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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8江西
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原标题为《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正文
我和黄金荣的关系，要从城隍庙说起。民国初年，我父亲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裱画店，我从小就在店里帮忙。当时城隍庙内有五个有势力的“白相人”(“白相人”是上海解放前社会上对帮会、流氓分子的俗称。“五生党”除薛连生外，还有牙医陈润生，开玩具店的王廷生，开石灰店的沈菊生，以及后来管城隍庙香火钱的朱友生)，因名字里都有个“生”字，被叫作“五生党”。其中有个当过律师、后开象牙店的薛连生，有次拿来一张任伯年的学生画的松鹤图，要我偷梁换柱把任伯年学生的名章改为任伯年的图章，我起初不肯干，经不住薛连生再三要求，终于给他裱好。薛连生拿了这张画去送人，经常夸奖我的手艺好，并且介绍我认识了史锦绣，叫我拿些字画到史锦绣家中兜生意。
史锦绣是白相人范开泰的老婆。那时范开泰在上海开设乌木行，人称“乌木开泰”，其弟范回春也是白相人，兄弟俩在上海都很有名气，但史锦绣更比范开泰出名，在白相人中被称为“强盗锦绣”。她是常州人，善于交际，性格豪爽，手段泼辣，在上海女白相人中可算是个头面人物，当时连黄金荣也惧怕她三分，因黄的元配夫人林桂生同史是结拜姊妹，史锦绣是大阿姐。
范开泰是城隍庙的董事，我认识史锦绣后，他夫妇就叫我带管些城隍庙的事务。那时我年纪轻，做事巴结，每逢初一月半，城隍庙进香人多，史锦绣来烧香之前，总是先派人通知我，替她准备香烛,做些杂务,她很满意。起初我和她见面总称她老太太，她叫我小弟弟,后来接触较多,她要我叫她“寄娘”，认我为“干儿子”。她为了让我多赚些钱，叫我挑些好的书画由她陪我到黄金荣家中去，卖给黄金荣和黄的亲戚朋友。因此我就经常在黄家进进出出，对于黄家大小佣人也花些小钱交结，关系日趋密切。
一九三一年我二十五岁时，父亲去世，裱画店由我接下。但在豫园翻修过程中，把我裱画店的地皮收走，生计无着，范开泰劝我投靠黄金荣。正巧黄金荣的领子黄源焘结婚，范开泰就叫我到黄金荣家中帮忙。这次办喜事的场面很大，我代为张罗，黄源焘深为满意，要我投帖拜他父亲做老头子，彼此结为师兄弟关系。于是我向黄金荣三跪九首，拜他为老头子，同时与我投门生帖子的还有汪伪时期在苏北当伪师长的田铁夫。
接着，黄家大少奶奶和我共同集资三亿六千多万元，开办了八十四间门面的小世界福佑商场，黄金荣叫我当经理。这样，黄金荣的门生丁永昌负责大世界，我负责小世界，都成为他的得力心腹人。
黄金荣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父亲黄炳泉，原籍苏州,出生在上海漕河泾，原是种园地的，有些地产，后被其姑母侵占，就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那时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武官及捕快差役的人，同黄炳泉是邻居关系，因此后来黄炳泉一度做过捕快差使。黄金荣的母亲邹氏，苏州人，生两男两女。长女阿宝，嫁给邹家(阿宝的儿子叫邹金寿。金寿有三个儿子，长子邹政之，二子邹定福，三子邹之文)，黄金荣排行第二，三女名招弟，嫁给徐步洲(招弟的儿子徐春霖，又名徐至诚，有一子五女。儿子徐寿康业中医，住上海淮海路；长女徐珍宝，有精神病；二女徐美英，任教师，现退休；三女徐月英，任勘察队工程师；四女徐帼英下落不详；五女徐禄英，现在青浦税务局工作。)，小儿子木金，不知下落。此外，黄炳泉还有个姘妇，在高桥旧校场开糕团店，名叫“麻子阿金”,也生过一个女儿，不明其下落。黄炳泉在黄金荣十余岁时死去,几年后邹氏相继而亡。
黄金荣三十多岁时与林桂生结婚，那时他虽在法租界巡捕房当便农包探，还未十分得意，招赘到林家，住在八仙桥钧培里。因林桂生没有生养子女，就领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子名福宝，又名钧培，女名宝宝，嫁给一个姓许的（下落不详）。福宝妻李志清，前面已经说过是童养媳，掌管黄家财政大权,后与黄闹翻，把黄家黄金美钞、珍宝饰物一扫而空，迁居香港，后到台湾死去。她在黄家没有生养子女，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黄起予，现在美国经商；二儿黄起明,现在上海；女儿黄悦明,现在香港。
黄金荣五十四岁时，当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名利双收，已经得发，因为林桂生没有生儿女，他看中了在他开设的共舞台演《宏碧缘》的京剧名伶露兰春。露曾拜黄金荣为先生，她所唱的《骂毛延寿》，灌有唱片，在共舞台演出改良时装京剧，名噪一时，时常客满。黄金荣眼看露兰春色艺双绝，不管师生关系，搞得火热，并向林桂生提出要娶露兰春为二房，林桂生不答应，两人闹翻，林桂生即与黄金荣离婚，并把黄金荣的财物，如钻石戒指、名贵貂皮大衣等席卷而去，直到一九八一年死在上海。
露兰春嫁给黄金荣时，只有二十四岁，比黄金荣小三十岁，结婚后没生子女，她的母亲给她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黄源焘，小名连弟，另一个小名根弟。据说黄源焘原是大舞台一个唱武生的演员的儿子，这个演员姓李，山东人，名不详。根弟原姓麦，名政学，又名元勋，是广东人，因其父母贩卖鸦片被捕，死在狱中，由法租界会审公堂公断给黄金荣作养子，在结婚时恢复原来姓名，离开黄家。露兰春与黄金荣婚居三年后，下堂求去，据说先嫁给唱老生的同行安舒元，后来嫁给德孚洋行买办、做颜料生意的薛某，住在丽都花园。
黄源焘十八岁结婚，娶沈阿三的长女静华为妻，生两女一男，大女黄蓓莉，嫁给黄金荣的门生、上海允上药店老板雷宪芝的儿子，现都在上海；二女黄蓓兰，嫁给邮电局的一个职工（姓名不详），现也在上海。黄源焘的儿子现在东北航空大队工作。黄源焘在一九七五年获得政府特赦宽释，曾往北京参观学习，回沪后于一九七六年分配在浦东高桥五新木工厂工作，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因心肌梗塞死去。
