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京市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提出要在紧要处落好“子”，即：率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抓好“两区”建设，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和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本期报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李国平，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两区”办专职副主任刘梅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梅宏，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就“五子”联动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打造科技创新特区助力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李国平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
一、北京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与要求
（一）国家使命与城市功能定位的要求
当前，我国发展方式正在迈向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十四五”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同时还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高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二）内外部环境及其必要性分析
第一，全球科技革命加速发展，中国要紧抓机遇发展中高研发密集型产业，但在这方面各国竞争相当激烈。
第二，应对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断裂与重构，中国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逆全球化和保守主义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一定要解决好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快科技创新发展。
第三，全球经济再平衡加剧，各国加快制度创新抢占科技创新先机。比如：美国2018年以来密集发布5G、量子计算、先进制造等领域支持政策：德国先后制定“高科技战略2025”和《国家工业战略2030》，等等。
第四，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北京必须且有能力担当重任。一方面，我国加快制度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北京正在加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建设。比较而言，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优势凸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北京在全球科技城市集群榜单中排名第三位。科研实力上，中国最好的学科近1/2集中在北京，“两院”院士占全国1/2，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1/3。2019年，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6.31%，居全国之首；全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32件，位居全国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全国近一半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和大量独角兽企业汇聚北京。总之，世界发展格局、国家发展方向、北京综合优势都内在一致性地要求北京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二、北京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与不足
北京城市综合实力强，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突出，尤其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方阵，科技创新格局加快形成，已经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些都是为北京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基础和综合优势。具体来看。
（一）北京综合实力强，已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重要的枢纽城市
我国已经整体上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人均GDP、研发支出强度等代表经济和创新的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北京也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重要的枢纽城市和具有较强全球竞争力的大国首都。比如，在世界城市网络排名中，北京从2000年的Beta+升至2004年的Alpha-，并逐年上升为2016年的Alpha+。
同时，北京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经济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历经从服务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变。当前，北京正处于向服务及知识型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比如，2021年北京GDP总值超过4.03万亿元，人均GDP达2.8万美元，并且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80%。
（二）高端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基础前沿研究系统布局
第一，科技创新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
名校汇集，在全球处于优势地位。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共有6所大学入选世界大学500强，位居全球城市第四。
科技创新人才高度聚集，在全球处于前列。据科睿唯安发布的2018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显示，北京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为172人次，仅次于波士顿、伦敦、旧金山，位居全球第四。
研发投入大，注重基础研究。2019年，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6%，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基础科技创新成果突出。主要体现在：
系统布局基础前沿研究。如，子午工程、凤凰工程等1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京建设和运行，大科学装置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如，涌现出世界首款类脑芯片、我国首款在海外获批的抗癌新药等标志性科技成果。
专利质量快速提升，以发明专利为主。2021年北京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85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
（三）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赋能经济高端化高质量发展
第一，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如，布局有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20个左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2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8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近2.9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高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稳步发展，创新型企业影响力不断增强。2021年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者有交叉）分别实现增加值10866.9亿元和9961.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7.0%和24.7%。科技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年增加。北京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由2000年3.9%上升到2019年的8.0%。
（四）科技创新格局加快形成，辐射能力和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
第一，“三城一区”建设步伐加快，科技创新格局加快形成。“三城”，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一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步伐加快，高新技术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创新带动作用凸显。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致力于畅通源头传导，推动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更加优化。2020年，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达2.6万家，拥有创业孵化机构约200家，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超700家。
