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度量和比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探究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路径，第一财经研究院研发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估体系，期望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企业全球化水平和发展趋势。
9月21日，《跨越山海│2022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全文正式发布。以下为报告第六章《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国别风险分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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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研究院还对中国企业出海发展的重点地区，如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主要国家的近期发展现状、投资机遇与风险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希望能为出海企业提供直接的参考。
第一节美国投资风险分析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创新能力和开放性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是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作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美国经济规模大、商机多、市场健全、法律制度完善，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来美国投资。近年来，投资领域的商业行为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重点审查对象，随着中美关系降温，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导致赴美投资的风险上升。根据《2021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的数据，中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地仍然是美国，而投资的重点也已由信息和通信技术业转移到了健康、制药及生物科技、金融和商业服务等领域。
图6-1：美国及其主要城市
一、投资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也使其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21年，美国引进3230亿美元外商投资，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
（一）资源优势
美国是世界上探明资源储备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为73亿吨，煤炭2502亿吨，天然气419.8万亿立方英尺，分别占全球探明资源储备量的3.5%，23.7%和6%。美国不仅是重要的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大约占据全球能源总消耗的20%。
（二）全球技术领先地位
美国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白宫于2022年确立了五大研发优先事项以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五大优先领域分别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网络（5G）、先进制造、生物科技。
（三）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其他国家的商业实体也热衷于在美国开展研发活动，并将其科技创新进行商业化。美国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有效的法律执行机制，为其他国家的技术研究和开发转向商业应用提供支持。据统计，2020年美国专利局共发放了38.9万个专利，其中高达55.7%的专利申请来自于其他国家。
（四）州和地方的外资优惠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吸引外资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各种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完善基础设施、提供特种服务等。
（五）法制健全，行业协会发展成熟
美国各个行业都有详细的法律要求，同时，各行业协会的作用相当大，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中国企业如能积极参与这些行业协会，了解这些协会的规章，对于保护自身利益、拓展市场、维护海外经营利益将发挥稳定的平台依托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基于完善的法律体系、稳定的政治环境、开放的金融市场、充足的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美国是对全球企业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二、美国的投资环境
（一）政治与安全环境
1、政策不确定风险上升
2、美国对外资审查日益“政治化”
过去，美国一直是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明确支持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推动对外国直接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愈收愈紧。目前，美国正竭尽全力来增强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以便解决一些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并以此来限制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发展。预计未来美国会积极收紧外国直接投资，CFIUS审查将越发政治化。
（二）经济环境
1、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通胀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伴随着经济复苏，美国物价高企的形势仍然严峻，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胀高企的原因涉及多个层面，其中之一就是在疫情暴发之初，美国大量发行货币，并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另外，由于疫情导致的运输瓶颈，叠加与中国的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美国出现供应链问题。虽然美联储积极采取措施收紧货币政策，但高通胀率不可能立即降下来，仍将保持在相对高位。
2、美国就业市场迅速恢复
在经济刺激计划下，美国的就业市场快速恢复，失业率大幅下降。但就业复苏并不均衡，对于那些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和具有技能的人才来说，就业机会增多。但那些兼职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业还是很困难。
