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两会，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又是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比如有委员就提出，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一支督察队伍，专门查处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实施对失职、渎职监管者的问责。
过去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是数量上的安全，即能否生产足量的食品，或者能否生产足量的自给自足的食品。因此大家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也是关于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如何提高化肥效率，如何确保农业生产力等。
近年来，随着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数量安全得以逐渐解决，而食品质量问题成了核心。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复杂化，食品安全问题也更加复杂。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更具普遍性和隐蔽性，一旦问题曝出，就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公共问题。
对中国来说，食品安全问题，既有发展中国家所遇问题的性质，也有发达国家所遇问题的特征。
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与发展过程中约束规则失范、政府治理不够透明、能力建设不足等有关。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意味着对政府治理结构和能力建设有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发展进一步向前，我们也拥有了很多发达国家所遇问题的特征。比如食品技术越来越先进，食品添加剂、保鲜技术、食品制作技术等，都越来越好；但食品造假技术同样在提高，比如地沟油，很难与现有的正常的油辨别。
很多提案认为，集中政府食品监管方面的权力，提升政府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就可以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集中的权力和更高的级别，其实也会产生削弱一线监管机构的能力和意愿的风险。对待食品安全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或管理作用。
政府管理上，首先要在观念上重视对食品安全的公共服务，其次要扁平化食品监管机构，第三要政府主导建立食品监管的公共合作框架，只有这样，复杂的食品质量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光靠政府的监管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社会和消费者的介入。这就需要积极倡导公民精神，疏通公民个人监督举报食品安全问题的渠道，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多方合作的公共治理结构，而政府本身的能力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权力结构的调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