（6）学术方面的固有风险。如人和实验动物对药物反应的种属差异导致的风险等。
4.新药申报阶段
这个阶段的风险有：
（1）项目队伍缺乏经验，如缺乏熟悉药品注册管理法律法规及技术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2）试验项目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新药研制单位可能对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实验项目及技术要求没有正确的理解或存在某些技术困难等。
（4）进度风险。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首次制定了药品注册申请的退审制度，被退审的品种要6个月后才能按照原程序重新申报，存在进度风险。
以上列举的只是较常见的风险，不同的新药研发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不同，应该对具体项目识别出真正有可能发生在该项目中的风险。
风险识别方法
风险识别的有效方法有很多，如：建立风险项目检查表、因果分析图、面谈等。
1.风险项目检查表
风险项目检查表一般根据风险要素编纂。新药研发项目可包括各实验环境和条件，各研发阶段的研究结果，项目产品或技术资料，以及内部因素如研发团队成员的技能（或技能的缺陷）。
2.因果分析图
因果分析图用于说明各种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与所产生的潜在问题和影响之间的关系。如项目进度延期可能有好几方面的原因造成。如图1所示：
3.面谈
与不同的项目涉及人员进行有关风险的面谈也有助于识别风险。如与原料供应商的面谈可识别成本风险。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就是对以上识别出来的风险事件做风险影响分析。
新药研发风险分析工具和方法
1.风险影响（金额）。风险影响是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以下两个值的函数：风险事件的可能性（风险概率）、风险事件值（可能引起的盈利或损失）。例如，在新药研发项目中，把进度风险发生的概率与由此而引起的损失相乘就可得出进度风险的风险影响。
2.专家判断。在新药研发项目中会存在很多技术方面固有的风险，对项目的影响由专家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能很准确地判断出来。
风险应对
应对方法
根据PMBOK，项目风险管理中风险应对有三种方法：
1.避免――通过分析找出发生风险事件的原因，消除这些原因来避免一些特定的风险事件发生。
在新药研发项目中，研发团队可根据因果分析图中所提示的原因改善项目方案，如为了避免进度风险，应该对各学科的工作做出合理计划，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加强团队成员间的沟通，及时供应原料，引进先进的设备，改善工作条件等等。
2.减缓――通过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或风险事件值来减轻对项目的影响，或两者双管齐下。项目预算中考虑应急储备金是另一种降低风险影响的方法。
例如：经过风险识别发现，研发团队存在的某些技术困难可能会导致试验项目不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要求，可以通过约请有关单位协助解决来减缓项目在成本或进度方面的影响。也可以事先进行学习培训提高自身的技能来减缓对项目的影响。
3.吸纳――接受一切后果。如接受项目超支带来的利润减少的后果等。
开发应对计划
针对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的风险事件，开发应对计划，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就实施应对计划。
在新药研发项目中，开发风险应对计划的过程一般为：
1.进行调查，确定风险事件的原因；
2.分析原因，了解清楚哪些是可避免的，哪些是可减缓的，哪些应该吸纳；
3.在项目开始前，把相应的应对措施列入风险管理计划；
4.将风险管理计划形成文件，并建立一种机制，保证计划得以实施；
5.在项目过程中按计划对风险实施管理。
[关键词]高校；绩效考评；科研管理
高校的科研水平不但体现了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和综合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高校的声誉，也能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怎样才能提高科研水平值得探讨，除了要提高科研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科研能力、鼓励创新以外，还需要在科研活动的管理上做足功夫。科研管理的对象是针对科研活动的全过程、全要素，包括优化科研环境、配置科研资源、管理科研流程、培训科研人员等。科研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影响科研的效率和产出。
医学类高校的科研活动和科研管理有着与其他高校不同的特点，例如科研人员的构成较为复杂，可以包括高校的教师、专职研究人员，也可能包括大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大型药企的研发人员等，其中，部分人员身兼两职甚至身兼数职，人员结构的复杂性也使医学科研管理工作变得复杂[1]。
原有的科研管理模式，“官本位”现象严重，重“行政”轻“服务”。对于科研管理的评价，尽管引入了绩效考评的概念，但多为仅将最终结果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忽视了对服务质量的评价。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绩效考评，一方面不能真实反映科研管理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不能为后续改进科研管理工作提供决策信息和依据，其后果必将是影响了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2]。如何对现有的医学类高校科研管理的绩效考评方法进行改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1医学科研管理绩效考评新要点――服务质量评估
