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为乾嘉间著名的清正之臣，下文提到的几封信所写的便是乾嘉名臣王杰筹措备办贡品之事，其中也写到请谁帮忙，找谁借贷，字句真切，读之令人感慨万千，对千夫所指的大臣贡献风习，或也能有些新的认知。
王杰为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辛巳科状元，弘历在审阅该科殿试进呈试卷后对排序做出调整，王杰由第三变为第一，以立身至诚和谦谨清廉，深得乾隆器重倚信。他较早进入南书房，三任浙江学政，历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四十七年四月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杰的这批信函写于乾隆四十九年春夏间，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乡韩城服丧。当年三月初三日，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驻跸镇江三义阁大营，传旨：“兵部尚书员缺着王杰补授，仍着在籍守制，俟服满来京供职。王杰未到以前，所有兵部尚书事务，即着刘墉兼署。”
通常说来，离职丁忧是官员的一道大坎，汉族官员按规定需二十七个月才算服满，除服之后，原来的职位已有人占上，便不得不重新排队。服丧期间被擢升者，少之又少。清朝体制，六部皆设双尚书，满在前，汉在后。此时的兵部满尚书为福隆安，已故孝贤皇后的娘家侄子，前内阁首辅傅恒家老二，娶了乾隆帝的女儿和嘉公主，贵宠异常，长期担任此职。兵部汉尚书则多属文职，此职显赫且关键，必须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前兵部汉尚书周煌兼尚书房总师傅，因奉旨带领众皇子编的书错讹较多，被弘历责斥和降调。
三月下旬，王杰在韩城闻知此事，虽有欣慰，而更多的似乎是犯难。他深知此事出自皇上的关怀信任，在写给京邸管家的信中说：
杰廿余年以来屡沐圣恩逾格，兹以守制家居，复蒙宠擢，不知何以图报。刻下举襄在即，不能远行，拟先遣人递折，杰俟事竣后驰赴德州以南行在谢恩，庶觉少安。
此信写成后，王杰又在开头加了一段：“遵旨自应俟服满来京，但尚有年余，竟尔安居，固觉不妥，若俟万寿来京，又恐滋物议。似不如赴行在谢恩之为逾也。”表露出其复杂的心境。
王杰打算在乾隆帝自江浙返京时，前往山东德州的大运河畔迎驾，总不能两手空空，首先要准备一份“面贡”。面贡，即臣子在接受召见时呈进的贡品。而像王杰此次在皇帝回銮途中所献，又可称为“路贡”“迎銮贡”“谢恩贡”。名目不同，实质则一样，都是要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此类进贡物件在家乡韩城无处寻觅，只能托人在京中购办。这也是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曰：
此去似当携带贡物，或四九，或三九，已将微悃。家园无从寻觅，不得不恳求毅堂先生矣。册页、挂对之类似不宜用，挂屏、桌屏犹可，铜玉瓷之外，如宋板书、砚台、洋漆、雕漆等盒皆可备用，然亦不必以多为贵也。
所谓“四九”“三九”，乃指贡品以九件为一组，要达到三四组才说得过去。（《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四:万寿节,大学士、尚书、侍郎、各省督抚皆有贡,以九为度,一九则九物，至九九而止。）王杰希望能在四月之前备齐贡品，由京邸中家人携带前往德州会合。但购置贡品需要花钱，家人到德州也需要盘缠，王杰恰恰没钱，只能向朋友借。所谓“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难在即便你开了口，有时也借不到。此后王杰的一封信中，有“汪、何两年兄处屡次借贷，自觉赧颜，虽不敢负伊，然无厌之求，亦当自忖，不可以此责人”一段，可知在京借贷并非易事。不得已只能去找钱庄，为此要支付高额利息。有人说古代官场中没有纯粹的清官，否，王杰就是一个，“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乃文史大家赵翼的诗，要知道这位同年当初可是对王杰占了自己的状元耿耿于怀。数年来，王杰先是为母亲治病，然后扶丧归里，为二老操办丧事，早已是东挪西借了，怎么还呢？这封信中也有所透露，打算卖掉在京的宅院，换一个小点的房子住。
