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育龄女性，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1.76个和2019年1.73个。作为时下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1.48个。
此外，中国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1.63下降至2022年1.19，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也日益明显。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0.48人。
女性婚育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调查还显示，2021年35岁以下中国女性中，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总数减少85万，为60年来人口首次负增长。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双重压力。
一是职场女性面临隐性“生育惩罚”。
华中科技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区、市）7642人的调查显示，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女性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调查结果还显示，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在最近10年有过生育行为的女职工中，28.9%女职工的工资待遇比生育前有所下降，16%下降一半以上。此外，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为1465万，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职工只有420万，占比仅28.7%。
二是农村女性面对尴尬“留守困境”。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3.75亿，其中仅有31.2%实现举家迁移，近80%的外出农民工与家庭成员处于长期分离生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尤其在孩子出生前后加剧。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20-29岁年龄组女性流动人口多于男性，而其他各年龄组均为男性多于女性。一定程度上说明在29岁之后由于小孩抚养以及多孩生育问题，妇女只能留守在家照顾孩子与老人。尤其在“三孩”政策下，“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家庭”这种养育模式更是被再度强化与突出，导致农村留守女性承受更重的养育负担，增加生育焦虑。
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后，长沙师范学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沅江市草尾镇西村进行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访谈西村育龄妇女20位，发现这些农村女性在面临三孩生育抉择时，很有可能从城镇返乡在农村当地生育，而丈夫为了维持多孩家庭生计，则仍然外出打工，农村女性不得不承担照料子女的繁重家庭劳务，成为“留守妻子”。
三是男女家庭分工难以“一视同仁”。
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家庭中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孩子的家庭只占7.5%，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教育活动也仅为11.7%。女性承担着养育与照料家庭成员的主要职责。调查数据显示，0—17岁孩子的辅导作业由母亲承担的占67.5%。
建议从顶层设计并落实促进生育政策。督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发〔2021〕30号），国家卫健委、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等支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并结合地方实际，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要将育儿家庭补偿优惠政策纳入政府民生工程，集中精力解决托幼、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问题。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措施补偿用人单位的成本，共担生育成本，促进用人单位更积极配合政策落地。避免政府释放生育红利、用人单位自己“埋单”现象。
要统筹解决“留守”妇女困境。各地要出台地方性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用工补贴等支持政策，设立妇女创业基金，加大特色种养殖技术、创业技能、电子商务培训力度，增加公益性岗位设置，鼓励和支持“留守”妇女开展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开办网店、创办微小企业等新型再就业，拓宽“留守妇女”致富渠道，让“留守妇女”顾家、增收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