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月刊》2023年第20期电子刊物电子期刊在线制作

论会计监督范畴的制度背景与实践基础

杨雄胜，孙东木（3）

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五种宏观成本新理念

刘明辉，王扬（13）

财务研究

数智技术发展对业财融合的促进作用

刘勤，曾思宸（20）

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谢佩帛，谢清华，王嘉发（25）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李百兴，杨龙溪（36）

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王佳悦，范源浩，范亚东（44）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苏艳丽，张佳慧，刘书娜（53）

会计研究

CSR、ESG研究热点主题回顾与述评

——基于2011~2021年FT50期刊的分析

齐保垒，曹兆英，刘晓燕（58）

年报可读性、信息中介与股票累计超额收益率

师展，樊重俊，秦小晖，徐丹丹（65）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三个特殊问题研究

冷琳（75）

（1980年创刊·第44卷）

FINANCEANDACCOUNTINGMONTHLY

CaiKuaiYueKan2023年第20期总第960期

学术顾问

总顾问郭道扬郭复初

顾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蔡春陈红陈俊

陈冬华陈汉文陈晓芳

陈信元陈毓圭陈志斌

程平崔学刚崔也光

戴德明杜兴强方红星

冯均科干胜道耿建新

龚光明韩洪灵何建国

胡国柳黄世忠贾明

焦跃华荆新李青原

李若山李心合李增泉

林钟高刘峰刘浩

刘启亮刘志远陆正飞

罗进辉马永强祁怀锦

齐保垒秦荣生沈洪涛

宋良荣宋献中孙铮

孙芳城孙光国汤谷良

唐建新田高良万良勇

王华王光远王化成

王开田王立彦王善平

王永海王竹泉魏明海

温素彬吴秋生伍中信

谢德仁谢志华辛宇

辛清泉徐光华徐玉德

薛爽杨世忠杨松令

杨肃昌杨雄胜苑泽明

查道林张敦力张俊瑞

张立民张龙平张庆龙

张为国张先治张新民

张兆国章卫东赵德武

郑石桥周冬华朱永明

（92位学术顾问均为博士生导师）

学术支持单位：财政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石道元，戴家琳，蒋水全（80）

审计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制度建设思考

胡耘通（88）

跨部门协作视角下的国家审计研究

陈高才，王帆（92）

政府审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效果检验

许瑜，郝荷香，王敏（98）

协同理念下资源环境审计：价值转向、治理维度与建构路径

王华，殷旭辉（106）

案例研究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分析

白学锦，徐灿宇（111）

新《证券法》下投服中心持股行权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以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为例

马德水，李雪晴，靳芷昕（118）

经管研究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优化方向

张绘，谢恺，周瑞康（126）

基金绿化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效应及机制：文献回顾与展望

夏烨，马文超（135）

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阮福义，卢光熙，熊浩（143）

资本市场强监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于新《证券法》的实施

叶建华，刁梦欣，吴云蕊（153）

特约主编马靖昊周华

副总编辑张瑾李珂

副主编雷鹏飞

总编助理陈晶

刘兴榜首席专家

总编辑

编辑：《财会月刊》编辑部

出版：武汉财经传媒中心

财会月刊杂志社湖北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珂总经理：张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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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43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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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0994

国内统一刊号：CN42-1290/F

期号：2023年第20期总第960期

主管：武汉出版社

主办：武汉出版社武汉市会计学会

印刷：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SM4368

国内订阅：全国各地邮政局（所）

邮发代号：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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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监督是新中国会计具有世界贡献价值的创新举措。“维护经济秩序”“讲求经济效益”是中国经济改

革开放转型时期会计监督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就本质而言，中国会计监督职能的产生，与中国公有经济制度、

私、低效浪费、公平分配等问题，是保证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全新意境下，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会计监督面临着如何切实发挥积极作用的全

未来中国经济活动主体的自觉行为，是目前中国会计监督研究必须作出回答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会计监督；会计发展；会计历史；财务监督

杨雄胜（博士生导师），孙东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南京210093

如果说，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历史在世界范围给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作出了无可否认的独特贡献，那么就

整个中国会计理论与实践而言，会计监督制度的建立以

及实践探索，可能是新中国会计发展对当代国际会计理

论与实践具有显著贡献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杨

纪琬与阎达五教授早在其1981年发表的《论会计管理》一

文中就提出：西方传统会计学中不存在“会计监督”范畴，

在流行的西方会计辞典中也找不到“会计监督”这一词

条。由此，本文认为，会计监督成为会计理论与实践的重

要概念，是苏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特有现

象。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于1991年解体，因此，

当代中国也就成为概括研究会计监督概念及其本质特征

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样本，也是中国会计研究以及理论

成果形成具有自主知识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目

前会计监督研究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认知分歧，本文

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会计监督制度成型以及成为明

确会计理论概念的中国会计发展实践，尝试概括总结提

炼会计监督概念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特征，从而为统一对

会计监督的基本认知，进一步完善中国会计监督制度以

有效推进中国会计监督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会计监督的体制基础

如何立足于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对会计监督实践

作出较为客观而全面的观察，是研究中国会计监督一切

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目前学界已有的会计监督文献中，

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具体实务感悟，似乎普遍缺乏对中

国会计监督历史客观而全面的基本认知，使当前中国会

计监督学术研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中国会计监督

研究目前的空前繁荣，恰恰预示着中国会计学术研究健

康发展的严重危机。如果没有一个对新中国会计发展历

史基本史料与事实的统一认知，新中国会计发展任何问

题的研究都将难以形成科学的并对正确地做好未来中国

会计工作真正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的学术成果。为了保

证本文的研究质量，并使有关会计监督理论研究过程与

结论具有可靠性，首先需要解决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与

具体史料的权威性与可靠性问题。为此，本文以《中国现

代会计手册》（杨纪琬，1988）提供的新中国会计发展理论

与实践线索为依据，对会计监督概念产生的实践基础进

行背景分析。本文认为，在提供新中国会计发展的具体

史料方面，在目前新中国会计发展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成

果中，《中国现代会计手册》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

新中国的成立，是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事

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至今最伟大的实践尝试。尽

管新中国发展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曲折，当前

与未来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总体而言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其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宝库，也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可供

借鉴的选择模式。这种基于新中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系

统总结，在理论层面予以定义和概括，形成对世界各国借

鉴的认知和共识，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会计监

督作为新中国会计发展至今的一大特色，是需要中国会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3．20．001

2023.20财会月刊·3·□

计学者集中力量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从基本制度层面看，新中国会计从建立至今在整体

行政框架中一直隶属于财政部领导。这是中国会计研究

必须正视的宏观管理体制现实背景。1980年，中国会计

学会正式成立，财政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王丙乾成为中国

会计学会首任会长（创始会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在国家财政部层面，会计是其必须履行的首要而重要的

工作职责。

1950年2月13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统一全

国财经工作，将财政收支统一到中央，实现“五统一”，即

公粮统一、税收统一、编制统一、贸易统一、银行统一（杨

纪琬，1988）。3月9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了“关

于草拟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其目的是“贯彻经济核算

制度，便于全国统一计划与管理”。为了克服国家财政收

支不平衡与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为了节约支出、整顿收

入、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的管理，政务院于3月颁布《关于

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国

家财政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各地所收的国家公粮及其

折征之代金或其他实物、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企业

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军事开支，统由军事系统按月

按季编造预算；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费、文教费、卫生事

业费、社会事业费、经济建设事业费和国营企业投资等，

均列入中央人民政府预算，由财政部掌管，严格执行预决

算、审会计制度及严格的财政监察制度，……建立严格的

支领手续及报表制度等（杨纪琬，1988）。由此，在国家财

经基本制度层面，产生了建立会计制度并通过会计工作

实现对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的客观需要。为此，财政

部在3月3日明确中央金库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分别于4

月7日建立人民银行会计制度，4月12日建立税务会计制

度，4月25日成立会计制度审议委员会专司审核铁道、邮

电、轻重工业、农业、贸易、交通、燃料、卫生、出版等13

个部22个行业会计制度。

1950年9月1日，财政部就1950年度财政管理与会计

事务处理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总目标是使会计核算

满足统一管理的需要，中国会计被明确赋予了满足统一

管理需要之职责，会计核算过程客观上拥有了监督职能，

“会计监督”概念呼之欲出。会计在中国统一财政管理中

成为基础性制度与主要手段，会计工作重要性被赋予了

崭新的实践内涵，因此，财政部会计处被调整为会计制度

司，安绍芸教授成为新中国首任会计制度司司长。10月

27日，财政部召开全国预算、会计、金库制度会议，会议

决定：所有国营企业都必须编制执行财务收支计划，各级

财政部门对企业实行严格的财务监督；强化会计职权，建

立会计垂直系统，会计科目与财政管理要求完全一致。

12月12~13日，财政部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总预

算与单位预算会计制度。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私营

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了基本要求。

自此，新中国基本上建立起包括国营、私营企业以及政府

与非营利组织在内的所有会计制度。这样的会计制度立

足点，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统一计划与管理。如何通过建

立会计制度以及开展会计工作实现全国统一计划与管

理，是新中国会计承担的首要任务。国际层面，当时除了

苏联，其他国家的会计均无这方面的任何实践，由此决定

了新中国会计在应对这样的挑战过程中只能借鉴苏联会

计既有的实践经验。中国会计监督自此产生，开始了艰

难曲折的探索之路。

1951年1月6日，政务院发布命令，全国所有会计制

度与工作由财政部统一管理，由此财政管理会计成为中

国会计宏观管理沿袭至今的主导体制模式。中国会计这

样的顶层管理体制中，会计作为财政管理的基础制度与

基本手段，必须以服从并服务于财政管理需要为首要任

务。这是中国会计拥有监督职能的体制基础，决定了监

督成为新中国会计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并成为新中国

会计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

1953年9月20日《宪法》颁布，明确了公有经济即全

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立

与公有经济相适应的会计制度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会计工

作，新中国会计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会计拥有并积极履行

监督职能，正是主动的积极应对措施。周恩来总理在通

过《宪法》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对会计监督必须完成的任务作出了非

常明确的规定：要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节约国家的行政

经费；要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

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合理使用；要反对浪费资金的现

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经制度的现象，反

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积累的现

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行为

（杨纪琬，1988）。显然，完成这些重要任务并保证取得实

质性效果，必须借助于严格的会计制度与真实可靠的会

计工作提供的会计信息。如此，新中国会计在《宪法》层

面获得了拥有监督职能的制度基础。

二、会计监督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落后的工业，不发达的农业，极其

薄弱的交通基础，加上识字率极低的文化素质，国家面临

着积贫积弱的经济现实。1950年2月，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解决我国

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与措施”，首要措施就是实现全国财

经工作统一。为此在3月9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

“关于草拟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使全国统一财经工作

有了落地的具体抓手。这使新中国会计建立伊始，从宏

观层面就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具备的国家层面“统

一计划与管理功能”，而自然赋予“监督管理”职能的制度

□·4·财会月刊2023.20

现实。就此观察，中国会计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会计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来自于中国与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不同点：放任自由适度

宏观调控还是统一计划严格宏观调控，都以市场原则为

调配经济资源的基础，前者形成了小政府或弱政府完全

市场模式，后者形成了大政府或强政府适度市场模式（以

中国为代表，从苏联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目前

以市场为配置一切经济资源基础的强政府宏观调控体

制）。无论何种市场，都表现为各微观主体作为自然竞争

单位，如何在大政府或强政府（公有制制度必然产物）体

制下，充分尊重并体现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实现宏观与

微观主体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

展。这是中国以往走过的路程与走向未来都面临的一项

特殊而重要的挑战，也是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发展必须予

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以往实践在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方面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其间出现了一些独树一帜的实

践模式，会计监督正是这些实践模式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由此可见，会计拥有的监督职能来自于公有制经济

制度宏观管理的需要，其全国的统一性与发展协调性如

何在各微观主体行为中得以切实落实并体现，必须借助

于强有力的全国统一会计制度与各微观主体提供会计信

息的会计工作，从而使新中国会计在践行确认、计量、记

录、报告职能（本文把此类会计工作内容概括为“会计核

算”）的同时，自然拥有了把公有制经济拥有的全国统一

性与发展协调性能动地传导到微观主体行为全部过程、

所有业务流程、各个岗位与员工的天然职责。这个内在

于各微观主体会计核算机制中的必须遵循并体现宏观要

求的会计职责，就是会计监督职能。从以下新中国成立

以来会计发展若干重大的事件片段中，会计监督职能的

这种现实基础均已得到充分体现。

1950~1951年，新中国建成初期，从财政部设立会计

制度司，到金库、企业、预算、银行、税务、农业会计以及

记账货币计量标准、会计期间、会计凭证账簿、会计处理

程序、会计报表、记账规则的统一规定，全社会实现了统

一会计制度，从而为全国统一财经工作、解决财经管理混

乱问题提供了基础，也为会计监督职能的确立与发挥作

用提供了制度保障。1951年11月1~24日，新中国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主要解决了当时中国会计

发展的三个核心问题：①修订各种国营企业统一会计制

度，使其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以适应贯彻经济核算

制的要求，其中包括《国营企业编送决算报告暂行办法

（草案）》《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格式及说明（草案）》《国

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说明（草案）》《国营企业提缴利润

会计处理暂行办法（草案）》《国营企业提缴折旧基金会计

处理暂行办法（草案）》；②出台《会计主管人员职务、权

利、责任暂行条例（草案）》；③会计、统计、计划的联系和

分工问题（杨纪琬，1988）。从而夯实了中国会计监督的制

度基础。

1952年1月1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同志提出：

1952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

管理支出；在财政工作方面，要求建立完整的省一级财政

并重点试办县级财政。加强财政监督工作，重点试办独

立会计制度，提出1952年财经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

题包括厉行增产节约、严格财经纪律、拟定建设计划、统

筹运购粮食（杨纪琬，1988）。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该文件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当时经济工作的一个

全面任务，其目的不仅是要完成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

节约计划，而且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制

准备条件，从而结束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杨

纪琬，1988）。10月17日，为配合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该会议从十个方

面讨论实现统一会计制度的具体实务问题，包括：①国营

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说明草案；②国营工业企业统

一会计报表修订格式；③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统一会计科

目及说明；④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统一会计报表格式及编

制说明；⑤国营包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说明；⑥国营包

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格式；⑦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暂

行办法；⑧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填制会计凭证办法；

⑨国营工业企业材料会计处理办法；⑩国营工业企业统

一成本计算规程（杨纪琬，1988）。中国会计有效地履行监

督职责有了更可靠的制度保障。10月20日~11月6日，

财政部召开第三次全国预算会计金库制度会议。该会议

检查了三年来特别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预算会计

工作上的种种问题，其中普遍而严重的是：①资金积压、

材料积压；②“三反”运动前各级各部门普遍存在浮报、冒

领、扣发、挪用及化大公为小公等违反财经纪律现象。其

原因是：①制度不合理；②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只掌

握了事前的审核与拨款，缺乏用款与结算全部过程的监

督；③预算不正规，使财政会计机构不能掌握开支机关的

预算数字，没有起到监督预算执行和保护国家财产的作

用（杨纪琬，1988）。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节约的决

定》，要求各经济部门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

加强财务成本管理，节约资金，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增

加上交利润。李富春副总理于6月13日在中央国家机

关、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会议上专门作了《厉行节约，

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普遍

并严重存在于基本建设、生产管理、公务活动中的浪费现

象。7月5~6日，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分别在第一届全

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

2023.20财会月刊·5·□

年计划的报告》和《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

算的报告》，都强调要厉行节约。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

为《勤俭办社》写下专门按语：“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

农村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还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

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

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

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

本原则之一。”由此，勤俭节约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会计的

一大原则，也就成为会计监督的重要内容。

1957年9月，陈云同志在《体制改进以后应注意的问

题》一文中讲道：“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

务管理制度。今后各地方和各企业都有机动的财力，比

较好办事；但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坏事。几十万个单位，

贪污是一定难免的。为了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的现象，

必须建立各种管理制度，例如建立会计制度，无论哪一个

单位都必须有账，有使用款项的规定。用款不能由一个

人批，要经一定组织通过。要有报告制度，地方必须将全

部收支列入各级政府的报告；企业的财务要列入企业的

年度报告。要有检查制度，财政部、监察部和各级政府要

定出检查办法。”自此，防范贪污、严格内部控制制度成为

中国会计监督的重要任务。

1959年8月17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

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为了克服1958年会计制度简化、放

权后会计工作中凭证不完整、账簿不健全、会计数字失

实、财产心中无数，甚至出现“无账会计”等问题，使国营

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能够正确、及时、完整地反映企业的

经济活动情况，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经济核

算，对下列十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①会计凭证；②账

簿；③固定资产核算；④各种物资核算；⑤库存现金和银

行往来核算；⑥支票管理和往来款项清理；⑦财产清查；

⑧会计报表；⑨会计交接；⑩财务会计监督。此外，还要

求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在加强会计核算工作的同时，

健全财务会计机构，充实财务会计人员（杨纪琬，1988）。

自此，在中国会计界，财务会计监督即“财会监督”这一概

念开始流行，但这也带来了学术界理解与解释方面的困

惑。财会监督是财政监督加会计监督，还是财政监督、财

务监督、会计监督总和？抑或是在财务会计过程中体现

并须实现的监督？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一直延续到现在，

财会监督范畴至今仍是一个说法不一、认识分歧较大的

概念，即使官方已就财会监督明确发文，规范了财会监督

的边界与内容，也未能真正消弭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对

财会监督的各种不同理解，从而带来了会计监督理论与

实践的各种盲点与分歧。

196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

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提出，为了克服有些地区和

单位乱拉乱挤国家资金，财政纪律松弛，有些地区和单位

任意占用国家收入，化大公为小公，有的地区和单位化预

算内资金为预算外资金，把应当上交国家的收入安排成

计划外开支，造成资金使用分散。对于财政管理体制上

的财权分散等现象，财政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如下改进意

见：①改进预算管理体制，适当紧缩预算外资金，加强预

算管理。②加强企业财务管理，重申企业资金管理和成

本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核算。③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加强拨款监督工作。④改进税收管理体制，加强税收管

理工作。⑤改进城乡人民公社的财政管理体制，划清国

家财政收支同公社财务收支的界限（杨纪琬，1988）。这个

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中国会计监督已出现很大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

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发给各地区、各部门，要

求他们组织国营企业进行讨论，并选择若干个企业试

行。《工业七十条》是1961年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过程中，为整顿工业企业、改善

