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城管委宣布从11月15日起到12月底，将依据《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开展犬类专项整治，重点查处违规养犬和不规范遛犬。与此同时，武汉也将推出新版物业条例：遛狗不挂犬牌、拴犬链、戴嘴套的，最高罚1000元；两次受罚者将纳入严重失信名单；物业如对违规养犬坐视不管的，最高处以3万元罚款。这些被称为“史上最严养狗令”的规定收获一堆赞誉，有人解气地评价：“狗粉的嚣张终于有人治了”。
权利伴随着责任，养犬跟一切涉及到公共生活的公民权利一样，都有边界，不得侵害他人或公共的利益。社会治理很难讲自觉，必须有规矩。所有的狗患都是人患，治的不是狗，而是人。这些道理完全正确，但社会治理如同绣花，大道理只是原则，真要绣出好作品更需要技巧与耐心。
不论是杭州养犬人，还是叫好的网友，以及部分媒体解读，都把这些旧规矩视为“新规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误会”。武汉、杭州是第一次出台养犬规定吗？不是。以前的养犬规定允许不拴狗绳吗？不允许。以前的养犬规定允许不办狗证吗？不可以。以前的养犬规定没有处罚规定吗？有。2005年，《武汉市养犬条例》出台，但2014年，该市曾有报道说，养犬条例难以落实，主要原因是，规劝没有效果，只能作罢。然而，《武汉市养犬条例》是有罚则的，请问空转了13年的《养犬条例》新增一些看上去更加严苛的条款，就能自动保证它不空转了？如果不深究是什么导致原来的规定执行不力，那么，新增条款的目的是否真能起到效果？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于1996年颁布实施，期间1997年、2002年及2004年进行三次修改，目前专项整治所依据的这个文本就是14年前的版本。可是，在专项整治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某些条款，比如“早七点到晚七点之间不得遛狗”“大型犬不得出门”“中华田园犬是禁养犬”之类，被有些人称为“史上最严”，可它们分明已经存在至少十四年了。这是不是反证了一件事：如果没有执法的持续严格，追求所谓法条的“史上最严”是靠不住的。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不文明养犬而引发的纷争？为什么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才开始专项整治？社会治理讲的是长治而久安，但为什么我们更常见到的却是突击行动？
当然，行动比不行动强，以前不管，现在开始严管，也是亡羊补牢。可是，十几年空转的管理规定也存在不少不合理或不合时宜的地方。比如杭州一位老大爷养了几年狗都不知道要去办狗证，现在知道了赶紧补办，却被拒绝了，原因是他养的是串种狗，被归类为“中华田园犬”，属于禁养犬。老大爷很困惑，他的狗不大，不足25厘米高。从新闻视频来看，身形有点像那种短腿科基犬。什么是中华田园犬？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犬类标准叫“中华田园犬”，过去一般是指自产于中国各地的土狗、草狗，后来，那些看不出血统的串种狗、杂交犬，都被统称为中华田园犬。一个没有标准的“标准”就会造成混乱，扩大了办事者的自由裁量权，而“中华田园犬”可以包含许多杂交犬，就会给不少想要合法养狗的人造成困扰。当年定立这个条目的人多半不懂犬，大概也没有征求专业意见。而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定立养犬管理条例时，就没有把“中华田园犬”当成是同一个品种而一刀切禁养。
不合理的规定，长年的空转，再配上突如其来的“严打”，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那些不想守规矩的人干脆扔掉狗，等风头过了再换一只养，而真正受罪的却是那些本来就规矩的养狗人。法律本来是保护善惩罚恶的，所以要避免社会治理的结果背道而驰。一旦因为“严打”而增加流浪狗数量，会使城市收容处置流浪狗的压力倍增。可是，这个环节的公共服务在全国各地一直都不大成熟，哪怕是一线城市，都是既缺人力财力，也缺科学先进的管理手段。一出现公共场所暴力杀狗，又难免会再次形成舆情激荡。
有些人以为，管理规定越严越好，反正受罪的是养狗人，保护的是不养狗人。这种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以什么划分人群，这种思路是把人区分为养狗人和不养狗人，再把所有养狗人划到对立面。但真正的划分，应该是具体的行为文明与否。好的管理规定是在最大限度地惩恶扬善，而坏的管理规定则是在人群中制造群体分裂。
不文明养狗与很多社会矛盾一样，需要细水长流的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持续，而不是“乱世用重典”“快刀斩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