闰三月二十二日，王杰在办妥父母的合葬之后，起身前往迎接南巡折返的銮驾，经过河南焦作的清华镇一路东行，终于赶在皇驾之先抵达德州，受到皇上召见。在另一封信中，他对此行略作记述：
赏收，指皇上收下臣子献呈的贡品。除了各地土仪（土贡）之外，臣工的贡品一般只有少数被赏收，金玉珠宝之类通常会被拒斥，用词为“掷还”。弘历深知王杰的道德人品，知他一生清素，是以收下的更少。王杰的儿女亲家、时以内阁学士随驾的朱珪曾忆及这次召见，恰可作为补充：
甲辰，（王杰）即家擢兵部尚书，趋赴行在谢恩，高宗曰：“汝来甚好，君臣之情当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公感泣。时珪扈驾，相遇于行帐，叹曰：“上待公不薄哉！”
乾隆帝对王杰赶来谢恩很高兴，表示君臣之情就该如同自家人一般亲切自然。所谓“夺情”，即命服丧之臣提前回朝任职，通常在发生战争等特别的情况下，由皇上下旨。这番话也能反证弘历动过此念，复又想到王杰是一个理学家，极重孝道，仍允许他回去守制。
皇恩浩荡，又体察入微，令王杰感动至深，退出后仍涕泣不已。
此时的和珅已炙手可热，在办贡上出手阔绰，进单上动辄是“玉无量寿佛成龛”“无量寿佛七塔龛成座”“珐琅五供成分”“珐琅七珍成分”，乾隆帝也是少量赏收。王杰赶赴行在谢恩，应会遇见总在皇上身边晃悠的和珅，也见到了一些随扈的同僚，除了朱珪，还有时任军机大臣的梁国治、董诰等人。他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
日内与梁、董二公商议，年余内意欲将《御制诗四集》敬缮一部，即乞曹大人将原进三集大小比一样子。年兄在京，可以烦众年兄者以愚意恳之，可出资者不妨出资，愚亦不惜此费。家中尚有旧锦一匹可以装裱。梁公曾许先将刻就者付抄，以此作余在家年余区区之诚。可否能办？乞年兄再酌之，不必一定要办也。
此函见西泠二○二一年春拍网页，应写于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即王杰在德州被召见之后。乾隆帝的《御制诗四集》，收录自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的诗作九千余首，由梁国治和董诰负责编注，尚在陆续交武英殿刊刻的过程中。王杰希望将之敬录一部，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得到二人的支持。而此事涉及甚多，原件是肯定不能拿出，梁国治答应会尽快提供已刊部分，已经是很够意思了。信中提到的曹大人，可能是户部侍郎曹文埴，也可能是右庶子曹仁虎，与王杰皆有交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可知王杰得到了一份“清单”，亦即今天所说的目录，但也透露出有些复杂。究竟后事如何？尚没见留下什么线索。所能知道的，是后来就由王杰主要承担起为弘历誊录校注诗稿之事了。
王杰是在乾隆五十年九月结束丁忧、回朝任职的，自此在政坛快速跃升：十月兼三通馆总裁，十一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次年四月兼尚书房总师傅，十二月任军机大臣；五十二年一月钦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三月担任会试正考官，六月充庶常馆总教习……所不变的是其清谨严正的个性，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三年前的欠账不知是否还清，贵而不富，每年到了皇上的万寿节等节点，他还是要为购办贡品之事焦虑。
其实乾隆帝对此也有一些焦虑。登基继统的第二个月，弘历就传谕“禁止贡献”，曰：
朕仰承圣祖皇考福荫，凡服御器用之属，何一不备？取之宫中而有余，正不待四方之人入贡也。在诸臣各怀尊君亲上之心，固欲藉物产以申其诚敬，然此贡献之物，岂能自备于家，而不取资于民力乎？是朕多受一次贡献，即诸臣多费一次经营；诸臣多费一次经营，即百姓多费一次供应。朕实不忍以无益妨有益。各省督抚诸臣果有爱戴之心，惟当体朕子惠元元之意，凡一丝一粟，皆思为人民留其有余，则胜如朕之自受矣。（《清会典事例·礼部·禁止贡献》）