一八七三年黄金荣六岁时，随父母从苏州搬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垫读书。他从小顽皮，不认真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善于随机应付。前面说过，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的父亲经邻居介绍，也当过捕快。黄金荣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便衣包探，以及营救法国人姚主教而起家发迹，都有一定的影响。
黄金荣小名“小和尚”，并非是他做过和尚，这里有段来由。一八八一年黄金荣十四岁时，父亲黄炳泉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姊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代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把黄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由于他脸上有麻皮，后来又有“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孟将堂做小和尚杂活后，不能解决温饱，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tù，桥两端靠近平地的地方)，名叫“萃华堂裱画店”，是爿老店（有说是在城隍庙九曲桥得意楼旁边的一家叫“凌云图”的裱画店,这是误传)。萃华堂裱画店的老板叫黄全浦，黄金荣拜他为师，做了三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四百文（四十个铜板）。满师后站了两年柜台，收入也不多，生活仍然清苦，谈不上养母亲和弟妹，母亲仍靠洗衣服维持生活。黄金荣在萃华堂度过了五个年头，除学了些正规的裱画手艺以外，还懂得了一些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
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主要是靠邻居陶婆婆的介绍。陶家也住在张家弄孟将堂附近，同黄金荣家是隔壁邻居，黄金荣的母亲常替陶家洗衣服，日久天长，陶婆婆看到邹氏母子五人生活困苦，深表同情，邹氏就托陶婆婆替黄金荣在巡捕房中找个差使。一九〇O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报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刚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招呼，因此黄金荣被录取为三等华捕。那时捕房招考录取了二十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金荣做领班，当时人称“二十股党”。
那时法捕房的实权操纵在法国警探手里，黄金荣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一些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当了法捕房“包打听”（便衣警探）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他用小恩小惠收买了一批惯窃惯盗作为线索,制造内讧，利用一批盗窃分子去破获另一批盗窃分子，甚至玩弄“贼喊作贼”、“假戏真做”的手法，一面布置一批小喽罗，约好某月某日在什么地点作案抢劫，一面叫另一些喽罗到法租界巡捕房向他“报密”，他再向法国警探报密，这样使他能掌握带人破案的主动权。到了约定的日期和地点，原来约好的一批喽罗果然在进行抢劫时，便被黄金荣亲自带领、化装埋伏的侦缉队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盗匪被关进捕房后，黄金荣又在捕房内打点，一一陆续释放出来。法捕房当局看到黄金荣连连破获盗窃案件，对他重视，使他逐渐有了威信。
黄金荣对上海的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进行敲榨勒索的办法也很巧妙隐蔽。他常常唆使一些青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而黄金荣带着巡捕和便衣包探，上街巡逻，每到之处，这些闹事的小流氓无不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个小流氓来惩办。于是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感到他确有办法，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有的还投帖子拜他做老头子，有的拜他为寄爹，有的拜他为先生。对于那些有名的富翁，黄还采用绑架勒索的办法，大肆敲诈。如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至于指使爪牙向富翁财主写恐吓信敲诈，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受害人被敲去大笔竹杠，还得请黄金荣出面解决，以免后祸。最使黄金荣得意的,还不是他破的假案,而是破了一件法国姚主教被绑架的真案，从而使他成为上海第一流大流氓、大把头。
姚主教原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亲自由上海乘火车，还带着几箱银洋，准备到天津去开办教堂。
当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勒索一笔巨款，赎回“肉票”。
