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怎么应对变化的问题。
资源配置——如何分饼决定饼能做多大
1.经济计算问题
计划经济：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
（1）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每个人对不同物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
对同一物品，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偏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与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个人有明确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调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努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整个社会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社会的总目标。
（2）数据不可得
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就能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就复杂了。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
第二，即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排序，也不一定愿意告诉别人。
第三，人们会误导，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
第四，人会对预测本身做出新的反应。
第五，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在一起。
（3）奖惩很难恰如其分
人总是会犯错，更何况是预测未来。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人们就不能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2.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哈耶克
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应付变化的问题。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的，而人类社会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如果人类社会仅仅是要解决边际平衡问题的话，那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从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未来的生产。
每当我们说起知识，就会很自然地望文生义，认为知识当然就是课本里的知识。但这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对于经济体系而言，更多重要的知识，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商品的局部信息。由于这些知识永远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脑里，不可能集中，所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从而对时刻不停的变化做出反应，才是人类社会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价格能够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1）人际效用不可比较的问题。通过价格，人们就能找到一把共同的尺子。因为每当出价，人们就知道这个人愿意用什么样的代价获得商品。这时候，价格就是一个可观察，可统计，可加总的数据。
（2）数据不可得问题。
价格传递了关于稀缺的信息和数据，什么东西缺了，那件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
价格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时，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传递。
对于有人隐藏信息。只要人们愿意购买某件商品，购买行为本身，就把人们的真实需求公之于众了。
再有，价格能够指导生产，指导人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选择适当的那一种。生产同样的东西，有好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到底应该选哪种，价格能够告诉我们。
（3）价格体系也能够妥善解决奖惩问题。价格本身就是最好的奖惩。
3.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价格的三个作用：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做出奖惩，决定商品分配。许多人对于第三个作用——有钱人先得多得，没钱的人迟得少得——则有不同看法。有钱人优先，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价格只能在具体的交易中形成
平均价只是一个汇总的数字，只是一个事后总结的数字。
现实生活中，永远是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案例发生在先。每一宗交易，都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进行，没有了它就不会有汇总的数字。价格是每一个人发自他们内心，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
价格只是一个信使，它只是在如实地反映商品稀缺的信息。
富人如果不能优先享受，人们就不会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有钱人不能享受任何优先待遇，那就不会有人努力成为有钱人，奋发和创新的人就会逐渐绝迹。他们就不会价格信号做出反应，那整个价格机制就会失灵。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均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40年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就会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4.换个角度看借机挣钱的行为
借机挣钱有别于拦路抢劫
借机挣钱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了一个选择。借机挣钱的人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生活中有很多借机挣钱的例子。医生利用病人生病。老师利用学生无知。
阻止别人借机挣钱，只会让遭受灾难的人处境更糟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的知识，而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代价，购买什么样的商品的具体信息。
如果阻止别人借机挣钱，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紧缺商品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以实际行动利用这些知识了。阻止借机挣钱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遭受灾难的人的选择。
哪怕处于自私，也不宜强要求别人无私
