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在白令海峡，来自新英格兰的商业捕鲸船穿越白令海峡捕杀弓头鲸，就是为了获取弓头鲸鲸脂中的能量。当这些外来者将鲸鱼几乎捕杀殆尽时，他们将目标转向岸上的海象和狐狸，然后又逐渐转向驯鹿等内陆动物……
白令海峡，亦称白令陆桥，那里的居民用很多称谓来称呼自己。这些当地人源于三个主要的语言群体，即因纽皮亚特人、尤皮克人和楚科奇人。同时，在漫长的20世纪里，挪威人、波兰人、之前作为奴隶的非裔美国人、德国人、乌兹别克人、夏威夷土著等都来到了白令陆桥。他们的共同点是至多几代人在白令陆桥的生活经历，这其中也包括《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的作者，美国布朗大学环境与社会史助理教授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Demuth）。
在《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一书中，德穆思讲述了白令海峡——从俄罗斯到加拿大的北极陆地和海域——的综合性历史。自19世纪以来，人类在白令陆桥这片极北之地开启了一场极具现代意识形态的试验。德穆思通过讲述白令陆桥动物和矿产资源的历史，揭示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如何将这一偏远地区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力量的过程。在这其中，鲸鱼的故事是最令我们痛心的。
正如德穆思所讲述的那样，1848年，在这片海上，来自新英格兰的商业捕鲸船穿越白令海峡捕杀弓头鲸，就是为了获取弓头鲸鲸脂中的能量。当这些外来者将鲸鱼几乎捕杀殆尽时，他们将目标转向岸上的海象和狐狸，然后又逐渐转向驯鹿等内陆动物，在美国和俄国矿工挖地三尺找寻金矿和锡矿时，驯鹿成为他们的充饥之物。在这些对过去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塑造人类历史的并不单单是人类自身。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美]芭丝谢芭·德穆思著，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版
18世纪末的某一天，一头弓头鲸宝宝出生了。时值深冬，数月以来太阳低照，温度也很低，使得白令海远至南部的海面也结上了冰。鲸鱼妈妈找到浮冰上一块开阔的空间用以分娩。在倒转的蓝色晶莹的冰层间有一块是空心的，灰白色的宝宝被鲸鱼妈妈放在上面，呼吸了它的第一口空气。沿着这块浮冰薄薄的边缘，其他的弓头鲸妈妈也产下了它们的宝宝。伴随着一股血流，鲸鱼妈妈安静地产下了宝宝，小鲸鱼游入了海中，这片海是两万多头鲸鱼的家园。
从海面上看，白令海显得空旷苍凉—夏季蓝灰色的海面不时会有风暴，不见太阳的冬日里，海上覆盖的是厚厚的冰层。然而，白令海峡是世界深海环流的终点。源于北大西洋的水流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白令海，在此汇集了大江大河冲刷而来的营养物质。在海峡处，两个大陆向彼此靠拢，由于风和海底地形，产生了涡流。温暖的海水和冰冷的海水汇流，将铁、氮、磷等元素带到海洋表层。在海洋表面，这些元素遇到了夏日充足的太阳能，遇到了大气中的碳元素，形成了有机生命体。海水接触了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二百多种光合浮游生物成形了。这些浮游生物和藻类是白令海最原始的生命形式。亿万的浮游生物和藻类就这样在这片世界上最为丰饶的海洋生态系统安家了。
对鲸鱼的捕猎一直存在
正是因为汲取了海洋中的能量，鲸鱼具有了自己的力量。弓头鲸在海洋世界里能做好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和其他鲸鱼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独自遨游时，它们的歌声也时而轻快、时而婉转、时而低沉，有时刺耳如咯咯吱吱的铰链作声，有时是低沉的轰隆声，有时如鸟鸣一样高昂。当它们发现成群的磷虾时，它们会唱歌示意其他鲸鱼，一小群鲸鱼会像大雁一样形成V字队形，它们一边向前游，一边张开大嘴捕捉成群的桡脚类动物。它们的语言只有自己同类能明白，其他物种是无法理解的。
