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贡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古时期，贡赋一体，即所谓“任土作贡”。春秋时贡、赋出现分化，至秦汉时，土贡已独立于赋税之外。与藩属贡及土司贡不同，其形式主要是各地将地方特产以实物形式上交朝廷或直接交给皇室。明代，土贡制度已较为成熟，且贡物折银也随一条鞭法的施行而得以推广。清代土贡继承明制，同时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清代土贡的特点与概况
清代的土贡制度，在明代基础上不断改革，到乾隆年间大体趋于稳定。与前代相比，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部分土贡物品由无偿交纳改为有偿采买。具体说来，可以确定有偿采买的部分主要是东北土产、织造贡物及密云等地“打捕户”猎得的鹞子、野鸡等活物。这部分土贡，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为国家和皇室采购或生产所得。其余各直省土贡则无论是征实物还是折色，都与田赋类似，仍为对皇室或国家的义务与负担。此种变化，《皇朝文献通考》卷38有“自古任土之常，至我朝而改为官办”“旷荡之恩，洵千古所未有也”的评价。虽然有偿征收的土贡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这种性质上的转变，在中国土贡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与前代相比，种类与数量有所减免，余下的则多数折银征收。清以前的土贡，往往数量庞大，名目纷繁。《通典》所列唐代天下贡物详细清单，有洋洋四千余言，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北宋土贡入典章者即有520余项。乾隆后期，在册的直省贡项为户部96项，工部19项。考虑到内务府贡中新增东北特产的庞大比重，应该说对前代土贡的减免确实存在。顺治年间，有不少关于永停陕西贡柑、江南贡橘、河南贡石榴、湖北贡道教用品、四川贡扇柄、湖广贡鱼，以及一系列贡物改征折色的上谕。
三是东北土贡的大幅增加。清代东北土贡，除典章中记载的人参、貂皮、东珠三项外，尚有粉子蕨菜、蜜饯山楂、蘑菇、野菜、蜂蜜、米面制品、熏制肉食、兽类、鹰隼、各种活体观赏动物、军器原料等品种，反映出满族统治者对于故乡土产的特殊偏爱。
清代土贡，各省每年入贡次数不等，承担的贡额亦不等，承担种类较多的省份，每年每次所贡的物品也不尽相同。如吉林土贡，于四月、七月、十月、十一月分四次呈进，所贡物品种类近百，而湖北等多个省份的贡物则不超过10种。各省多数贡物的解送日期相对固定，如盛京例贡粉子蕨菜，皆为五月下旬或六月送到。贡品既是提供给皇帝与皇室的东西，其规格自然非比寻常，必须是同类物品中的佼佼者。如广东化州所产的药材“橘红”，必须于特定地点收获的果实上取皮，长度超过七寸者方可入贡。当贡品的品质、大小等不合要求时，一般的做法是饬令补换，严重者要追究承办官员的责任。
一般来说，贡物抵京，会由不同的机构根据固定的程序进行检验和查收，然后由内务府或者户部奏报给皇帝，皇帝同意收取则贮库留用。如各地金厂抽取的课金，抵京后先交户部，继与内务府官员和解送官员一同核对重量，再传工部金匠磨验鉴定，最后交内务府广储司贮库。种种贡物的备办、起运到抵京贮库，皆有定制，解员的安置和返回也各有规矩。
贡物收讫，大体有消费、赏赐、祭祀和售变四种用途，而同一贡物也有可能同时具有多种用途。嘉庆二十五年，上谕“闽省所进荔枝、佛手等项，均系常年例贡……恭俟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到京，先于几筵前敬谨供献，再行照例分赏可也”。东北所贡的各类动物毛皮，除消费和售变外，嘉庆时每年还从售变部分中取一部分貂皮交衣库做成貂褂，由内务府草拟，皇帝钦定名单与等级，“赏卖”给在京的大臣、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让他们“先赴银库交价，后赴皮库领取”。
清代土贡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带有“土贡”的意味，所贡的物品则不拘于斯土所产，主要有年节贡、端阳贡、万寿贡和“迎銮贡”。前两者即春节和端阳节各地大员的集中进贡，万寿贡是皇帝和太后生日时的集中进贡，迎銮贡则是皇帝出巡时沿途各省官员的进贡。其中，年节贡和端阳贡内有各省方物，而万寿贡与迎銮贡则以纺织品为主，工艺品次之。
清代土贡及其折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清代土贡的折银征收体现了统治者的务实精神，使土贡再次与田赋相似。“摊丁入亩”后，该趋势更加明显。唐宋以来，土贡与田赋的区别，一是土贡局限于实物，而田赋越来越多地以通货形式存在，征收与应用较之土贡都更加灵活；二是土贡物品的消费者往往是皇帝与皇室，而田赋的主要去向是国用。因此一旦将部分土贡折银征收，形式既已相近，用途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折征无疑拉近了土贡与田赋的距离，其影响对皇室而言，是财政的改善，而对基层民众而言，则是负担形式的单一化。辽宁本溪《马氏族谱》提到，马氏本为捕捞太子河细鳞鱼的渔民，自有土地，耕种糊口，鱼则代赋（税）。乾隆年间太子河细鳞鱼稀少，难以交差，盛京内务府便决定将鱼折银征收，每丁每年交折征银1两（李林等著《本溪县满族家谱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179～180页）。土贡不但可以折银，还可与实物形式的田赋相互转换。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五十七年奏准将新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每年应贡黄金总计197两7钱改征布匹，共计15848匹。
土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加重了基层的负担。即便是官方给价的贡物，中央拨付的土贡价银，接受者与支配者也是地方政府而非普通民众，且因为对土贡的备办环节缺乏制约而弊端百出。民国初年文人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的记载，印证了这类情况：“（福建佛手入贡）吏胥舞弊，克扣价目，十给二三而已，至今并十之二三亦无之。”“盛京贡辽阳香水梨五十担到京，除霉烂外，只余三十担左右……且盛京官吏，藉办贡名目，讹索小民，亦复不赀，殊可慨也。”官方给价的贡物尚且如此，则一般土贡的情况更可知矣。
其次，土贡对于地方经济，也有诸多影响。“贡品”二字，实是对商品质量的标榜。一地出产贡品，闻名于外，民众往往趋利经营。比如化州橘红贡树“凡近州治，得闻谯楼更鼓者，其皮均佳，橘蒂形凹。赖家园（地名——引者注）种者，往往乱真，州官每于皮上加印以别之”。同时，贡物的售变还影响着一些大商人家族的兴衰。清前期，人参的入贡和售变制度都不成熟，朝廷往往将东北参务（以及貂皮售变等商务）承包给“皇商”，介休范氏家族便因此而大发其财，直到乾隆十年建立参局制度才正式退出。此外，贡物的售变与地方商品市场的联系也很密切。嘉庆四年，内务府一道关于贡金售变的奏折内就提到，同一批库金，发两淮盐政书鲁20000两，苏州织造全德16000余两，前者早早分交各路盐商售完，将价银归款，后者则售变困难，“约计三年后方可销完”，最后内务府只得奏准让全德留下3300多两，其余13000余两转运扬州交书鲁售变。商品市场的环境差异对贡物售变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