（三）营商环境
美国市场不仅体量大，而且具有相对稳定、可靠的特点。虽然其法规和合规环境、雇佣规则等不断变化，但其对外国投资始终具有吸引力。
1、美国各州对外资审批的流程不尽相同
在美国，鉴于联邦制下各州法律法规各不相同，导致开设企业的流程因所在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怀俄明和内华达等州不征收州企业税，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此设立。
2、美国有一系列复杂的税收制度
在美国，税收体系由一套复杂的中央、州级和地方级税收制度构成。事实上，美国在全国范围内设有超过80000个不同的税务管辖区，以严格执行税收法规著称的美国国家税务局也是其中一环。
4、新的合规条例出台
（四）新的挑战
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影响对美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中美两国拥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模糊性，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中国企业对北美的直接投资需保持审慎态度，对美国的投资领域可能会有所收缩，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将持续受阻，对北美公司的并购活动也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第二节欧洲投资风险分析
图6-2：欧洲各国
数据显示，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欧的商贸往来依然呈上升趋势，足以展示出双边经贸合作的持久性和韧性。
然而，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冻结”所有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过程的讨论，这不仅影响了协议的顺利推进，也给中欧关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但是，欧盟内部有声音主张接触而非对抗，这表明未来的中欧关系仍有积极的一面。对企业而言，灵活应对短期风险，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势，可能是应对当前复杂局势的最佳办法。
二、欧洲的投资环境
1、欧洲多国政府换届，政策处于调整之中
在欧洲，朔尔茨当选新一任德国总理。新政府需要带领德国解决目前面临的多个难题，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任重而道远。意大利、法国、瑞典、匈牙利、克罗地亚等国也迎来各种选举。如何重振经济，无疑成为每位候选人的当务之急。结果将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政治走向。各国新政府能否在多变的环境中维护政治稳定，将是经济和社会从疫情中恢复的先决条件，其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左右未来欧盟内部的博弈态势。
2、欧盟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欧盟内部在对外政策、安全政策以及对华关系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对于美国制裁等政策的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德国、匈牙利等欧盟成员国反对对俄实施更多制裁措施，认为应该继续推动冲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与之相反的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坚定不移地跟随美国的步伐，认为欧盟应该对俄采取更多强硬的制裁措施。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愿意跟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由此导致欧洲内部分裂严重，很难就某一议题达成共识。
3、美俄博弈下复杂的欧洲东部安全形势严重干扰欧洲安全稳定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俄之间的对立，美国加强在东欧的军事部署，俄罗斯也采取强硬回应，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现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严重威胁欧洲安全稳定。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激烈博弈，随时可能激化难民问题以及欧盟周边的动荡局势。
4、欧洲人的集体焦虑导致排外主义兴起
2018年以来，全球的排外主义思潮异常活跃，欧美等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排外主义倾向。在经济层面，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一些国家甚至以“经济爱国”为口号，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挠关键领域被外部企业投资。在社会层面，欧洲公众的排外情绪日益强化。这些将导致欧洲的未来更趋保守，为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带来新的变数。
1、受疫情影响，欧洲经济复苏依旧缓慢
欧盟国家面临经济发展压力。为了刺激经济，欧盟注入了高达数万亿欧元的资金，巨额财政刺激带来的潜在风险随之显现，或将导致债务危机的再度爆发。同时，在新技术革命下，欧洲各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的严峻考验。如何在推动经济扩张、降低财政风险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维护社会民生，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将成为欧洲国家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考验。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局势已经给面临诸多挑战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2、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3、企业生产面临挑战
能源、食品价格高涨，给欧盟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进口成本压力。随着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许多欧洲企业不得不降低产量，甚至深陷倒闭危机。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价格飙升下，政府为大批欧洲民众提供能源补贴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以免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4、增加军费加剧财政压力
针对俄乌冲突的现状，德国突破性地大幅增加其国防预算，同意设立1000亿欧元的国防专项基金，并且从2024年开始国防花销将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波兰宣告军费支出的比例将由2%提高到3%，军队规模将从现有的12万人扩大至25万人。法国、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等诸多欧盟成员国也纷纷宣称要加大国防预算投入。这种趋势显示，目前在欧盟，确保安全已胜过对财政赤字飙升的担忧。