第三，科技创新辐射能力增强。北京科技创新对全国其他省市的投资联系强度最高，与深圳、上海、武汉、程度、重庆、合肥、厦门均有较强联系。
（五）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存在的不足与挑战
第一，北京距离国际高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顶级科研平台少、诺贝尔获奖的领军科学家少等；在标志性理论、科研成果、原始创新上，尽管北京在一些国际排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与东京、波士顿等城市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北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面临来自上海、深圳等国内城市的激烈竞争。
第三，科技创新对北京以及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增强。
三、北京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若干建议
未来30年是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强国前列的关键时期，也是北京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跃升期。为把北京打造成为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们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要努力打造世界科学中心，引领新科技革命潮流
要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世界顶尖大学，汇聚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孕育一批面向未来的引领型原创成果。
（二）要加快建设世界创新人才高地
要集聚全球顶尖创新人才，构建青年人才多元体系，打造人才创新创业乐土。
（三）要建设全球领先的产业创新高地
要精准布局前沿高技术产业，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产业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同时，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经济，建设全球科技金融中心，拓展面向未来的新业态、新场景。
（四）要依托中关村和“三城两翼一区”主平台，打造世界级创新集群
要打造中关村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大力建设“三城两翼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三城，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两翼，创新型产业集群以及“中国制造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主平台，构建“三城两翼一区”协同创新模式。同时，进一步融合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保障能力和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构建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构建基于创新链的产业分工体系，加快形成多中心、网络化产业格局。强化北京在京津冀体协同创新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要扩大对外科技开放，打造全球创新枢纽城市
要提高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强化在国际创新交流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主导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工程。
（六）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机制创新
探索新型举国创新体制、探索更具活力的人才发展体制，试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培育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机制，完善支持创新创业的科技金融体制，探索科技增进民生福祉的实现机制。
落好“两区”这粒子奏响开放新乐章
刘梅英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两区”办专职副主任
一、“两区”建设带动下，北京对外资吸引力更加凸显
“两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北京的重要任务，也是北京构建新发展格局“五子”当中的“一子”。一年多来，“两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聚焦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三大特征，立足降成本、享便利，创新实施了上百项政策制度创新，进一步筑牢了“两区”的开放引领优势。
科技创新方面，全流程走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企业从申请认定到获得批准用时仅一个月，较常规审批流程大幅压缩80%以上。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已覆盖北京市20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300多家重点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投保的3300多件专利，保障金额超过了33亿元。
服务业开放方面，率先落地证券业、期货业过往资历认可机制，搭建了全国首个省级境外职业资格证书查询平台；首创“推荐制”人才引进模式，实施外国人工作许可、工作居留许可“两证联办”；落地实施非金融企业多笔外债共用一个外债账户；外债一次性登记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自贸试验区；扩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范围；深化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加强与RCEP缔约方海关合作，升级有关原产地证明的智能审核；建成互联网医院32家，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131家。
数字经济方面，国际首个区块链与隐私计算科技创新平台在京设立；依托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在全国率先建立数字经济中介产业体系，全国首个跨境数据托管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实现北京首次突破自动驾驶车辆早晚高峰测试限制，出台国内首个无人配送车管理实施细则；积极推进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工作；推进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区块链+电子证照”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空港通关物流全流程全链条数据共享。
“两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促项目落地，累计落地了上百个标志性项目和功能性平台。在“两区”带动下，2021年北京市新设外资企业1924家，为2008年以来最高值，增长52.6%，高于全国29.1个百分点；合同外资437.1亿美元，增长1.1倍，规模创历史最高；实际外资155.6亿美元，增长10.3%，为历年第三峰值。2022年一季度，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60.2亿美元，同比增长21.9%；自贸试验区所在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比重由去年同期的86.3%提升至91.6%，提高5.3个百分点。
二、充分发挥“五子联动”资源优势，打好组合拳
（一）把握一个定位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当前最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它充分整合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各种要素，既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国际循环的主阵地。要从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重大战略中理解“两区”建设，从立足引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枢纽平台中把握“两区”建设。
（二）利用两类资源
第一，北京的要素资源。比如，科创、金融等具有国内领先优势的要素资源。第二，“五子”联动的资源。北京“十四五”时期要在五个紧要处落好子，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这“五子”，即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区”建设覆盖全市域，联动其他四子，要充分发挥“五子”联动的资源优势，下先手棋，打组合拳。
（三）释放三个效应
第一，形成叠加效应。在区级层面，“三城一区”、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中外合作产业园区等功能区叠加“两区”建设。一方面更加聚焦园区定位，明确重点承载；另一方面多重政策并行叠加，形成优势互补。
第二，释放乘数效应。“两区”建设紧紧围绕“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密切联动“五子”，使彼此辐射带动作用交互凸显，同频共振，呈现乘数效应，将促进发展动能递增。
第三，发挥联动效应。立足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构建跨区域合作共赢模式，深化京津冀产业链协同发展，将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京津冀产业合作新平台。发挥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带动作用，高标准建设城市副中心，推动“一核两翼”联动腾飞。建立“1+N”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机制。