2从单纯的绩效考评向绩效管理的思想过渡
3注重医学类高校科研绩效考评的多元性
科研绩效考评既包括对科研管理工作本身的绩效考评，也包括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考评。前面已经提及，医学类高校的科研活动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科研活动和从事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的多样性上，因此，对于医学类高校的科研管理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同样对于科研管理的绩效考评也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标准[7]。这种多元性体现在，①基于不同的研究类型：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和评价标准[8]。②基于不同层次的研究：不同学科的发展不均衡，即使同一学科不同科研项目发展的阶段也有不同，科研管理和绩效评估也应针对不同的研究层次，采取多元化的管理策略和评价标准。③基于不同研究群体：医学类高校的研究群体是多元化的，可以是教师、技术人员，也可以是医务工作者、药企研发人员等，由于其工作性质和职责分工不同，也应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绩效评价标准。
4平衡记分卡在医学类高校科研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5坚持SMART原则制定绩效考评指标
综上所述，医学类高校的科研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管理活动，既涉及不同类型的人员，又包括不同层次的科研；对于科研管理的绩效评估既有对管理活动本身的评估，又有对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绩效管理评估。为了进一步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增加科研的产出和效率，有必要对科研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绩效考评，以促进科研管理和科研活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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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辅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实行收支两条线，让医务人员能安心看病，而不必为自己的工资、奖金发愁。
丁洁认为，应对公立医院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医院分配不同的任务，根据医院承担任务的不同，政府投入也应有所侧重。丁洁说，代表国内先进医疗水平的大型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如何定位大型公立医院在医疗改革中的作用？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四大医疗资源优势引领医学前沿
丁洁说，在医改中，大型公立医院不能被游离在外，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大型公立医院在医疗改革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是多数大型公立医院有着优秀、悠久的文化以及深厚的医技积累。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兼有人文和科学性的特征，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医技积累是靠几代人才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编制一个“院训”或口号就能形成和树立的。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和不可替代的资源。
二是大型公立医院集合了我国顶尖的医学人才。这些高水平的人才能够提供高、精、尖的医疗服务，对疑难重症进行诊治，也带动了我国医疗诊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
三是大型公立医院多承担着重要的培养医学专门人才的教学重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包括医学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以及繁重、大量的基层医师的培训。这些教学和培训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我国医学后继人才的水平、今后医学发展速度和可能达到的高度。
四是大型公立医院多数还肩负着医学科学研究的崇高使命。由于这类科学研究是基于长久和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发现的临床问题而进行的，不同于生命科学领域进行的纯粹的基础研究，是更能够直接解决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以及病因的研究工作。这类研究工作会直接改进、推动我国的医疗水平，惠及民众，也会为医疗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实在的基础数据和参考资料。