和加强企业管理制定的。在《工业七十条》中，对经济核

算和财务管理有以下要求：每个企业都要加强经济核算

和财务管理，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遵守国家财政制度。

企业要编制成本计划，加强定额管理，不断降低成本，企

业的成本计划要交给群众讨论；降低成本指标，要落实到

车间、工段、小组，有的要落实到个人，企业要根据已达

到的水平制定平均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加强对原料、材

料、燃料、动力、运输力的管理，建立和健全领料、退料

制度和物资保管制度，改进仓库工作，切实防止物资的损

耗变质。企业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核定

的流动资金定额，节约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企业的

财务机构要单独设置，车间也要设置财务机构或专职人

员。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置总会计师，在厂长领导下，负责

计算和审查企业一切技术措施和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

设计和审查企业的财务、会计事项，监督本企业执行财务

制度和财政纪律（杨纪琬，1988）。尊重并强化会计监督，

充分发挥会计监督作用，成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

1961年11月17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发出关于试

行《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的通知。该规程

共分六章四十条，对会计核算总的原则以及财产和资金

的核算，成本和利润的核算，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会

计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以及会计人员的职责等作了具体规

定。该规程指出，会计账簿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科学记载

和反映，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必须建立一套健全的会计核

算制度，认真地记账、算账、报账、查账，保护和监督国

家财产不受损失。这是加强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的一个

重要方面。过去曾在一些企业中发生的账目不实、家底

不清、责任不明的情况和“以表代账”“无账会计”等错误

做法，必须彻底加以纠正（杨纪琬，1988）。这个阶段提供

□·6·财会月刊2023.20

了很宝贵的教训，如果会计核算做不好，或削弱会计核算

工作，会计监督必然名存实亡。因此，有效的会计监督，

必须以严格规范的会计核算为基本前提。

1962年2月28日，为了改变前几年财务机构被大大

削弱的状况，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迅速健

行、财政和商业部门调走的领导骨干和计划、统计、财

务、会计、信贷、税务骨干人员，凡是这些部门需要的，除

了少数特殊情况，应一律立即归队。同时，从全国各部门

中挑选一批人员充实这些部门的财务机构。人员配齐以

后，要力求稳定，不要轻易调动。②人民银行的基层办事

和营业处、储蓄所，商业部的各级专业公司，要建立精干

的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企业编制。凡是把这两个机构

同财政机构合并的，要重新分开。③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文

教卫生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充实财务机构（杨纪

琬，1988）。会计核算与监督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会计人

员队伍，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现实决定的。

经过以上宏观制度层面的积极努力，中国会计监督

不仅具有内在的制度保障，而且在具体内容方面得以不

断丰富，“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完善经济核算制度、

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预算、保护国家财产”成为当时

会计监督的主要任务。而且，试办独立会计制度，使单位

的会计监督质量开始具有外部评价制度的约束，从而为

会计充分行使监督职能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1963年，国务院发布《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简称

《试行条例》）。《试行条例》共五章二十九条，是我国第一

部专门规定会计人员职责、权限的行政法规。《试行条例》

明确规定，“一切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银行、部

队、学校都必须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财务会计机构或专职

的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任务是严格执行

会计制度，保证数字真实可靠，如实反映经济活动情况。

通过此项工作，加强经济核算，保护国家财产，严守国家

计划，执行国家制度，维护国家财政和信贷纪律，同一切

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国家赋予会计人员必要的权

限。在会计人员按照国家规定行使权限的时候，任何人

不得借故留难。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会

计工作的领导，保障会计人员履行职责”。《试行条例》的

各项规定，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可

参照执行。这是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中国会计具有行使

监督职能的法定权力与责任。《人民日报》于1月9日发表

社论，认为“作好会计工作，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一个必要条件”。显然，会计工作有效服务于多快好省

建设社会主义，仅满足于核算职能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

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会计监督作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和反

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

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强调运动的各个阶段都

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决不能因为开展群众运动而放松对

日常生产的领导，放松巩固和建立生产秩序的工作，要求

各个企业根据或者参照《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

案）》和《国营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条例（草案）》的规定，把

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3月20日，《人民日报》因

此发表了《做好会计工作，促进增产节约》的社论，指出：

会计工作的一松一紧，关系到节约还是浪费，关系到国家

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关系到多快好省和勤俭建国方针的

实现。该社论对企业领导人、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银行

的会计主管部门以及会计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国民

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会计核算与监督的功能作用自

然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面的高度重视。

1963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

定（草案）》，指出：为了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加

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严格实行财务、会计监督，贯彻勤俭

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所有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包

括建筑安装企业和联合企业所属厂矿）的厂长（或者经理）

都应当亲自领导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并根

据本规定设置总会计师，作为厂长加强领导这一工作的

助手。没有条件设置总会计师的企业，可以先设置副总

会计师或者指定专人行使总会计师的职权。同时，规定

了应具备的条件和总会计师的基本任务等（杨纪琬，

1988）。中国会计核算与监督职能开始具有了组织制度层

面的基本保障。这个文件也给学术界明确传递了一个信

息：财务监督与会计监督是两个不同的监督。财务监督

主要涉及资金收支结转即资金流转过程；会计监督主要

涉及所有经济业务当然包括资金业务的合法合规合理。

由此，对于一个单位的资金运动而言，财务监督是第一道

把关，会计监督是第二道把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会计监

督是对财务监督质量的一种检验机制。就整个单位的经

济活动而言，会计监督不仅是对财务监督，而且还是对生

产、质量、技术、劳动与人事、物资、营销、安全、研发等

活动即整个管理监督控制质量的一种综合检验机制。会

计信息过程与结果不仅集中反映了财务活动，也综合反

映了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决定了会计

监督在整个微观经济管理系统中具有核心而重要的功能

作用，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1964年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大力开展1964

年财政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监督国营企业认真加强

经济核算，切实改进财务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计划和财务

制度，努力降低成本，节约资金，扭转亏损，增加盈利；

监督农业事业单位健全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特别是

要监督有关部门合理使用水利经费、水库移民建房和农

村救济等项目资金；监督行政事业单位勤俭办事，厉行节

2023.20财会月刊·7·□

约，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开支标准。如此，会计监督在宏

观层面只接口于财政管理，在微观层面接口于整个微观

经济管理，从而使会计监督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面临着

现实宏微观制度层面内在逻辑基础不一致的困境，这也

是目前学术界对会计监督认识诸多分歧的现实制度根源。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昆明观看《会计姑娘》一剧的演

出后，对剧组与主要演员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要求：会计是

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管家人，这个题材很重要，你们应当

进一步加工整理这出戏，把它演得更好，成为保留剧目

（杨纪琬，1988）。中国会计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拥有如此

崇高的地位，反映了当时中国会计基于核算与监督尤其

是会计监督，从制度与实践各个层面积极有效的所有努

力，对国家领导人开展经济方面各项工作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从而赢得了“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管家

人”如此高度的赞誉。这表明，新中国会计工作功能作用

的发挥，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高度，从而让我们对深入

研究会计监督理论充满了信心与豪情。

1965年，“十年浩劫”前夕，整个中国会计包括会计

监督制度受到极大冲击，突出表现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在

各种场合纷纷表达了对现实会计制度与工作的不满，发

出了“管要有用，管要合理”的呼声，言外之意是现实中会

计核算无用、监督无理。7月2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

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简称《纲要》）。《纲要》指出，

会计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主要包括：会计制度烦琐复

杂、不切实际，账簿报表结构深奥，核算方法上有形式主

义等。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必要逐步改革

现行的会计制度。《纲要》的主要内容有：①会计工作必须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对单纯业务观点。②改革要有

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对现行的各项会计制度，要具体分

析。不切实际的要彻底改革，不完善的要充实提高，行之

有效的要坚持发展。要看准一项改一项，会计制度的改

革必须同其他各项规章制度的改革互相配合、互相衔接、

互相促进。③会计制度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分别

设计，不能千篇一律。④改革成本核算方法。生产企业

的产品成本，应集中在厂部核算，企业内部应根据岗位责

任制的要求核算，加强定额管理和预算管理；费用分摊方

法应简化，能统一分摊的不要分开分摊。⑤简化各项资

用途合并核算。⑥改革记账方法。⑦进一步精简凭证、

账簿、科目、报表。改革凭证，必须做到责任清楚，审查

严格，手续简便，便于保管。⑧不许乱发报表，不许层层加

码。⑨实行财务民主。企业要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财务情况，定期组织群众查物资、查账目、改进工作，定

期公布同职工有关的奖金、生活福利等账目，接受群众监

督。⑩正确地进行会计监督。改进工作作风，会计人

员必须经常深入实际，切实做好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当好

领导的参谋助手。整顿会计队伍，健全财务会计机构，

企业必须单独设置财务会计机构，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

合理定额。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选择政治质量好、

有一定业务水平、德才兼备的干部去充实会计队伍。现

在来看，《纲要》无疑是对新中国会计核算与监督制度的

一种否定，预示着中国会计与其经济相适应全面崩溃时

代的来临。时至今日，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什么样的会计

监督才是正确的？会计监督就是按制度履行职责，无所

谓正确与错误。对于会计监督只是依法照章而已，偏离

了章法，会计监督就成了无本之木。以正确与错误来判

断会计监督，严重歪曲了会计监督的本质，事实上把现实

会计引入了穷途末路。中国会计的遭遇，已经提供了很

好的例证。当然，不能仅用事后的实践来评估事前的决

策行为，以上所述只是试图说明，会计制度与工作，不管

是核算还是监督，离开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

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理解与分析，相应的理论概括就丧

失了应有的学理基础。当下研究会计监督问题，应树立

这样的理性认识，才可使会计监督研究免于陷入简单化

思维困境。

1967年6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批判《工业

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此后，许多企业责任制废

弃，生产秩序混乱，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会

计监督职能由此完全被削弱甚至被取缔。其间，作为全

国会计工作的领导机关，财政部在其职责范围内，在为中

国会计争取一些基本尊严方面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各种努

力。例如，1970年3月8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在全国

计划会议财政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要充分利用财政、税

收工具，配合有关部门，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

动，反对铺张浪费；要大搞增产节约，狠抓增收节支（杨

纪琬，1988）。这些建议，若离开了会计核算与监督工作，

是不可能做到的。1973年12月22日，财政部颁发了《国

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并附发《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

《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和《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

法》。发布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促进企业健全会计制度，加

强经济核算。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

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

条》），各工业管理机关以及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工业

三十条》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指

出：要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

切实搞好各项管理工作；对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以及工

作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

生产为中心；各企业都要恢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

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对于如何搞好

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也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政

□·8·财会月刊2023.20

策（杨纪琬，1988）。中国会计似乎迎来了初春。同年9月

12日，国务院颁发《会计人员职权条例》（简称《条例》）。

《条例》总结了1963年《试行条例》实施后的经验，结合“十

年动乱”中会计工作遭受的破坏，根据会计工作急需整

顿、恢复、提高的实际情况修订的。《条例》除了对《试行条

例》原有的总则以及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任免和奖惩

等各章进行补充修订，还补充了总会计师和技术职称两

章，对总会计师的设置和职责、权限，对会计人员评定技

术职称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中国会计监督开始真正拥有

法定意义的地位、身份、职责与权利保障。

1979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正式恢复会

计制度司建制，并开始办公。自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顶

层组织制度上，会计监督找回了应有的法律尊严与地位。

1979年12月26日~1980年1月6日，中国会计学会

举行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财政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王丙乾亲自担任中国会计学会会长，彰显了会计工作在

财政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1980年10月29日，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了《会计

法（讨论稿）》。中国会计自此开始在国际范围显现国家层

面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

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着重做好

的五项工作中，其中第三项为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务会

计制度。具体指出：国营工业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流

动资金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人不得侵占；企业的盈利要

按规定进行分配，不允许化大公为小公，更不允许化公为

私；一切违法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和予

以制裁，要对执行财经制度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查，

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会计监督在拨

乱反正、回归正常经济秩序中肩负着特别重大而现实的

使命。同年8月5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营

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企业

整顿中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认真整顿和加强财务会

计工作，力争在两三年内使这方面的管理水平有显著提

高。所有企业必须对财务会计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整

顿，并限期达到以下六项要求（杨纪琬，1988）：①有一套

健全经济核算的基础工作和财务会计制度；②正确贯彻

执行国家政策、法令，遵守财政纪律；③及时足额地上缴

税款和利润；④有一套保护国家财产完整无损的切实可

行的有效措施；⑤建立依靠群众管家理财的制度，勤俭办

企业；⑥有健全的财会机构和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财会

人员。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按照这些要求，对经

过整顿的企业，逐项检查验收。没有达到要求的，要继续

进行整顿。自此，维护经济秩序、讲求经济效益成为中国

经济改革开放转型时期会计监督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

1983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

例》。在“企业的组织领导”一章中规定，大、中型企业可

设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副厂长，总会计师在厂长领导下

进行工作，对厂长负责。中国会计监督再次在企业组织

层面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保障。

1984年5月2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财务检查中处

理财务问题的若干规定》。其主要内容有：凡违反国家规

定侵占的国家收入，都必须进行清理，补交财政；凡违反

国家规定发放的奖金、补贴和实物，应区别情况，酌情收

回一部分或大部分；企业、事业、行政单位违反国家规定

擅自提高各项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情节比较严重

的，报主管部门决定处理；企业、事业、行政单位请客送

礼，游山玩水，挥霍国家资财，必须追究批准人和当事人

的责任。凡是将全民所有制企业擅自改为集体所有，将

预算内的企业划为预算外企业，或将企业的部分车间、门

市部改为集体所有的，除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专案批准者，都应当检查纠正，并追回应上交财政的收

入（杨纪琬，1988）。这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会计

监督虽然在国家法律与组织制度层面得到充分肯定，在

具体实务中，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尚受到诸多限制，从而使

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了普遍而严重的与会计监督功能事

实不相容的问题。

1985年1月21日《会计法》颁发，会计核算与监督作

为中国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得到了基本法律意义上的充

分肯定。自此，会计监督在我国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

的理论问题，而是成为一个现实而重大且具有中国特色

的会计问题，以及中国会计制度建设、实务探索、理论研

究的重大课题。

以上对曲折而艰辛的新中国会计实践广角扫描，找

出了会计监督从无到有并最终成为一个公认会计专业名

词的完整线索，从而形成了有关会计监督制度建设与实

践探索，以及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呈

现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主导决定力量和逐步形成功能作

用机制的逻辑链条，事实上贯穿于新中国会计发展全过

程，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日益重要。从会计

监督研究现状而言，每个人出于自己的理解与定位，可以

对会计监督发表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是，学术研究如果

需要在会计监督议题上求得共识，本文认为唯一可靠的

努力之举，可能就是首先需要如实还原中国会计监督作

为一个概念在新中国会计发展中是如何产生并流行的真

实历史。这种会计监督概念产生并被广泛接受最终成为

公认会计理论通行名词的真实历史，成为打开会计监督

“迷宫”大门以获得对会计监督完整认识的通用钥匙。基

于以上对新中国会计发展过程中会计监督产生并形成明

确概念的历史事实，不难发现：在本质上，中国会计监督

职能的产生与中国公有经济制度、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

2023.20财会月刊·9·□

私问题并有效遏制以公谋私、化公为私、低效浪费、公平

分配问题，是保证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综合《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有关新中国会计发展概

要介绍的背景，会计监督所要解决的突出而普遍的问题

不外乎以下5种：①以公谋私，化公为私；②公私不分，

假公济私；③贪污盗窃，侵占公财；④铺张浪费，公款消

费；⑤对公漠不关心，低效率，不讲利润。不难看出，这

些问题产生于日常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只有通过借助

自然嵌入经济活动的会计制度与工作，才有可能为解决

这些问题提供基本的制度与工具以及基础设施保障。会

计监督职能正是对此的积极应对或呼应。另一方面，国

家统一调控经济也需要有一个灵敏的贯通于各微观经济

主体的神经系统予以保障，会计显然成了不二选择，从而

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履行核算职能的同时充分地体现着监

督职能，其实践方式主要表现为对所有经济业务的合规

性、有效性作出及时揭示与警示，从而为具体经济活动的

合规、有效提供保障，为宏观经济统一调控奠定可靠基

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需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

国对会计这两种意义上的能力需求变得更为强烈而迫

切。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的成功实践，会计监督实践必将绽放鲜艳夺目

的花朵，为中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添光增彩。如何在系

统全面总结新中国以往会计监督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为中国会计监督未

来构建蓝图，确定发展模式，设计框架结构，是中国会计

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可以认为，对中国会计监督发展

模式作出深入研究，是中国会计界践行把会计论文写在

中国大地上的具体尝试。

三、会计监督基本内涵的认知分析

中国会计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会计监督的认识，也表

现为从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从根本上

看，中国会计学界对会计监督问题的认识，完全取决于对

新中国会计性质的整体认识。

1951年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邢宗江、黄寿宸教

授在《新会计》月刊创刊号发表了《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

特点，会计理论是社会经济性质的反映；资本主义会计属

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适应并忠实维护着资本主

义制度；流行的会计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

关系，遮蔽着会计的阶级性，散布着单纯技术观点。他们

提出，新中国会计理论应是监督和管理物质生产过程的

方法，应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

点，并认为这是会计的社会属性，会计本质上是监督和管

理物质生产过程的方法。如此而言，会计的阶级性决定

了会计具有监督与管理效力，监督成为内在于会计的属

性。按此观点派生出来的会计监督概念，似乎是所有会

计都具备的功能，而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会计特有的功

能。之后，《新会计》第四期，刊登了陶德《怎样建立新中

是阶级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会计本质上

是一种物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文字和数量的统制记录，

当生产力发展到共同生产的阶段，簿记或会计就逐渐进

步并成为一种技术，会计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实际经验和

长期研究所产生的有系统的会计知识，会计基本属性并

未表现为阶级性，而是技术性，这样的会计很难被认为

具有监督功能。1951年，《新会计》第8期发表了陈重丞

的《会计学的科学与阶级属性》一文，从分析会计的基本

方程式（资产-负债=资本）出发，认为会计学基本是建立

在数学基础上的，认为等式本身属于自然科学，而等式所

反映的资金循环运动的货币价值观念则属于社会科学。

因此，会计学具有双重属性。如此认识会计属性，监督内

在于会计的具体功能之中。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对会计有无监督职能，会计界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1952年1月10日，《工业会计》月刊创刊。创刊词明

确了《工业会计》的任务是：①介绍苏联先进的工业会计

核算理论与经验，使新中国的工业会计在提高劳动生产

率、降低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上，发挥其监督和管理的积

极作用。②批判资本主义会计理论中的反动观点，肃清

在我国会计界遗留下来的影响。③讨论并报道在新理论

的不断学习与实践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所获得的经验，

通过经验交流和相互学习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以便在现

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④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有