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姚主教下落通风报信的，赏银洋三千元，如能找到姚主教的，赏洋一万元。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将来青云直上，一定整修城隍大殿，装塑城隍金身，但还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这是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对我讲的）。
黄金荣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不去直接同张宗昌部队谈判，而只花了几千元买通少数看守人员，竟把姚主教营救出险，法捕房对黄金荣破格重用。原来法捕房中重要职务都由法国人担任，这时破天荒地提升黄金荣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他也从此更忠实地为法帝国主义服务。
黄金荣担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六十岁做寿以后，才辞去职务，名义上退休闲居，实际上幕后操纵。继黄金荣之后担任华探督察长的先后有沈德福、任水扬两人，因不奉承黄金荣的意旨，被黄金荣安置在捕房里的余党所排挤，最后还是由黄金荣的亲信担任这个职务。
除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以外，他的领子黄源焘收过二、三百门徒，外孙邹政之也收了五、六百人，再加上顾竹轩、唐嘉鹏、卢英、黄振世、丁永昌等也都收有不少门徒，所以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不但遍于全上海，甚至江浙一带，也都有他的势力。
黄金荣曾和杜月笙、张啸林、杨啸天、王柏龄、孙祥夫、陈群、陈希曾结拜为兄弟，收罗帮会分子、流氓地痞，称为上海的“大八股党”。按当时结拜的顺序，老大黄金荣，老二王柏龄，老三杨啸天,老四张啸林，老五杜月笙，老六孙祥夫，老七陈希曾，老八陈群。
除了“大八股党”外，还有“小八股党”，都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得力心腹徒弟，计有高鑫宝、马祥生、金廷荪、叶焯山、顾嘉棠、杨仁千、范果百、范恒德等八人。这些人也收有不少徒弟，横行上海。
此外,在上海码头上还有一批流氓，号称“三十六股党”。头头叫陈福生，又名陈世昌，曾拜张锦湖为老头子。张锦湖做过南通镇守使，是青帮“大”字辈，收有不少门徒。陈福生自拜张锦湖后，在青帮中浙有地位，杜月笙在十六铺码头卖水果时，拜过陈福生为老头子，得发以后，就把陈福生供养起来，还送给陈福生一座宽敞的住宅（在西爱咸斯路现水嘉路淡井庙斜对过），报答恩师。陈福生绰号“套签子福生”，因他早先在码头上用套签子的赌博方式，骗取行人旅客钱财。(套签子的赌博方法，是用三根一头涂着红、黄、蓝三种彩色的签子，向行人旅客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选择一种颜色套住另一头，套中的一元赔一元，五元赔五元。因为一共只有三种颜色，看起来容易套中，不少人受骗输钱。)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帮为主，靠贩卖鸦片（当时称“黑货”）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成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一箱的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一箱箱鸦片沉到黄浦江里去，这就是“水老虫”在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把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安放到另外的小划子上,将鸦片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在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在陆上码头也有一批流氓干这种不花本钱的生意，著名的有十六铺的张椿宝、单阿云、李德荣、荣啸云（绰号跷脚阿云），虹口的浦宰元，江湾的粢饭和尚（绰号），天后宫桥的闹天宫徐福生，以及铁臂膀陈长福等。其中有个范高头的徒弟，绰号“橡皮老虎”，曾把外国巡捕摔到黄浦江里去，后来破案，被南市警察局局长徐国梁枪毙在九亩地。
既有偷盗鸦片的流氓组织，也就有窝赃、销赃的贼窝，头头是三十六股党的另一个头子，叫马德宽。他手下养着不少徒弟，专门干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勾当，聚集地点在浦东对岸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娘庙”内，范高头等水老虫从水上和从码头上偷来的鸦片，都在这里开箱收赃，每箱烟土价值数千元。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想办法破案，实际这些事都是“大八股党”的徒子徒孙所干，黄金荣只能开只眼闭只眼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范回春提议组织一个公司，象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鸦片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几十万至百万元以上，由公司发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的徒子徒孙和水陆码头的有关流氓，作为“月规钿”。这就是“三鑫公司”的由来。