纪录片《鲸鱼的秘密》（2013）剧照。
能够跨越物种分野的是能量。弓头鲸也用它们的肉体供养着其他生物。一些小鲸鱼宝宝成为虎鲸的口中之物。一些鲸鱼也成为人类的食材。每磅弓头鲸的肉比任何其他北极陆地或海洋的物种所含的卡路里都要高。连一头一岁的小弓头鲸都够一个村庄吃半年的。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以及沿岸的楚科奇人是最早捕猎小鲸鱼的人。
对鲸鱼的捕猎一直存在着。弓头鲸能活到二百多岁，当这头鲸鱼宝宝出生时，美国还没有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沙皇俄国也未曾拥有阿拉斯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刚问世几十年，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将在五十多年后出版。在小鲸鱼的一生中，它将见证人类如何梦想乌托邦的到来，如何发展核能招来灾祸，人类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力量来重塑世界。
小鲸鱼能幸存下来是令人惊叹的，并不只是因为二百年对于哺乳动物的生存来讲确实很长。鲸鱼是将工业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吸引至白令陆桥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类对能量的控制利用。商业捕鲸船就是其中的先锋军，船上所载的未必是革命者，而是意图将鲸鱼的躯体变为商品来获取利益的人们。他们杀戮鲸鱼，获取利润，是基于市场在不断增长的预期。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鲸鱼不是用来贩卖的，而是被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看作生灵。这些人也捕猎鲸鱼，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转世轮回，万物难以久长。在商业捕鲸船出现后的几年中，鲸鱼自己也认识到了美国船只的危险，并学会了一些行为来躲避这些捕鲸船，以对抗商业对它们的渴求。
弓头鲸和人类的合作需要奉献出生命
1852年的9月底，两个捕鲸团队在楚科奇东北海岸相遇了。一对白令本地的捕猎者在他们帐篷附近的海边搜寻时，发现了三十三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跨过苔原向东南方向缓缓前行。一开始，本地捕猎者并没有接近这些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语言也不通。然而，北极的绝望境地超越了语言。船员们打捞的物资—饼干、朗姆酒、糖浆、面粉、宠物猪的残粮和临时帐篷—不足以让他们熬过已从群山之中呼啸而来的冬季。本地捕猎者经过观察和思考，选择了怜悯。
本地捕猎者对外来者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其冬季村庄的海象皮帐篷中分成不同家庭。俄国探险者谢苗·德兹涅夫曾在1648年路过此地。八年后，维图斯·白令率领他的队伍在辛哈克沿岸登陆。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比林斯在18世纪末带着大英帝国的重托探索了这片海峡。分别由奥托·冯·科策布和米哈伊尔·瓦西列夫率领的两支俄国队伍在19世纪初来到这里。哥萨克商贾在更远的西边的奥斯特罗夫诺聚集点做着生意。在过去的几个夏季里，更多的船只经过这片海岸，他们的出现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神奇。但是，这些遭遇了海难的水手面色苍白、行动缓慢，他们既不想与本地人开战，也不想做交易。他们蹲坐在自己的冬季帐篷里，行动古怪。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刮胡子。他们不喜欢本地人有着狂野手势的仪式活动。他们的歌声很滑稽。村里的女人需要帮他们缝皮衣，教他们如何穿皮衣。他们带来的糖浆和饼干很好吃，但是快不够了。村民们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衣服，还把村庄里的食物分给他们吃，这食物便是鲸鱼肉。