关工业会计核算的法令和规定，开展热烈的学习和讨论，

寻求基本精神并提出具体实施要点。显然，《工业会计》

杂志所持的观点是会计具有监督管理功能，而且已蕴含

着“会计监督是社会主义会计明确区别于资本主义会计的

主要特点”这样的认识。是年，《工业会计》第9期发表专

组围绕以产量、质量、原材料消耗、人工、机器检修五个

指标综合体现的小组直接成本，建立五种原始记录，逐日

计算成本，同时配合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开展，每天算出

增产和节约成本的价值，逐日向组内公布，鼓舞工人的劳

始记录格式、内容和小组成本核算、增产价值核算的具体

做法。这表明，新中国会计实践中，会计可以在改善优化

经济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与

服务着旧企业向新企业的改造过程。新中国微观会计对

国家宏观要求的积极主动应对，表现出了与西方管理会

计发展并不一样的行为特征，会计拥有了有效实现宏观

□·10·财会月刊2023.20

与微观积极互动的信号传导机制这一崭新角色，为会计

监督范畴的建立提供了实践方面的经验证据。

《工业会计》在1954年第6与第8期，分别刊发了《工

业产品成本的事前监督》与介绍济南第一机床厂费用定额

中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适性的探索性做法，为新中国会计

监督实践探索提供了值得研究总结的素材。《工业会计》

主张会计人员走出单纯技术性的计算圈子，安排充裕的

成本。并提出，要简化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计算，会

计要立足于对改善优化实际经济活动有用的数据加工

上。会计必须基于监督进行核算的观点，已初步成为一

种指导中国会计实践的理性认识。《工业会计》在1955年

第7、9、10期，分别刊发了详细介绍鞍山钢铁公司推行的

班组经济核算、济南第二机床厂财务成本管理责任制与

年3月起，在公司内部各厂矿车间中推行与劳动竞赛相结

合的经济核算办法；济南第二机床厂从1954年第四季度

开始，实行财务成本指标下车间、下科室，在有关部门全

面建立财务成本管理责任制；天津第一印染厂推行了小

组节约账核算改革办法，收到积极效果。尤其是《工业会

计》在1956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代表

国企业开展经济核算的各种经验尝试进行了全面总结与

研究，得出了一些对指导中国企业会计实践健康发展具

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自此，对中国会计实践人们开

始以“经济核算或经济核算制”称呼之，以区别于西方简

单的会计概念。这表明，中国会计实务发展已多多少少

地证明了其与当时国际通行的会计做法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会计明显表现出比西方会计更有效积极主动的特

点。这为中国会计理论中会计监督范畴的建立提供了客

观的现实背景，也为中国会计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1957年，中国会计界开始明确提出并探讨会计监督

动中发挥会计监督作用，对经济活动实行有效的会计监

督。《工业会计》在1957年第3期刊发的社论指出：“财务

会计工作者应当认识：财务会计工作绝不是局限于消极

的管钱记账，而是有责任对企业的生产、财务等各种经济

活动进行全面反映和有效的监督。”许多同志还就实行会

计监督的内容、方法以及如何提高财会人员水平问题发

表了意见。自此，会计监督概念开始流行于中国会计实

践中。1959年，《工业会计》停刊后以《企业会计》半月刊

复刊，2月号《企业会计》专门介绍了国营庆华工具厂工人

参加成本管理工作的几项具体做法。该厂是1954年开始

推行车间及小组经济核算的，在实行“两参一改”过程中

发动工人参加成本管理。会计监督已成为中国会计实践

中一种自觉而广泛的行为。

1962年，财政部组织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澎、赵玉

珉、吴诚之五位教授，编著了新中国第一部全国高校会计

专业通用的《会计原理》教材，并于1963年由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公开出版。教材开宗明义，认为社会主义会计

“是有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

一个重要工具，是厉行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

济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一个重

要工具”。如此而言，中国会计首先因具有监督效能而拥

有了基本价值。教材总结道（杨纪琬等，1963）：“会计作

为反映和监督生产过程的一种方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条件下，已成为加强计划管理、厉行增产节约、贯彻

经济核算和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一个重要工具。做好会

计工作，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教材把会计监督定义为会计三大基本任务中

的第二大任务，并作出了如下详细论述：“企业、事业、机

关等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都必须严格遵守和贯

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这是保证国民

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的必要条件。会计

作为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对于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

务收支，不仅要进行完整、连续、系统的反映，而且有必

要也有可能进行经常的监督。因此，会计工作的第二个

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如实反映情况的同时，实行会计监

督。也就是说，要监督各项财产的收发、转移、保管、使

用和报废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制度执行；各项资金的

收支使用是否按照计划、预算办事，是否符合专款专用的

原则，以保证财产、资金的完整无缺和合理、节约使用。

要监督各项收入、支出和费用是否遵守计划、预算，是否

合理、合法；成本和盈亏的计算是否真实正确，是否完成

计划任务，以便增加收入，节约开支，消除一切损失浪费

现象，降低成本，增加积累，尽可能地以最少的消耗，取

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对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进行会

计监督，必须以有关的财经政策、法令、制度、计划和预

算为依据，以厉行增产节约、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为

目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合情合理，认真执行有

关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正确发挥会计监督的作用。”

可见，《会计原理》对会计监督的认知与概括，完全来自于

新中国会计实践探索的系统总结，也可以认为是新中国

会计实践的经验结晶。

《企业会计》于1960年停刊，1964年1月复刊改名为

《会计》，8月刊发表蔡金署名题为《监督者自己要受监督

建立复核制度，定期公布账目、定期查账、定期对账；建

立会计和出纳严格分工等制度，把财务会计工作置于群

众监督之下。9月，《会计》杂志发表了蔡金的《谈会计工

2023.20财会月刊·11·□

为，会计工作的艺术就是依靠领导，走群众路线，巧做会

计工作，善于正确处理会计工作表现出来的上下左右各

的会计工作艺术具体内容为：①会计人员对人对事，要谦

虚谨慎，态度和蔼；②会计人员要经常地向群众宣传解释

规章制度，使大家自觉遵守制度，按规定办事；③会计人

员要深入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善于在领导和群众

之间发挥桥梁作用；④会计人员要善于组织管理，做到

“千斤担子众人挑”；⑤会计人员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反

映有用的数字和情况，做领导的好助手。会计监督以及

如何提高会计监督水平，始终成为中国会计实践发展探

索的主要议题。10月，《会计》杂志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

赵玉珉教授《跟上新形势积极改革会计教学工作》一

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在教学态度上，既要教书又要教

人，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掌握会计专

业本领的会计工作者：在教学内容上，必须把会计课程

的内容同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密切结合，不仅应讲清讲

透会计的方法和技术，而且必须阐明如何运用这些方法

来管理经济，以正确处理会计部门同内外上下左右之间

的关系，同一切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等损害社会主义利益

的行为作斗争。会计监督议题开始摆上中国大学教学的

讲台。

以上，从新中国已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对会计

监督有关事件制度背景以及具体做法与核心内容，作出

了尽可能客观而全面的观察，试图通过对产生新中国会

计监督概念客观基础的挖掘，找出统一对会计监督概念

基本认识的现实基点，从而为消除目前中国会计监督理

论与实务研究中各种分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知框架。

必须承认，新中国会计监督实践并在理论上成为公认的

一个会计基本概念，尽管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政治与

经济制度实践运作的内在要求，但却是在中国不发达的

经济、落后的科学技术、封闭僵化的组织管理等现实基础

上进行制度建设并发挥作用的，而且以中国积贫积弱的

起点树立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为中国会计监督功能作用

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样形成了会计监督概念产生伊始非

常独特的社会制度背景：为了充分体现公有制经济的本

质要求，如何克服以公谋私、化公为私、公私不分、大手

大脚、损失浪费问题以及最大限度地激发经济活动中积

极负责、多作贡献、增产节约的各种能量，成为公有制经

济能否实现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新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就成为此时会计监督基本使

命的核心内容。这是通过以上基于权威资料的历史回

顾，对新中国会计监督本质内涵决定因素自然而然形成

的基本认识，也为讨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会计监

督基本内涵并设计具体发展机制，提供一个统一认知的

现实与历史基础。

四、结语

显然，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会计监督，虽然还是置身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环境，但是，中国

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21世纪，中国将实现自己

的强国之梦，即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说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从而真正确立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

位。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过程对会计监督

产生的客观需求，与从世界经济弱国走向世界经济大国

过程中对会计监督产生的客观需求，显然是不一样的内

容。对于后者，通过以上分析，大体上已得到答案。但对

于前者，尚未得出应有的共识，而恰恰正是目前中国会计

监督制度建设与实践探索亟须回答的重大议题，决定了

当前加强会计监督学术研究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何况全

球性的信息化已在社会伦理道德与生态文明方面，彻底

颠覆了工业社会文明进步已固化的人类既有认识，并且

首先从技术工具与手段方面全面挑战了人类工业社会所

拥有的各种革命性能力，从而给人类愈发强烈的挫败感，

由此得以重新认知人类生命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新意境下，会计监督客观面临着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过程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的、全新而严峻的挑战。

如何把这些基本要求，通过完善的会计制度并借助于严

格而精准的会计工作，有效地转化为未来中国经济活动

主体的自觉行为，将是目前中国会计监督研究必须作出

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国会计发展能否有效融入

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伟大实践，并在振兴中华民族过程中

发挥积极而有效作用的关键。因此，围绕践行高质量发

展、共同富裕、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以及信息化全新

社会背景，概括提炼会计监督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对中

国会计监督从基本制度层面作出整体设计，最终规划出

中国会计监督制度建设的框架结构与实施路径，是亟待

中国会计学界集思广益作出深入研究并提供理论成果的

重大课题。从中国政治文明进步角度看，中国未来会计

监督制度的完善并积极发挥有效作用，必将成为观察、体

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

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把财会监督概括为实现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这一基本抓手的九大监督之

一，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基本精神。

杨纪琬．中国现代会计手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树，赵玉珉，吴诚之．会计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63．

【主要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校对：罗萍刘钰莹）

□·12·财会月刊2023.20

一、引言

从工业和农业“近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

义现代化”，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的“中国

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

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实践要求等，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着中

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实践，推动了世界人类

文明形态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普

遍唯一的现代化，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在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高质量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要

求我们以更深刻、更有针对性地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工具和理念，认识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突出问题——高

宏观成本或宏观成本意识不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时代特征，更是时代之问。从上述特

征角度来看，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征相匹配的宏

观成本新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成本是刻画经济领域生产生活方式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辩证统一规律的概念。因不同的目的（机会成本与实际

成本等）、不同的对象和领域（企业成本、国家成本、政府

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决策成本等）、不同的研究范

式（经济学、会计学等）等，生产生活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

成本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但就其经济实质而言，是对生

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全过程，在既定物质基础和知识、

技术、能力条件下，使用资源展开价值转化的刻画和反

映。过程注重投入产出的变化，包括初始投入要素和资

源、转化过程中的持续投入或消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对

转化过程的不利影响，是要素和资源能力在技术与科学

的作用下发生的转变，无论作用方式是直接还是间接，表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

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以更深刻、更有针对性地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工具和理念，认识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突出问题——高宏观成本或宏观成本意识不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

明特征相匹配，分别构建国家治理成本、社会运行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精神文明建设成本、和平发展成本五种宏

观成本新理念，是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布局、结构和运行中重大关键问题的时代呼声，是以历史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约束变量为基础的综合分析研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法论，更是新发展阶段创新解决问

题的重要路径。通过统筹协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国际与国内五大关系，辩证分析

五种宏观成本问题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类资源配置效率、资源耗费和损失的作用机理，提出有针对性、可

操作执行的对策，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控制社会运行成本、全力推进落实生态环境成本的主要应用领域、扩大高

质量精神文明建设投入成本、正视并积极转化和平发展成本，从而有效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成本；社会运行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精神文明建设成本；和平发展成本

刘明辉1，2

（博士生导师），王扬3

（副教授）

【基金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优化国家审计监督职责，推动提高公共资金支出绩效研究”（项目编号：2023-Z-N01-A）

【作者单位】1.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大连116025；2.大连出版社，大连116085；3.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上海201620。王扬为通讯作者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3．20．002

2023.20财会月刊·13·□

现形态是有形还是无形，认知是显性还是隐性。结果注

重产出聚集的载体，可以是私人产品或公共产品，也可以

组织管理或决策，以及使用不同的时空范畴加以界定。

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作用机理和路径有所不同。宏

观成本具有方法论的基础性、广泛性和综合性特征，是从

系统和整体角度研究重大问题的工具与理念，对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具有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的重大价值。

对于宏观成本概念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成本承

担主体或利益主体视角定义的国家及多层次宏观管理成

本（刘红霞和韩嫄，2003；颜剩勇，2005）、以“外部性”视角

定义的社会成本（林万祥，2002；贺立龙和陈中伟，2013），

以及实证研究中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宏观收益成本效率

（陆家骝，2004；许开国，2009）。本文提出的宏观成本新理

念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五个鲜明特征的具有鲜明问

题导向和时代特征的宏观成本，是宏观成本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需树立的与其

特征问题相匹配的宏观成本新理念。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国家治理成

本理念

随着治理理论的深入，国家治理成本问题逐渐成为

国家治理领域重要的成本概念。总体来看，其包括集合

观和单一国家主体观两类，前者如肖湘雄和曾芳（2015）

将政府治理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组合称为国家治

理成本，后者如燕继荣（2018）认为整体国家治理成本是

制度成本。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能动主

体，政府治理成本或政府成本概念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广

泛。比如，早期周镇雄和何翔舟（2001）将政府成本定义

为政府及其行政过程中的开支和费用，以及由此带来的

现今和未来的间接费用，包括政府会计成本、政府机会成

本、政府风险成本、政府社会成本、政府边际成本；从提

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政府成本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

务、公共产品所付出的费用之和，以及为获取某种收益而

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过程的支出及

间接性损失。此外，与上述广义政府成本相对应，狭义的

行政成本或称政府运行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公务成本和

设施成本。这些概念归纳，即使剔除研究视角和成本范

围的影响，成本概念和具体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也不足，将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并列，对支出、耗费、现

今和未来的间接费用或间接性损失的范围界定不同，可

能会造成实际应用中更大的混淆。臧乃康（2005）认为政

府成本主要指政府在供应公共产品、进行公共管理过程

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包括政府的生产成本和交

易成本，其中政府的生产成本是指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

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人

与自然”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政府的交易成本是指政府

在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

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产生的成本，即制度成本。江永

清（2010）认为政府成本概念的提出与改革开放和国家建

设的发展密切相连，表现为国家机关经费和行政费等行

政成本概念，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消耗日益成为影响改革

开放进程的严峻问题。蒋文能和余海岗（2011）提出，对

政府成本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传统的政府内部管理、新公

共管理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角的基础上，并向社会

治理视角转移，通过构建政府决策、执行、监督、评估、

成果共享过程中公民参与治理程度（广度和深度）的模

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研究政府成本。

上述对于国家（政府）治理成本概念的理论归纳，反

映出国家、政府治理实践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成

本概念显现出时代性和渐进性特征；但从理论上来看，仍

国家治理成本的主体指向仍不明确，也缺乏在实际中具

体化、可操作化的应用场景。

1.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的国家治理成

本概念。国家治理成本，是以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为

主体，其在履行职能时作用于经济社会体系全过程的价

值转化投入、消耗或漏损，以及应对社会运行矛盾或冲突

时的隐性损失。国家治理成本具体包括：维持政府自身

组织体系运转发生的支出；政府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漏损或隐形消耗；

应对与化解社会运行冲突和矛盾的投入及隐性损失。经

济体系的运行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持续的相互作

用，资源配置漏损侧重于政府对人与物之间的负面影响，

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人与人之间发

生冲突或矛盾及沟通过程中造成的隐性影响，即应对社

会摩擦的隐性消耗。

2.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是应对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挑战的总开关。人口规模大可

以摊薄企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材料物资采

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和市场开拓成本，有利于国

内企业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竞争对手，但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导致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第一，国家治理成本理念是改进和优化国家治理体

系的基础性和结构性元素，人口规模巨大客观上导致政

府治理组织体系及其运转成本居高不下。廉价政府、节约

型政府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江永清，2010），

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保障，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基

本条件（赵爱英等，2021）。而人口规模巨大会导致治理规

国家层面的组织制度。政府组织的广度、幅度和层级以

及组织规模、组织方式都会影响组织运行成本，组织运行

□·14·财会月刊2023.20

成本和组织变迁成本是显性的治理成本。同时，组织管

理、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带来的交易成本也导致隐性

消耗增加，效率降低。人口规模巨大要求必须将组织有

效性与组织成本协调相匹配，但组织的刚性和固化、政府

预算制度的影响，均导致组织运行成本弹性小和成本粘

性大，显性和隐性运行成本高居不下。党的十八大以来，

“三公”经费的严控在一定程度上使运行成本得以控制，

但由于缺乏成本控制理念、经费使用的转移性操控等，总

体来看，政府运行成本仍需进一步压缩。

第二，国家治理成本理念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运行

效能的资源性和约束性要素，人口规模巨大下的政府宏

观管理使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或低效率成为常态。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实行的以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使经济

取得了可观的增长，但近年来部分研究表明，政府若过多

干预经济，将恶化资源配置（Restuccia和Rogerson，2008；

Guseh，1997；Folster和Henrekson，2001；Roy，2009；姜磊，

2008），朱荃和张天华（2016）也通过对1998~2007年我国

各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得出，以政府规模衡量的政府

经济干预降低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且在短期中断后

会存在长期影响。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还会使要素市场价

格扭曲，如国有企业和国家产业政策可能会造成要素市

场价格扭曲（杨帆等，2009），这不仅会影响微观主体的生

产和投资行为，还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技术进步迟

缓、产业结构升级乏力、收入差距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等宏观经济问题（魏鹏飞等，2017）。此外，地方政府债务、

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补贴、政府监管等政府行为均会影响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钟委军，2021；常丽和

武小楠，2022；李苗等，2019；杨文彬，2019）。除上述路径

外，政府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还表现为对市场的基础性

制度供给、营商环境的创造和维护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政

府资源配置的行为会受到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网络②和

结构的影响（雷玉琼，2008）。

第三，国家治理成本理念是维护与保障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稳定持续健康运行的调整及控制要素，人

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导致社会摩擦成本

增加。社会摩擦成本将物理学摩擦力的概念移植到社会

运行中，其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健康运转所耗费的资源以

及应对社会矛盾、危机等所带来的隐性资源损耗。社会

稳定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活动嵌入在整个

社会网络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特别是在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在多民族，地域风俗风貌差异

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等经济社

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冲突和矛盾有不断加剧的趋

势，在互联互通时代，社会敏感性和脆弱性持续增加，客

观要求政府改变治理理念和方式方法，增加制度供给等

改进系统性应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制度机制，有效化解、

预防社会冲突和矛盾，这无疑会额外增加社会摩擦成本，

且投入或应对不足时会造成隐性损失。以群体性事件为

例，李倩倩等（2022）基于网络开源数据，抓取2010~2019

年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309件，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是

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约占总体的三分之一，且矛盾事件

主要集中在邻避、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结合风

的维权事件，维权主体主要是出租车司机、农民工、村民

等，但2015~2019年上述人群在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概

率在降低，投资者、购房者、互联网企业员工等中产阶级

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利益主体成为新的问题对象。

3.降低国家治理成本的路径和对策。前述分析表

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要从政府自身

运行成本控制不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以及增

加社会稳定运行隐性损失方面，导致国家治理成本居高

不下。因此，降低国家治理成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大

力推广与应用，考虑治理资源投入、治理方式转变、治理

程序优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具体来

看，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在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中是最