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就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在名义上派出五百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五百名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的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五百到一千、二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鸦片保险费是出在贩卖鸦片的商人郑洽记等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在保险费收入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坐地分赃，每月各得数万元不等。其中最实惠的是杜月笙，因为黄金荣当时在法捕房当督察长，算是官方人员，不便公开露面，便让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经理，张啸林、范回春任副经理，实权掌握在杜月笙手里。杜月笙当了三鑫公司经理后，掌握了水陆码头大大小小的流氓组织，张啸林负责对付外地的流氓组织，范回春负责经济收支。此外，在三鑫公司安插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徒子徒孙几百名，挂名为检查员，每月可拿数十元至数百元。
三鑫公司之所以得到鸦片商人的信赖，固然是由于通过该公司，平息了鸦片经常失窃的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但主要的却是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个公司除了收取鸦片保险费外，还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于是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窠”）。三鑫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二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所用的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除了鸦片这种黑色毒品外，到了敌伪时期，又盛行红白两种毒品，红的叫“红子子”，白的叫“白粉”，又海洛因，即吗啡。“红子子”由一个日本浪人叫滕曲三郎的，首先在上海制造，地点在虹口昆山花园（现武昌路附近），后来顾嘉棠、浦宰元、杨庆邦等在法华庙大量制造。这种毒品比鸦片价格便宜，而且吸法方便，放在香烟上就可吸，因此毒害更甚，旧上海的烟毒如此蔓延，与三鑫公司的经营、包庇是分不开的。
黄金荣、杜月笙对赌博门槛不精，但是他们的门徒中不乏赌棍，如王茂亭、朱如山等，对赌博都有精明的手法。这次黄、杜两人陪袁克文玩牌，对赌博发生兴趣，又听黄的门徒王茂亭介绍外国流氓开设赌台赚钱多和轮盘赌的黑幕，黄的门徒马雨亭还会做赌具，如在骰子内灌铅等等。于是黄、杜两人在三鑫公司内召集马祥生、顾嘉棠、王茂亭、马雨亭、金廷荪、范回春等人商议，一致认为开赌场是桩好买卖，顾嘉棠建议开个俱乐部，黄金荣、杜月笙表示赞成。选定地点适中、环境幽静的福煦路一八一号（现延安中路）为场址。
上海最早的大赌窟叫“人和栈”，地址在小东门陆家宅桥口，即现在的一枝春街口。那时该处开设不少鱼行，鱼市集中，开办“人和栈”的是称霸十六铺码头的陈世昌，还有沈嘉福、范恒德等。由于鱼行一早开市，那些卖鱼的贩子卖掉鲜鱼，手中有钱，陈世昌就利用这个机会开设赌场骗取鱼贩的钱财，但比起福煦路一八一号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福煦路一八一号是幢较大的花园洋房，开办之初，只是当作三鑫公司成员的棋乐部，后来扩展到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闻人财主，最后只要有钱或认识该俱乐部的任何有关人员都可进去赌博。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高级烟酒和上等鸦片烟，还可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但是，进了俱乐部，要想赢钱可不大容易。赌台里惯用灌铅的骰子，轮盘赌的赌具下面放着吸铁石等，做手脚欺骗赌客。即使赢了钱，走出大门，还会被人跟踪，用“抄靶子”、“剥猪猡”等办法，把钱抢走。有时还搞“突然袭击”捉赌。一天晚上，笔者亲眼目睹，正当俱乐部里赌客们兴高彩烈，呼么喝六之际，突然一批安南巡捕和华人包探蜂拥而入，把赌客们一串串押上警车，关进了法租界巡捕房，最后是每人被罚款几百元交保释放，其实都是赌场老板和巡捕房勾结做好的圈套。
孙中山先生是由于黄的徒弟徐福生介绍认识黄金荣的。徐福生绰号“闹天宫福生”，原是天后宫桥的一个流氓，手下有不少徒弟，在天后宫桥及苏州河码头上仗势欺人，因霸占了天后宫的庙产，所以有“闹天宫”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一度跟随孙先生。二十年代初，孙先生来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进行革命工作，曾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那时正值五、六月间，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个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先生到黄家。六月间的一天，孙先生由徐福生伴同到了黄金荣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先生到楼上会客室。