从新英格兰来的捕鲸者与白令本地的捕鲸者价值观相异，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同，他们都是靠捕杀鲸鱼为生。他们的差异在于对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什么是人？什么是鲸鱼？鲸鱼的价值在哪里？未来会怎样？诺顿将鲸鱼看作供养村民们的“食材”，但对其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鲸鱼的语言。
栖身于自己帐篷里的诺顿，也不知道在白令陆桥生活要面对不断的变化。某一年，大雁群没有来到它们经常栖息的湖里。某个冬天，风暴潮将海洋上的冰块卷起，把它们带入几百英尺外的内陆，所经之处一切尽毁。某一时刻，一个蹲在冰面上等海豹上浮喘气的猎人却意外地遇到了北极熊。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生活，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认为，世界是没有固定形态的，鲜有东西能一成不变，但是大多数东西都有灵魂。就像未来可能被突然侵袭陆地的海洋冰块改变一样，灵魂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土地。萨满可以变成鲸鱼，再变成人；人最开始可以是一头海象，然后慢慢长成一个男孩；一个强大的咒语可以让人在五天里变为一只北极熊；驯鹿可以有人类的面孔。人和其他事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土地和海洋是鲜活地存在着的，有感觉和判断力，也会一时兴起做出危险的事情。在这个充满各种意志的世界里，生存依赖于相互合作。
弓头鲸和人类的合作需要经历一种特殊的变化，它们需要奉献出生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因纽皮亚特人阿萨特查克在八十年后说：“鲸鱼从自己的国度观察着人们。鲸鱼会说，‘我们游向照顾穷人和老人的人们，我们把自己的肉身奉献给他们’。”它们会根据捕猎者的道德品行以及在仪式上对鲸鱼的重视来决定是否献身。女人们会通过一些安静的仪式来和鲸鱼对话，仪式上有魔力的萨满的舌头会变成鲸鱼的尾巴。在斯乌卡克，尤皮克人会把肉带到海里，一边喂给一直用身体供养人类的弓头鲸，一边低声歌唱。倘若没有这些仪式，鲸鱼会告诉彼此，人类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不足以让它们为之献身。它们不愿为不值得的人而死，它们宁愿留在自己的国度。
电影《鲸鱼》（2013）剧照。
鲸鱼死后，捕鲸者们把鲸鱼的鳍肢绑在其身体上，然后把它拖向冰面或是陆地来进行宰割。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来帮忙将鲸鱼从水里拖出。到了陆地以后，鲸鱼的身体成了深蓝的一堆，冰上满是浸入的鲜血，全村一起出动将鲸鱼的皮、鲸脂、肉和骨头相分离，空气中满是血腥之气。光是鲸鱼的舌头就有一吨重。孩子们也在宰杀现场，嚼着小块的鲸脂，脸上泛着油腻腻的光。除了骨头，弓头鲸的每个部位都进了人类的嘴巴，从心脏到肠，再到据说能够预防坏血病的鱼皮。女人们把肉埋入冻土层里以便能够储藏度过夏日。鲸脂也被保存起来，可以食用，也可用以灯盏的燃烧，为半地下的房子供暖；一些房子的梁架就是用弓头鲸的腭骨做的。
因为鲸鱼，人类有了关于历史的看法
当鲸鱼巨大的身体被肢解开，就要按照社会等级进行分配了：上好的尾鳍上的肉属于最先下鱼叉扎住鲸鱼的船只，鳍肢属于第一只和第二只船，鲸鱼下巴低一点的位置归第四只和第五只船。还有一些人没有分到，比如老人、弱者和寡妇，丰裕的家庭就需要照顾他们了，就像鲸鱼将自己奉献出来一样，他们需要把得到的鲸鱼分给这些需要的人。这样的做法既现实，又能获得别人的尊敬，这样能使捕猎者和他的妻子在群体中获得领导地位，也值得未来更多的鲸鱼为之献身。捕到鲸鱼后的几天中人们大摆宴席，并举行其他仪式活动，每个部落都会唱歌跳舞，供奉祭品。
