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食糖主要从外地购进。清光绪三十年(1904)，岳州关税务司韩威礼在《通商各关华洋贸易略论》中载:光绪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岳州海关进口土糖9300担,洋糖1.1333万担。民国23年8月《湖南之海关贸易》载:17～20年,岳阳进口白沙糖4.0556万担,年均1.0139万担,最高年达1.5万余担，白沙糖货源多来自日本、英国、美国。购进红沙糖9.9432万担，货源来自天津、上海、汉口等城市。
30年代中期起,平江县安定、南江、谈岑等乡种植少量甘蔗,有牛榨20座,年产糖400余担,大都为私商收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私商亦从事食糖经营业务,各县国营公司分别从长沙、广东、广西等地调入食糖应市，收购量仅占同期总购进量的四分之一。1954年,政府规定不准私商经营食糖批发业务,国营公司则向二级站进货,购进量激增。1959年,食糖被列为一类商品,实行集中管理。生产单位的食糖由省、地公司统一收购,县公司按分配指标进货。1959年后,甘蔗连年减产,食糖产量下降,各县国营公司食糖购进量连年递减。国民经济调整后,食糖购进量逐年上升。1973年，钱粮湖、屈原农场糖厂相继投产。1985年,君山农场糖厂建成投产，食糖生产基本实现自给。各国营公司食糖购进业务,逐渐转为内地产品收购。1979～1989年,累计产糖132968.5吨,收购97118.4吨,占产量的73.04%。
为了鼓励发展甘蔗生产,国营公司在收购食糖时,对糖厂及蔗农实行物价补贴。根据湖南省物价委员会核定标准,每吨白糖补贴220元,每吨红糖补贴92元,每吨土糖补贴40元,1984～1985年,补贴标准下降,每吨白糖补贴110元,每吨红糖补贴50元。1986～1987年,白糖补贴恢复到每吨220元,蔗农每向糖厂交售甘蔗1吨,由商业补给蔗农8元。1976～1984年,国营商业系统补贴食糖工业1071万元。1988年,糖价放开,补贴取消,食糖产量下降,收购减少,国营公司由省平衡调拨或从外省购进,调节市场供应。
90年代,境内糖厂经济效益不佳，产量低、价格高,食糖收购进一步减少,绝大部分从外地购入。1984～1995年,货源严重短缺,价格直线上升，从国外进口食糖有增长,但相对总量增长来说,呈下降趋势。
二、供应与销售
清末民国时期,由海关进口的食糖,部分在境内销售,部分销常德、津市和洪江。经销私商资本雄厚者,批零兼营,资本单薄者,则只零售。由于货源大都由外商控制,外商亦插足境内食糖经营业务。民国3年,亚细亚洋行在华容县城东堤街设点销售白糖。9年,英国太古、怡和车糖公司在岳阳县街河口、油榨岭设立经理处,销售英国生产的白沙糖。境内及邻近各县的食糖市场,几乎由英商垄断,直到其总公司收缩业务,设在岳阳的经营处才随之撤销。此后,食糖业无专业商号,只有兼营店铺,货源仍来自汉口。1949年,岳阳县城有46户南货店经营食糖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食糖多家销售,私商经营比重较大。1951年,岳阳城区食糖销售总量中,私营占65%,国营占35%。1952年,各县城关食糖以消费合作社为主经营,农村食糖零售以供销社经营。至1956年,食糖货源充裕,社会购买力较低,食糖敞开零售,岳阳城区1956年销售食糖486吨。
1957年,食糖货源偏紧,商业部门采取限量供应办法。岳阳城区每人每次限购0.1元钱的食糖,有时甚至只准购买0.05元钱的食糖，全年销售食糖362吨,比1956年减少25.5%。
1959年,食糖货源紧缺。民用食糖除保证特需外,城镇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农村除节日和农产品换购奖售外,只供应产妇、婴儿和病人用糖。工业生产用糖,根据货源和需要安排专项指标。饮食业用糖,结合销售计划适当安排指标。
对产妇、婴儿、病人、献血人员、从事高空、高温、井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专业运动员、特种部队的保健用糖,实行特需供应。每人每月或每次供应量不少于0.5公斤。对高级知识分子、老红军、革命残废军人、17级以上干部、归国华侨及归侨学生等,给予照顾。对国际友人则保证供应。
1962年,商业部门增加高价食糖供应业务,价格高于平价5～7倍。是年,岳阳县销售高价食糖800余吨。1965年,停止高价销售。
90年代，食糖供应主要是市场议价购销,执行“批发从严,零售放开”政策,实行敞开供应。国营商业部门的社会销售份额,特别是社会零售额逐年锐减,渐渐退出市场,货源组织及供应销售均以个体私营为主,国营批发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