孙先生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先生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讲当时的形势，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调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黄金荣平素在经济方面出手不大，收到来信之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援助了一笔钱。孙先生接到之后，又给黄金荣写了封回信致谢。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孙先生又替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其中一把扇面，徐福生特地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他家中的客厅正中。
据黄金荣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前后写给他几封信，因时隔几十年，不知下落。另据在黄金荣家当秘书的龚天健告诉我，这几封信在杭石君处见过（杭是大世界最后一任经理，已去世)。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上海时，黄金荣曾要他秘书和账房整理在铁箱内的一些文件和信件，陆震中告诉我，曾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来信，不过信封已霉旧，信笺上沾有水迹，字迹模糊，但“孙文”的签字还能看得清楚。此外，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时，黄金荣曾叫杭石君写了封祝贺信，由杭石君亲自送南京面奉孙中山先生。北伐战争胜利后，黄金荣有时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这些话，在一九四一年黄金荣做寿时，我也听到他对前来拜寿的李济琛说过。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一九二一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帖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焘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拾万元的“慰劳费”,蒋把十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五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
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清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汪精卫和黄金荣的往来，始于抗日战争之前。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两枪，到上海治疗，黄金荣替他请医生，从此两人有了交情。汪精卫投敌筹组伪政府前，曾到黄金荣家，请黄召集工商界及社会名流开会，起初黄金荣想以大世界为开会地址，汪精卫认为大世界厅堂小，不集中，后来黄金荣给他选择大光明电影院为开会地址，并要袁履登和其学生程子良布置会场，让袁履登、王晓筋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要求各界人士支持“和平救国”。随后，汪精卫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那天由我和龚天健伴随前往。酒宴上日本军官佐藤对龚天健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龚天健答说：“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接看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我老了，不中用了。”边说边身体摇摇晃晃，我马上扶着他离开了乐山花园大酒店，龚天健向佐藤和汪精卫打招呼后告别。
汪精卫又叫周佛海到黄金荣家，我和龚天健接到楼上会见黄金荣。周佛海请黄金荣当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藤椅子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我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我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龚天健接着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他就伴同周佛海送出门外。
此外，又有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和其他日本人曾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请黄金荣当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地装病，婉言推辞。还有个徐铁珊，据说曾教过日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徐铁珊的洪门关系，组织黄道会，徐铁珊也到黄金荣家中请黄金荣帮忙，主持黄道会，黄金荣同样以病推辞。
日伪多次请黄出山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派来了一个名叫藤曲的特务，名义上是保护黄金荣的安全，实际上是暗地监视。这个藤曲长驻黄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才离开。