斯乌卡克的尤皮克猎人，将鲸鱼扎破的眼睛流出的液体与木炭混合在一起作为涂料，在他们的捕鲸船上绘出神圣的图案。提基格阿克的提基格阿格缪特人在将弓头鲸的头骨倒入海里之前，会在上面浇上新鲜的水，这样它的灵魂会找到回家的路，并且能转世再次成为鲸鱼。就在前文所提到的那头小弓头鲸出生那年，大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提基格阿格缪特部落差点灭绝。一个夏天，满载提基格阿格缪特人的一艘小船被科尼金的一队人伏击。随后又被从诺塔克河沿岸来的一群内陆人攻击。第二次的攻击更为惨重。一半的提基格阿格缪特人，差不多一百多人，死于弓箭之下，他们出事的地点后来被他们称为“因纽克塔特”，意思就是“很多人殉难之地”。幸存者不得不将他们之前的大量领地拱手让与他人。
像提基格阿格缪特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并不鲜见。不久之后，斯乌卡克岛被海对面不到四十英里楚科奇半岛上的翁加齐克人袭击。谢苗·莉娜说，一个叫奈格帕克依的男人带着一千人坐着皮船过来，“屠杀了所有人，连孩子们都不放过”。政治争夺一直在白令地区上演，无论是争夺领地、贸易、奴隶，还是为了复仇或是因为信仰的差异。当邻近部落一个法力高强的女萨满将戴着手套的手伸进火中把武士的心脏从胸膛中扯出，当楚科奇的牧民为了奴隶洗劫了尤皮克村庄，除了开战还能做什么呢？有些战争是在有着同样语言的部落间爆发的，因纽皮亚特的凯塔格缪特部落的老妇人曾被卡内格缪特的男人切成碎条，放在鱼架上晒干。有的战争是在说不同语言的部落间展开的，比如楚科奇、尤皮克和因纽皮亚特三个部落之间也是战火连连。沿着阿拉斯加海岸，大陆对岸五十英里之外说楚科奇语的部落也会过来偷妇女。从19世纪白令陆桥本地流传的历史和外来者的记述中，我们知道这片区域并不是和谐宁静的，而是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
因纽克塔特大屠杀的八十年后，提基格阿克地区的居民告诉一个外来捕鲸者，在这场劫难之后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因为“所有的领袖、厉害的捕鲸者和有技巧的猎手”都被杀死了。在弓头鲸出没的海岸沿线生活的族群中，各个村庄里的权力分配要基于对鲸鱼的捕猎和再分配。一个人如果可以让鲸鱼为之献身，就会获得道德上的权威和食物充足的实在好处，他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增加，也就能够占据领地、获得俘虏。因纽克塔特的幸存者需要重新证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做到了。年轻的猎手每到春天都会外出捕猎鲸鱼。捕猎就是“每次带着肉安全归来时也获得了知识。靠着祖先们流传下来的智慧保驾护航，他们一路向前”。捕鲸时，萨满把鲸鱼唤到岸边，拿着鱼叉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待，纵然时光流逝，这一切依然世代相传。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了整个民族的过去，他们为了未来的生活而努力。如果托马斯·诺顿在1852年发问什么是鲸鱼，那么这就是白令人可能给出的很长答案的一部分。它使人们在北极的夜晚也能看见光明，使人们能够忍受酷寒、填饱肚囊。它有着鲜活的灵魂，它是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因为它死后的躯体能够供养人类生存，它能够使一部分人获得权力，它使人类共同劳作；因为它，人类有了诸多期许和仪式，有了关于历史的看法。
鲸鱼只是商品