1、准入壁垒抑制外资增长
欧盟各国加强对外资的审查，不仅增加了外资公司进入欧盟的困难，推高了投资成本，更削减了外国公司投资欧盟的信心。根据《2019/2020年欧盟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曾经受到欧盟外资审查的中国公司中，有48.8%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78.8%的公司认为欧盟的外资审查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2、过度规制增加企业经营风险
近年来，欧盟发布了众多与数据保护、标准制定、外资准入以及竞争有关的法案和规定，对外资企业经营进行限制和监督。有些规则甚至超越了政府对市场的干涉边界，破坏了市场的常规运营，限制了企业的商业自主权，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3、签证限制阻碍人员合理流动
4、法规繁复增加企业合规成本
5、隐性歧视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隐性歧视”已经成为外资企业难以逾越的“玻璃门”。虽然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和其他外企一同投资欧盟，但是在审查过程中往往遭遇更加严格的监管，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执法过程中，监管机构可能对部分外资企业开展选择性执法和提出额外的监管要求，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四）新的挑战：欧洲对华营商环境出现退步
由于保护主义抬头、市场准入难度增大以及歧视性执法等因素，欧盟的商业环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尤其受地缘政治环境和中欧关系整体的影响，欧盟对华投资环境出现进一步恶化。欧盟加强对来自中国资金的安全审查，提高了企业赴欧投资的门槛。尤其是，在欧中资企业面临的歧视性执法问题逐渐加剧。预计短期内，欧盟对华投资政策环境还会保持审慎。但长期来看，经贸合作空间依然巨大。
第三节东南亚投资风险分析
东南亚国家众多，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尤其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备受瞩目。该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大部分也与中国建立了高层次的伙伴关系。
在东南亚国家中，投资环境良好的有新加坡（2）、马来西亚（12）、泰国（21）三国，文莱（66）、越南（70）、印度尼西亚（73）、菲律宾（95）的投资环境处于中等位置，柬埔寨（144）、老挝（154）、缅甸（165）的投资环境相对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同时，在国家政策鼓励以及资产配置国际化的促进下，投资东南亚已然成为一股热潮。
（一）政策优势
近年来，东南亚的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东南亚主要国家推行一系列政策，旨在吸引外国投资。比如，越南推动《外国投资法》出台；印度尼西亚不仅更新投资的负面清单，还采取了降低税费的政策；马来西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税务优惠；缅甸废弃了过去只有本国企业才享有的商业税法优惠政策；柬埔寨、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在努力放宽投资领域限制，比如提升外商在投资中的股份比例等，作为引进外资的准备。在这些积极政策的促进下，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显著提升。
（二）市场优势
东南亚经济发展迅速。疫情暴发前，柬埔寨和越南的GDP增速已高达7%，老挝、缅甸、菲律宾也超过6%。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展潜力大。
（三）成本优势
东南亚的要素成本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资料库网站（Numbeo）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考察的95个国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菲律宾的房价低于超过全球75%的国家。房屋租赁成本是企业对外投资选址的重要考量之一。
（四）人口红利
东南亚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红利优势不仅为东南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将带动东南亚消费市场发展。但东南亚国家拥有高等教育资质的人口数量却相对较低。其中，只有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个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虽然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级人才短缺或将阻碍部分行业的发展。
（五）产业优势
电子商务、信息科技以及金融是东南亚的投资热点领域。数量多、用户黏性高的网民使得东南亚互联网发展潜力巨大。消费者和商家也在不断加速推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东南亚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投资者瞩目的焦点，根据《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2021年上半年，全球投资者向东南亚的科技公司投入1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流入了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服务这两个领域。
二、东南亚的投资环境
1、政局、外交关系不确定性高，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有待观察
现阶段，东南亚各国政局相对稳定，但各国党派林立。由于各个党派在执政理念和政策方向各不相同，这些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方向。
2、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存在“双重心态”，地缘政治受域外大国掣肘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实力悬殊，其对中国存在既合作又提防的纠结心态。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都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外交关系，但由于部分国家与中国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等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跨国投资。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大国掣肘。
3、安全形势向好，但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