关键的主体，其需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机制，从自

身、对市场机制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运行三个路径降低

国家治理成本。

第一，继续“精兵简政”，降低政府自身运行成本。严

控“三公”经费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务接待、公

务用车、公费出国等公务人员隐性福利的经费消耗，但办

公用房问题仍是当前政府机构自身运行的重要资源，存

在历史成本高且隐性等问题。一是政府机构用房总量资

源占用多、数量大、产权构成复杂；二是前期按照标准化

人均办公面积调控后，形式上政府机构办公资源问题得

以控制，但其实质是造成了新一轮办公空间资源的浪费，

为满足规定要求而引出额外的资源消耗；三是政府机构

自身成本管理意识不足，管理手段有所欠缺。因此，推行

办公用房成本综合治理势在必行，如贯彻落实“公务仓”

等举措，提高存量资源的利用率，并进一步开发利用剩余

存量资源，在公众监督下统筹发挥剩余存量资源的经济

价值，避免满足于形式要求而造成隐性浪费。另外，还需

要结合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和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等制度的深入执行，对办公资源进行成本和折旧核

算，强化使用和管理主体的经济责任意识，切实降低运行

成本。此外，政府及代理政府办事机构的实际雇员与人

员编制使用导致的自身运行成本支出的转化和隐蔽化，

也需要多措并举，切实降低自身运行成本。最后，在降低

自身运行成本支出总量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不同层级政

府由于事权职责范围不同，而相应负担的成本规模差异，

确保基层政府自身运转的顺畅等。

第二，实现智慧管理，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降低政

2023.20财会月刊·15·□

府运行成本。在当前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等新技术的

推广和普及下，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为政府低成本运行

提供了现实版操作方案。因此，应在统筹谋划政府智慧

运行与管理机制、系统配置投入、共享和共用设施的情况

下，加强数据标准化建设，打破网络壁垒，合理保障数据

安全，降低政府远期运行成本。

第三，提高法治化水平，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市场经

济的本质特征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的秩序利益是重要

的交易保障要素，其使经济活动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有序

开展，提高交易效率，减少冲突和矛盾，避免资源浪费和

损失。同时，政府作为参与主体的行为得以约束，减少政

府利用信息、权力等优势进行公权私用、设租寻租，从而

增加资源的不合理消耗。

第四，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减少宏观效率漏损。政府

在维持自身廉洁高效运行的同时，还表现为履行公共职

能，有效配置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政策供给，如产业政

策、财政负担、地方政府利益等导致的要素价格配置扭曲

等问题，会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进而带来效率损

失，对此要求政府在制度决策、执行和优化中不断地跟

踪、评价、调整，从而减少宏观效率低下的隐性损失。同

时，注重保障市场化主体权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宏观

经济运行效率。

第五，加大应对社会运行矛盾激化的预防、预警、响

应、化解的综合治理机制供给和投入，积极主动降低群体

性事件爆发导致的社会摩擦成本支出及隐性损失，增强

社会弹性，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社会运

行成本理念

社会成本概念自西蒙·德·西斯蒙弟在其1929年出版

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以来（李来儿

和赵烜，2005），已经由问题演进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分析

范式。其是相对于私人成本的概念，由于私人决策和社

会决策函数的差异，导致不同行动进而使社会整体资源

遭受损害所发生的成本。不仅如此，社会作为人与人之

间的网络，本身运行也需要成本，社会稳定运行离不开秩

序和规则、协调和沟通等，也均会消耗资源。

1.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下的社会运行成本概念。

与国家治理成本具有明确的成本主体不同，社会运行成

本的主体整体明确，但具体对象不确定，其实质是公共性

问题。“公共”在法律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德国学者洛厚德提

出的“地域空间基础标准”和德国学者纽曼提出的“不确定

多数人理论标准公共问题集体决策和有效治理”，制度及

学视角来看，社会运行成本的一般概念包括交易成本、信

息传递成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以及结构、规则和规

范的建立成本等，其会对社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在

不断演进的社会进程中综合考虑社会整体运行秩序、社

会网络结构利益、潜在风险和运行成本。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运行成本的内涵应更为丰

富。共同富裕在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表述有

所不同，由马克思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到

列宁的“没有贫富差距、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新社会”，

路径更清晰、更有针对性。我国的共同富裕认知和实践

是对不同阶段人民生产生活主要矛盾认知与应对的结

果。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不平衡不

充分的生产力与人民美好生活的矛盾，客观要求共同富

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从存量和结构角度出发，综合

考虑生产和分配关系，深入认识三次分配制度的不同运

行机理和运行效果，从结构性和功能性、社会整体和成

员、社会政策不同层面的社会运行成本问题入手，促进共

同富裕。因此，社会运行成本主要包括基础性社会运行

成本和重点聚焦的社会成员民生运行成本两大类。

第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

基础性（结构性）社会运行成本。基础性社会运行成本是

从社会成员——人的个体和整体的社会生产体系两个层

面发生的基础性运行和配置支出。具体包括：一是为保

持“人”的生存权和基本社会权利而在社会生活基础环节

和领域发生的“基础社会公共品”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教

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工作的支出；二是影响人的健

康与生存的关键供应品的支出，如疫苗等；三是各类生产

基础性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生产或流通体系的基

础环节发生的包括水电气等能源动力、通信和交通物流

等要素成本支出；四是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

（企业家能力）、数据等生产要素配置支出；五是为实现上

述目标发生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制度支出成本。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

本外，社会运行的重点还必须聚集于社会运行中具有能

动性的主体——社会成员自身成本问题，即普通民众的

生活重点问题，提高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

感，构建起以民生为重点内容的功能性社会运行成本。

具体包括：以家庭（住所）为主体的抚育子女成本（生育、

养育、教育）、家庭住房成本、家庭医疗卫生健康成本。

2.控制社会运行成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

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如前所述，理解社会成本或社会

运行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从社会整体和结构、结构间、群

体间系统地统筹社会整体生产增长与分配关系，是共同

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已有的社会基础和积累下，更有

实效地使社会公平正义与效率实现相对平衡，因此，控制

社会运行成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第一，控制社会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行秩序稳定和发

展的客观需要，能够促进社会整体富裕。秩序是社会运

□·16·财会月刊2023.20

行的基本要求，秩序及维护成本是必要的支出，但过高的

社会运行成本将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失序发展，引发社会

可持续风险。

第二，控制基础性社会运行成本，优化社会化大生产

生活运行结构及其关系，协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利益，为

社会整体富裕提供基础性保障。特别是在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的作用下，加大基础性社会公共品投入，扩大基础性

社会公共品的受益群体，改进基础性生产要素的市场运

行和定价配置，完善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运

行结构更稳定。

第三，控制和优化社会成员自身生产和生活成本，筑

牢社会基础，实现社会人民性的价值追求。如降低民生

领域的家庭刚性负担等，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

进共同富裕。

第四，统筹显性和隐性社会政策与制度执行的成本

优势，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会制度优势，提高社会运行效

率。制度优势是指一个政治经济体的制度结构赋予其从

事某种特定活动的优势，是相对于另一个政治经济体的

机会成本更低的现象（蒙克，2022）。由此，社会政策通过

再分配原理，可以有效地调节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和关

系，从而降低社会运行风险，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

如蒙克（2022）的研究表明，2015~2019年按社会政策支

总值的比重在15%~18%之间，已经可以比肩OECD国家

20%的平均水平。因此，提高社会政策效率的关键离不开

政策及执行成本，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的优势，是高质

量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3.控制社会运行成本的路径和对策。如上所述，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内涵丰

富的基础性社会运行成本和重点聚焦的社会成员民生运

行成本概念，为我们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社会化生产

体系的基础环节着手和突出重点领域的关键问题角度，

改善和优化三次分配制度及运行中分配对象局限、分配

理念狭隘、分配领域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控制社会运行成

本的思路和对策。

第一，通过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供给和有效使用，提

高基础性社会公共品运行效率，使社会结构处于稳定和

高质量发展阶段。比如加大区域间显性社会领域的公共

品供应，包括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类自身生产生活

位公共品成本，同时控制社会关键公共品（如疫苗的供应

和合理使用），降低人类自身生存风险程度等。

第二，通过提升初次分配效率，促进各类基础性生产

要素资源在市场化运行机制下的有效配置。比如：优化

水电气等能源、通信、交通物流的配置；优化传统生产要

素的合理配置，以解决劳动力要素分配问题、劳动力要素

成本定价和补偿机制不足问题等，可缩小不同产业和行

业、不同职业劳动者之间的不合理定价差距，以及发挥政

府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优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转移

性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综合解决结构性不合理问题，消除

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控制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运行成本——民生

刚性负担。比如：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现实，要给学生减

负、给家长减轻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推进药品

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合理压降采购价格，有效缓

解“看病贵”的问题；稳定和改善房地产政策，“落实房子

不炒”，保障住房。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

促进社会和谐运行。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生态环

境成本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

式现代化的推进要求树立生态文明思想，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当前生态环

境领域的问题是影响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重大命题，已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法律规

制、资源禀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路径依赖，还需要继

续加强控制私人主体行为及决策对生态环境损害和污染

的影响，使生态环境损害或污染成本内部化。同时，更需

要从社会整体层面推进生态环境成本的落地应用。

1.应用生态环境成本的主要领域。生态环境成本的

概念有微观经济和会计核算管理视角之分。其中，微观

经济领域一般是以企业主体为视角，理论上认为生态环

境成本是企业需要完全弥补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

所造成的价值损失而发生的支出，包括自然资源耗损和

提高环境质量的资金补贴。而实践中主要是企业因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

本（王锋，2008）。因管制要求产生的生态环境成本概念尽

管可以简化操作，但不利于企业自觉主动承担生态责任，

也不能真正刻画出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价值损失，并

合理安排后续治理机制。宏观角度下的生态环境成本概

念，主要是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于2004年联合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

中心等单位，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的研究

中应用的生态环境成本（王尔德，2013），其基本遵循的是

联合国发布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ystemofInte

gratedEnvironmentandEconomicAccounting，简称

SEEA），包括五类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

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生态环境退

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本文认为，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不同阶段的认知和实践重点有所不同，当

2023.20财会月刊·17·□

前时期的着力点在于落实生态环境成本的应用。可以考

虑从两个领域重点推进落实生态环境成本应用：一是合

理地将生态环境损害（污染或破坏）作为要素和禀赋纳入

生产、流通、消费与分配各环节，突出主体经济社会活动

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进而通过市场化价格机制，将生

态环境损害成本纳入企业或产品定价中，这是将生态环

境损害（污染或破坏）纳入组织生产的过程中，由此通过

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实现良性循环；二是从社会整体角

度，构建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监管维护、损害补偿等一

体化的环境治理成本、清洁技术更新升级成本、环境管理

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环境修复成本等具体理念，在不同

领域中加速生态环境成本的应用和推进。

2.重点推进生态环境成本理念应用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选择。在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推进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全人类共

生态环境成本科学合理地纳入国民社会生产体系中，优

化和提高自然资源配置及利用率，减轻经济社会生产生

活对环境的损害程度，不断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公众版）》数据研

究结果，2010年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

当年GDP的3.5%。其中：环境污染成本11032.8亿元，占

GDP比重2.51%，比上年增加1322.6亿元，增长了

13.7%；生态破坏损失（森林、湿地、草地和矿产开发）4417

亿元，占GDP比重1.01%。因此，加快落实生态环境成本

制度及其应用，转变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产业转型、

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3.落实推进生态环境成本制度及其应用的路径和对

策。在加强推进生态环境成本制度及其应用的过程中，

可供选择的路径主要包括：一方面，从生产体系和动力机

制角度考虑，着眼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

清洁技术升级收益，依托经济体总量治理与我国分类治

理的实践，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

及其成因，进而找到我国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

公共政策。同时，发挥定价机制的作用，通过提高产品环

境标准、科学合理地进行绿色成本核算，克服绿色贸易壁

垒，使我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另

一方面，从环境损害及其赔偿角度考虑，提高环境标准、

加强环境监管、加大生态环境赔偿力度，加大违反生态环

果实施成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呼

唤精神文明建设成本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表现为物质文明，更是与精神文

明融合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

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更是凸显了新时代国际风云变幻

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1.精神文明建设成本概念。一般来说，精神作用于

物质的过程主要依赖理想、信念等思想根基，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公德、文化等的影响促使公民自觉的行

为过程，以及通过行为的反复强化，反作用于思想道德、

教育和科学文化领域的过程。因此，精神文明建设成本

主要是指发生在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领域，开展相

有鲜明的公共性、可扩散性和重复消费等特征。精神文明

建设成本包括推崇者的成本和参与者的成本两方面，是

主客体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具体包括：思想道德建设

整治成本、生态道德建设成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本、

精神产品生产成本等。其中的社会诚信建设成本和虚假

2.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本投入及推广使用是推

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思想动力源泉及行动指

对精神生活的渗透和影响。精神产品生产有批量化、边

缘化、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导致精神生产缺乏创新性

等现实问题。为此，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整体

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生价值基础，是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向

保障，只有在坚实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形成

的文化自信，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强大的精

神动力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公

共文化设施及精神产品成本投入，创新精神文明活动形

式，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强我国文化的传播和传

承，使精神产品更好地服务社会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生

产、人际关系生产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思想

动力源泉和行动指南，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通向人类文明。

3.高质量供给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与推广使用的路径

和对策。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人类价

值追求的体现，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能够得到

最广泛的认同。同时，在具体内容方面，其又是社会、国

家和个体的综合，作用领域基础而广泛，具备广泛的社会

张力和传播力。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

多元思想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载体，提高活动中的互动性和参与度，特别是注重青

少年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建设，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质量

的提高。其次，加大高质量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及

其支出，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资产，充分发

挥精神文化产品的溢出和渗透效应，提高文化对社会经

□·18·财会月刊2023.20

济领域生产生活的效率和效果。再次，创新精神文化产

品的生产及载体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发扬中国精神，使

社会文化底蕴更坚实，提高社会稳定性，从而在社会制度

变迁中有更强大的韧性、弹性和社会凝聚力。最后，重点

础性设施，与法治社会、道德行为严重背离，若不妥善解

决，将严重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资源错配，影响社

会、经营运行效率。

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和平发展

成本理念

1.和平发展成本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创造良

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我国需要支付的和平发展成本持续

上升，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外交成本、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

成本、防范和应对全球风险的成本，以及为与国际规则接

轨需支付的新一轮改革成本。

2.认识与转化和平发展成本是回答独立自主、包容

开放、合作共赢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时代命题的

答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包

容开放、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

我们在世界交往中，不是无底线、无原则地单纯追求经济

利益最大化，这无疑会显著增加外交成本。与此同时，在

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面临着再发展的潜在

风险激增的现实问题，国际经济政治冲突和矛盾持续激

化、扩大，显性和隐性的国际经济摩擦成本、防范和应对

全球风险的成本显著增加，由此带来新一轮与国际规则

接轨的制度变迁成本。但这些成本的付出是国家长治久

安的立定根本，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因此，要求

我们通过和平发展成本的付出，认识到美好生活的不易，

并积极应对与化解和平发展成本。

3.将和平发展成本转化为前进动能的路径和对策。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化与全球化的霸权语境及压

力下开展的，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要面对来自霸

权体系的挑战与破坏。当前，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扩大，全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

来越高，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严峻的挑战。应科学认

识和平发展过程中的成本，顺应新情况、新问题，展开新

一轮适应国际规则的制度变迁，激发主体的活力和创造

力，提高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七、结语

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鲜明特征相匹配的五个宏观成

本新理念，遵循“时代问题——特殊目的——特殊成本”

的思路和原则，是跟踪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新问题的方法

论和分析工具，是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和

方向。时代已经吹响了前进的号角，我们将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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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治理规模：国家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及其生活于其上民众的空间

规模和实际内容（周雪光，2013）。

②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是一种客观存

在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可以被描述为互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和规则，每个

组织的整体内部结构看起来就是一个网络，整个社会就是由众多相互交错或平

行的网络构成的大系统（雷玉琼，2008）。

③全口径：我国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财政

在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财政在

扶贫、农林水等领域的支出。

（责任编辑·校对：陈晶喻晨）

2023.20财会月刊·19·□

【摘要】在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的支撑和驱动下，伴随着财务共享服务和

管理会计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企业业财融合的研究和实践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业财融合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可。本文在简要梳理业财融合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信息系统的视角，就数智技术对

业财融合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重点对数智技术影响下业务和财务在流程、组织和系统层面的融合过程进行剖

析，并对未来业财融合的发展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企业实现业财深度融合有所帮助。

【关键词】数智技术；业财融合；流程共享；数据共享

刘勤（博士生导师），曾思宸

【基金项目】中国会计学会重点科研课题“智能财务视阈下业财融合研究：体系架构、实现路径与应用趋势”（项目编号：2021KJA05）

【作者单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201702

2014年和2016年财政部相继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管

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管理会计基本指引》等重

要文件，开启了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新篇章，同时使业财

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推动会计职能对内

拓展”的发展任务，强调管理会计职能要对内拓展，管理

会计应走到业务前端，及时、准确地整合企业的财务信息

和非财务信息，在战略制定、事前预测、事中管控中扮演

明了新的方向。

业财融合作为数智时代管理会计发展新阶段的热点

议题之一，与管理会计的终极发展目标相契合，但并非表

明业财融合与管理会计的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综观古往今来人类商业社会的发展史，在管理会计诞生

前后，业务和财务之间就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关系，究其原

因，与经济发展、劳动分工、法规建设、组织演变、技术

进步等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目前，业界对于业财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取得

较丰富的成果，但在有关业务和财务内部流程、组织、岗

位、系统等的融合机理研究方面还不够深入。基于此，本

文拟结合在“业财融合驱动财务价值创造”专题论坛上的

演讲稿，从信息系统的视角解析业财融合的发展机理，以

期对企业实现业财深度融合有所帮助。

二、业财融合的起源及发展

业财融合作为管理会计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引起了

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史料表明在人类

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业务与财务呈现出分分合合螺

旋式上升的演变过程。

有关业财关系最早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业务活动开始丰富起来。《战国策》中曾记载过一种收债的

