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在“文革”中停滞了十年，当我们在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北大学习时，我们真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一代，因为那时在北大还有几位经过“文革”幸存的学术上很有建树和影响的前辈，如朱光潜先生、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赵萝蕤先生等名教授，他们都希望把学术的薪火传给我们这些后辈。“文革”对文化传统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侮辱和压制，作为研究生的我们深恶痛绝，所以对前辈学者都格外敬重。那时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就有一份特别亲近的感情和联系。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生气和希望的时代。我们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更有老一辈学者细心指导、带领我们逐渐步入学术的殿堂，对我们后来在各自学术道路上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杨周翰先生祖籍江苏苏州，但生长于北京。在1930年代，他曾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194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专攻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先后在清华和北大任教。杨先生生性聪颖，早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在牛津受到良好教育，不仅纯熟把握英文，而且深谙拉丁文，所以于欧洲古典文学和十七世纪前后的英国文学深有造诣，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同时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有很深的修养，熟悉中国古典和书画传统，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先生率先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光阴荏苒，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大与杨先生经常见面的日子，竟然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杨先生平时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平和而威严，有些同学觉得他不容易亲近，甚至有点怕他；和杨先生没有太多接触的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对他的印象更可能是威严而不可亲近，于是便敬而远之。但在西语系研究生1981年毕业时，在送别晚会上，平时神情严肃的杨先生却充满感情地说，三年来他指导几个研究生读书，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现在他们完成学业，就要去往不同地方工作，他突然有一种寂寞之感。我们几位受杨先生指导的同学当然深受感动，但我记得德语专业的几位研究生更是特别感动，他们没有想到平时显得不可亲近的杨先生对晚辈竟如此关爱，如此有感情。
这就是谦谦君子的杨周翰先生，我永远尊敬的老师杨周翰先生。现在《杨周翰作品集》即将出版，想起三十余年前的师生情谊，不禁感慨系之。于是不揣浅陋，略述先生对学术之贡献及对后辈之奖掖提携，拾掇数语于此，是为序。
张隆溪a9+bQXDWcugnzhsfA10gFsS90s90irjcoTgXbUVySSRUuK9GBhdDYpJ0Ns1Ob4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