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上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2023年中国总人口14.1亿，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符合我们对人口总量趋势的预测。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48万，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同比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2023年总人口140967万人，同比减少208万人，减量扩大。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23年我国人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倒数第二，应加大力度放开并鼓励生育。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2年1.05，2023年在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倒数第二（仅比韩国略高）。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2023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且减量扩大。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人平均生育意愿较低，如果不加大鼓励生育力度，未来生育率可能难以回升。育娲人口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对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参数为：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2028年回升到1.1，从2028年起固定为1.1。相比之下，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估了15%-30%。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着对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数要高估30%，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数高估69%，对三代人后的出生数要高估一倍以上，进而高估总人口。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但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成本高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难扭转。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影响重大深远，需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至15.4%，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84年之后中国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2023年为15.4%。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计中国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中国只用了21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约13年、德国用了36年、法国用了28年，预计中国用20年左右。
劳动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2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6亿，占比从74.5%降至68.1%，预计到2050年降至58%左右。2023年16-59岁人口86481万人、较2022年减少107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61.3%、较2022年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7.5%，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0.5%。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2023降至902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于5%-10%。从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05.2万、73.3万、68.2万人，合计占全国的27.4%，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22年安徽、河北两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过15%，福建、辽宁、江西、云南等13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10%-15%，贵州、山东、吉林等14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0%-10%，仅西藏、新疆两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由此带来的是，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它们之间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1）生育观念改变，“养儿防老”观念淡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2）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我国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9.9‰开始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已经连续9年下降。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2022年40岁以上的城市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占比分别为2.5%、1.3%。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大因素，“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