五十三年九月，距离他的“八旬万寿”差不多还有两年，弘历就颁发明旨“禁贡”，要求不得再进呈万寿贡品。“所进物件内如宝座屏风，各宫殿皆有陈设，不便更换；即佛像亦属过多，无处供奉，亦无另建庙宇之理。其五十五年万寿贡品，不但各督抚等俱不准其呈进，即王公大臣等亦无庸备进。”这些话很实在，态度也很恳切。过后不久，弘历传谕连次年也不许进贡。而就在五十四年夏天，各省督抚仍纷纷派员前往热河，呈进各种贺寿物件，数百里山道上车辆交错，人声鼎沸。皇上念其业已远道而来，“准其呈览，而不赏收者多于往年”。旧谚有“当官的不打送礼的”，皇帝虽说只是少量赏收，也足以让那些个真的遵旨未进者惭愧惶悔。
日前匆匆起身，贡件俱未得料理。今除家中所有之盒，再约得几件。年兄可令朱升到汇墨斋商量，或有现成者，或画样赶做，务于四月半前赶得方好，此事不得不有费清心也……
前接廿二日札，匆匆未及细复，大概于廿一日书内言之矣。围屏只十幅，似乎不全，且中心太短，恐写起不甚好看，不知各当铺内及厂中尚能再购觅否？令儿子向对门当铺托其遍找，再烦汇墨斋在厂中找之，并令朱锦在打磨厂及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各器铺找之。大概公中已有大围屏，此屏宜小，而做手光泽者为佳，即或炕屏亦可。若寄来屏心尺寸，实不好看。安南、缅甸封爵二诗既写小盒，大镶玉盒写何诗，不记忆已定否？《寿民诗》写单盒当可，若再求配对，恐不可得。《五福五代堂诗》，亦难有对者。至《对玉兰花》诸诗篇中有回禄字面，亦似难进。“赋得”诗究觉太闲，于此时不相宜，留作年底用，此时究以寿意为佳耳。家中玉版六块，已将“五福五代堂”写就寄去，可即付汇墨斋发镌。八块者大贡用，此件正日用也。石鼓百金不肯做，即加一二十金亦可。
真真是煞费苦心！由“公中已有大围屏”，可知礼部、翰林院等衙门皆会进呈寿屏。而此信第二页，页眉有“前闻彭大人云：厂中有紫檀一块，长一丈四五寸，宽二尺余，厚五寸。若不雕花纹，做素屏架似不可得。乞探听此物在何处，能商量赶办否？若非紫檀，即花梨、铁梨皆可”。此彭大人即彭元瑞，时任吏部尚书。
同时，王杰也给在京的妻子写了信，有这样一段：
家中有旧人集锦大册二本，曾经黄左田看过，尚有可用者（即拟古人姓名夹黄签），今再烦其多挑数幅，送汇墨斋裱好，且不用粘连，候临时再粘，底面用楠木足矣。……石鼓百四十金太觉贵了，百金肯做即做，如其不肯再作商量，另到别处去做。汇墨斋此番大有勒掯之意，围屏十幅似不好看，彼亲口对我说十二幅，或是本家藏起两扇，十扇便不成用矣。
琐琐碎碎，牵挂焦灼之情跃然纸上。
不是已有多道“禁贡”谕旨吗？但那主要是指各省的总督巡抚，此辈已为举办贺寿典礼扣除了部分养廉银，故皇上传谕不令再贡。至于枢阁大员与部院堂上官，上谕中虽称“王公大臣等亦无庸备进”，倒也不宜无所表示。像王杰、彭元瑞这样的文学侍从，只能选择书画插屏之类，即便如此，也是勉力筹备，不得不处处精打细算。
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因京师亢旱，弘历深自省察，要求臣工上言议朝政之失，并谕令“停止督抚贡献”，曰：
盖进贡之意,不过曰藉此以联上下之情耳。孰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
两次提到“联上下之情”。近似的意思，他在后来也多次表达：
“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二十二年六月）；“其有以土物充贡如纸笔香扇等类，尚可留备赏赐之用，亦藉以联上下之情”（三十一年六月）；“朕因如意义寓祥占，且计所值无几，间亦赏收，以联上下之情，初不知商人等之居寄罔利若此也”（四十三年十一月）。而不管是“联”还是“通”，强调的都是情。老臣王杰于服丧期间远程跋涉迎驾谢恩，对弘历来说才是最开心的。
活到八十八岁、统治中国超过六十三年的弘历，一生丰富而驳杂，而整体上则是明爽、积极、坦荡和重感情的。他事母笃孝，待妻诚敬，对子孙慈蔼，朝中老臣多有相随数十年者，在其身后复惠及子嗣，凡遇旱涝水患等灾害，皆下诏赈济百姓。臣工进贡之风的愈演愈烈，诚为乾隆朝一大弊端，作为皇帝的他难辞其咎，却也不应忽视其重情义的一面。而所谓“联上下之情”，应包括贡与赏两个方面，我们谈臣子进贡，也不宜省略皇上的赏赐。如果说有一些史料能证明弘历喜爱收贡，应也有更多记载证实他喜欢赏赐，而且接受颁赏的臣工远比纳贡者为多。仅以王杰为例，远在其具备进贡资格之前，就多次接受了皇上的赏赐，赐各类书卷图册，赐前代名画，赐黑狐端罩，赐貂皮荷包，赐食物瓜果，后来又有赐第……终其一生，颁赏相连。乾隆帝对王杰的纯孝有所耳闻，一次特地询问乃母年岁，御笔亲书“南陔承庆”匾额赐之。
