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提要：在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物质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劳资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得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事实上难以实现。文明是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基因，但这一隐性的“文明基因”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显性动力，也正是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共同富裕这一主题上找到了交汇融通的对接口。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文明形态而言的。从根本上讲，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西方文明形态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西方文明的哲学思维和精神内核注定了西式现代化必然通往两极分化的结局。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内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文明形态内在地包含着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将价值指向转化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动力，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基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汇聚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文明合力。
一、人类文明形态的新旧之辨
（一）文明观与文明类型
“文明”概念中国古已有之。“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可见，“文明”起初是作为野蛮和蒙昧的对立面，用以表示社会开化和井然有序的状态。但是在现代意义上，“文明”逐渐被赋予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含义。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60年代法国米拉波侯爵的《人类之友》一书，其拉丁文辞根“civis”，意指公民。因此，早先西方观念中的“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像公民一样行事，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初步理解。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学者纷纷开启了关于“文明”观念的研究。其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即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则强调“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文明是有边界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文明”概念开始从单数形式向复数形式转变，逐渐具备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社会规范性与地域性相统一的多重表达维度。除了用作野蛮的对立面之外，“文明”一词愈发被用来形容由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殊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所形成的某种历史整体。
（二）从精神根基透视文明形态内核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紧密融合，西方文明经过了中世纪的神权洗礼，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转变。可以说，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的深度融合构成了西方文明形态的精神内核，这一内核塑造并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工业化发展，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和普世主义精神在全球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推进，由此产生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传统相结合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占据了现代世界秩序的话语权。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两极分化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决定了共同富裕价值指向不可能通过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而实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基因
（一）天下为公的“共同”指向
（二）“富裕”的双重维度：富国裕民与精神教化
“富民”与“教民”相结合是儒家学派的一贯主张，这实际上体现了关于“富裕”的双重维度理解。
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跟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出场。18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的观念雏形首先是作为对劳资两极分化现象的否定而出现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脑海中的。这种“观念上的愿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文学、神学等多重形式的表达，譬如：莫尔描绘的财富公平分配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在冰冷的监狱中畅想的按需分配的“太阳城”，欧文主张建立并付诸实践的“合作公社”。这些方案一方面寄托了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中的无产阶级对于公平分配财富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将抽象的“公平”“平等”“道德”奉为圭臬，这些设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实现这种愿望的制度基础，这就注定这种美好设想只能沦为空想。
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结果，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的必然结果；而当承载这一社会顽疾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被推翻，作为两极分化对立面的共同富裕也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能够炸毁自身的力量——无产阶级。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随着私有制“最后而又最完备”的形式走向消亡，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阶级得以消除、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财富归全人类所有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内容
第一，共同富裕的实现仰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从根本上讲，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生产能力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总产品如何分配。因此，共同富裕首先是以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基础的，以往一切阶级划分和阶级对立都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将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公有制为人们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确立了制度前提。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社会化生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仅仅为资本提供了剥削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而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
第二，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这是基于群众史观衍生出的必然结论。从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论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主体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使用的词语是“每个人”“一切人”“所有人”“一切社会成员”“人人”“社会全体成员”等。这反映出马克思始终从个体与类相统一的视角看待共同富裕的主体。个体解放与人类解放表现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其中，社会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只有将个体解放上升到整体性高度，人的解放才具备现实可能；而个体则是人类的微观载体，人类解放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的主体向度在类属性与个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之中得到了深刻彰显。
四、在“两个结合”中推进共同富裕
（一）坚持唯物史观根本方法论原则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原则，即融合工作必须以中国当下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正如“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无论是谈论“共同富裕”还是“大同社会”，都决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发展水平，而是要将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看作渐进的历史过程。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引领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其首要工作是要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明晰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一方面，“共同”指代的是全体人民。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民”被用来指代君权统治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民”则是指“工人和农民”；而在新时代，“人民”的范畴已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规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另一方面，应在生产力容纳范围内理解“富裕”。也就是说，既不能将新时代的“富裕”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小康”状态，也不能将其拔高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要以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富裕”应该代表着这样一种状态：国家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系行列，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持有量均有显著提升，人民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不断得到满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那么届时，我国实现的“共同富裕”应至少达到上述水平。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在思想家的观念和头脑中完成的，而是在实践进程中向前推进的，这种融合的根本依据就是唯物史观。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富裕隐性基因显性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同时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整合和塑造的过程。
（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共同富裕。
第一，在经济制度上，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大同社会”理想真正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起点，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生产决定着分配的对象、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但这种建基于自然经济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均平理念，不可能完全超脱于封建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这一社会现实，进而在分配层面落脚到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首先就是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消除生产条件占有的两极分化。在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成为基本原则，这是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构建收入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初次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参与到分配中，要提高劳动要素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提高劳动报酬的数额和比重，从而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在政府作用上，要破除传统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僵化因素，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目前来看，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观念千百年来的浸润之下，我国的政府管理不可避免地保有“人的依赖关系”痕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至关重要。关于“有为政府”，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那么，聚焦于共同富裕议题上：一方面，“有为政府”既要体现出扬弃传统的官僚科层体制的一面，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把“蛋糕”做大做好；另一方面，“有为政府”又要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小政府”的一面，跳出西方“财政—税收”的再分配框架，通过引导生产、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培育民间互助组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政府之手”的作用渗透进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各个环节，把“蛋糕”切好分好。
第三，在社会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互助基因，使社会力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益补充。不同于市场的自由，也不同于政府的强力，文化的力量是隐含且持续的。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当这一经济基础倒塌时，文化并不会立即消散，而是在新经济基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发挥影响。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必须经由新生产方式的锤炼打磨，在创新发展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具体来看，在以“社会之手”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将个体力量凝集为社会合力，这其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互助基因扮演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这种互助观念是从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衍生而出的，在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实践中生根发芽，通过与血缘和亲族关系的结合，使中国社会形成了环环相扣、涟漪交叠的圈层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并未打破这种集体依赖关系，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应着力打破小集体间的壁垒隔阂，将这种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互助理念，推广到整个社会层面，这也就是要求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在精神富裕上，既要善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也要结合时代特点对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加以引申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准则，譬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文化基因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长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正能量作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从而筑牢当代中国的精神根基。从目前来看，急剧的现代化变革在快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人精神垮塌和信仰缺失问题。为此，必须按照时代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载体和传播渠道，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为对抗附着在现代化进程上的“现代性”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