当弓头鲸不再独居时，它会和体型差不多大小的鲸鱼一起生活。当出生在18世纪末的那头鲸鱼离开妈妈时，它可能和其他年幼的鲸鱼一起，最早一批来到冰原上，随后年老的鲸鱼也来到这里。在那个年代，人对鲸鱼造成的威胁是很有限的。在楚科奇，人们每年杀死的弓头鲸有十到十五头，在阿拉斯加西北部，数量有四十到六十头。数量应该不会更多了。如果弓头鲸从同伴的叫声中或者从它们被鱼叉扎过的记忆中了解到人类是危险的，那么危险也只是发生在岸边。在外海是没有危险的。直到像托马斯·诺顿这样的人来到之后，情况变化了。
对于“市民”号上的船员来讲，鲸鱼是没有灵魂和国度的，它们只有价值。如果弓头鲸被简化为只是运往新英格兰的鲸油、鲸须，那么它们就只是商品，是能够马上换成货币的自然物。这些货币又能变成其他很多东西，比如个人财富、地区权力、铁路投资、奴隶种植园或国家荣耀的某些观念。
弓头鲸的商业价值主要在于它鲸脂中浓缩的能量，还有鲸须。这对于新英格兰和白令地区的鲸鱼购买者来说是一样的。但是，19世纪的美国捕鲸船若捕到鲸鱼，是不会把其当作食物的，鲸鱼的脂肪为这个正走向机械化的国家提供了润滑剂。首先，它可以润滑缝纫机、钟表、轧棉机和织布机。鲸须的“纤维性和富有弹性的结构”是很有用的，在塑料和弹簧钢还没被发明前，鲸须可用于生产“鞭子、阳伞、雨伞……帽子、吊袜带、颈托、手杖、花饰、坐垫、台球桌、钓竿、探矿杖、刮舌板、笔架、文件夹、切纸机、画家用的绘画支架、靴柄、鞋拔、刷子和床垫”。
精制鲸脂可以成为上等的肥皂、香水的原料，以及高质量皮鞋的填充物。果园和葡萄园将鲸脂用作杀虫剂，作为涂层“防止绵羊啃咬树苗”，也作为化肥。鲸脂里贮存的能量并不能直接为工业提供动力，动力来自水车以及木头、煤炭和石油中的碳，但是鲸鱼制品对于纺织业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家棉纺织工厂一年大约能用将近七千加仑的鲸油—这需要从三头抹香鲸身上提取。绵羊剪毛前需要在其身上涂抹一层鲸脂，机器织布前也需要在纤维上涂一层以使其强韧。
最重要的是，鲸鱼身上贮存的能量可以化身为光。在新英格兰，从17世纪30年代起鲸油就已经用于照明。19世纪早期，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室内照明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将化石燃料进行提炼用于燃烧煤油灯。灯油大多来自动物脂肪或是植物籽油。鲸油，特别是抹香鲸油，能够制造出最为明亮的灯。它还不会像猪油脂一样，燃烧起来有一股培根的味道。鲸油也不像莰烯那么易爆。在波士顿、纽约以及普罗维登斯等其他东部城市里，日落早且冬日漫长，燃烧鲸油的灯盏照亮了家和工厂，点亮了街灯和火车上的照明灯。燃烧鲸油的灯塔指引着船只归家。从远方海洋获取的能量成为人们日常居家、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生活关系紧密，而使用它们的人可能从未看见、触摸或是品尝过鲸鱼。
将遥远地方的鲸鱼躯体与需要灯光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上千人的劳动。到了19世纪，大多数劳动力来自大西洋沿岸，比如楠塔基特岛、玛莎葡萄园岛、米斯蒂克，还有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这里有着鹅卵石街道、砖瓦砌成的保险公司大厦，石棉瓦搭成的寄宿所里每年驶出几百艘船只。
所有的鲸脂都是白花花的钞票
所有的鲸脂都是白花花的钞票。新贝德福德每年来自鲸脂初级产品的收入有一千万美元。不管鼓吹者如何向国会宣扬，鲸类资本从来都不是美国国家生产的重要部分，在19世纪50年代只占1%，到60年代就更少了。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却是第三大产业，紧随鞋袜业和服装业之后。一些家族从鲸脂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然后将这笔钱投资到其他工业，如造船业、铁路业和棉纺织业。浓缩的能量变成了巨额财富。赫尔曼·梅尔维尔对于新贝德福德这样写道：“在全美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有如此多贵族式的住宅、公园和花园”，这种奢华是“从海底捕捞鲸鱼所得到的”。