受极端思想外溢、武装分子回流的影响，2017年以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IS）等海外恐怖组织在东南亚不断渗透。东南亚域内外恐怖势力相互交织并滋生新的恐怖活动，这成为东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的核心特征。菲律宾、泰国、印尼、缅甸的恐怖主义风险较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未来依然是该地区主要的安全隐患，给中国与东盟关系及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1、疫情下经济结构的弊端集中显现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形势格外被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为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由于疫情导致资本流动受限，股市大幅下跌，经济增速下滑，使得一些国家陷入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疫情中的出境限制，使得许多国家的旅游业和酒店业都遭到重创。另外，一些服装、电子和汽车等行业的企业被迫缩减产量，甚至停产，导致很多工人被解雇。
2、汇率波动较大，或将影响投资收益
3、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退出难”成为投资阻碍
东南亚资本市场尚待完善，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情况非常罕见。虽然对外资持股限制逐步减少，但多数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例如，文莱和东帝汶两国没有成立证券交易所，柬埔寨、缅甸的上市企业数量仅为个位数。资本市场机制不成熟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投资人需提前规划退出路径。
1、东南亚国家的营商环境差异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新加坡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二，马来西亚排在第十二位，泰国和中国表现相当，而文莱和越南表现良好，随后为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列第165位。总体来看，东盟各国一直对外资保持开放的态度。
2、相对低廉的税收成本
整体而言，东南亚的税率比中国更低。为吸引海外投资进入，东盟国家多采取优惠的税收措施吸引外国投资，比如中国在新加坡的公司个人所得税率仅为17%。
3、一些国家相对宽松的外汇管制
东盟主要国家外汇管制都较为宽松。比如，新加坡对外汇进出一概不设限，允许自由兑换；菲律宾和柬埔寨都执行外汇自由化政策；印度尼西亚在外汇进出方面没有进行管制，但需向中央银行进行备案；泰国允许外汇流入，但对流出进行管制；越南实行外汇管制政策；马来西亚外汇的流入流出需要提前获得批准，与人民币结算需借助美元作为桥梁。
东南亚各国外资管理机构明显不同。如马来西亚是由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负责外资管理，印尼是由投资协调委员会、财政部和能源部集体管理，越南外资投资监管是由计划投资部承担。另外，各国对于鼓励和限制投资的行业也各不相同，如马来西亚对金融、电信等行业投资设有限制，印尼限制外资对医疗和信息通信行业的投入。此外，部分东南亚国家法律体系相对不完善，政策制定不透明，且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因此，投资优惠政策执行程度有待考察。
（四）新的挑战：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面临着来自西方的较大竞争压力
全球主要国家政府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关系或者与东盟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增进与该区域的往来。而且，东南亚国家普遍欢迎外部力量参与加快解决本区域的重要事务，如基础设施连通、气候变化等问题。美国、日本与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活跃的外部力量。中日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铁路公开招标中的竞争彰显了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竞争压力。
第四节南亚投资风险分析
南亚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新时期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该区域大多数国家是中国的传统友好伙伴，巴基斯坦更是中国南亚政策的支柱，印度也是中国努力构建更加紧密关系的发展伙伴，并被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也非常重视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来看，印度的营商环境相对领先，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营商环境相对落后。
南亚国家在农业、纺织服装业、旅游业和互联网等产业具有优势。随着开采技术的日益进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展现出投资潜力。
南亚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南亚矿产资源大多分布于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拥有较为丰富的宝石资源；巴基斯坦的主要矿产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印度的矿产资源有近100种，重晶石、滑石、褐煤、铬铁矿和锌矿的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二）产业优势
农业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最主要的产业，也是巴基斯坦经济的生命线。尼泊尔最主要的作物是水稻；斯里兰卡受热带海洋气候影响，渔业和林业都比较发达；巴基斯坦农业和畜牧业较为发达，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米、玉米、棉花、甘蔗等，牛奶和牛羊肉也是其重要的农产品。
纺织业是巴基斯坦制造业中最为重要的行业，也是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支柱产业。纺织服装业是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
旅游业也是一些南亚国家的重点行业。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宜人，尼泊尔吸引了大量徒步和登山旅游者。斯里兰卡海岛风光秀美，有“印度洋的眼泪”之称，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体验海岛旅游，并由此带动了国内的酒店和餐饮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美国与印度在电子信息与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印度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发展迅猛。根据Fastdata发布的《2019年印度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印度已拥有全球数量第二多的互联网公司，仅次于中国；此外，印度每年也会承接大量来自欧美国家的软件设计和外包业务。
二、南亚的投资环境
1、南亚地区政局不稳，国际投资活动面临挑战