丁洁说，目前政府对大型公立医院的投入非常少，大约占中央财政投入到卫生事业经费的4%。医院要靠自己挣钱谋生，医院的公益性将被扭曲。另外这类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待遇也与他们的付出很不成比例。他们处在近乎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医疗质量、教学责任心、科研热情。
科学划分医院等级分层投入
丁洁认为，不能简单地仅以规模（比如床位数）划分医院的等级，要制定更科学的标准，并依据不同等级规定其性质、工作重点、编制。建议把大型公立医院定位在解决疑难重症的医疗问题、医学教育、培训基层医师以及医学科研的层面上。
对于不同等级的医院，政府要给予不同的投入。对于大型公立医院，要增加投入，使这个等级的医院更能全心全意地完成任务，更好地体现公益性，从求生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畅通基金申请渠道科学监管
丁洁认为，把科研任务交给大型公立医院后，还要畅通医学科研基金的申请渠道。医学科学研究应定义为围绕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的科学研究工作。医学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技术方法可以不同，但均应该围绕“疾病”进行。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患者数量多，疾病种类多，是进行临床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国内尚没有专门资助医学科学研究的基金，也没有专门的资助部门和途径，多是“融合”在生命科学研究中，或其他的基金管理中，这样不利于对医学科学研究思想和立题的理解，不利于对研究项目的评审、管理和考核。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丁洁认为，国家设立专门的资助医学科学研究的基金，或在已有的比较完善和成熟的专门的基金管理部门开辟独立的资助医学科学研究的分支，以此对医学科学基金进行监管，畅通医学科研基金申请渠道。
对医学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不应仅仅以的数量来衡量，要通过专家组进行相对全面的定性、定量的评估，把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选出来。
三个问题困扰公立医院改革
周良辅认为，我国公立医院大约有2万所，所占医疗资源最多，它所服务的患者也最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密切，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医改的主体。因此，要想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从公立医院着手，进行改革。但对公立医院的改革还有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三个问题：
首先，是医院的体制问题。公立医院的体制一直很复杂，如公立医院有中央的、地方的；地方的公立医院中，又有市的、县的、区的；还有政府的、企业的、部队的。这种复杂的体制导致医院资源很难整合，国家不能对医院进行统一管理，同时还会导致无序竞争和资源的浪费。
其次，是机制问题。公立医院本应姓“公”，应该体现公益性，但是，公立医院为什么要赚钱呢，这是因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补贴不到10％，90％以上要靠医院自己赚钱来维持医院的运转，而且医院盖大楼要自己贷款，设备更新等都要靠自己，这就使得公立医院没有体现出公益性。
再次，是结构性问题。高等级公立医院本应该对低等级公立医院进行人才输出，帮助其提高技术水平，二者应该有着有机的联系，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要有重点地解决这几个问题，一是投入机制问题，医院的投入由国家来负担，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这样，医生的工资和奖金国家全包，医生就可安心看病；二是价格机制问题，把药价虚高，检查费虚高压下来，把医生护士的服务价格提高；三是管理机制问题，医院的投入完全由国家负担，为了避免产生多劳少劳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院要采取绩效考核机制，医生的收入不与开了多少药，作了多少检查挂钩，而和作了多少手术，看了多少病挂钩，看病多的，奖金就高。这样既改善了医疗服务，降低了患者就医的负担，又可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公立医院应该如何改革，国内已经有了一些探索的经验。周良辅认为，这些经验应该引起重视。
近年来，我国新药研发能力有所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全国6000多家制药企业，98％以上都在生产仿制药。而外国制药企业仅凭借少数的“重磅炸弹”级药物，就占据了我国医药市场的半壁江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药企业认识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药的重要价值。中国新药研发路在何方让我们来解读医药研发前沿的大家之言，探讨中国新药研发的发展之路。
宋瑞霖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期待产业政策成熟
就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而言，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产业政策。