19世纪，对鲸鱼的需求使新英格兰的捕鲸者跨越世界各大洋进行捕猎。18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船员无法在陆地附近的海域找到鲸鱼，而当时鲸脂需要在岸上进行加工。造船工程师便改装了船只，使固态的鲸脂在船上就能被加工成液态的油。于是，捕鲸船进入了大西洋，先向北再向南继续航行。在19世纪早期，捕鲸业在合恩角附近发展起来，捕鲸者开始在太平洋中寻找鲸鱼的踪迹。捕鲸船在历时三十个月的航程后在1819年到达了夏威夷。在接下去的二十年中，他们向北航行。在港口，船员们相互传言说日本沿岸的水域富饶多产，并进入布里斯托尔湾，然后靠近堪察加。
电影《白令海峡的怪兽》（2013）剧照。
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1825年告诉国会说，此扩张之举乃是美国鼓励“不断繁荣的商业和渔业”的一部分，通过此举，美国想在“世界文明国度中占据一席之地”。亚当斯希望美国能够与派出库克和白令的欧洲强国一样，作为一个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增强的帝国进入太平洋。而在太平洋，对世界的认识来自捕鲸者们。1828年，美国海军部长在捕鲸船船长中收集信息，称这些人“对海洋的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1838年，政府对南太平洋进行了官方的调研，目的是为了促进这片区域“科学、知识和文明”的发展，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新贝德福德船长们的敦促，他们希望得到他们已经涉足海域的更优质的地图。十五年后，马修·佩里准将跟随着领头的捕鲸船到达了日本。
捕鲸业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帝国，一个认为文明应该有商业潜能，而商业该有文明开化潜能的帝国。捕鲸业展示了这两方面的潜能：一方面是将传教士带到“这边未曾涉足的海上，这片有着实用价值的新天地”；另一方面是将“文明开化世界的贸易”带到这里。美国神圣的事业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有实用价值。鲸鱼和它的捕猎者将天定命运论带到了海上。正如海军部长在1836年向国会报告所说：“我们国家没有哪一方面的贸易比太平洋上的更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单是商品的交换，更是从海洋中通过劳动来获取财富。”
依照当时人的观点，就像种植庄稼是以劳动来改良土地一样，将鲸鱼变为油也在改良大海，使其变为白花花的钱。美国的海洋和美国的陆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地方。对于马萨诸塞州的金融家和年轻的共和党政客来说，捕鲸业本身是抽象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捕鲸业所得到的利润可以用来支持其他更为宏伟的事业，比如商业、国家扩张、工业投资等，这是依照过去要让位于进步的历史理论。如此这般就隐藏了一个基本现实—每一分钱都是从鲸鱼的死亡中赚取的。
鲸鱼的价值在于其死后的利润分成
鲸鱼和它们的死亡对于像托马斯·诺顿这样的人来说却并不抽象，正是他们的劳动使鲸鱼的身体转化为油灯和浓缩的价值。对于捕鲸者来说，一次航程意味着数年的艰辛和危险。捕鲸的船只会遇难，有时会起火。沿途停靠的港口有着不同的语言，充斥着打斗和奇怪的疾病。有时风停了，捕鲸船会闲置数周。船员们会摔断骨头，伤口会化脓，会有得上坏血病的风险，还会跑肚拉稀，而医生却无处可寻。人们甚至搞不清楚他们的猎物鲸鱼到底是属于鱼类、哺乳动物还是一种巨大的恐怖怪物。
