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所谓“金字塔尖”行业工作的人，不少人选择骑电动车上班，只为省一点交通费。因为第二天还要骑车上班——即使遇上恶劣天气或凌晨才收工——不少同事也仍旧选择放弃晚间的交通补贴，骑上自己的小电驴回家，“那个时候在路上骑电动车的，只有外卖小哥和我们”。
起伏的线条，红绿的数字，每一次闪动都足以让屏幕前的人呼吸一顿。
过去一个月，资本市场经历了一场盛大的狂欢，但身处漩涡中心的券商内部，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热闹。多位证券公司内部人士说，尽管市场情绪跌宕起伏，但他们的“内部静悄悄”。
交易所受理数量少，不代表券商工作量减少。恰恰相反，监管变得严格，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变得更多，只能靠大量的人工来完成。在离钱最近的地方，金融打工人被困在了一份又一份的材料报告里。
“投行是一个纯乙方，看客户给饭吃的一个乙方。”从业两年多的薛桐认为，金融打工人其实只是一份普通的服务性职业，其间重复的机械化工作，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被替代的可能。“市面上的简历太多了，很多公司都会压价。他们一边要招很有经验的人，能够直接过来工作，甚至直接拉团队过来；另一边又给很低的薪酬，因为他知道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7×24小时待命
钱多事少、人生赢家，是很多人对金融圈打工人的想象。
事实上，邓文所承受的压力巨大。他隶属自营部门，需要利用下拨款项在买卖中为所在机构盈利。合理分配这些资金尤为重要，为此必须时常出差和客户打交道。一旦做不出成绩，不仅没有奖金，年末还会被裁员。
出差没有想象中轻松。极限的时候，他一天跑三四个城市，每个地方逗留五六个小时，只能在车、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里随地休息。最具体的场景是：后半夜累了，在机场里找个无人的角落，躺在座椅上眯一会；调好闹钟，安检前醒来，起身排队登机；登机后戴上眼罩，在睡梦中继续奔赴下一个城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就像有人调侃的那样：“每天睁开眼，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那时候年轻，没办法。”有了些资历后，邓文换来了相对“轻松”的工作，长期出差的苦差交给了刚毕业一两年的新人。
和邓文所属的业务部门不同，初级员工薛桐负责另一个环节——承做，也就是长驻项目现场或企业。出差报销额度只跟项目预算有关，机构不会动态调整，而且金额一般不会很高。
薛桐住过四星级酒店，也在一些旅游旺季时，住过半夜停电的家庭招待所，第二天醒来发现床边还有虫子。有时候做保密项目，外卖不能送进园区，就跟工人们一起吃10块钱的盒饭。还有同事驻现场的办公地点，是在工地旁搭建的临时工棚或简易集装箱，无论季节冷热，吹空调都是奢望。
有时现场会遇到熟人，大家就一起苦中作乐：“想象一下，跟你原来清华土木系的同学一起出现在施工现场，大家都灰头土脸的，戴着头盔。”
实际上，24小时待命，是每个金融人入行后要习惯的第一关。
没有意义的数字
每天看着几十亿元流动的痕迹，邓文只觉得压力越来越大。
几千万乃至几十亿，这些由8到13位数字组成的数据，比对起来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按照规定，数据需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数，元角分厘毫都不能出错。经手人要小心谨慎地逐字核对，每个环节反复确认好几遍后，再由另一位同事二次核查，“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不然要赔钱的”。而一旦出错，这几百万、几千万，个人根本赔不起，还有可能身败名裂，从此被迫远离金融业。
每一笔交易完成后，邓文只能稍微松一口气，又开始新一轮的盯盘。看着屏幕上各种颜色的数字跳动。他从来没觉得这些钱跟自己有关。他更在乎的是交易是否完成，赚了多少差价。这样他的绩效奖金才能多一点，就能在这家公司继续干下去。
三年前，他从银行转到这家券商，为的是能在北京安家。算上银行的从业经历，他在金融圈里待了快十年。每隔一两年，参考项目经验的多少，职称可以往上走一级。现在的邓文算是部门的小领导，但基础工资几乎没涨过，跳槽后也没有获得更高的待遇。对他而言，不涨薪就相当于变相降薪。