就目前而言，产业结构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不顺以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是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是新药创新体系的健全、自主创新能力不够。我们发现中国药企和产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仿制药水平不高，外资企业认为其原研药经常在价格上受压抑，而我们却觉得这是超国民待遇，因为中国存在两种价格体系，但想深一点会发现，我们自身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只仿了标准，而没有完全做到仿到产品。当然，中国有一批龙头企业、有相当一批产品已经完全达到国际标准，成为很多企业的原料供应商，但平均水平将制约产业发展。
那么，可以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做些什么建议呢第一，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最重要的、有利的产业政策。第二，强化监管，重视仿制药研发。特别重视仿制药与被仿药品的生物等效性，提高仿制门槛。比较印度和美国的药品研发经验，如果没有很高的仿制药水平，创新药物无从谈起。第三，切实注重新药研发。我们不反对新药研发以企业为主体，但反对将所有的新药基础放到企业，因为就国际看，新药的基础性研究风险非常高。
第四，推动新药研发市场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基金、建立平台去试验新的新药创新机制。当然，现在所有在中国的企业都面临药价压力，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每当受到医疗费用上涨压力时，不首先考虑压低药价。这是成本最低的工作，但后果复杂。而对于政府已明确定价的产品，我们在研究药品基本价格时提出“应当同等价格的质量”；对于政府指导价格产品或是市场调节价格产品，应通过购买者购买的招标方式而非第三方或第四方招标的方式谈判确定价格，当然，谈判双方的博弈一定是在合理情况下的最优价格。
王宏广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做医药产业大国不是梦
我主要讲四点：一是我国新药的研发正进入新的阶段；二是我们的研发能力和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医药科技研发的强国和产业大国；四是如果我们想成为科技强国和产业大国，我们应该怎么做。
中国药物研发进入新阶段，大致有几个重要标志：
第一，国家更加重视药物研发，特别是国家创制药物专项的启动，它的研发投入经费将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将大大推动医药研发能力的提升。
第二，研发投入加大。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已经有了研发投入，但差距很大，却也有潜力，在中国进行药物研发的成本非常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中国有大量非常敬业、吃苦耐劳的科学家，能够帮助企业做好研究，我想这是为什么将来还会有大量研发机构设在中国的原因。
第三，我认为中国成为医药科技强国和产业大国的潜力非常大。如果医疗费用的支出到2020年占GDP的10％，那将会是4万多个亿，是名副其实的重点领域。健康产业会成为网络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会成为中国制造业在为世界作贡献之后的下一个对世界的贡献。医改方案正在变，研发的体制也会变，还有风险投资等已向医药领域倾斜，这预示着中国将可能成为医药产业的大国。
而关于如何促进药物的发展，我觉得有几个阶段须不断推进。一是转型阶段，即要基本形成完善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平台一流，关键技术有更大突破，有较完善的研发队伍。二是快速增长时期，通过大范围的专项的推动，使研发快速增长，到2020年力争实现跨越发展。三是达到这一发展目标的策略和措施。切实实施国家重大专项，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加速药物创新体制的转变，建立与国际相接轨的优秀体制和运行机制，加速药企成为药物创新和制造的中心；打造一批国际互认的药物研发平台，把国际药物后期研发吸引到中国。
MathiasHukkeIhoven博士诺华制药副总裁：个性化医药离我们既远又近
我介绍的是一些个性化医药在全球的发展以及生物标记个性化药品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我想这也适合全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药物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大部分人群，但可能会对特定人群有非常有效的作用。
生物标记是一个很新的事物。个性化药品则是针对生物标记靶向的技术，目前针对疾病的主要针对症状，但这种新的技术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采取与现在不同的做法开发新药。如果有一个病人需要抗血压或抗胆固醇药物，我们就先从药品A说起，然后
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第一个涉及基因标签的规则，是在2005年出台的，它告诉你怎么把基因的数据报告上来，还涉及产品标签，这里提到自愿申报，也就是指有关的数据尽管交上来，虽然这些数据还很原始，但不会影响审批决议。如果能够协调好生物标签的认证的标准，会给个性化的医药发展创造很大机遇。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明到底个性化的医药离我们很遥远还是很近美FDAI临床药理办公室主任的回答是：个性化医药离我们既远又近。
MarkPaxton美国药物研究与制药协会助理副总裁：了解差异，接轨国际
中国希望从仿制药大国走向创新药强国，我们对这一转变很支持，但与此同时，是中国的主观框架也能跟上国际形势。