业务活动。齐国相国邀请一位叫孟尝君的门客负责帮他

按照券契收债，作为一种凭证，券契上记载了放债金额和

利率以及债权债务方的签名。由于当时交易活动较简

单，涵盖的信息较少，收债的门客只负责按照券契收债，

并不需要额外登记账簿（康均，2006），即业务人员实际上

在处理业务的同时完成了简单记账的职能，可以说这是

业财处于原始融合时期的实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进入工业经济的萌芽时

房”开始出现，负责履行专职会计的职能，自此，业务和

财务之间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特别是进入18世纪之

后，劳动分工理论诞生，强调分工协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

源泉，管理者开始对经济活动进行明确的专业划分，因而

实现了业务和财务的职业分离，业务和财务逐步实现相

对独立的管理，业财进入初步分离的阶段。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及在管

理中应用的普及，企业开始利用信息技术辅助管理活动。

从以生产计划为中心的库存优化、产供销管理，发展到以

资金运作和资源优化为中心的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管理

和内外部供应链管理，企业借助以ERP为代表的企业管

□·20·财会月刊2023.20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3．20．003

理信息系统，初步实现了人财物资源和业务活动的整合

与运营，信息系统支撑下的业务和财务数据实现初步融

合与共享。业财在信息系统层面进入有限融合的阶段。

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繁荣，但个人和组织出于压力、机会和借口等动

机，导致财务和业务舞弊事件频繁发生。为此，以实现组

织的经营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资料

的正确可靠，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

目的的内部控制方法、手段与措施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政

务活动出台强监管措施。这种明确职责范围、实现交叉

检查和控制、形成相互牵制的管理态势，客观上造成了企

业内部一定程度的业财岗位的分离。

进入21世纪后，管理会计及财务共享中心的成功实

践，以及共享数据库、数据中台、云服务基础设施、人工

智能，特别是财务机器人等技术的出现及应用，大大提升

了企业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了业财在数据、

流程和系统层面的共享，逐步化解了严格管控和职能共

享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业务和财务的再一次

融合。

究文献，但大规模的研究则始于2017年以后，并主要产

生于中国学者群体。当前，存在诸多不同的研究视角，如

战略融合视角、组织融合视角、流程融合视角、数据融合

视角、系统融合视角以及文化融合视角等。

从系统融合视角来看，业财融合本质上是业务系统

和财务系统的融合，通过一个集成的管理信息系统，支持

企业战略规划与经营业务的管理（汤谷良和夏怡斐，

2018）；在会计科技的影响下，业财走向深度融合，业务

系统和财务系统在信息输入、处理、存储和输出以及控制

等环节高度共享（刘勤，2021a）；企业业财融合的前提是

业财信息系统的创新（陆兴凤和曹翠珍，2020），系统应可

支撑超细分、多维度、弹性大、体量大的数据需求（徐涵

等，2020）；通过业财系统的有效对接可以提高管理会计

信息质量、提升信息应用价值（马贵兰，2016）。

三、影响业财融合的数智技术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影响企业业务、财务及其

融合发展的因素很多，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

素、科技因素、文化因素和人口因素等，其中科技因素特

别是新一代数智技术在近几十年的影响尤为显著。

自20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诞生以来，

以计算机、网络通信为代表的传统信息技术，以及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

智技术，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产品服

务、业务边界、管理流程、组织架构等。新技术利用高

速、准确、智能等特点，帮助企业管理者实时、精准、安

全地采集企业内外部数据，快速、精细、高效地对业财数

据进行存储和处理，便捷、智能、可视化地向管理者展示

其所需要的决策支持信息，帮助组织降低成本、提高质效

和加强风险管控，支撑组织转型和快速发展。

根据Gartner（高德纳）近年来发布的重要战略科技趋

势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发布的“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

信息技术”（见表1），毫无疑问，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及其子技术和交叉技术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2023年

技术名称

数电发票

会计大数据分

析与处理技术

财务云

流程自动化

（RPA和IPA）

电子会计档案

中台技术

新一代ERP

数据治理技术

商业智能（BI）

数据挖掘

得票率

49.80%

47.92%

47.13%

41.92%

39.97%

36.07%

31.62%

30.59%

28.70%

26.27%

2022年

电子发票

在线审计与

远程审计

在线与远程

办公

52.59%

51.28%

48.10%

47.12%

46.96%

45.42%

38.97%

35.16%

31.73%

27.64%

2021年

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RPA）

移动支付

数据中台

智能流程

自动化（IPA）

56.02%

55.46%

52.19%

47.69%

41.58%

33.66%

33.38%

31.77%

31.03%

29.32%

2020年

会计大数据

技术

电子档案

区块链技术

在线审计

73.14%

66.33%

62.44%

50.56%

48.41%

47.91%

45.73%

43.00%

42.77%

42.74%

2019年

数字签名

区块链发

票

移动互联

网

财务专家

系统

72.10%

69.50%

50.70%

46.90%

44.50%

43.10%

41.40%

41.10%

39.60%

37.70%

2018年

身份认证

90.22%

81.15%

66.49%

62.25%

62.19%

54.77%

54.06%

53.30%

47.70%

2017年

大数据

云计算

机器学习

图像识别

区块链

数据安全

88.68%

81.12%

71.26%

58.26%

54.69%

50.27%

49.28%

47.48%

46.22%

45.01%

表1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信息技术

2023.20财会月刊·21·□

是当前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数智技术。

Gartner公司提供的报告，内容涉及信息系统、财务、

人力资源、客户服务、法务合规、市场销售等领域，其在

以往报告中曾提出的企业资源计划ERP（1990年）、客户

关系管理CRM（1995年）、数字孪生Digitaltwin（2017年）

等技术已成为当前业界众所周知的技术。而上海国家会

计学院从2017年以来发布的“影响中国会计行业的十大

信息技术”则从财会视角展示了对行业最具影响的信息技

术，已被广大的会计从业人员所认可。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评选出的技术都是“大智移云物

区”等技术的子集或组合技术。如：财务云是云计算技术

的子集，会计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数据治理、数据挖掘等

技术都是大数据技术的子集，商业智能则是人工智能技

术的子集，数电发票、电子会计档案、新一代ERP、中台

技术、移动支付、在线与远程办公等则是“大智移云物

区”等技术的交叉组合技术。以下对“大智移云物区”这

些具有共性的大类技术在业财融合中的支撑作用进行简

要分析。

1.大数据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大数据技术

是指处理海量数据的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

据清洗、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环节的处理技术。通过

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获得组织内外部海量的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财务及业务数据。经过标准化和清洗处理，企

的、颗粒度更细的可信数据，以帮助管理者了解企业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更好地管理业财流程，深度共享和挖

掘数据资产价值，促进企业的价值创造。

2.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人工智能

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种新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帮助企业实现业务和财务数据的智能处理、管理流程

的智能优化、风险管理的智能监控等。更为重要的是，智

能机器人（数字化员工）还可以化解人类员工在业财融合

中经常遇到的内控和共享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一人（数字

化员工）多岗的模式来满足业财融合的需要。

3.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移动互

联网技术是指移动通信终端与互联网相结合成为一体，

使用手机、PAD、智能可穿戴设备或其他无线终端设备，

通过速率较高的移动网络，在移动状态下随时、随地访问

互联网以获取信息和使用各种网络服务的技术。移动互

联网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实时监控

和分析功能，消除部分因部门隔绝而引起的业务和财务

间的流程断点，可提高业财融合的耦合度。

4.云计算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云计算是一

种商业计算模型，它将计算机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资

源的资源池上，使用户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能力、存储

空间和信息服务。云计算的核心是资源池，通过专门的

软件实现和管理，无须人的参与，可以动态扩展和回收。

云计算技术可以为业财融合提供很好的资源管理平台，

利用公有云、混合云或私有云来提供业财融合所需要的

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无缝集成业务和财务信息系统。

5.物联网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物联网技术

是指通过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

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

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及各种需要的信息，

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管等功能。物联网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业

务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实时获取、监控和分析，得到大量管

理所需的、实时的、细颗粒度的数据，弥合部分业财融合

中的流程断点，为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进一步挖掘经营

数据价值奠定基础。

6.区块链技术及其对业财融合的影响。区块链是一

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技术，它通过分布式节点进行维护，

使得数据透明、不易篡改、可追溯。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

企业业财数据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安全性，可保证链中记

录的交易信息不被篡改，还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合

同签署、安全支付等活动。另外，区块链技术还可用于改

善企业的供应链，实现对物流过程的实时监控和追踪，从

而从业务和资金层面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可靠性。

四、数智技术对业财融合的影响机理分析

数智技术主要通过对企业战略、商业模式、产品、服

务、数据、流程、系统和制度等方面的影响来支撑业财融

合实现。其中，对企业战略、商业模式、产品、服务、管

理制度的影响具有更复杂的机理，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

析。以下仅从信息系统视角，以流程为抓手，就数智技术

对数据和系统的影响机理做一概要分析。

1.业财融合前的流程。业财融合之前，业务流程和

财务流程大多彼此分离、数据各自存储，在业务和财务的

处理环节之间只有少量的数据传递或交换，这些数据传

递或交换通常借助于纸质票据来实现。因此，业财数据

共享程度相对较低（见图1）。

业务流程

处理

环节1

业务流

程开始

数据传递

数据存取

图1业财融合前的流程示意图

环节2

环节3

环节M

程终止

业务数

据存储

财务数

财务流程

财务流

环节N

…

□·22·财会月刊2023.20

由于部门的割据和传统内控的需要，业务和财务的

管理岗位无法实现有效共享。流程中的业财数据普遍存

在数据标准和统计口径不一致的现象，这也给业财数据

的共享带来了挑战。从信息系统视角来看，处于这种状

态的企业通常会出现典型的“信息孤岛”现象。

2.业财融合后的流程。按照业财融合的系统观，业

财融合的过程就是在企业价值观的引导下实现数据共

享、流程融合、系统融合，甚至操作人员共享的过程（见

图2下半部分）。

在业财有效融合的状态下，业务流程和财务流程虽

然仍保留各自完整的体系，但部分环节会呈现出利用数

字化方式实现交叉耦合的情况（如图2中的业务处理环节

i和财务处理环节j的联接），还可能会出现大量业务和财

务共享的处理环节（如图2中的业财公共处理环节1、环

节P和环节Q），这类共享处理环节可同时完成业务和财

务的部分处理工作，其操作人员很难被准确界定为财务

人员还是业务人员，有可能这些共享的处理环节还会被

外包给外部服务商来管理。此外，业务和财务数据可在

安全可控的情况下实现共享，系统呈现高度集成状态。

对这种业财流程有效融合的状态，企业需要应用大

量的数智技术来支撑。首先，需要共享数据库及其管理

系统（进一步可能使用区块链技术）来提供对基础业财数

据的管理能力，还需要采用合适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对这

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和严格的清洗处理。其次，企业需要

搭建基于云技术的信息系统平台来实现对流程的管理，

这个平台可能是传统的面向企业资源的ERP系统或者是

面向企业生态的新一代ERP系统，还有可能涉及数据中

台技术。再次，需要引入移动通信系统及其智能终端来

支持管理者在线、实时处理业财管理任务。最后，或许还

需引入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IPA（智能流程自动化）

或基于AI的智能程序来自动化或智能化地处理业财融合

流程中可能出现的断点，以保证流程的平滑。

3.未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业财融合流程。在新一代

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未来业务和财务流程将进一步融合，

业财数据充分共享，公共处理环节增多，信息系统进一步

集成，部门藩篱被逐渐打破，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职责范

围交叉（见图2）。与此同时，企业将引入大量的数字化员

工，这些数字化员工与人类员工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共

同完成业务和财务流程的处理工作。

通过引进新型智能系统或在企业信息系统中嵌入更

多的智能处理算法以及安全分级、操作日志、IT审计等

控制模块，数字化员工可以摆脱传统内控中借助不相容

和手段，实现业务和财务在处理流程层面的高度融合。

但与此同时，也会给智能系统中的内控机制设计带来巨

大的挑战。

财务流程的分析，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数据流、

数据处理、操作者、内控机制、信息系统、共享文化等对

流程变革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业财流程设计和优化

的过程必须满足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等宏观发展的需要

以及企业价值保值增值的发展目标，否则无论多么紧密

的流程融合都是毫无实际价值的。

五、数智技术对业财融合支撑的典型场景分析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福特北美公司再造采购到付款流程

的案例（见图3）。该案例已成为过去几十年来商学院课

堂上最常用的案例之一。

该案例描述了福特北美公司对应付款部门流程进行

再造的成功经验。这次再造使公司应付款部门从500人

减员到125人，在成功实现裁员75%的同时工作效率还

得到了大幅提高，达到了减员增效的管理变革目的。如

果试着从信息系统和业财融合的视角去观察此案例，它

实际上成功地验证了前文有关业财融合前后流程演变的

过程。

业务流程和财务

流程深度融合

业务处理

环节1业务

流程

开始

财务

环节i

业财公

共处理

环节P

业财公共

处理环节Q

财务处理

处理环节1

环节j

业务

结束

组织共享数据库

财务私域数据库业务私域数据库

图2未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业财融合流程

数字化员工&人类员工智能系统

操作人员

③发货

订单①

供应商采购部门

验收

部门⑤发票

应付款部门

付款

⑥

②订单

复印件

④验收

报告

流程再造前

货物

③

订单②

部门

数据库

④

流程再造后

订单

①

图3福特北美公司采购—应付款流程再造示意图

2023.20财会月刊·23·□

1.流程再造前。在流程再造前（见图3的左边部分），

作为业务部门的采购部门和验收部门与作为财务部门的

应付款部门，它们内部的管理流程（图3中未能展现）基本

上是彼此独立的，在业财不同部门间传递的信息只有纸

质版的“采购订单”和“验收报告”。各部门间信息相对封

闭，信息共享程度较低。

作为大流程中的核心部门，应付款部门只是对来自

于采购部门的采购订单、来自于验收部门的验收报告以

及来自于供应商的发票信息进行简单的核对，并在确定

无误后开出支票付款。在这个流程中，应付款部门难以

了解业务部门管理活动的真相，无法实现“事前预测、事

中管控”的职能，更谈不上履行“辅助战略决策”的职能。业

务部门也很难了解本部门之外流程的处理过程，有关本

部门财务绩效的信息也无法有效获取。

2.流程再造后。在借助信息化进行流程再造以后（见

等都被业务部门单点录入计算机系统，并存储到统一的

共享数据库中，这使得应付款部门可以实时共享到来自

据量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数据的颗粒度足够细时，财务部

门就可以协助业务部门完成管理和决策工作；采购部门

也可得到之前很难获得的供应商资金交易信息和验收部

门的验收历史数据，为进一步控制采购成本、提高采购质

量、控制采购风险等提供管理依据。

从信息系统视角看，流程再造的核心是现代信息技

术的有效应用。福特北美公司利用共享数据库代替了纸

质文件的传输，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

业财数据在共享数据库中得到了有机的集成，实现了共

享数据单点输入，可明确责任、避免差错，数据的价值得

到了有效的利用。

3.智能技术支撑下的采购到付款流程。由于信息获

取渠道的限制，笔者无法了解当前福特北美公司应付款

部门最新的实际处理流程，本文参照有关文献中智能财

务系统的研究成果（刘勤，2021b），构建了未来智能技术

支撑下的采购到付款业财融合示意图（见图4），这同时也

是符合图2功能的应用场景图。

在这个虚拟的业财融合场景中，技术层负责提供企

业管理信息系统所需的数据获取、传输、存储、处理、应

用、展示等底层信息技术。知识层负责提供应用层业务

处理和财务处理所需的数据和知识处理算法，以及由智

能软件组成的数字化员工。应用层则简单地描述了采购

到付款业财融合的大流程。

在这个场景中，业财数据得到了充分的集成；人类员

工和数字化员工成为合作伙伴，并可根据业务和财务管

理需要动态分配具体岗位；业务和财务只是管理的不同

维度或视图，具体处理环节可能存在大范围的共享。

为实现这个未来发展蓝图，我们必须坚持企业价值

导向，大力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企业信息系统架

构，重塑内部控制机制，不断打破不同部门和职业间的藩

篱，再造组织机构和核心流程。

六、结束语

业财融合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

来在业务和财务之间形成的机构定位、管理职责、KPI、

核心流程、数据标准、制度规范、信息系统、知识体系，

时，业财融合也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业务和财务

目标一致，双方同心协力、资源共享，才能消除组织中无

效的管理和内耗，真正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发展目标。

为弥合业财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鸿沟，或许在

企业管理中引入新一代智能技术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因

为智能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化员工和智能系统的加

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管理中基于人类操作者

的、不利于融合的各种控制机制和手段。当然，所有的业

财融合变革，必须以提升企业价值为前提。应用层

采购到付款管理

订单管理仓储管理

供应商管理采购管理竞价管理

应付款管理

知识层知识发展系统

模式识别

人类

专家规则库模型库

知识存储系统算法库神经网络知识图谱

知识推理系统

正向推理

反向推理

混合推理

模糊推理

技术层

智能感知技术

数据存储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

机器学习技术

数据传

输技术

知识存

储技术

自动推

理技术

核心支撑技术

知识表

达技术

知识匹

配技术

人机对

话技术

财经大数据

集合

数据湖②

②③

①人类专家⑤⑤

图4智能技术支撑下采购到付款业财融合示意图

康均．中国古代民间会计的发展［J］．财会学习，2006（10）：72~74．

刘勤．技术发展赋能会计变革［J］．会计之友，2021a（19）：8~13．

刘勤．智能财务中的知识管理与人机协同［J］．财会月刊，2021b（24）：15~

19．

陆兴凤，曹翠珍．管理会计内部应用环境优化——以“共享价值+业财融合”

为指导［J］．财会月刊，2020（5）：150~156．

马贵兰．从业财融合视角看管理会计信息质量［J］．财会月刊，2016（35）：53

~56．

汤谷良，夏怡斐．企业“业财融合”的理论框架与实操要领［J］．财务研究，

2018（2）：3~9．

徐涵，李肖楠，王雨菲．精益管理背景下的管理会计数据变革思考——基于

业财融合视角［J］．财会通讯，2020（11）：143~147．

（责任编辑·校对：许春玲李小艳）

□·24·财会月刊2023.20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应优

先选择内源融资，其次才是外源融资。然而，实践经验

表明，内源融资的有限性难以满足企业长期发展的资

金需求，外源融资尤为重要。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是

外源融资的主要形式，相比于股权融资门槛高、程序复

杂和交易费用高昂的特点，债务融资以其程序简便、方

式灵活多样、交易费用低以及具有税盾作用等比较优

势，成为多数企业青睐的融资方式，以银行信贷为主的

债务融资更是成为我国企业经常性的融资方式。然

而，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

现实问题，债务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阻碍。2021年12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的《“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提高融资可得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

支持力度，促进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

制，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支持金融机构运用金融科

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供应链金融场景化和生

态化，加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支持。

重点话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影响企业债务融

资成本的因素，为现有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然而，囿

于研究视角或研究对象国情差异等，既有文献对影响

因素作用机制的刻画往往是局部或零散的，难以形成

完整体系，同时已有综述性研究在梳理作用机制方面

亦不够全面，不利于发现和厘清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

潜在关联。融资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本文运用经典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在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风险管理、战略管理、多

市场视角，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结合“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系统化梳理企业债务融

资成本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见图1），以期完善企业

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框架。

二、不同视角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一）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经常面临各种

风险，影响了债权人信贷资金安全，债权人据此对企业

要求风险报酬，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为有效降

低债务融资成本，对各类风险进行管理势在必行。基

于风险管理视角，现有文献研究了财务风险、经营风

【摘要】债务融资成本的理论机理和影响因素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重点。本文运用经典的企业财务

管理目标理论，构建“风险—战略—市场”的视角研究框架和“宏观—微观—新发展观”的因素分析框架，梳理

出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并从拓展债务融资成本的内涵研究、丰富债务融资成本主体、挖掘

债务融资成本人文价值等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文献综述；研究框架

谢佩帛1，2

，谢清华1，2

（高级审计师），王嘉发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权益视角下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GL185）；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2022年第二批立项项目“《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项目编号：220806278232333）；

湛江科技学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审计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23ZKDCKJ49）；湛江科技学院人