鲸鱼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船长爱德华·丹沃在新贝德福德的港口告诉他的船员的，它就相当于“一船油”的货币价值。这些货物主要是由船长负责，运上船的每一桶鲸油都是他来负责，虽然船上他说了算，但是船不是他的。在19世纪中期，大多数捕鲸航行都是由主业在陆地上的投资人提供资金的，他们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共同享有船只的所有权并共同分担船上装备的购置费用。船长的选择要根据其过去找寻鲸鱼和管理船员的能力和表现，他们要与投资人签订合同。19世纪中叶，雇用船长的标准就是要熟悉两片海域，了解能够用来炼油的各种鲸鱼的行为，不管是露脊鲸、灰鲸、抹香鲸还是座头鲸。在船长返回新贝德福德后，其航程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受到评判，评判其对航程收益的贡献。“尼姆罗德”号的船长威利斯·豪斯留着胡子，有着一张饱经海上风霜的脸，他写道，“作为捕鲸船的船长，我的职业声誉取决于我们船只的捕捞结果”，使他压力更大的是，“船长需要对船上每一个人的错误行动和办事不力负责”。
船上有各色人等，一共三十几名船员，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种族、宗教和登船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亚速群岛，有的来自佛得角，还有一些新英格兰土著，有获得自由或是逃跑出来的奴隶，也有新英格兰的水手，以及土著船只在其太平洋航线所经过港口和海岛的船员。在1849年与她的船长丈夫一起乘船去往北太平洋的玛丽·布鲁斯特写道：“船员中有五个白人、五个卡内加人、两个葡萄牙人以及三个有色人种，其中厨师肤色最黑，可以称其为黑人。”她是船上唯一的女性。很多船上都是没有女人的。船员们的经验也各不相同，很多都是新手。沃尔特·伯恩斯是作为前甲板成员登船的，带着对“陌生的土地和国度、传奇故事和新鲜经历”以及“大量钱财”的希冀。或者和以实玛利一样，有些船员干这行是因为囊中羞涩，并对陆上行业没什么兴趣。这些水手的防水服、各种用具、鞋子和寝具都是通过赊账方式由船只投资人购买的，登船时，他们对航行路线、行程长短和路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们发现船上的生活单调至极，每天都是重复的。人们用所吃的食物来标记过去的每一天，形成了循环往复的豆子日、鳕鱼日、硬布丁日，然后又是豆子日。管事的让伙计们用烟雾熏老鼠，用碱液刷洗地板，检查索具上面几百码的绳子，修补风帆。如果船员逃避劳动，骂骂咧咧或者酗酒，就会受到惩罚，被“绑到后桅索具上鞭笞”。水手的劳动号子里称海洋“悲伤且阴郁”，鲸鱼“野蛮且丑陋”，当船员没做好事情时船长会破口大骂，“让这些混蛋淹死算了”。海上的风暴使人生病不适，正如一篇日志所描述的，感觉“就像厕所里的大便”。很多人开始想家，在小贝壳上刻上自己的心爱之物。“莉迪娅”号的一名船员记录道：“我的确想赚钱，可是没有想钱想到在这里遭这份罪的程度。”
“莉迪娅”号需要航行数月方能返回港口。除非遇到重大海难，船长们必须载满鲸油后才能回到新贝德福德。捕鲸业的劳动力不是定期发工资的。从船长到大副、铁匠、膳务员再到新来的甲板水手，每个人都是在返航后按照船上所得货物的价值分成。船长能得到净利润的八分之一，船上的技工和舵手能得到8%，厨师和有经验的水手以及其他有技术的船员可能得到1%，而没有经验的水手只能得到0.5%。就像19世纪60年代的一份报告所说的，每个人“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雇主考虑，都急切地想获得最大数量的鲸油”。对于船员来讲，鲸鱼的价值在于其死后带给他们的利润分成。一天没有捕到鲸鱼，就说明一天没有收入。豪斯船长写道：“没有收入的日子就会一直希望捕到更多的鲸鱼，这是我们动力和热望的源泉。”
1848年，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捕鲸船队都在夏威夷北部，他们对于海洋的抱负已经减退到去填满远方的油灯。托马斯·罗伊斯船长的“优胜者”号就是在此处的一艘捕鲸船。三年前，罗伊斯还在勘察加半岛附近，正在休养被鱼钩弄断的肋骨，这时他听一位俄罗斯的海军军官说北部的鱼获颇丰。于是，罗伊斯北上来到白令海峡。在伊马克里克附近，他的船员捕杀了一种新的鲸鱼，这种黑色的鲸鱼行动缓慢，身体上脂肪特别多，鲸须特别长。“优胜者”号从仅仅十一头鲸鱼身上就获得了一千六百桶鲸油。六周后，罗伊斯向火奴鲁鲁的报刊表露了他所看到的希望，“在大洲之间航行穿梭，在北纬70度的地区，我们所到之处都是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