合理的基本框架应该建立在科技基础上，也就是有适当的科学和风险原则。美FDA的药品审评中心预算是各审评中心中最多的，因为工作风险大。除了FDA总部，我们还在全国设立了区域部门，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地方执行FDA的政策法规，更重要的是地方局主要从事视察工作，并做材料收集。比如GRP、GCP检查、GRP审查，做上市前和上市后的检测与审查。
还有是要了解中美药品法律法规的差异。只有了解差异，才能了解在中国进行药物研发时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生产的药品是否与全球其他地方批准的药品一样，我们主要来看原料药的生产，看用不同的生产设施、使用不同的容器有什么不同的性质，看它是否有不同的杂质的特性等。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确保药品安全，但FDA在了解中国上市的药物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经验。
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医药卫生主管部门都希望建立良好的环境促进药物研发，激励更多创新。在美国，药品研发投入占全球的50％，也就是要确保美国已有的创新平台优势。所以，原料药厂和仿制药厂也要做一定的妥协。同时我们允许仿制药厂商来做在原料药专利过期之后做一些安全有效的仿制。这样仿制药厂商就不需要重复做临床和临床前研究。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方案也是通过仿制药类似的程序进行批准的。
蔡东晨石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冲出研发困境
中国药企如何冲出研发困境首先，有能力的企业应承担研发创新主体的责任，这也是国家在中长期产品规划发展中明确的。二是积极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优势。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OEM等提高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利用国外商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其次，以多种形式与国内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从科研院所引进半成熟的产品，参与到创新药物的早期立项及研发中。同时在科研院校进行联合试验体，加强人才培养。
再次，积极参与到国际研发链中。与国内企业联合启动研发资源，学习发达国家经验。
第四，通过合作和联盟等方式加强企业间协作，建立企业与科研院校的长期合作，成立行业技术联盟，解决行业共性问题，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建立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公担研发风险，共享研发成果；通过第三方服务公司加强信息共享和技术平台合作的协同研发。
第五，把握机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为国内医药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加大研发投入是中国药企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把握长期机会的必由之路。
中药新药研发何去何从
中医药历史悠久，在人类医学史中曾经占有领先地位，但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局限、思想保守、封闭与僵化，中药的发展渐渐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药被打上了“草根树皮一锅汤”的深刻烙印。近年来，虽然我们在药材品种、化学研究、生产工艺、制剂质量等方面均有进步，但低水平重复仍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中药的现代化之路上……
现实篇：形势严峻
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每年药用植物及其制品的交易额在300亿美元左右，其中韩国的人参、德国的银杏叶制剂单品种的年销售额都在1亿美元以上，而日本也利用中药方剂，通过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的现代化研究，制成“汉方制剂”，在其本土的销售额就达1500亿日元，并占领国际中成药市场的大半江山。与之相较我国中医药制品的差距不小，研究与生产依然落后，疗效表述尚不切确，研制水平亟待提高。
一、国际巨头不断介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口老化和一些新疑难杂病的出现，人们不再依赖单一成分和合成药物防治疾病，对中草药等天然药物的需求日渐迫切，使国际制药界把新药研制的重点逐渐转向天然药物。
其实西方医药界从中药及植物药中寻求有效药物由来已久，如麻黄素、三尖杉酯碱、紫杉醇、青蒿素等，都是从中药材中提取纯化出来的。用西方医药科技来发展植物药并非易事，一株草药内通常含有数十种以上的化学成分，要逐一分离和鉴定这些成分及其分子结构、药理活性，研究工作量之巨令人却步。
如果鉴定有数味植物药的复方，则其复杂性更将以几何级数递增。当检定成分之后，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动物及临床实验进一步研究药物的疗效和毒性。所以在以前，通过筛选植物药来寻找新药并不比通过筛选合成化学品容易。
近年来，由于植物药市场逐步形成并发展，中医中药开始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及制药企业中。以美国为例，迈阿密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康乃尔大学等都已成立了中医药学
院或研究中心，进行中草药的筛选研究。一些国际知名的制药企业，如葛兰素、辉瑞、施贵宝、强生、罗氏及诺和诺德等，也均投入相当大的资金和人力开发草药。
二、人才储备危机渐显