文社会科学类重点项目“稳增长审计赋能粤西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供给研究“（项目编号：ZKXJKY2022011）

【作者单位】1.湛江科技学院粤西数智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广东湛江524094；2.湛江科技学院会计学院，广东湛江524094。王嘉发为通讯

作者

2023.20财会月刊·25·□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3．20．004

险、审计风险等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成果

颇丰，个别学者还研究了诉讼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的影响。

1.财务风险视角。根据公司财务理论，企业盈利

能力、负债水平等财务因素决定了企业信用等级，而企

业信用等级决定了其债务融资成本，财务风险的增加

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基于财务风险视角，既有

文献聚焦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

作用路径研究。一般认为，卖空机制下，融资融券制度

放大了企业财务困境的负面影响，进而使得企业债务

融资成本上升。具体而言，一方面，卖空机制下，卖空

交易将对外释放反映企业基本价值的负面信息

（Deshmukh等，2015），权益市场的潜在投资者对此要

求更高的股票投资报酬率，进而降低了企业对股权投

资的需求，转而增加对债务融资的需求，进而提高了企

业债务融资成本。Grullon等（2015）则发现，放松卖空

约束将引起股权资本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卖空交易

对外释放的反映企业基本价值的负面信息不仅会影响

股权融资成本从而间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还会直接

作用于债券市场进而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相较于权益

市场，债券市场更缺乏流动性，使得有关企业价值的信

息难以迅速体现在债券价格上。因此，债权人更倾向

面信息更敏感，将卖空交易视为企业可能违约的负面

信号，要求更高的回报率，从而提升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Henry等（2015）发现，卖空交易有助于债券市场实

现价格发现功能并纠正信用评级。可能的解释是，卖

空限制阻碍了负面信息的流动，不仅降低了股价的信

息效率，更降低了债券违约模型预测的精确度。顾乃

康和周艳利（2017）研究了我国的借贷市场后发现，我

国企业外部债务融资以银行借款居多，囿于借贷市场

比债券市场更缺乏流动性，银行对卖空机制的引入更

敏感，在事前对企业债务融资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

2.经营风险视角。理论上，企业各类经营风险会

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增加

使得债权人对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表现为企业

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但也有研究指出，当面临的经营

风险上升时，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企业整体融资策略趋

于保守，存在结构性调减短期债务比例的动机（邹静娴

等，2020），债务融资需求的减少使得债务融资成本下

降。近期鲜有文献直接研究经营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的影响，少数文献将企业经营风险视为中介，从控

制权溢价、企业金融化等视角探讨了其是如何通过作

用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

从控制权溢价角度看，控制权溢价提升了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控制权溢价即控股股东通过获取控制权

取得私人收益的对价增加值。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

支付的控制权溢价越高意味着控股股东可攫取的控

制权私人收益越多，委托代理问题就越严重，企业治

理结构进一步恶化，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增加，使得债

权人对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从而提升企业债务

融资成本。

从企业金融化角度看，企业金融化有着预防性储

蓄和追逐利润两种动机，它们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

影响存在差异。一方面，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

机降低了债权人的信贷风险，进而降低了企业债务融

资风险。一是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可实现资

产流动性储备，在未来资金出现短缺时可及时变现以

弥补资金短缺，发挥“蓄水池效应”，企业现金流风险的

降低提高了债权人信贷资金的安全性；二是金融资产

的收益可改善企业盈利能力，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和投资不足问题，促进企业创新和实体投资，降低企业

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的追逐利润动机容

易增加经营风险和诱发财务风险，进而提高企业债务

融资风险。一是金融投资对实体经济具有“挤出效

应”，相较于研发创新的高投入和高风险，金融投资的

低投入、快收益强化了企业短期逐利动机，容易陷入

“配置金融资产→获取收益→配置金融资产”的循环，

资产配置偏离主业发展，经营风险由此增加；二是实体

企业缺乏金融投资专业知识（李建军和韩珣，2019），长

期追逐金融投资收益，尤其是配置期限长、风险高的金

融资产时，加剧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风险联动性，

容易诱发企业财务风险。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经营

风险，债权人据此对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导致企

经典企业财务

管理目标理论

考虑长期稳定

发展

用价值替代

价格

考虑风险风险管理视角

战略管理视角

市场视角

研究视角

图1研究思路

宏观与微观

因素分析框架

新发展理念

分析框架

□·26·财会月刊2023.20

业债务融资成本增加。

3.审计风险视角。囿于信息不对称，债权人倾向

于提高债务企业融资成本以寻求自我保护。如何有效

降低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

主要研究了社会审计和政府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的影响。

基于不同视角，社会审计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

影响不同。一方面，社会审计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理论上，企业财务报表的披露有利于缓

解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企业为获取信

贷资金，存在粉饰财务报表的动机。而审计的作用就

是提高除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

程度。相较于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经过审计的财务

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可信度更高，切实缓解了企业和债

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贷资金回收不确定性降低，

债权人要求的风险报酬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审计警

示效应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审计意见是债权人

信贷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财务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

是审计师所面临审计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较

高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

寻求自我保护。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被出具非标

险感知，使得债权人提高贷款利率，而非标准审计意

见、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可能会

缩小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政府审计同样具有治理效应和警示效应。一方

面，更强的独立性和执行力、更大的监督广度和深度，

赋能政府审计发挥更好的治理效应，缓解了企业和债

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贷款资金回收风险降

低，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在信息

不对称条件下，债权人将政府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

问题视为风险信号，违法违规涉及的金额越多，债权人

要求的贷款利率也越高。梁上坤等（2020）以2009~

2015年经政府审计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发现政府审计对信用贷款影响显著，且警示效应

大于治理效应。

4.其他风险视角。现有文献除聚焦财务风险、经

营风险、审计风险等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外，个

别文献研究了诉讼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认为企业潜在诉讼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王彦超等，2016）。潜在诉讼风险并不一定会导致

真实的诉讼发生，若诉讼没有发生，就不会产生执行成

本。一般情况下，当债务违约发生后，债权人倾向于修

改债务契约条例如债务展期或债务重组，以减少债券

损失；只有当债务双方无法就修改债务契约条例达成

一致意见时，债权人才选择诉诸法律。债权人通过法

律手段回收债权的难度越大，其对外要求的风险报酬

也越高。除执行成本增加外，诉讼还可能导致被告企

业面临更多风险如部分资产被冻结、披露重大诉讼事

项、耗费资源以应对诉讼程序，进而提高企业再融资

成本。

（二）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企业战略管理着眼于当前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生存

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

是决定企业经营成本的关键。战略可划分为总体战

略、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共三个层次，现有文献聚焦总

体战略和竞争战略层面，研究了多元化战略和品牌战

略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鲜有文献探究职能战

略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1.总体战略视角。总体战略是企业最高层次的战

略，企业根据经营目标，选择合适的经营领域，合理配

置企业经营所需资源，使各项经营业务相互支持、相互

协调。现有文献从多元化战略层次研究了总体战略对

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实施多元化战略被认为是

有效分配资源、增强竞争优势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方法，

但不同学者关于多元化战略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

响至今仍没有定论。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认为，相较于外部资本市场，内

部资本市场具有信息和监督优势。内部资本市场可以

复制外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资本市场的内

部审计比外部审计更有效率，有助于企业总部获取高

向高收益项目，充分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功

能。内部资本市场降低了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

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另有学者研究

跨国多元化战略，认为经营收入多元化降低了企业财

务风险，内部多元化现金流则为内部资本市场提供了

足够的资金供给，增强了跨国公司在债务融资中的谈

判能力，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实务中

存在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更偏好长期债务融资，导致债

务融资成本上升。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维护和巩固控制权

地位的防御动机容易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而多元化经

营是诱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盲目追求多

元化，一方面使得企业有限的资金被分散到不同经营

2023.20财会月刊·27·□

领域，难以发挥多元化的协同优势，另一方面易导致资

金不足，促使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增加企业财务风险

（Zhou等，2016），进而增加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刘

海明和步晓宁（2022）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提高了民

营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此外，也有学者从风险分散理论角度认为，多元化

经营分散了企业经营风险，由此债权人信贷资金安全

性提高，所要求的风险报酬降低。针对我国企业多元

化经营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成本，没有证据显示多元化

经营可以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

2.竞争战略视角。竞争战略是在企业总体战略制

约下，指导和管理具体战略经营单位的计划和行动，旨

在通过确定顾客需求、企业产品和竞争者产品三者关

系，来奠定并维持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部分

文献从差异化战略视角研究竞争战略对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的影响。

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的目的在于，在产业范围内

向顾客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竞争优

势。品牌战略是常见的差异化战略之一。从企业角度

看：其一，高知名度的品牌倾向为顾客提供服务便利和

权益保护，有助于维持现有市场（Datta等，2016），稳定

企业收入；其二，高知名度的品牌可以快速确定市场定

位与开拓新市场，促进企业收入增长（Buil等，2013）；

其三，高知名度的品牌可以对外释放企业具有竞争优

势等积极信号，有助于企业对外融资，带来更多的贴现

现金流量。从消费者角度看，品牌知名度高可视为商

品质量高的信号，通过品牌可快速有效地识别和区分

商品，为自身消费决策提供支持和参考，降低商品搜寻

成本和购买风险（Datta等，2016）。从债权人角度看，

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因素影响了债权人要求的

贷款利率，品牌知名度高可从维持现有市场（Datta等，

2016）和开拓新市场（Buil等，2013）两方面稳定并促进

企业收入增长，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进而降

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部分文献深入研究集团层面的

品牌战略发现，统一化集团品牌战略和差异化集团品

牌战略对集团中成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存在差

异。统一化集团品牌战略下，企业集团内部存在较强

的风险传染效应（刘丽华等，2019）和品牌联想记忆效

应，集团成员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统一化集团

品牌声誉可延伸到各个子公司，对外传递积极信号，降

低成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韩慧林等，2017）；而当某集

团成员企业出现品牌质量下滑时，消费者感知和预测

的集团关联成员企业品牌质量将下降，由此提高了企

业风险，债权人将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Devos等，

2017）。当集团成员企业之间品牌差异程度较高时，差

异化集团品牌战略则能够分散品牌集中带来的风险。

（三）基于市场视角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

场是市场体系三大支柱，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三大市场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

影响。

1.产品市场视角。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竞争优势，

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Boubaker等，2018）。

具体而言，产品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提高会计信息的稳

健性（Dhaliwal，2014），而会计信息稳健性有助于降低

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根据清算威胁假说，相对于竞争

不充分的市场来说，竞争充分的产品市场更容易使得

经营不善的企业面临被清算的风险，产品市场竞争越

激烈，企业被清算的可能性越大，为避免被清算导致效

用损失，股东和高管都有强烈动机提高企业竞争力，从

而提高了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要求。Dhaliwal（2014）

发现，潜在进入者威胁和同行业竞争者威胁越大，企业

呈现出越高的条件稳定性。会计信息稳健性越高，企

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

从公司治理角度而言，产品市场竞争可视为一种

非正式治理机制，监督和激励高管提高企业竞争力。

竞争充分的产品市场使得股东可将同行业竞争者的利

润作为本企业高管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标准，强

化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督，限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

同时激励高管提高企业竞争力，创造更高的利润。企

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越有助于企业创造更多利润，

这会降低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

2.劳动力市场视角。高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

人物。已有文献研究了高管年龄（Jenter和Lewelen，

2015），高管性别，高管背景（Bertrand和Schoar，2003），

高管个人经历如财务经历、贫困经历、从军经历（许年

行和李哲，2016；Benmelech和Frydman，2015）等对企业

经营管理行为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高管

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而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影响

债权人的信贷决策，决定着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

鲜有文献直接研究高管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

响。一是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

响。CEO财务经历加剧了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

突，但削弱了财务风险对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两者共

□·28·财会月刊2023.20

同作用下表现为CEO财务经历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二是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

响。高管的教育背景是其个人能力的体现，而高管学

术经历是个人经历对其个人特质的塑造。高管能力和

经历差异塑造了高管不同的经营管理决策风格，其向

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也存在差异（Bernile等，2017）。

周楷唐等（2017）以我国2008~2014年沪深两市9862家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

够使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降低约6.4%。作用机制为高管

学术经历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会计稳健

性水平，信息风险和代理风险的降低使得债权人要求

的风险报酬降低。三是高管农村经历对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村生活的高不确定性使高

管提高了对风险的认知并拥有更清晰的自我能力认

知，使得高管的经营决策表现为风险厌恶且过度自信

程度更低，从而企业财务风险降低；农村诚实守信和人

情社会的环境强化了高管的自我约束能力，农村对困

难群体的移情之感强化了高管的社会责任感，这都使

得高管更加重视企业的盈余质量和社会责任履行。企

权人的风险感知。此外，也有学者基于高管主动离职

与企业财务风险及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3.资本市场视角。资本市场直接影响企业债务融

资，现有文献研究了资本市场监管（胡宁等，2020）、资

本市场改革（殷秀仙等，2020）、资本市场竞争对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所释放

的“坏消息”可向债权人传递风险预警的负面信号，表

明上市公司没有在公开市场很好地履行信息披露的法

定义务，其在私债市场的偿债能力更无法保证，债权人

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信息及时评估企业信贷违

约风险，从而调整贷款利率。问询函是规范和引导资

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不同于中国证监会处

罚公告的“坏消息”对外传递风险预警的负面信号，问

询函既对外传递了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瑕疵的信号，也

促使企业提高了信息透明度（Johnston和Petacchi，2017；

胡宁等，2020），债权人会根据问询函的信息调整信贷

决策。陈运森等（2019）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收到

问询函后盈余管理行为会得到抑制，被问询次数越多，

盈余管理减少幅度越大。因为交易所互动问询函提高

了民营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增强了民营企业的会计稳

健性，进而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胡宁等（2020）

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收到监管函次数与债务融资成

此外，殷秀仙等（2020）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机制对上市中小企业债务融资

影响的异质性发现，LPR机制改革显著降低了中小企

业债务融资成本。杨冕等（2022）发现，较高的银行业

竞争水平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三、债务融资成本的宏观与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一）宏观环境因素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无法摆脱宏

观环境对其所造成的冲击，宏观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的影响不容忽视。现有文献分别从政治和法律因

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维度研究了宏

观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1.政治和法律因素。政治和法律环境是保障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

局稳定性、政府行为、政府态度和推行的基本政策（如

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对企业行为存在直接影响。

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为有效缓解民营企业

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将其

定位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围绕提高融资可得性，深入实施“中小企

业融资促进工程”。国家的重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

虽然一些政治因素对企业行为有直接影响，但一

般来说，国家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间接影响企业

行为。现有文献研究了《反垄断法》《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

出台或改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信贷市场

上，债权人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来决定企业

的贷款利率，《反垄断法》的出台强化了市场竞争，垄断

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被削弱（王彦超等，2020），债务融

资成本提高。《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的出台则导致影子银行规模迅速萎缩，资本供给

量的降低使得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根据发达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企业提供抵押品有助于

降低债务融资成本（Cerqueiro等，2016）。中国情境下，

银行信贷决策十分重视抵押品的作用，尤其青睐厂房、

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抵押品，《物权法》的出台则通过

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和完善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实现程

序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另有少量学者研究了地

2023.20财会月刊·29·□

区执法环境、地区执法水平、省长更替的政治冲击对企

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2.经济因素。经济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政治和法律环

境相比，经济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更直接、更具

体。现有文献主要聚焦税收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

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

从货币供给、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内部现金流

量等路径给予解释。

税收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不仅影响企业内部现金

流量，也有助于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税收

征管的加强，一方面形成“征税效应”，抑制企业通过避

税行为进行内源融资，企业对外源融资的需求增加，进

而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形成“桥梁效应”和“治

理效应”，有效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

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蔡

昌等，2021）。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经验表明，所得税征

管体制改革提高了企业避税难度，减少了企业内部现

金流量，增加了企业对外源融资的需求，进而提高了企

业债务融资成本；而增值税转型（罗宏和陈丽霖，2012）

和所得税税率降低则增加了企业内部现金流量，降低

了企业外源融资需求，从而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但也有研究发现，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缩小了企业

债务融资规模。

宏观货币政策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供给，

不仅存在利率传导机制，而且存在信贷传导机制。一

方面，宏观货币政策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

响利率，并间接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借

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其他摩擦因素的存在干扰了资

本市场的调节功能，进而产生融资溢价，中央银行紧缩

的宏观货币政策不仅直接减少了银行货币供给量，而

且使得借贷双方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依赖银行贷

款的特定类型企业（如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债务融

资成本上升，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则能够降低企业

债务融资成本。

金融发展即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强化资本市场资

源配置功能的过程。金融发展不仅涉及金融结构，也

涉及金融规模。金融规模的大小意味着金融资源的多

寡，可以有效调节金融资源的供给与融资需求；金融结

构的优化，能有效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强

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使得企

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而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优化了金融生态环境，能够缓解

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利率市

场化是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He和Wang，2012）：一方面增加

了货币供应量，提高了企业贷款可得性（Fraisse等，

2018），同时也增强了银行主动获取信息以降低借贷双

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动机，进而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下降（Oktaviani等，2019）；另一方面，银行业竞争提高

了企业负债水平（Braggion和Ongena，2019；李志生等，

2020），为应对贷款风险的增加，银行可能提高信贷标

准，企业信贷可得性将降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以商

业银行为主导，普遍存在“信贷歧视”，金融发展有效弱

化了“信贷歧视”，降低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债务

3.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

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

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

的形成和变动。现有文献仅从社会信任和信息透明度

视角研究了文化传统（如宗族文化、商帮文化）对企业

融资约束的影响，认为宗族文化、商帮文化强化了社会

信任，提高了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

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在人类经

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联系

是我国人际关系网络中最为基础的单元。为适应社会

交往和资源配置需求，宗族网络外延不断拓展，宗族关

系网络泛化，纯粹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向以“认本

家”方式形成的超越血缘关系的宗族联系演进（Du，

2019），宗亲会等社会团体逐渐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力

量，宗族关系成为我国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

渠道。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交平

台之一，宗族关系网络发挥着金融资源支持功能（Greif

和Tabellini，2017），宗族文化内含严格的道德规范，强

化了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信任，缓解

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潘越等，2019），从而降

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王孝钰等（2022）则发现，商帮文

化可以通过强化信息沟通、增强社会诚信，进而提高企

业的商业信用，缓解融资约束。

4.技术因素。伴随“大、智、移、云、链”等新兴数

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纵深发展，世界已逐步进入数字

化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等数字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有效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从企业角度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实现企

业非经营信息整合与挖掘，有助于高管更为精准地预

测和报告企业经营状况，强化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督，抑

□·30·财会月刊2023.20

制了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翟淑萍等，2022），降低了银行

等债权人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另一方面，数字金

融实现了债务融资需求与供给双方信息的快速匹配，

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Jagtiani和Lemieux，2019）。从银

行等债权人角度看：一方面，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领域

革新（Goldstein等，2019），降低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门槛

和成本，加快了企业信贷审批速度（Lin等，2013）；另一

方面，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使其

更有动力全面收集和挖掘企业信息，缓解了其与企业

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二）微观环境因素（融资需求与融资能力）对债务

融资成本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的关键因素。基于信息不对称，已有大量文献聚焦

银行等债权人风险应对行为、企业特征和企业治理结

构等微观因素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最终影响

企业自身的货币需求。鉴于此，本文基于货币市场供

给与需求的微观视角研究企业融资需求和融资能力。

1.供给视角。从货币供给角度看，两权分离使得

借贷双方出现了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加

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债权人通过

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有限，在难以充分了解和评估企

业经营风险的情况下，债权人将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从而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随着借贷双方信息不对