据黄金荣对我和龚天健、杭石君、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闲谈，他装病推辞担任伪职,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怕死。傅筱庵被刺杀后，黄金荣对我和天健等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二是蒋介石在重庆也说抗战，黄金荣的门徒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到黄家告诉政局和重庆的情况，黄对蒋仍有留恋，曾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三是黄金荣爱听评弹，在钧培里黄家，常有他的门徒请来评弹老演员为他说唱，听《岳传》感到岳飞精忠报国，受人尊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他的思想上有触动。有一次黄金荣在听评书《岳传》后对我和龚天健、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四是黄金荣老于江湖；惯用“两面光”伎俩，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和别人办事，可以坐享其成。于是介绍门徒卢英当了伪警察局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担任伪职,从而加以遥控，左右逢源。
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王一亭精绘《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派秘书龚天健到南京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黄金荣还派我采购过粮食。在日伪时期对粮食统制极严，当时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已落水参加统制金融、粮食、纱布的伪组织，黄金荣要我找袁履登联系，袁让我到苏州买了一批大米运回上海，在老西门关帝庙、武定路财神庙等处施粥。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黄金荣秘密同重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过，顾祝同曾派其妻舅许某到钧培里与黄见面，黄金荣派他的门徒秦兴炎到南京及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我听秦兴炎讲起，他去找顾祝同是请顾发一张委令，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顾祝同委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秦兴炎为支队长，黄金荣的儿子黄源焘为大队长。何尚时与黄元涛、秦兴炎结拜为兄弟。听说何尚时现在台湾为国大代表，秦兴炎到台湾后任候补国大代表。
黄金荣同当时在太湖的游击队双枪王八妹也有联系。约在一九四一年间，美国的一架战斗机协助重庆对日作战，被日方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驾驶员美国人白劳特（译音）乘降落伞降在太湖地区，被游击队王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王八妹派人向黄金荣报信,秦兴炎、何尚时、陶雪生等设法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副专员，统率所谓“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算大干一番，稳定颓局。
上海解放以前，杜月笙首先离沪赴港，接着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财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当时有些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黄金荣没有同意。当时他曾对我和丁永昌、龚天健等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给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据龚天健说，这张字条他和黄起明（黄金荣的孙子）看到过。这可能也是黄金荣不去香港的原因。
一九五〇年，黄金荣对我说：“现在我买了五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我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去香港找杜月笙，碰了个软钉子，他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黄金荣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十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我问黄金荣，这笔十万元款子刘裕章是怎么欠下的？黄金荣说，这是他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法国人乔辨士私下做的军火买卖，卖给了刘裕章，刘是军火商人，没有付过款。黄金荣私下多年和杨虎等做军火生意，但他守口如瓶，连我也不知道。我带了黄金荣的信，第二次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月笙最后叫其门徒万墨林汇给黄金荣五万元，我才返回上海，陪伴黄金荣，直到他一九五三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