国外的新药研究工作主要是由制药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吸引大量的人才进行的。有文献统计，各大制药公司的新产品研究开发人数多在5000人以上(罗氏7000，葛兰素6500，赫丝特－罗素6200，拜耳5400，汽巴嘉基5350，山道士5350，史克5000，先灵3475)。国外1名医药科研人员每年的平均科研经费约为12.5～22.6万美元，而我国为5000～6000美元，仅相当于国外的1／300。国外开发新药的经费大多来自企业，大制药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约为销售额的15％，而我国现不足1％。
目前我国从事药学科研的人员有1万余人，直接从事创制新药的专业人员3000多人，不及国外一家大制药公司，且这些研发者多隶属于卫生部、中科院、中医药局、总后卫生部等部门，专业人才缺乏将成为制约我国中药事业发展的瓶颈。
对策篇：转变观念知难而进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防病治病的武器。从《神农本草经》记载365味中药发展至今，中药已达一万二千多种，常用的中成药5000种，其中约500种中药，功能主治比较清楚，可以为开发创制新药奠定良好基础。
目前，国际上每年有近50种新药问世，分摊至每个上市新药的平均研发费用约12亿美元。然而，我国每开发一个新药的研发费用最多不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的前期工作是建立于中医药学的理论及临床基础之上的，这同时也是众多国外厂商投资研究开发中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药走向世界的基础是中药现代化，其关键则是转变思想观念，即学术指导思想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发展创新。就目前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尤应加强重视。
一、选题标准
我国有众多中医药基础及临床研究机构，有关中药及复方临床及实验疗效的研究报道数量庞大，但其中不少由于缺乏科学的设计及对照，尤其是其中个案较多，导致结果难以重复。中医理论及现行中药新药评审的标准，不易与世界医学沟通，依此而研制的新药往往疗效不确切，这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
因此，我国现行的中药评审办法急需与国际惯例接轨，如果过分强调中医药的特殊性，固步自封，一旦国外新型高效中药制剂大量问世，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创新，特别是选题及评价观念的创新是研究开发的首要前提。目前能够做到的是，严防将中医治疗的灵活性、广泛性的特点异化为中成药治疗的范围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掌握中成药是成分及功用比较固定的专病专药这一特征，对一些证型较明确且单一的疾病可由“辨证施治”转为侧重于“辨病施治”，并且与现代医学“病”的标准尽可能相统一，尽可能将那些能够经得起实验及临床检验的中药资源充分发掘出来。
二、中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标准化、规范化
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978年美国FDA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品GLP管理规范以来，GLP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药品安全评价中的通行标准。
中药的毒性成分与药效成分往往并不一致，中药的药效、毒性发生缓慢，不易观察，中药的毒性除本身的化学成分外，还有中药种植和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农药残留量等问题。因此，应尽快按国际GLP标准，加强中药的毒理学研究及评价。笔者认为，事实上，中药的安全性问题并未成为其走向世界的最主要障碍。
三、中药药效学研究的标准化、规范化
有效性是药物的根本属性，药理实验是药物有效性评价的基本手段。用统一标准的实验研究方法规范新药，是药品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当前重要的不是按中医中药的特点来制定新的中药疗效评价方法及判定标准，而是尽可能用现行的国际药物筛选及评判的标准来研制评价中药新药，真正地将中药作为一种常规药物来看待。因此，量效关系、时效关系及半数有效量或最适有效剂量这些构成一个药品的基本数据应当得到体现。
四、中药临床试验的标准化、规范化
药物的安全有效最终是要在临床中体现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和临床试验规范(GCP)的应用对于实现药品的最终价值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中医诊断学、治疗学比较复杂，辩证施治理论重视整体的反应及其症状的改善，病与证、症，病种和病类、证名与证候等概念称谓复杂，常常引起理解各异，难以与世界沟通。因此，在实施GCP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与国际GCP惯例相统一，即以疾病的变化来评价药物的作用。
五、中成药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
在世界各国普遍实施GMP制度的今天，按GMP及GAP规范中药，是提高中药生产企业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药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药品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
中药产品的生产不仅涉及到中药制剂的生产，还牵涉到中药材的生产、炮制，尤其是中药复方制剂的生产等特殊环节。因此，要针对中药生产的实际，实施GAP及GMP管理，通过中药药品生产许可证，督促实施。目前，该工作进展顺利，就我国现有的经济及技术能力，此问题的解决将为期不远。中药新药质控的发展方向应是在药理学研究结果基础的上，将现行的监测标记性化学成分转变为监测活性化学成分。