称程度的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将降低。合作期间

重复交易强化了借贷双方的相互信任，使得银行扩大

了对企业的融资规模。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有效缓解了

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加剧了银

行业的竞争，使其更有动力全面收集和挖掘企业信息，

进而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2.需求视角。企业是融资需求方，其特征、治理机

制等因素影响经营风险和信息透明度，进而影响债务

融资成本。现有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盈利

能力、成长性、资产有形性等企业特征显著影响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姜丽莎等，2020）。通常而言，企业规模越

大、负债水平越低、盈利能力越强、成长性越高、资产

有形性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将越低。

良好的企业治理有助于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

程度，使债权人信贷风险降低，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企业治理的本质是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其内

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高管、内部控

制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等；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产品

市场竞争和外部监督机制等。高管学术经历越丰富、

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信息披露质

量越高（任宏达和王琨，2019），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将越

低。Gul等（2013）研究发现，聘请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的企业具有更低的债务融资成本。非标准审计意见、

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缩减了企业

债务融资规模，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对企业进行

跟踪分析的分析师数量越多，企业被挖掘和传递的信

息也就越多，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四、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发展理念是行动的纲领，决定了国家发展价值的

取向、目标和道路。针对社会体制转型、改革深化所面

临的发展难题、叠加矛盾和社会风险，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这一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目的、动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及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根基（黄速建等，2018），新发展理念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创造了契机，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现

有文献虽未系统研究新发展理念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的影响，但已有部分有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等维度的研究涉及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一）基于创新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企业发展动力问题。理论上，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技术创新是提

高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途径，而经营绩效的提升降低

了债权人信贷风险，进而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涉及大量研发投入，研发周期

长、研发成果不确定性高、研发失败风险较大，导致债

权人信贷风险增加，进而对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

实践层面看，创新可以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

成本。杨蓉和朱杰（2022）以我国设立“创新示范区”作

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设立“创新示范区”可促进示

范区内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一是示范区内

的各项优惠政策及政策红利抑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

为，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的稳健性水平，缓解了债权人

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示范区内企业获得国

家科技专项资金等政府补贴可视为潜在政治关联和政

府隐性担保，对债权人释放积极信号，弱化债权人对信

贷风险的感知；三是“创新示范区”的设立为示范区内

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加强了分析师对企业发展前景

2023.20财会月刊·31·□

的乐观预期，影响债权人对企业的风险评估。

（二）基于协调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协调发展注重的是企业供应链协同问题。企业生

奠定了供应链整体与部分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现有

文献基于供应链视角研究了供应链协同对企业债务融

资成本的影响，囿于研究切入角度不一、研究对象国情

差异，具体研究结论存在提升、降低和倒U型影响三

种情况。

应链集中度越高，意味着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进而面

临资产套牢的风险，而经营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具体而言，供应链集中度高的企业可能

存在以下经营风险：一是供应商原材料中断或客户产

品需求下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二是过度依赖供

应商/客户降低了企业议价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经营业

绩；三是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不可逆，如果供应商/客

户破产，企业前期投资的关系专用性资产将面临高昂

的转换成本。较高的供应链集中度容易诱发企业经营

风险，进而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Campello和Gao

（2017）针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客户集中

度越高，银行贷款利率越高。

降低了银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且高稳定性的供应合作关系有利于对外传递企业经营

良好、违约风险较低的信号，让银行形成对企业未来业

绩的积极预期。较低的经营风险意味着较低的违约风

险，而较低的违约风险带来较低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3.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呈倒U型关

系。江伟等（2017）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

客户集中度信息披露更为客观，而且在市场竞争不充

分以及关系导向的商业环境下，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

相互依赖性更强，银行在做出长期信贷发放决策时更

重视客户集中度给企业带来的正面影响。实证结果显

示，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与客户集中度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三）基于绿色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绿色发展注重的是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

题。马拉喀什气候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进了全球气候

治理的进程，世界各国逐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环境

规制强度的加大，提高了企业违规排污遭受处罚的概

率，信息不对称使得环境风险、碳风险与企业债务融资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环境规制强度加大背景下，若

能出现代理问题。债权人因债务企业而间接面临环境

以降低环境风险；但在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债务企

业很可能忽视环境保护而违规排污。企业项目违规排

污可能性越高，来自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越大，越

有可能增加额外的合规成本或潜在诉讼成本，环境风

险增加。项目资金风险与报酬的不匹配，使得债权人

倾向于提高贷款利率以防范风险。

碳风险是环境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环境规

制强度加大，碳规制强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债权人

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信贷决策，对碳排放量大的企业

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Chen和Gao，2012；Li等，2014），

而碳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企业贷款利率。但也有学者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背景，实证分析发现碳风险

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存在区间效应，表现为U型关

系，且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

（四）基于开放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企业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经济

全球化浪潮下，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各国

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走

出国门，寻求内外联动协调发展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战略管理学派将企业在海外市场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发展战略视为国际化战略。现有文献认

为，国际化战略同时具备治理效应（Roelfsema和

Zhang，2018）和风险效应，为国内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外联动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风险，两种效应共同作

用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1.国际化战略的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其一，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升了董事会中海外背

景董事的比例，可优化董事会战略咨询和监督职能。

战略咨询方面，海外背景董事可为高管财务决策提供

更多有效信息，提升高管的财务管理能力，将海外重视

权人共同稳定的心理契约，进而增强债权人贷款意愿；

监督职能方面，海外背景董事更加注重会计信息质量，

积极监督和激励高管优化信息环境，更加维护企业形

象，抑制高管机会主义行为（Giannetti等，2015），从而降

低债权人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其二，企业采取

国际化战略增加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高管的业绩

压力增大，为顺利履行受托责任，高管的风险规避动机

□·32·财会月刊2023.20

增强，倾向于审慎制定自身管理决策，会一定程度上抑

制激进的投资和经营行为，优化资源配置，稳定企业绩

效，同时可对外释放企业海外经营稳健的积极信号，弱

化债权人对经营风险的感知。其三，国际化战略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新兴经济体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可

识、行业前沿信息（Wu等，2016）、制度便利与优势

（Filippetti等，2016），反哺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增加

企业知识存量和技术积累（Martijn和Hein，2016）、提

高技术知识学习与利用效率，克服本国制度缺陷，充分

发挥竞争优势（Filippetti等，2016），进而促进企业技术

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可对外释放委托代理成本降低的

积极信号，从而弱化债权人对企业委托代理风险的感

知（Chen和Yoon，2021）。

2.国际化战略的风险效应提高了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其一，囿于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国际

化战略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复杂性，复杂的跨国交易行

为与内部控制环境为高管委托代理行为提供便利，加

剧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债权人对代

理成本的预期。其二，面对多变的海外市场竞争环境、

多样化的海外市场客户需求，企业的本土行业经验和

经营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国际化经营，高管难以合理估

计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前景，国际化经营风险的提高强

化了债权人对企业经营风险的感知。综上，国际化战

略的风险效应加剧了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使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提高了企业债

（五）基于共享理念的债务融资成本研究

共享问题。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

栋提出“共享金融”概念，认为共享金融指的是通过大

数据支持下的技术手段和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构建

以资源共享、要素共享、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模式，

力求实现更加有效、公平的金融资源配置。共享金融

是共享经济渗透到金融领域的表现，其本质为去中介

化、去信任化、去长尾化、去扰动化，克服了传统金融

的信息不对称和高利率问题，缓解了当代金融环境的

脆弱性问题，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共享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

系。张玉明和赵瑞瑞（2019）研究了共享金融对中小企

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认为共享金融的低成本配置、信用

评估机制和担保机制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缓解了中

小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了中小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一

是降低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表现为实现信

息共享的地区银行之间竞争加剧，使得银行倾向于降

低利率以留住优质客户，而未实现信息共享地区的企

业资本结构中中长期借款比例远高于短期借款；二是

信息共享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

了债权人信贷风险；三是信息共享有助于强化银行等

债权人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监督，进而降低存在银

企关系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分析

债务融资成本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水平和结

构，间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和分配等各个

领域，准确认识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

对企业成本管理、生产决策、社会责任履行和高质量发

展将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经典的企业

财务管理目标理论，构建了“风险—战略—市场”的债

务融资成本分析视角和“宏观—微观—新发展观”的债

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框架，系统梳理了现有文献对债

务融资成本在风险领域、企业战略领域和市场领域的

作用机理，以及在宏观、微观和新发展观层面的影响因

素，为全方位认识债务融资成本、识别债务融资风险、

寻找债务融资风险应对措施提供了理论框架。

1.“风险—战略—市场”的债务融资成本分析视角

的结论分析。在风险视角下，学者们系统探讨了债务

融资成本可能引发企业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审计风

险和诉讼风险等风险，绝大部分文献从债务融资成本

引致企业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和治理角度进行研究，缺

乏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处置、风险

转化等层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更深入研究。可能的原

因是，研究者是基于上市公司样本和企业满足持续经

营假设的前提做出风险导向的融资决策，导致得出企

业的高负债与高风险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尽管有学者

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债务融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与企

业面临的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是也没有深入数字

化转型、ESG导向、脱虚向实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和战略情景进行分析，债务融资成本也没有区分长期

债务融资成本和短期债务融资成本、管理债务融资成

本和使用债务融资成本、显性债务融资成本和合并债

务融资成本等。因此，在转型和提质发展的企业中，基

于风险视角观得出的有关债务融资成本的部分结论可

能存在片面性，需要结合国情、商业模式、国家战略、

营商环境、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综合理解风险与债务融

2023.20财会月刊·33·□

资成本的关系。

在战略视角下，研究者发现了债务融资与企业战

略的关联，推动企业从全面、长远、整体角度认识债务

融资成本。但是现有文献中的战略研究，只针对企业

内部的战略，而忽视了企业战略与行业战略、国家战略

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有可能企业战略是优的，融资

成本是低的，但是企业发展是没有前景的。因此，战略

视角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需要区别不同区域的发

展规划和国家发展规划与企业战略的融合程度，还原

企业真实的债务融资数量和成本。企业获得的异质的

显性或隐性财务支持，可能显著影响债务融资成本与

企业战略的关系，如取得贸易补贴和没有取得贸易补

贴的企业的实际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历

史经验数据得出的战略类型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关

系将变得不稳健。

从市场角度看，尽管现有研究考虑了资本市场、产

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债务融资成本的综合影响，但

是均按照债务融资成本的经济属性研究其与各种市场

的关系。现实中，市场不仅是交换场所也是交换关

系。因此，基于中国企业样本研究债务融资成本时抽

象了债务融资成本的社会属性，单纯地从经济属性研

究它在各种市场中的表现，可能得出不一样或者不适

应中国市场的结论。

2.“宏观—微观—新发展观”的债务融资成本影响

因素的结论分析。在债务融资成本的宏观影响因素研

究中，研究者基于经典的宏观环境（如政治环境、经济

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研究了其如何影响债务

融资成本，扩大了债务融资成本研究的格局。现有研

究多基于政策变量，利用DID方法分析宏观变量对债

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尽管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方式进行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但是各种宏观变量不是一

个固定的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在精

准度上需要运用新的方法进行评估。

在债务融资成本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中，本研究

基于企业自身融资需要和融资能力角度，借助借贷市

场，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

响，但均是在信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很少有针

对地下信贷市场等的研究。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

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中小企业更多地通过地下信贷

市场满足融资需求。因此，基于上市公司的样本，从供

给和需求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意义

有限。

在新发展理念下研究债务融资成本，更全面地考

虑了债务融资成本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

但是现有研究还停留在理念和案例层面，实证研究较

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需要

学者们重新定义债务融资成本的内涵、确认原则和计

量方法，但是现有文献中的实证研究还是以传统债务

融资成本为基础，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与实践不一致的

地方。

（二）研究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

理论方法和实证工具研究了债务融资成本，成果丰富，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但从结论分析中

可以发现，债务融资成本仍然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一是拓展对债务融资成本内涵的研究。现有研究侧重

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机理和作用因素的研究，主要

研究如何利用债务融资成本优势识别债务融资风险，

但是较少对债务融资成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随着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债务

融资有了新的内容、形式和使命，挖掘有中国特色的债

务融资成本内涵，对促进债务服务社会建设有重要的

现实价值和理论贡献。二是拓展对债务融资成本主体

的研究。现有研究债务融资成本的文献，无论是基于

风险视角、竞争视角还是市场视角，研究的主体主要是

企业。“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存在形式和工作方式发

生了显著变化，融资主体也变得多样化。网商、微商等

特殊群体的债务融资，将丰富现有债务融资的形式和

内容，因此研究债务融资成本可以从主体多元化的视

角丰富理论研究成果。三是拓展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人

文价值研究。尽管学者们已开始从“宏观—微观—新

发展观”的视角研究债务融资成本，更多地注入债务融

资的人文价值，但是对和谐的债务融资环境构建、债务

融资人文理念价值的深入研究还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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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财会月刊·35·□

【摘要】管理者权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Ａ股非金融上

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不确定性有利于强化这一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权力通过增加创新人力资

源、财力资源投入和创新资源产出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分析得出，管理者权力通过赋能企业数

字化转型，可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和韧性成长。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管理者权力的经济后果，为我国

企业的组织权力安排与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管理者权力；数字化转型；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资源产出

李百兴（博士生导师），杨龙溪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3KJCX069）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北京100070

新时代情境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

生、零代码编程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与

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

式。在数字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引领下，部分企业已

享受到数字经济红利，这激发了企业向数字经济主战

场蓄力进军，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以期在数字经济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埃森哲最新发布的《2022年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中国大多数企业仍处

在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仅有17%的企业转型成效显

著并成为2022年的“转型领军者”。面对高度不确定性

的环境，企业踌躇不前甚至出现“不会转”“不愿转”等

现象，致使一些已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难以逾越“阵

痛期”，因而对是否坚持实施数字化转型产生顾虑，对

企业经营造成极大挑战。因此，如何有效实现企业数

字化转型并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业界和学术

对此，一些学者主要分析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外部因素，从财政科技支出、营商环境改善、国有股

权等不同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的前置因素展开了多维度

的探讨（史宇鹏和王阳，2022；吴非等，2021a；余汉等，

2023；李九斤和徐妍妍，2022；代飞等，2023），发现外部

环境变量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部分学者则将其研

究视角聚焦于组织内部层面，发现信息技术背景

CEO、高管团队异质性以及管理者能力等是企业数字

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刘锡禄等，2023；宋敬等，

2023；汤萱等，2022；许龙等，2023）。综上可知，企业所

处环境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及其效果，数字

化转型不应忽视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冲击。当数字化转

型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目标时，企业作为宏观

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维持经济稳

定健康发展的手段是其必要选择。而管理者是企业财

务决策及重大战略的制定者和重要执行者，其掌握的

权力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Finkelstein，1992），也是其做出各项决策的基础（Tian和Wang，

2014）。同时，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在宏观经

济下行及环境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陡增的大环境下，

自由裁量权和管理者决策权的存在，能够使管理者更

好地履行职责、做出合理决策，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

资源保障，这关系着企业的未来发展。因此，在探讨

数字化转型问题时，不应忽视管理者权力的影响。数

字化转型决策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毋庸置

疑会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在理论层面，本文回到数字化转型的前因阶段，基于高

□·36·财会月刊2023.20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23．20．005

管团队权力视角，剖析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之间的关系，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研究，为考察高层管理团队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微观

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陈庆江等，2021），研究方法以

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朱秀梅和林晓玥，2022），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

（张永珅等，2021）。本文基于微观视角运用实证研究

有数字化转型实证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在经验研

究层面，以往对管理者权力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企

业传统特性等方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者权力与

数字技术的结合探讨较为欠缺，本文的研究为弥合当

前对管理者权力后果识别不足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从而有助于深化管理者权力经济后果研究。本

文将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进行考

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并从管理者权力视角出发，实

证探究了管理者权力与数字化转型二者的关系及影响

路径、调节机制，以及管理者权力的价值创造效应，厘

清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关系的逻辑链条，对深刻理解管理者权力对数字化

转型过程及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有着重要意

义。第三，在实践层面，重视管理者权力因素在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提升效应，为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管理者权力越大，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为企业赋予管

理者权力和缓解管理者因权力较大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提供了决策依据，有助于促进企业稳健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新命题，是企业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

视数字化转型并加入转型行列。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规模

的壮大，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转型

升级、提质增量的重要驱动力。毋庸置疑，管理层位于

企业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中的核心位置，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权力较大管理者的强力推

动。数字化转型是决定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竞

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而高层管理人员是战略

决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和实际执行者，权力是公司重

大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权力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动

机、心态、心理认知和人际关系。Magee和Galinsky

（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权力转化为管理者心理的进

程。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权力的接近与抑制理论并综合

考虑管理者的心理过程，可以将管理者的行为系统划

分为行为接近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两类。权力的接近

与抑制理论的关键在于掌控较多的资源和受到较小的

约束，权力型管理者意味着有较多的行动自由，所处的

环境充满机会而没有潜在威胁，在经营决策中对自己

的选择和公司的未来发展更加信心满满（Anderson和

Berdahl，2002）。扩大权力可以激活管理者内在的行为

接近系统，促使管理者对行业内的前沿投资项目进行

其更好地理解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推动数字技术的深

化应用，实现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低延时交流，显著

简化决策流程，使得组织更加扁平化、决策更加科学

化，进而大大提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Anderson和

Berdahl，2002；Magee和Galinsky，2008；周建等，2015）。

Hambrick（1981）研究发现，较大的管理者权力使得管

理者决策的自主裁量权更大，通常表现出更好的战略

意识和前瞻性，且更加注重数字化转型。权力大小决

定着管理者的话语权大小，当管理者权力扩大时，管理

者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的影响力会增大。数字

化转型背景下，管理者权力影响着企业的资源配置以

及经营效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开展，关系着企业

未来成长。

企业充分给予管理者权力，有助于推进数字化转

型的实施。一方面，管理者权力越大，对企业的控制能

力就越强，就越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杨帆和郑逢爽，

并适时调整战略、促使企业快速响应数字经济背景下

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和管理。拥

有权力能够提高管理者对环境不确定性感知的自信和

乐观程度，使其对数字赋能的产品、服务、传统行业升

级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和判

断，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失误、犯错的几率将会

降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概率增大。另一方

面，基于管家理论，管理者权力是一种激励手段，管理

者内在的满足感随着权力的增大而提升，权力所带来

的激励效应也越强。在动态竞争环境下给予高管人员

充分自由裁量权可以激励其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而做出

2023.20财会月刊·37·□

最优化决策，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

理者权力的增加，有利于加快管理者对企业的了解、提

高数字技术投入和转出效率，使得数字化转型难度降

低和周期缩短。随着权力的提升，管理者提出的意见

会得到充分重视，也使其有能力解决意见分歧并使战

略决策最终被采纳，由此数字化转型决策也就更可能

通过（Eisenhardt和Zbaracki，1992）。同时，管理者凭借

其在特定领域的专长以及权力运用，亦能在企业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得到自我成长、提升自身价值和组织认