南亚地区政治环境较为动荡。一方面，虽然南亚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体系，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总试图通过非正常政治手段来实现政治诉求和权力博弈。另一方面，南亚地区的民族结构复杂，出现政治宗教化现象，民族宗教矛盾经常导致部分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治稳定性欠佳，导致南亚国家很难形成有效决策，国际投资活动面临行动障碍。
2、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恐怖主义仍是该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
南亚的安全问题高度多样化、碎片化，这是一个长期性问题。由于民族、语言、宗教复杂多样，民族和宗教问题一直是该地区的痼疾。南亚地区是全球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分离主义、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将给当地的中国项目带来安全隐患。
1、受疫情影响，南亚经济处于“寒冬”之中
南亚在全球属于低收入、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得益于制造业进步和基础设施升级等诸多优势，南亚地区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南亚国家经济出现萎缩。尤其是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更深受其苦。另一方面，俄乌局势升级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本上升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可以说，南亚国家经济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2、基础设施薄弱
由于受到建设资金短缺的限制，南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缓慢。公路和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足，航空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海运能力相对较强。与此同时，由于电力接入率偏低且供电质量欠佳，该地区的电力供应仍面临着较大缺口，经常出现断电的情况。基础建设的薄弱和供电设施的不稳定性已然成为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南亚的一大阻碍。
1、南亚国家营商便利度存在差异
2、南亚税收体系和制度复杂
南亚国家的税收制度复杂，税收监管严格。巴基斯坦和印度实行三级税务制度，其中巴基斯坦包括联邦税、省级税和地方税，而印度的税收由联邦、邦及地方政府负责，每级都有独立的税种。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实行由财政部下属国税局负责征收各种税赋的国家税务制度。南亚各国税收法律体系复杂且赋税重，直接导致企业所承担的经济成本较高。
3、贸易关税壁垒较高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南亚地区长期保持着较高的贸易关税，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各国平均关税水平在25%左右。在巴基斯坦，政府具有对进口货物征收反倾销税和调解关税的权限。除了对进口的商品征收基本关税、附加关税及教育税外，印度政府还可以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保障措施税。在尼泊尔，进口税占据较大份额，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和维护贸易公平。
4、南亚地区融资渠道尚不完善，具有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特点
南亚地区金融系统薄弱且金融发展失衡，导致该区域融资渠道较少，呈现出间接融资比重高、直接融资比重低的特点。银行体系一家独大，债券市场投资的渠道尚未完善，导致企业在南亚地区融资的渠道较为单一，基本局限于银行借款和政府主导的投资。
1、疫情给南亚带来严峻挑战
2、警惕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近来出现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
近年来，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的恐袭事件发生频率大幅攀升，其中以中国公民或中国标志为目标的袭击增多。自中巴经济走廊启动至今，早期完成项目的普惠性质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当地的贫富分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部分地区的治安形势严峻。中国企业和人员需要高度警惕当地的安全风险。
第五节中东投资风险分析
中东国家一直都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协作伙伴。数据显示，经过多年互利友好的交往和合作，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中东各国的首要贸易对象。同时，中东各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已经与2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并与其中15个国家进行了友好磋商，就进一步降低关税壁垒事宜签订了双边协定；4个中东国家与中国签订了货币兑换协议。另外，为了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良好经贸合作关系，阿联酋和卡塔尔在本国成立了人民币清算中心。
但鉴于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在中东各国面临的投资风险种类及风险程度也存在差异。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数据（括号后为排名），其中阿联酋（16）、土耳其（33）、以色列（35）、巴林（43）、摩洛哥（53）和塞浦路斯（54）的投资环境较好，沙特（62）、阿曼（68）、约旦（75）、卡塔尔（77）、突尼斯（78）、科威特（83）、吉布提（112）、埃及（114）、巴勒斯坦（117）和伊朗（127）的投资环境为中等，黎巴嫩（143）、毛里塔尼亚（152）、阿尔及利亚（157）、苏丹（171）、伊拉克（172）、叙利亚（176）、利比亚（186）、也门（187）和索马里（190）的投资环境相对较差。
图6-3：中东国家
中东地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一贯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人口红利，是与中国互补共赢的重要伙伴。
（一）能源合作
（二）制造业领域合作
近年来，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输出国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准备走多元化和工业化的道路，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吸引外国投资和合作。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资金和经验优势，与中东各国开展全方位合作，支持中东各国的工业化转型和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的经贸合作增长点和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三）设施联通领域合作