（四）探索四类开放
第一，产业开放，发挥开放引领作用，分类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在不同领域助力产业腾飞。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瞄准主导产业（科技创新、生物医药），实施开放赋能，促进国际合作，破解体制机制难题，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二是瞄准战略新兴产业（绿色金融、数字经济），实施开放铸链，通过培育产业生态，打造应用场景，创新监管机制，加快构筑新的增长极；三是瞄准细分行业（时尚消费、美丽健康、离岸贸易），实施开放集美，疏通政策堵点，强化特色优势，形成一批小而美的产业。
第二，园区开放。以自贸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重点园区为依托，实施园区发展提升专项行动，以“功能再造”和“政策会诊”为抓手，进一步明确重点产业的承载区域和细分方向，立足打造国际先进经贸规则先行示范区的目标，树立各自的关键IP标识，形成各园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提升“两区”建设辨识度。
第三，要素开放。立足投资自由便利、贸易自由便利、资金进出便利、人才从业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功能目标，进一步聚焦人才、资金、数字、知识产权等关键要素，以市场主体诉求为导向，分专题滚动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推动高水平要素开放。
第四，制度型开放。立足北京市“四个中心”建设和优势产业定位，对标RCEP、CPTPP等国际先进规则，形成一批国家战略需要、开放度要求高、自身禀赋好的制度创新。特别是结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促进数字贸易示范区与数字贸易港建设统筹联动，推动国际合作，探索规则对标。
认识数字经济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开启，人类正站在数字经济的“门口”。这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其主要特征是：数据是重要生产要素，网络是重要载体，信息技术应用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
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探索期。数字经济概念源于互联网商用及发展，主要用于指称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与电子交易。同时，学界也展开了概念探讨。第二阶段，拓展期。政府政策开始助力数字经济，概念内涵扩展。标志性事件：英国发布《数字英国》计划，“数字化”首次出现在国家顶层设计中。第三阶段，成型期。作为新经济业态被广泛认知，成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数字治理、数据安全成为重点主题。在这一阶段，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目前公认的数字经济的定义。
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基本共识。数字经济已经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频频出现，比如：“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涉及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政府等概念。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经济做了一个基本界定。它把数字经济分为两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也就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另一是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化效率提升。
二、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并强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2017年12月，麦肯锡“中国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中国电子商务等数字化应用和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方面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2019年9月4日，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经济的经济地理没有显示出传统的南北鸿沟，一直由美国和中国共同领导。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增速全球第一。预计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60万亿元，GDP占比超过50%。
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其途径是加快推进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其中，重点是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这就是说，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和服务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深度推进，而且在“十四五”时期将加快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发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不够，三大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理念塑造、核心技术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国际化事业与人才、对“双碳”贡献等方面存在短板。
三、对数字经济的认识
数字经济的内涵、外延及特征。我比较认同G20杭州峰会给出的定义。通俗来讲，数字经济就是数字产业化加产业数字化。从外延上看，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特征主要有：第一，信息化引领。信息技术深度深入各个行业，促成其数字化并积累大量数据资源，进而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共享和汇聚，通过挖掘数据、萃取知识和凝练智慧，又使行业变得更加智能。
第二，开放化融合。通过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流动，促进组织内部各部门间、价值链上各企业间甚至跨价值链、跨行业的不同组织间，开展大规模协作和跨界融合，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和重组。
第三，泛在化普惠。无处不在的信息基础设施、按需服务的云模式和各种商贸、金融等服务平台降低了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使得数字经济出现“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
数字经济是一种三层结构的经济形态。我们看，农业经济是单层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分工不明显，行业间相对独立。工业经济是两层结构，第一层是装备制造产业，第二层是工业化的各行各业，其中第一层为第二层提供能源动力和行业制造装备。数字经济是三层结构，第一层是信息技术及其装备产业，第二层是深度信息化的各行各业（包括工业、农业），第三层是跨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的数据增值产业。其中第一层为第二层提供计算力、核心ICT装备，第二层为第三层提供行业数据资源。这三层可以归纳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其中第一、第三层为数字产业化，第二层为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根本性变革，它带来的是一次范式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技术的角色由作为传统行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助手转变成主导和引领，对传统行业造成颠覆性影响。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思想解放、理念转换，实现范式变迁。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将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有何不同？从本体论视角，数据本身蕴含很多信息、知识、规律等；从方法论视角，数字化实现对传统生产要素的赋值、赋能，数据成为其他生产要素的数字空间“孪生”。数据要素的特征，包括获得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源头的非稀缺性。
当前，对数字经济的一些认识误区。比如：将数字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将数字经济等同于“虚拟经济”；研究中，经常出现用工业经济的概念和术语来诠释数字经济的现象。如果说数字经济是一场颠覆性革命，那在传统工业思维下还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吗？在认识新事物初期，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惯性使然，也是必要的阶段。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有必要跨出既有模式，尝试构建全新模式。这里只能提出问题，给不出答案。也许认真考察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出现的现象、议题和变化，可以对我们认识数字经济带来更多启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