我们在经济学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愿望是一回事，但愿望造成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人想要买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寻找最便宜的苹果时，他的寻找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一个人想要卖最贵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他的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下跌了。那些借机挣钱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就增加了供给，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物价上升并不代表市场失灵，而是说明市场在显灵。我们不能看到温度上升，就断定温度计坏了。
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要么物资提价，要么物资消失”的两难实现。允许价格上升，就既能抑制部分人过度购买和囤积，而其他人面对低价却买不到的现象，也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向整个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复杂的供应网络传递稀缺的信号，刺激正当供给，抑制假冒伪劣，从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以别人爱你为基础的供给，是不如以别人爱他们自己为基础的供给来得强大和持久的。
竞争的逻辑——社会成本决定规则的优劣
1.竞争的规则
以个人的角度看世界，扑面而来的是稀缺，选择，成本和需求；如果转换视角，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竞争和合作就是最好的概括。
暴力依然是非常重要和常见的竞争规则
靠智力高低竞争资源
以论资排辈界定产权
按社会身份分配财产
按需分配与价高者得
所有这些竞争规则都是人类社会尝试过的规则。我们选择不同的规则，就会有不同的人更容易胜出。
2.各种竞争规则的优劣
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
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胜出机会就不一样。
每种竞争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许多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都难以得益
如果我们练武练得出色，最后抢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练武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但社会上其他人，却不能从我们多出来的肌肉上得到好处。所有竞争的努力，对于得到资源的人来说似乎都是值得的，但是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来说，这些努力都是一种无谓的损失，也就是说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
按出价高低竞争，可让社会财富高速增加
只有一种竞争方式是例外。认钱，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就不一样。如果凡事都要用出价高低来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地去赚钱。为了赚钱，人们就得生产和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务，让别人自愿购买。
这种竞争方式，会指引人们去从事一些积极的，有收益的，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福利的工作。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一下子就跟其他方式区别开来。它带来的不适多余的肌肉，不实用的知识，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带来的是社会上其他人也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或服务。
正因为这样，按照出价的高低来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是最小的，由于竞争而消耗的资源是最少的。
从公平的角度看，出价高低并不比别的分配方式更公平。但是从效率的角度，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从如何减少竞争带来的无畏损失的角度看，出价高低比别的竞争方式更有效率，它直接带来了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
认钱还是认人
当然，除了“认钱”以外，我们有许多需要“认人”的场合，恋爱，招聘，教学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女双方，雇佣双方，教学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买卖，不如说是在择偶。这时“认钱”就不是上策，因为双方寻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钱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交易双方都需要“挑客”的情况下，“认人”的标准往往比“认钱”的标准更可取。
当然，只要有一方没有“挑客”的需求，那么“认钱”就往往更可取。例如，尽管顾客买衣服时，挑质地，挑颜色等，但是只要商家觉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照价高者得的方式卖衣服。
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双重偶然性）的概率极低。而交易当中只要有一方认钱不认人，就能极大地增加交易机会。这恰恰是货币的妙处说在。
3.何谓短缺和过剩
稀缺和短缺的关系
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好的东西永远不够。既然如此，那稀缺就不是新闻了，也不是经济学家有能力解决的。
但是短缺却经常成为新闻。那什么是短缺？
短缺是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
短缺是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人们仅仅用出价的办法买不到这种商品，而只有采取其他竞争方法才能得到这种商品的情形。
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词叫“短缺经济”，是指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所谓什么东西都不够，实际上指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竞争。
与此相对，北京有不会超过60间总统套房，但是从没听人抱怨北京的总统套房短缺。原因很简单，总统套房的标价足够高。所以只要根据价格进行分配，就不会出现短缺。
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同样，过剩不是供给过多，而是商品的价格被人为地抬高，以至卖家必须搭配其他的竞争手段或服务，才能把商品卖出去的现象。
我们看到，稀缺是永恒的，而短缺和过剩是价格受到人为干预的结果。
价格管制——人会追求损失最小化
1.最省事地违反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和收税的区别
张五常在《一种价格管制理论》中解释：价格管制和收税不一样。如果一间公寓的租金市场价是100元，政府说这100元要征收40元的税，政府就变成了二房东。这叫收税。
但价格管制不是收税。政府不要钱，而是说政府觉得房租太高了，需要价格限制，租金不能超过60元。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一间租金市场价明明是100元的房子，非要按60元租出去，它最后就会落到那些使用价值只有60元的人手里。这房子最后就只值60元。
只要有价格管制，房东就不会把房子用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房子的价值就会耗散掉。简而言之，就是每当资源不能用到刀刃上时，它就不那么值钱。