以其聪察敏锐，弘历怎会意识不到贡献之弊？那些个禁贡之谕皆属有感而发，并非做做样子。四十七年七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审结，因其中有逼迫属下“帮贡”等事，乾隆帝特发长谕：
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任养廉原属优厚，除赡给身家及延请幕宾支用外，出其赢余，备物申悃，固所不禁。而伊等之升迁倚任，则全不系乎此也。从前尹继善、梁诗正、高晋诸人，或由封疆简任纶扉，或由卿贰晋参密勿，伊等并不以贡献见长。此天下所共知，亦屡以申谕矣。即如李侍尧久任总督，其所办贡物较他人为优，但实因其才堪任事，是以简畀封疆。前以收受矿课盈余，一经发觉，朕即治以应得之罪，未尝稍事姑容。……至国泰在山东巡抚之任，其所办贡物，亦较他人为优。伊小有聪明，办事尚属勇往，朕本欲造就其材，因伊所进过多，屡加当面训饬。上年伊父文绶获罪，发往新疆效力，伊奏请捐廉四万两为伊父赎罪。朕以国泰果能实力察吏安民，即可为父干蛊，但罚彼父而不及彼，初不料其公然勒派属员，毫无顾忌。……兹又据明兴查出通省各州县亏空库项竟有二百万两之多，则国泰之罪，更无可逭。昨已明降谕旨赐令自尽，何尝以国泰平日用心贡献，遂可邀恩幸免耶？（《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
此案主犯国泰出身满洲镶白旗富察氏，父子同朝，一督一抚，皆得弘历倚信；从犯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由微员加恩任为山东布政使，始终帮着国泰掩饰罪行。乾隆帝虽决然将二人赐死，而不无痛惜与感伤，应也不无反思。
问世间情为何物？
本来是有贡有赏，本意是联上下之情，却出了李侍尧、国泰这样的恶例，乾隆帝在处理时应是五味杂陈。而若说他“言行不一，打着禁贡之名，以行赏收之实”，个人以为有失偏颇。弘历的确夸赞过某某办贡较优，亦不过随口评价，也不影响其杀伐决断。乾隆帝算是一个好货之主、“恋物癖患者”吗？清臣王杰的贡品，皇上对其寒素境况的理解，那种数十年一贯的信重，应能提供一个反证。
国家清史专家、金学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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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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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收，指皇上收下臣子献呈的贡品。除了各地土仪（土贡）之外，臣工的贡品一般只有少数被赏收，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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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变的是其清谨严正的个性，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三年前的欠账不知是否还清，贵而不富，每年到了皇上的万寿节等节点，他还是要为购办贡品之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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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臣子的贡单都会在内务府留档，且乾隆记忆惊人，对臣下所贡较为留心，若以拒收之物反复呈进，也会有应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