六、立足美国
目前，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中药机构。中医药在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已有广泛应用，欧美一些国家也在逐步放宽对中医药的限制。
美国的食品药物法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也正因为如此，认真执行该法规的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国际上有较高的权威性。不论药品还是食品，一经FDA批准或认可，几乎等于取得了世界各国的通行证。因此，草药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如以获得FDA批准为突破口，将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
美国FDA处方药申请，基本要求成分结构清楚、纯度高，符合GLP、GCP、GMP要求。近年来，此要求略有松动，并且已受理极少量草药提取物进行临床研究。此外，由膳食补充剂过渡为OTC，并最终作为药品，可能也是一种选择。
天然植物粗提物作为药品难以获得FDA批准，主要由于厂家难以提供符合FDA标准的数据，特别是天然植物成分复杂，不能
明确其所含的各种有效成分，以及相应在美国的临床和非J临床试验数据。此外，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卫生学检查等也受到严格限制，我们经常可以在FDA公告中发现禁止含有汞、砷、铅等成分以及禁止含有丁香、大黄、甘草、天仙子等成分提取物产品进口的提示。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膳食补偿剂健康与教育法》(DietarySupplementHealthandEducationACT，简称DSHEA)。该法令指出“草药或其它植物”可以作为膳食补充剂进入美国营养保健品市场，可以是“浓缩剂、代谢物、成分提取物或其它混合物”；其剂型可以是片剂、粉剂、胶囊、口服液等。然而该法令也强调指出作为膳食补偿剂，在包装盒及说明书上必须显着写明：
“本品未经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评估，本品不用来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虽然本法案一再申明膳食补偿剂不是药品，但无疑为有治疗作用的草药最终进化为药品开辟了先河。
美国政府的这些新措施，使美国跨出了向世界多成分方剂“接轨”的第一步，降低了植物药获审批为正式药物的难度，同时也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药品消费市场加速成为各国药厂竞逐的新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知在美国开发中的中药有治感染症的苦瓜，作戒酒用的葛根以及专治痴呆症的石杉碱甲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间的单方、验方往往蕴含着至美之宝，治疗白血病的靛玉红及砷化物的发现便是成功的范例。继承和发扬中医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妄自菲薄和急功近利都是中药新药研究开发的大敌。对中药而言，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不是如何应用基因芯片等最新科技来研究中药，也不是非一二类新药不做，而是要明确为什么要研究中药，研究什么样的中药，研究出的中药是什么样，而事实上，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总之，只要我们充分用好中医药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严格按照国际药品通行标准，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及时把握有限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以疾病为中心来研究开发中药，终将有所作为。
西药新药研发路在前方现实篇：研发模式待创新
自1867年德国的BASF化工公司为了开发染料技术，创建全球第一个企业研发部门以来，研发作为企业的一个独立的部门而存在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其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
初期，研发模式基本上为科学家主导，或研发业务支持业务需求。企业界的研究实践效法高校研究而进行，研发成果是大众都可以利用的公共产品。不过，研发者对于这些成果的商业性开发不够重视，例如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将其注册为专利。
到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战略研究的深入和大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研发逐步过渡到策略层面，企业的研发模式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包括延揽投资手段大量取得技术专利等。
当前，医药研发管理方法和研发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认识到技术创新不一定来自于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以策略联盟来推动技术创新反而更符合企业的利益。如美国研发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企业及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合作开发；而企业自身更注重于研究开发的绩效、研究开发和市场的结合、研究开发的战略性等。