从手中流动的数额没变，进入口袋的工资却开始缩水。以因高薪闻名的头部券商为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4家国内头部证券公司“三中一华”（中信证券、中信建投、中金公司、华泰证券）的员工共71017人，人均半年应付薪酬预估30.07万元。也就是说，在包含了去年年终奖金的情况下，“三中一华”今年上半年每月人均薪酬约5万元。
三名头部券商的前员工和现员工均向《新周刊》确认，2023年8月起，降薪潮悄悄到来。每次幅度为10%~20%，不同职级的薪资调整幅度不一。
以其中一位受访者为例，他原本每月底薪5万元，2023年8月工资单显示，每月底薪为42000元——扣除税费和六险一金后，到手28000—29000元。他正好在降薪的前两个月离职，但他打听了一下，与他同级别的同事月薪降至34000元，到手23000元左右。而入职一年的应届生降的幅度较低，调整前后的每月底薪均在3万元左右。
部分头部投行里，中层与底层的基础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两名受访的腰部券商从业者表示，目前老员工们的薪资暂无大变动，但近两年新招的应届生，底薪只有8000—10000元。据他们了解，此前应届生入行拿到的底薪至少1万元以上。
绩效奖金也在无声缩水。一位从业一年多的头部券商员工表示，去年的年终奖，他只拿到了五位数，跟基础月薪差不多。但实际上的绩效标准还没有出，这部分年前提前发的奖金，如果超过标准范围，可能会被要求退回去。
潘磊没等拿年终奖就辞职了。通常情况下，他的前公司会在6月公布上一年度的奖金额，随7月工资发。离职后，他听前同事们说，7月中拿到了上一年度的绩效奖金，普遍比去年又降了50%以上。
除了基础工资和奖金，一些优惠补贴也在悄悄消失。潘磊曾经所在的券商取消了本地打车补助，只有晚上9点后下班才能获得打车补贴。于是，在这些所谓的“金字塔尖”行业工作的人，不少人开始选择骑电动车上班，只为省出一点交通费。
潘磊的一位同事去年结婚，为了攒房子首付，每天一早骑车约一个小时到城市另一边的办公室，熬到夜里一两点下班，再戴上头盔，启动自己的小电驴，再骑一个小时回家。
因为第二天还要骑车上班——即使遇上恶劣天气或凌晨才收工——不少同事也仍旧选择放弃晚间的交通补贴，骑上自己的小电驴回家，“那个时候在路上骑电动车的，只有外卖小哥和我们”。
寻找最优解：主动转行
薛桐到新公司已经快半年了，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每晚11点上床睡觉，不用熬很多个通宵做第二天用不到的PPT，不用24小时秒回老板和客户。第一次5点下班时，她惊讶外面居然还有夕阳。
薛桐彻底离开了金融业，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转行，她只是无数转行的金融打工人里的一个。
企业想要的只是一份60分的材料，从小就是优等生的他们，只想交出一份100分的材料；10页PPT能讲完的内容，会按领导的要求做成100页；数十页的文字材料会收到领导过百条的批注，再进行逐一修改。
长期熬夜一定会让身体出问题。有一次，一个星期连续每天工作15小时叠加生理期，薛桐觉得心脏不舒服。医生告诉她，前面有两位也是做投行的患者，跟她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近几年的项目也越来越难做，时常推进着就会突然被腰斩。“10个项目中有一两个最后能成功，那就谢天谢地了。”邓文叹道。
这是个结果导向的行业，没有成交，做再多也没有用。
一位去年经校招进入某头部券商的股权承做员说，过去一年里，他真正很忙的时候只有两三个月，每天要花13个小时工作。据他观察，很多团队可能都没有项目在执行，只是待在项目现场或者办公室里画PPT或做一些其他工作，每月拿底薪。
项目越来越少，业绩持续下滑，他预料到迟早会人员优化。最近领导约谈了他。
根据财报，四大券商的人员正持续减少。
尽管从年报数据来看，近几年头部金融机构员工总数变化幅度不大，有的甚至还在扩招，但从具体体感来看，人员流动性还是挺大的。薛桐留意到，跟她同届入行的同学们，至少1/3已经离开了。
薛桐想，一切的变化都跟行业的结构变化有关。过去，大家一起把金融业从小金盘一点点做大，做成了大金字塔。过程中，塔上的位置会增多，塔内的人抬头就能看到空位，心里有盼头。但现在，薛桐感觉金字塔底部的人正在加速离开。她猜测，中间层由于房贷压力和尚未被收走的福利，暂时不会离开，“下面的小朋友就会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最后形成一个菱形。所以这个时候，底层员工是最痛苦的”。
离职后，她一点也不后悔，这是属于她的最优解。而那些留下来的人，还在寻找着自己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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