姚景源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这么说？这要从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来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定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比较优势，通俗地讲，可以概括为“有什么、没什么”。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没钱、没技术、没市场，但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就决定了我们在那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战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可以说，这种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仅解决了就业、实现了发展，还学习了国际上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但这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仍然缺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钢铁产量超过十亿吨，但一些非常重要的钢材必须依赖进口；中国铝产量世界第一，但飞机制造用铝相当数量需要靠进口。
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个别国家采取了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企图在高科技领域、关键技术领域卡住我们的脖子。同时，我们的传统产业也遭遇了瓶颈，劳动力持续上涨，用人成本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从比较优势来看，如今中国已经具备让创新成为第一驱动力的条件。比如，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诸多技术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沿。也就是说，我们有资本、有技术，更有一个超大规模、超强内需潜力的国内市场。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紧紧围绕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来推进，发挥扩大内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现阶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创造新需求、打造新产业。比如，想要绿色生态，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绿色发展；想要老有所养，就要促进银发经济、康养产业的发展，等等。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将更多追求精神文化消费，北京可以利用自身历史和文化优势，从供给侧角度提供更多精神文化类产品。
未来，要让北京成为国际科技创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强化产业协同，加快构建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李志起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三方面问题比较突出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载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不同城市之间、三地周边地区之间还存在断裂带，这就对产业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产业协同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需要率先突破的三个重要领域之一，可以说它是真正的支撑点，也是难点和堵点。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目前，京津冀三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河北与京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因此，要缩小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差距，重点是提升河北的综合发展水平。
北京是三地互投的资本辐射中心，区域制造业协同步伐在加快。从资本的角度看，北京投出去的资本比天津、河北两地加起来的还要多。2014年至2020年，北京对津冀的投资额从897.42亿元增长至4273.81亿元，增长势头迅猛。此外，区域制造业协同步伐加快，河北是区域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三地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二）产业结构差异明显
目前，北京的支柱产业排名前三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天津是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北京排序略有不同；河北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河北的产业结构与北京、天津相比差异明显。
（三）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已有非常大的改善，蓝天、绿水比过去要多了，这是我们的切身感受。但是未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是我们中长期需要重视和解决的。
二、产业协同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基础条件之一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高阶版本，如何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呢？要达到这个目标，重要的是要做好五个协同，即产业协同、创新协同、服务协同、政策协同、两翼协同。其中，产业协同排名第一，是核心。做好产业协同，京津冀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才会真正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由此我们认为，产业协同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做好京津冀产业协同？有六个建议供大家商榷和讨论。
（一）加强产业协同顶层设计
我认为，由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牵头，联合三地编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明确三地产业定位和区域重点产业的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按照“转型升级一批、谋划布局一批、超前储备一批”的原则，加快提升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京津冀三地要聚焦半导体、5G场景应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实现在三地的产业布局和落地，在京津冀形成新的产业发展高地。
（二）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在有序退出高耗能、高耗水传统产业的同时，以技术改造、工业设计、两化融合为抓手，坚持高端、绿色、智能导向，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钢铁、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区域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依托现代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链向周边延伸，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三）紧抓新兴产业战略机遇
京津冀三地的市场主体要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定位，聚焦量子信息、纳米技术、石墨烯材料、生物技术等前瞻领域交叉学科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开展联合攻关，为未来京津冀培育新业态、发展新产业提供超前技术储备。
（四）共同锻造产业创新链
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融合，聚焦“十四五”时期京津冀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建设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京津冀区域性重大技术需求供需对接平台。成立若干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争取成立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科研机构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上与企业联合攻关。
（五）共建数字经济战略高地
充分发挥北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基础优势，加快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搭建平台培育数字技术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化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构建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链，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推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多元化发展。
（六）完善产业合作空间布局
围绕“2+4+N”的产业合作格局，重点推动区域新兴产业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津发展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地的协同布局，着力构建产业定位与城市功能相吻合、产业布局与城市空间布局相协调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