同感，从而强化自身的领导力和社会地位。管理层权

力越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突出，

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

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

创新资源的中介作用

较大的管理者权力能促进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与

创新资源产出增加，进而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正面影

响。一方面，管理层作为企业的“管家”，为了促进企业

核心竞争力和企业业绩的提升，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

转型赋能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亦能促进企业整体

创新能力提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管理层会通过所掌

控的权力调动更多资源尽可能地在数字化转型上持续

发力，着力加大研发投入并更加专注长期的研发创新

项目，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研发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支持，为数字化转型奠定

良好的技术创新基础，进而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

新能力并带来转型的增益效果（刘冀徽等，2022）。另一

方面，从实践中看，管理者权力较大，有助于其在创新

活动中统一调度人力、财力方面的要素投入，促进公司

创新资源产出（张栋等，2021）。同时，管理者权力的大

小常与掌握信息的多寡程度相匹配，管理层可以凭借

其拥有的更大的权力获取和掌握更多的有关创新活动

的信息，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创新。

管理者权力的激励效果和产生的影响力可提升研发聚

焦力度，促进企业研发成果产出，为数字化转型营造良

好的研发创新氛围和环境，最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创新资源投入和产出在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鉴于2007年我国开始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且数

字技术的逐步应用主要体现在2006年以后（吴非等，

2021b），本文选取2007~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

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剔除了ST、ST、PT上市公

司和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以及上市不满一年的企

业和金融类企业。通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得29908个

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对实证结

果的潜在干扰，对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

Stata17。

本文管理者权力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企业数

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创新资源产出数据从CNRDS

和Wind数据库。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T）。对于如何

准确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

意见。本文借鉴现有研究的经典做法（刘锡禄等，

2023；毛聚等，2022；吴非等，2021b；袁淳等，2021；赵宸

宇等，2021），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来构造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统计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词词汇出现的频率并加1

后取自然对数，以此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2.解释变量：管理者权力（Power）。本文在参考国

内外文献的主流做法和结合我国制度背景的基础上，

借鉴刘剑民等（2019）的做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构

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管理层持股比例（Mgshder）、

两职合一（Dual）、内部董事比例（Insider）这五个指标

进行主成分回归，以此来构建反映管理者权力的综合

指标。

3.中介变量。借鉴肖静和曾萍（2023）、刘冀徽等

（2022）的做法，将创新资源分为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

资源产出两类，其中，创新资源投入进一步分为创新人

力资源投入与创新财力资源投入。具体如下：①创新

人力资源投入（HI）用各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人

数的比值衡量；②创新财力资源投入（FI）用研发资金

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衡量；③创新资源产出

□·38·财会月刊2023.20

（Patent）用企业专利申请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任晓怡等，2022；汤

萱等，2022）的做法，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

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股权集中

度（Top）、企业年龄（Age）、独立董事比例（Indenp）、营

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ves

tor）、净经营现金流量（Ocf）、企业资本支出（Capexp）、

代理成本（Agencost）、董事会规模（Scale）、亏损状况

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探究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

文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对H1进行检验：

DTi，t=β0+β1Poweri，t+Controlsi，t+Year+

Industry+ηi，t（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T），核心

解释变量为管理者权力（Power），Controls为前述全部

控制变量的集合，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Industry为行

业固定效应，η为模型随机误差项。倘若H1成立，那

么β1的预期符号应显著为正，表明管理者权力越大，

越能有效驱动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资源产出角度研究管

理者权力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机制。具体

地，采用逐步回归法对管理者权力通过加大创新资源

投入与产出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即采用以下模型对H2进行验证：

DTi，t+1=0+1Poweri，t-1+Controls+Industry+

Year+εi，t（2）

Mediatori，t=θ0+θ1Poweri，t-1+Controls+

Industry+Year+εi，t（3）

DTi，t+1=β0+β1Poweri，t-1+β2Mediatori，t+

Controls+Industry+Year+εi，t（4）

其中，0、θ0、β0为截距项，i、θi、βi表示各变量对

应的回归系数，Controls表示拟加入的控制变量，ε为

误差项，Mediator为中介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企

业数字化转型（DT）的均值为1.4261，标准差为

1.4670，最大值为5.6276，最小值为0，说明不同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高，符合A股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样本企业的选取具有代表性。管

理层权力（Power）的均值为-0.0001，标准差为0.3887，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中介

变量控制变量

符号

DT

Power

HI

FI

Patent

Size

Lev

ROA

Top

Age

Indenp

Growth

Investor

Ocf

Capexp

Agencost

Scale

Loss

定义说明

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典，统计企业

年报中披露的与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

词词汇出现频率，并加１后取自然对数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综合指标

研发人员数量/员工总人数

研发资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

Ln（企业专利申请数+1）

Ln（企业年末总资产）

企业年末负债总额/年末总资产

企业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份数/企业总股数

Ln（考察年度-企业上市年度+１）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营业收入本年本期金额-营业收入上年

同期金额）/营业收入上年同期金额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企业总股数

净经营现金流/年末总资产

（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之和

的年度变化值）/年末总资产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Ln（企业董事会总人数）

若企业净利润为负，赋值为1，否则为0

N

29908

均值

1.4261

-0.0001

22.1990

0.4420

0.0378

33.9137

2.3987

0.3766

0.1818

0.4463

0.0464

0.0500

0.0905

2.3178

0.1103

标准差

1.4670

0.3887

1.2840

0.2036

0.0651

14.7278

0.6296

0.0634

0.4506

0.2371

0.0705

0.0481

0.0768

0.2111

0.3133

最小值

0.0000

-0.8796

19.2381

0.0353

-0.3974

7.9487

1.0986

0.2500

-0.6570

0.0010

-0.2304

0.0001

0.0061

1.7918

中位数

-0.0646

22.0299

0.4403

0.0360

31.7299

2.4849

0.3636

0.1110

0.4660

0.0451

0.0716

2.3026

最大值

5.6276

1.1680

26.4973

0.9141

0.2570

75.9022

3.4012

0.6000

4.7279

0.9195

0.2931

0.2898

0.7660

2.9444

1.0000

表1变量定义

表2描述性统计

2023.20财会月刊·39·□

最大值为1.1680，最小值为-0.8796，表明样本公司中

管理者的权力差异较大。

（二）基本回归

表3列示了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元

回归结果。根据列（1）结果可知，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

情况下，管理者权力（Power）与数字化转型（DT）呈现

后，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保持稳定；列

（3）为全方程的综合实证分析结果，引入了全部控制变

量，管理者权力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列（3）的回

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Power）的系数为0.23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者权力越大，总体上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管理者权力较大

时会呈现出较强的数字化转型意愿，能够推动数字

化转型顺利开展，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H1得到

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为了保证结果的

稳健性，参考祁怀锦等（2020）和张永珅等（2021）的研

究，本文替换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方式，使用企业

年度财务报告附注所披露的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

业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Digital）。相应的回归结果

中，管理者权力（Power）的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

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增加控制变量。为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将是否由国际“四大”审计（Big4）作为控制变量加

入实证模型中进行统计回归，如果公司的外部审计师

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

0。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Power）的系数为0.233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

健性。

3.进行子样本回归。2012年国家开始陆续发布有

关数字化转型和引导企业进行数字技术投资与研发的

系列政策文件（如《“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力度并给予相应

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可以看出国家对企业数字化

起点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中，管理者权力（Power）

的系数为0.23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的研究

结果一致。

4.更换计量模型。由于上市公司样本中被解释变

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T）存在较多取值为0的情况，

故参照李倩茹和翟华云（2022）的做法，控制左侧截取

样本的偏误，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以此增强研究

结论的可靠性。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Power）的

系数为0.29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研究结论

一致。

限于篇幅，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具体列示，留存

备索。

（四）内生性检验

1.固定效应模型。为尽可能减少企业层面的遗漏

变量，使因果效应推断更加合理和可靠，本文引入固定

效应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验证，以此保证结果的稳健

性。回归结果见表4中列（1）所示，管理者权力（Power）

的回归系数为0.05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管理

者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2.PSM+OLS回归。为避免自选择产生的内生性

问题，本文采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对企业的倾向得分

进行匹配处理。将样本企业按管理者权力大小划分为

两组，权力大的一组为处理组，权力小的一组为对照

组，进而对对照组和处理组企业进行匹配处理，并对匹

配后的企业重新进行回归。其中，协变量包括本文中

的全部控制变量。相应的估计结果如表4中列（2）所

示，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3.Heckman两阶段模型。为了缓解可能由样本选

择偏误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邹燕等（2021）

的研究，选取同行业其他企业管理者权力均值（Other

Power）作为管理者权力（Power）的工具变量。同行业

企业之间有着相似的外部环境、经营风险和企业特征，

故而同行业其他管理者权力均值（OtherPower）与管理

其他公司的管理者权力能够直接作用于本企业的数字

Controls

_cons

Industry&Year

Adj.R2

（1）

0.339

（14.87）

No

1.426

（168.79）

0.008

（2）

0.181

（10.44）

-0.217

（-4.72）

Yes

0.450

（3）

0.232

（11.55）

-3.080

（-19.73）

0.468

表3多元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t值。下同。

□·40·财会月刊2023.20

生性要求。首先，本文先将OtherPower连同全部控制

变量构建Probit回归模型，并将第一阶段回归计算的

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1）进行

第二阶段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中第（3）、（4）列所

示。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率显著，且管理者权力

（Power）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

结论依旧保持高度稳健。

4.延长观测窗口。参考吴非等

（2021b）和刘冀徽等（2022）的研究，

本文延长了管理者权力影响企业数

者之间关系的稳健性和持续性。通

过将解释变量管理者权力（Power）

进行了滞后1~3期处理，同时将被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T）采

用超前1~3期处理进行交叉对比。

实证结果与原核心结论一致（限于

篇幅未列示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五、影响机制检验及进一步

分析

（一）管理者权力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

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创新财力资源

投入和创新资源产出在管理者权力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表5基于企

业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视角，根据三步法检验步骤，对

“管理者权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展开识别

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创新人力资源投入（HI）的回归

系数为0.700（P<0.01），创新财力资源投入（FI）的回归

系数为0.651（P<0.01），即增强管理者的权力能够调动

力集中于研发项目，可有效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

业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顺利开展。另外，为对中介效应进行补充检验，本

文还进行了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随机抽样1000

次）。在Sobel检验下，Z值分别为1.764、5.804，分别在

10%、1%的水平上显著；而Bootstrap检验结果则在95%

的置信区间CI分别为［0.023，0.027］、［0.044，0.058］，

中间均不包含0。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类似地，创新

资源产出（Patent）的回归系数为0.145且在1%的水平

上显著。这表明，给予管理者充分的信任与权力，可有

效促进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实现投资决策的优化，提

高企业的研发创新强度，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资源产

出，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持，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提高和规模扩大。此外，Sobel检验下，Z值为

4.245，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

间CI则为［0.108，0.130］，不包括0。这表明中介效应

成立。综合上述分析，H2得到支持。

Powert-1

Sobeltest

Bootstraptest

DTt+1

0.226

（9.42）

-2.819

（-14.93）

21856

0.447

HI中介作用检验

0.700

（2.72）

22.755

（5.15）

13630

0.387

Z=1.764

［0.023，0.027］

0.202

（6.43）

0.025

（22.89）

-4.443

（-12.66）

10834

0.384

FI中介作用检验

（4）

0.651

（9.03）

-3.421

（-4.60）

18446

0.502

Z=5.804

［0.044，0.058］

（5）

0.203

（7.47）

0.051

（15.64）

-3.107

（-11.49）

15330

0.411

Patent中介作用检验

（6）

0.145

（5.57）

-4.997

（-20.83）

25588

0.293

Z=4.245

［0.108，0.130］

（7）

0.211

（8.91）

0.119

（21.07）

-2.201

（-11.65）

21835

0.459

表5中介机制检验

表4内生性检验

OtherPower

IMR

固定效应

0.059

（3.27）

-6.158

（-23.40）

0.408

PSM

0.237

（11.07）

-2.873

（-14.58）

22099

0.472

第一阶段

Power_D

-0.333

（-2.10）

-1.832

（-8.72）

29896

第二阶段

0.227

（11.30）

-0.587

（-3.81）

-1.892

（-5.40）

0.469

2023.20财会月刊·41·□

（二）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管理层在制定和实施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需

要考虑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当环

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经营风险会随之增加，企业

将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成本上升问题，企业数字化转

型失败的风险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数

字化转型平稳落地，管理层将会运用职权影响现金股

利政策的制定以及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管理者权

力越大，对公司所施加的影响就越显著。管理层留存

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有助于缓冲环境不确定性的冲

击，并通过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

化和提升自身职业声望，也能避免环境不确定性引致

的职位危机。此外，在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的大环境下，

能力强的管理层所拥有的权力往往较大，进而对公司

的控制力度也较大，相较于所有者，管理层掌握的信息

更全面，能够依靠大量的信息准确把握行业动态和对

企业进行清晰定位，找出最契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方

向。由此推断，环境不确定性越高，管理者权力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越大。

针对“管理者权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范式，为了

验证前述推断，本文拟嵌入环境不确定性指标（申慧慧

等，2012）展开研究。参考现有文献做法，采用调节回

归方法进行检验。具体地，将环境不确定性（EU）与管

理者权力（Power）变量进行交乘，并将单独项和交互项

同时引入实证模型中。表6列（1）报告了环境不确定性

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EU×Power的回归系数为0.032

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对管理者

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也

表明企业所面临的较高环境不确定性促使管理者权力

提升，管理者会积极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强有力

地推动数字化转型。

（三）经济后果：管理者权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前文研究表明，管理者权力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化

转型水平，但管理者权力能否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进

而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展开分析。其中，企业价值采

用托宾Q值（TobinQ）指标进行测度。表6中第（2）~

（4）列报告了管理者权力价值提升效应的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对企业价值的直接影响为

正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增加管理者

权力配置能够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有助于

提升企业价值创造。管理者权力配置作为一种激励机

制，能够激励管理层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和工作热

情，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营才能并促进企业长期稳健发

展。权力集中的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企业内

外部资源的配置权，统筹协调资源以及实现资源互补

进而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如数字化转型），进一

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此外，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者权力与企业

价值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再次识别，本文还分别进行了

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通

过影响数字化转型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Z=2.343，

P<0.05；Bootstrap检验置信区间不含0），数字化转型的

中介作用成立。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未来

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管理者权力会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

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围绕管理者权力

是否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得

出如下结论。①权力作为管理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影响企业创新转型的重要因素。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管理者权力越大，对数

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②权力较大的管理者能够

统筹调配企业资源，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通过增加企业

EU

EU×Power

0.225

（7.54）

-0.030

（-4.46）

0.032

（1.99）

-2.726

（-14.86）

23496

TobinQ

0.056

（2.92）

11.415

（54.33）

0.392

Z=2.343

［0.031，0.055］

0.045

（2.37）

0.043

（7.19）

11.548

（54.96）

0.393

表6异质性分析&经济后果检验

□·42·财会月刊2023.20

的创新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投入以及创新资源产出，

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即创新资源投入

与产出在管理者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

中介作用。③企业管理者权力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管

理者权力能够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④经济后

果检验表明，管理者权力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且这种正向效应能够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实

现，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启示

综合以上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一是辩证看待

管理者权力的作用。管理者权力在企业重大战略和财

务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管理者权力可以促使其

行为接近系统被激活，从而减弱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

决策负面结果的担心并提升其对前沿投资项目潜在回

略，有效推动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维持经济高质量

发展。二是由于创新人力、财力资源投入与创新资源

产出是管理者权力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变量，

因此企业应当引导管理者合理运用权力，在对创新资

源领域项目进行投资时应适当放宽管理权限，增加创

新资源投入，激发管理者挖掘更多的创新可能，从而有

助于增加创新产出，形成显著的创新资源产出成果，亦

会对企业产生增益效果，增强企业创新优势，促进企业

数字化核心竞争力形成。三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

应以数字化为契机，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努力提高自

身组织韧性，合理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切实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企业

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的形势下，企业可以适当增

加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管理职权。管理者应注

重权力的合理运用，弱化权力过大给企业带来的消极

影响，同时降低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风险和机会成本，有

效发挥管理职能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为企业

创造价值，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和韧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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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财会月刊·4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贡献分析的基

本工具，已成为衡量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能

为各地区、各行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将

全要素生产率应用于微观企业领域则有助于评价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对于引导企业挖掘

生产经营优势与短板，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一定指导意义（黄贤环和王瑶，2019）。

根据既有研究成果，除了政府政策（钱雪松等，

2018）、对外贸易（张杰等，2009）、环境规制（刘和旺等，

2016）、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江红莉和蒋鹏程，2021）等

宏观因素，微观层面的企业特征（王倩等，2023；葛润政

和Mark，2022）及行为决策（黄贤环和王瑶，2019；朱晓

杰，2023）也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其

中多元化经营就是上市公司普遍实施的资本配置行

为，其本质是对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企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交易成本的高低以及生

产链条向外延伸的情况（祝丹枫等，2023），因此同样是

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企业主业逐渐面临产能过剩、利润下滑、需求缩

减等问题，单一的专业化经营已经无法满足资本逐利

的需求（张斌等，2022）。因此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越

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以拓宽收益渠道、扩大

市场份额，并试图通过多元化经营形成的内部资本市

场降低冗余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管理效率（Tate

和Yang，2015；Smith和Coy，2018）。

然而，多元化经营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收益，原因

在于其既会造成财务风险上升（吴国鼎和张会丽，2015；

闫迪和郑少锋，2018），诱发资源挤占（王福胜和宋海

旭，2012），又会增加外部股东、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

降低内部侵害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申慧慧等，2012），

进而扩展管理层私利操纵的空间，诱发财务控制（苏昕

和刘昊龙，2017）、交叉补贴（Scharfstein和Stein，2000）

等代理问题，而多元化经营决策本身固有的专业性、复

【摘要】减少非理性的多元化扩张行为是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2012

~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连锁股东所施加的调节效

应及三者间关系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多元化经营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体现为

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与信息效应，从而缓解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进

一步分析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分

位点的提高，多元化经营的“折价”效应越发显著，连锁股东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效应也更为凸显。此外，当企

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明显影响；反之，多元化

经营的“折价”效应及连锁股东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为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多元化经营折损理

论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也为全面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多元化经营；连锁股东；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

王佳悦1

，范源浩2

，范亚东1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7JYB086）；黑龙江省会计学会科研项目“黑龙江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非

效率投资关系研究”；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专题项目（项目编号：18JYH759）

【作者单位】1.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30；2.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商学院，哈尔滨150431。范亚东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