中国的基建公司将中东地区视为关键的工程项目承建市场，也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东地区正在迅速发展其经济，其中的重点包括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海湾协会统一电网工程、海湾铁路网工程和新苏伊士运河工程等。此外，中东国家在输气管道和运输路线安全，以及跨境电力和输电线路建设等方面具有大量需求，这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二、中东的投资环境
在中东，新冠疫情加重了民众的生活压力，经济环境也进一步恶化，并且极端组织还乘机制造骚乱，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
1、域外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近年来，美俄在中东事务上既合作又对抗的态势，导致中东局势不断动荡。特别是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剧，在美俄之间“两面下注”，寻求自保。这不仅导致地区大国博弈加剧和热点问题复杂化，也极大地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
2、地区冲突频繁
民族冲突、教派冲突、大国军事干涉等问题使得中东地区冲突频繁。近几年来，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危机、利比亚战争、也门内部冲突以及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等地区冲突频发，巴以冲突、库尔德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的升温和复杂化，都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面对的安全风险。
1、疫情后，中东经济逐步企稳向好
疫情后，中东多国经济恢复速度加快。中东地区国家采取各类措施稳定经济、保障民生，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由于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油价大涨也为以石油出口为主导的中东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东地区基础设施整体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一些中东国家的人均公路密度、人均铁路密度、人均电力消费以及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等指标比照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3、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新冠疫情下，由于中东各国政府采取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和支持金融稳定的措施，加重了中东地区政府的债务负担，限制了政府的政策空间。
1、中东营商环境便利度水平分布不均
中东地区各国的营商环境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大多数国家属于君主专制政体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往往仅凭一位皇室家族成员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而且中东国家大都实行保人制度，即外资企业来本国投资，必须找一名本国公民作为保人。一个合格的公司保人对公司在当地经营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将会大大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中东地区税收体系和制度多样
中东国家的税收制度相对简单，但税负差异巨大。商务部的投资手册显示，阿联酋企业税率高达55%，对于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外国银行的子公司，税率甚至可以超过60%。
3、商业成本较高
中东地区大多数物资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设备、物资的价格相比中国要高出很多，不少设备租赁市场具有明显的卖方市场特征，特别是一些非常规的机械设备租金价格是中国的几倍，办公场地租金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也较高。
4、法律体系多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
中东一些国家的法制体系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最主要的法律基础。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刑法、婚姻家庭法、商法、合同法等领域，国际惯例在此并不适用。
5、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严格，当地劳动效率低下
1、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仍然是威胁经济复苏进程的主要风险之一。能源价格的飙升使得中东部分行业增长势头迅猛，但受国际经济影响，中东多国去年以来本币贬值、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2、中东局势缓和与紧张并存
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推升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大大缓解，各国在谋求缓和紧张关系，维护自身安全。但以色列与伊朗之前的对抗进一步导致地区冲突的升级，进而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以及恐怖主义盛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仍在威胁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第六节非洲投资风险分析
非洲地大物博，国家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中国已连续12年位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主导出口商品包括工程机械、日常日用品等，矿产资源和能源是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商务部前副部长钱克明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3500多家，其中超过70%为民营企业。我国在非直接投资存量为434亿美元，已经跻身非洲第四大投资国。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市场条例等尚有待完善，对于进军非洲市场，中国企业需要拥有高度的风险防范意识。总体来看，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数据（括号后为排名），毛里求斯（13）、卢旺达（38）、肯尼亚（56）、南非（84）、赞比亚（85）、博茨瓦纳（87）、多哥（97）和塞舌尔（100）的投资环境较好，纳米比亚（104）、马拉维（109）、科特迪瓦（110）、乌干达（116）、加纳（118）、莱索托（122）、塞内加尔（123）、尼日利亚（131）、尼日尔（132）、佛得角（137）、莫桑比克（138）、津巴布韦（140）、坦桑尼亚（141）、马里（148）和贝宁（149）的投资环境为中等，布基纳法索（151）、冈比亚（155）、几内亚（156）、埃塞俄比亚（159）、科摩罗（160）、马达加斯加（161）、塞拉利昂（163）、布隆迪（166）、喀麦隆（167）、加蓬（189）、圣多美与普林西比（170）、几内亚比绍（174）、利比里亚（175）、安哥拉（177）、赤道几内亚（178）、刚果（布）（180）、乍得（182）、刚果（金）（183）、中非共和国（184）、南苏丹（185）和厄立特里亚（189）的投资环境较差。