人是追求损失最小的动物
人是有对策的，人不愿看到那40元白白浪费掉。在人们被迫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时，他们就会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挽回损失的竞争方式。
这些方式，要么让资产重新落到估值较高者的手上，要么能改变契约的结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和竞争损失，要么是这两种方式的有效组合。
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将价格管制引起的价值散耗降到最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损失最小化，是人性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
人们如何应付价格管制
第一，房东会纵容自己的偏好，比如选择租户。
第二，房东可以进行捆绑销售。
第三，有些工厂老板，可以把房子租给员工，另外40元从员工工资抵扣。
第四，改变房屋的用途。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
我们说经济学并不难，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2.解除价格管制——果断与沉稳的拿捏
1.抓紧货币；2.放开价格。
3.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权衡
前面讲了，价格竞争跟其他方式的竞争相比，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也是最小的。但是，如果都是凭价格来分配，穷人该怎么办？如果富人不能享受一定的优先权，那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针对穷人的解决方案是进行补贴。
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
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播帖，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我们给穷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这一瓶牛奶；给穷人牛奶券，他就能从不同牌子的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给钱的话，他就不仅可以选牛奶，还可以选鸡蛋，蔬菜等，甚至可以不选食品，选择更好的居住环境，或更好的教育条件。
但是，社会中政府经常不给钱，而是给实物；或者不给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实施价格管制。原因有很多：
第一，政府自己没钱。实施价格管制比较简单。
第二，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怕穷人乱花。
第三，实物补贴可以假公济私。
把钱给司机还是给市民
补贴穷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补贴那些商品的提供商；二是，以货币的方式，直接补贴那些受益人。
补贴给提供商，提供商就只需要讨好政府。补贴给市民，需要讨好每一个市民。
竞争的维度——没有人可以控制市场因素
1.房价上升好不好
房价涨跌，分清正负面因素
不顾一切要把房价降下来的做法不对，不顾一切要把房价顶上去的做法也不对。我们需要仔细区分，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上升，哪些因素导致了房价下跌。我们要让那些正面的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要克服那些负面因素，使得房价能够正确地反映人们对房屋的真实需求。
房价上涨的正面因素
人口聚集和城市繁荣是房价上升的正面因素。
人口聚集提高大城市的经济效率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要留下高端人口，而把中低端的人迁走。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城市只剩下高端人口，那这些高端人口中就自然会变出中低端人口来，否则谁来打扫闻声，修车等。
一个钢琴老手的收入不一定比一个修车师傅的高。谁赚得多，谁赚的少，讲的不是职业的贵贱，而是互相依赖的程度。
在大城市，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不要以为非得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够在大城市立足。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的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相互服务。
房价上涨的负面因素
交易不够灵活，容积率限制等。
2.廉价保障房更贵
经济学家没有学派之分，而是有好坏之别；好坏的标准之一，就在于是否相信世上有免费午餐。这样划分固然粗糙，但不是洞察力。
很多事与愿违并造成巨大浪费的公共政策，恰恰源自“免费午餐”的想法，而试图以大规模修建廉价保障房来抑制房价的行动正是一例。
房租限购与对策
无论怎么限购，人是有对策的。
如果限制每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那么就会有假离婚；如果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每套房屋的面积就会发生变化，人们会买面积很大的房子，交付以后再隔开；如果一套面积不能超过100平米，就会有人把房子建高一点，交付以后再分层。
而这是需求一方，在看供应的一方。
不要以为房地产商不管怎样都要盖房子，实际上他们要看收益的。如果房子不能赚钱，他们就不回盖房子了。如果限制有钱人多买房子，房地产商就会减缓投资，新楼盘推出的数量就会减少，整个市场出售的房屋总量就会下降，住房的供需矛盾就会激化，实际房价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廉价保障房不是免费午餐
政府向每个人每个家庭提供廉价住房，有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把住房看作手表，铅笔，可乐那样的标准品。标准品基本不以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住房不是标准品，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服务。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描述一座房屋。
第二个错误是，没有看到这样做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当政府要提供大规模廉价房时，政府必须找地，找材料，找钱。所有这些资源都是排他性的，政府用的越多，私人用的就越少。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权衡，这些资源放在私人开发商手里，还是放在政府手里，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个错误是，政府提供住房后，肯定会限制这种廉价房的有偿转让，这样会使得房屋之间的交易减少，流动性降低，这也进一步限制了资源的有效使用。
因为廉价房不可能是免费午餐，我们需要看清楚这几个要点：房屋不是一种标准品，它是一种服务，是一种综合的服务；私人开发商是这种综合服务的更好，更适合的提供者；如果让私人业务自由转让房屋的话，这些房屋的流动性会更高，也会鼓励人们积极上进，不同家庭上升的渠道也会得以拓宽。
只要我们看清楚这几点，我们就应该坚持房屋服务市场化，商品化的道路。
3.没有使用需求就没有投资需求
与政府大规模提供廉价住房想法一脉相承的，就是所谓的“控制空置率”的想法。
空置率不可能客观衡量与计算
使用需求是投资需求的基础
所有的投资需求，都是以实际使用需求为基础的。没有实际使用的需求，就不会有投资需求。
如果我们硬要把使用需求和投资需求区分开来，对立起来的话，就不会有人投资，就不会产生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供给。几年以后，新的房源就会萎缩；长此以往，居住条件会变得更差。
凡是那些打击投资需求的政策，不为投资开绿灯的政策，最终也满足不了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