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型医药企业基本仍属于生产型企业，主要采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流行的生产链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仿制”药品重复度高，缺乏自身的品牌和特色品种；产品开发缺乏战略重点，只是被动跟进市场，看见哪些药有利可图，就蜂拥而上生产那些产品。中国稍具实力的大制药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陈旧的机制也在阻碍他们成为新药研发的先锋，在市场反馈、技术发展、药政管理、创新药物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都有很大差距。未来中国医药研发道路究竟如何走，是摆在所有中国医药企业面前的一个难题。
对策篇：研发创新主体
一、寻求我国药品开发仿创结合的有效途径
日本药企在“创造性”仿制方面，值得我国药企学习。日本人认为仿制不能重复劳动，既然第一次开发，即创制新药很难，第二次开发，即仿制又涉及到专利问题，就干脆搞个“1.5次开发”，也就是将品牌药加以改造修饰成为自己的新药。如武田将奥美拉唑改造为兰索拉唑；三共把辛伐他汀改造为效果更好的普伐他汀等等。
美国格林布伦及奔士汀市产权律师事务所的许律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中国药厂一直只是生产专利保护已经过期的老药品，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应该再将主要精力投放在这一类药物的研究之上，因为这些老药已经在实际应用中逐步为优质高效的新药所取代，它们的市场份额也逐渐萎缩。与其浪费原本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不如将研发精力投入到那些可能最终一生创新药物的通用名药物的研发上，开发出一个与某专利药生物等效的药物。如辉瑞的品牌药Diflucan(大扶康)的主要成分是氟康唑，这种药物在美国市场的年销售额达5.76亿美元。在2004年该药专利到期之前，不少制药公司已经研究开发出与Diflucan的生物等效通用名产品，一些公司已得到通用名氟康唑上市的试验性批准，一旦专利到期产品就可上市。这种做法值得我国药厂借鉴。”
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的仿制药生产技术与美国、印度等国家的通用名药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只是在低水平仿制生产和低利润价格战中“内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6000多家药厂，由于这些厂家多数集中在低水平的价格层面竞争，以致国内仿制药的利润平均只有5％～10％，而国际上仿制药的利润率平均为40％～60％。我国目前能生产的制剂品种约为3500多个，而欧美和日本约是我国的10多倍，产品结构中高水平的新剂型和新制剂就更少。由于长期以来制剂的研究与发展得不到重视，导致同样成分的药品其疗效却不同，也导致了不少国产药品地位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
今后，我国制药企业要把仿制的重点放到新剂型、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上。就今后我国药物的研究发展方向来讲，科学的
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也推动着药物的更新换代，许多老药已经在实际应用中逐步被新药所取代。与此同时，专利即将到期的药物随着疾病的发展其耐药性也不断出现。因此，医药工业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应是复合制剂和新释药系统的开发。
二、企业应成为新药研发和技术创新的主体
一流的企业卖标准，二流的企业卖技术，三流的企业卖产品。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不断开发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占领市场的法宝。
但在技术创新的主体上，国内与国外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制药企业为例，国外药物研发的主体是企业，而国内目前医药研发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队伍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内部设置科研机构的比重不到50％，且大部分企业尚无法真正成为药物研发的主体。
首先，科研院所的项目是以实验室开发为主，技术条件与大生产的设备有可能存在脱节，有的项目难以适应大生产，直接移植过来风险较大。
其次，科研院所的项目与市场可能有些脱节，有时偏重理论创新或基础研究，对市场需求把握不足，常常导致成果空置。
第三，科研院所由于资金短缺或项目往往以单纯完成科研任务为主，致使项目进展较慢，市场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
而企业要成为新产品开发的主体，情况就大为不同。
其次，企业可以将现有的产品根据当前的设备或存在的问题，进行二次开发，或者不断提高生产工艺及完善质量标准，以提高疗效和安全性，做出差异化，占领和扩大市场份额。天士力药业就是把现代制药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现代先进的萃取、浓缩和干燥技术，对传统方剂复方丹参片进行二次开发，并进行了技术、工艺、剂型创新，研制出脱胎于传统理论基础，换骨于现代工艺的新剂型、新产品复方丹参滴丸，10年来，该产品已获60亿元的销售额，近3年来每年的销售额均超过10亿元。天士力在此基础上还开发形成了滴丸、粉针、软胶囊三大剂型的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