图6-4：非洲国家
2000年以来，随着政治局势逐步稳定，非洲大陆的投资环境明显改善。鉴于非洲的市场潜力巨大，商业环境逐步改善，以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全球投资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洲，非洲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转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当前阶段，中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诸如采矿、建筑、制造、电力等行业，重点投资的国家有南非、刚果（金）、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等。
（一）具有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二）中、非两地的产业互补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的多元化格局日渐显现。从投资领域来看，传统的金融商贸、常规能源、科技投资将得到进一步强化，高端制造、医疗医药、数字经济、航空产业、通信、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也不断涌现；另外，从投资主体来看，对非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七成是民营企业。
二、非洲的投资环境
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投资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外，尚有不少难以预测的制约因素。从某种角度来说，投资环境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大陆的“瓶颈”，同时也是进入后“水土不服”的原因。
非洲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战争和内斗频繁爆发，宗教纷争屡见不鲜，恐怖主义盛行。战争或内乱风险是跨国企业对非投资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1、军事政变有回潮趋势
新冠疫情使得非洲一些国家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军人及政治反对派势力抬头，导致2021年以来非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马里、乍得、尼日尔、苏丹等国均发生军事政变或军人干政。
2、国内冲突与骚乱频发
多年来，一些非洲国家内部大小规模的战争和冲突不断。比如，宗教和民族矛盾曾导致尼日利亚内乱频发，常有反叛军与政府军对峙的情况出现；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军事冲突久拖不决。近年来，贫困、不平等、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顽疾，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新问题导致南非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3、恐袭活动多点激增，海盗问题凸显
受疫情持续发酵影响，非洲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叠加，气候灾难、粮食危机不断加剧，恐怖主义、海盗袭击依然猖獗。例如，莫桑比克北部现已成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之一，西非的几内亚湾水域、亚丁湾的索马里近海海域仍然是非洲乃至全世界风险较高的海域。
4、国家之间存在争端
1、经济缓慢复苏
受疫情影响，非洲经济艰难复苏，经济增长缓慢且极具脆弱性。非洲54个国家经济增长呈现分化态势，“低增长、高债务、欠发展”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非洲债务规模攀升，且被政治议题化，破坏了非洲的融资环境。然而，非洲数字经济在逆境中的加速发展和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将为非洲经济增长持续释放内生动力。
非洲地区基础设施整体发展水平不均衡，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国家在人均公路密度、人均铁路密度、人均电力消费以及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等指标方面比照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
3、债务风险呈上升趋势
2022年全球流动性紧缩力度明显加大，全球债务风险整体居高不下，非洲地区新兴市场的债务风险呈现升高态势，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可能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中国在非的重点投资和借贷国中，如安哥拉、乍得、加纳、马拉维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债务问题。国家债务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外资投资风险大小。
1、非洲国家营商环境便利度分布不均
整体来看，非洲大陆的投资环境和特点大致可分为两类。非洲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市场规模较大，投资环境相对较好；且紧邻欧洲市场，有利于出口业务发展；银行体系运行效率较高；经济自由化程度高。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情况较为严峻，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且存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问题，一些国家更是政局动荡，地方法庭裁决经济和财政纠纷时往往存在独断专行的情况。
2、行政机构效率低下
众多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以及配套设施严重短缺，对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如果对此认识不足，后期在本地采购和国际物流等环节可能会付出高额费用，将大幅度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
4、须格外注意非洲的法律风险
企业在非洲投资还需要特别注意法律风险。首先是环境法律风险。受西方殖民影响，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不断吸收西方环境保护法规经验，其环境保护法律日趋严格。鉴于中国在非洲投资主要集中于建筑、采矿、制造业三大领域，且这些行业对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务必高度重视投资面临的潜在法律风险。
再次，是外汇汇款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将资本金、利润等汇回本国时经常遭遇外汇管理限制。比如，埃塞俄比亚就是采取外汇汇出管制的非洲国家之一，由于埃塞俄比亚外汇极端紧缺，该国政府至今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整个金融业也未对外资开放，这一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