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出口的结构变化反映中国产业链正在转移海外，全球供应链重构正在发生，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不断延长，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欧洲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及国内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如今，中国企业掀起一股新的出海浪潮，“不出海，就出局”成为共识。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也不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总的来看，以中美贸易战为分水岭，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可以分为1978年-2018年的上半场，美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2018年进入下半场以来，美西方国家逐渐重视供应链安全，打造“去中国化”的经济全球化。
因此，中国企业也开始想办法在演进的全球产业链上寻找新的位置。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于11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就是旨在让更多企业了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变局和动态，从而在开放型国际合作平台上，积极嵌入国际重构的产业链供应链。
中美贸易摩擦前，中美贸易主要以直接贸易为主，中国供应商直接将成品卖给美国客户。中国凭借产业链强大的配套能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良好的物流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和供应链中心。然而，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美欧等国家逐渐强调产业链安全，推进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实施“中国+1”战略，培育替代中国的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等生产基地，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2021年-2023年，中国企业的直接美国客户占比下降了约10%，但中国依然保持稳定的全球贸易份额，原因在于中国供应商和美欧客户之间增加了许多中间企业，大量中国的中间品经越南、印度、墨西哥等“中间商”国家组装后，还是出口到了美欧等国。这种“双节棍”供应链形态意味着中国与美欧的直接贸易（成品）将大量减少，与“中间商”国家的直接贸易（中间品）将大量增加。中国对美欧出口减少的份额由东盟、拉美等“中间商”市场填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为25.53万亿元，占整体进出口贸易额的61.1%，创历史新高。中国对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货物出口额按年增速均为负增长，分别为-5.3%、-8.1%、-3.5%和-2.2%，显示发达市场的订单在减少或转移。同时，中国对越南、墨西哥、印尼、印度等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则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与越南的中间品进出口占比近七成。中国商品出口的结构变化反映中国产业链正在转移海外，全球供应链重构正在发生，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阶段（1978年-2001年），以出口商品或获得能源、金属等自然资源为主，投资区域集中在东南亚，亚太地区投资规模占比接近九成，投资主体以国企为主，少数优秀民营企业开始尝试出海。1998年，比亚迪在荷兰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公司，主要做手机电池及零部件业务，为比亚迪在欧洲市场的业务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2001年-2008年），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逐渐从资源获取转向获取技术和市场，开始并购国际知名企业，投资区域开始转向欧美，亚太地区占比下降，投资主体仍然以国企为主，但民营企业逐渐增多，其投资存量占比已达30%左右。例如，联想集团于2005年成功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通过并购，联想不仅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品牌，还迅速进入了国际市场，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知名度。
第三阶段（2008年-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找投资机会，低价购买海外廉价资产，重点是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例如，2009年，吉利汽车收购了濒临破产的澳大利亚自动变速器公司DSI，掌握了关键的汽车变速器技术。
与此同时，国内人工、土地、税收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特别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部分中国企业为寻求更低成本投资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国家，带动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利用外资1195.6亿美元），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历史峰值，达196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12.3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比重13.5%。
对外投资并购日益活跃，当年并购项目765个，遍布74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86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4.1%。投资区域以欧美和亚太并重。从投资主体看，非国有企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投资存量占比持续上升约50%。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30%的产能，但仅贡献了14%的消费。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需求不足和国际贸易条件紧缩的情况下，中国难以锚定更多的制造能力，产业外迁和出口替代将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从成本驱动看，中国企业在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建厂，从劳动力成本、税收减免、物流及原材料成本等多方面压缩开支，提升利润率。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根据CEIC测算，2023年中国的人均月收入（1336美元）远高于墨西哥（893美元）、马来西亚（763美元）、泰国（445美元）、越南（332美元）、印尼（192美元）等国家。
税收成本方面，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为25%-27%左右，而美国占比只有10%-14%，中国普遍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物流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亦相对较高。
从市场驱动看，一是国内经济疫后修复不达预期，房地产市场低迷，居民预期偏弱，消费信心提振困难，导致总消费率偏低，企业内销市场占有率提升面临较大困难。二是大量企业和资本扎堆涌入新能源、光伏等产业政策扶持行业，导致产能规模急剧上升，在外循环不畅情况下，产能远大于国内需求，市场饱和且竞争激烈。
在激烈竞争下，企业不断压低成本，大打“价格战”，大幅挤压企业盈利空间。反而在海外可以提高价格出售。有些出海新能源车，其国内外售价存在明显的倒挂现象，在欧洲市场一般比国内贵一倍。因此，新能源、互联网、高端制造等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主动出海，寻求新的增长空间。例如，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在匈牙利设立车生产基地，开拓欧洲乘用车市场。
制造业对外投资份额稳步提升。截至2022年末，制造业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主体，共有9201家，占境内对外投资者的31.8%；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2678.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9.7%，主要分布在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其他制造、医药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领域，其中汽车制造业存量631.8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23.6%。
制造业上市企业海外建厂数量明显增多。2010年以来，上市公司海外建厂逐步提速，在2013年、2016年和2019年达到相对顶峰，并且在疫情之后开启了新一轮的海外建厂热潮，2023年建厂数量创新高，扩张速度持续上行。根据上市公司披露公告统计，截至2023年11月，A股企业中进行海外建厂的企业数量达到399家，较2018年末数量实现了翻倍。海外建厂企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受制裁力度较大、海外需求广阔的制造业。
具体来看，海外建厂企业以电子、机械和汽车为主，化工、医药和轻工制造次之。企业海外建厂数量较多的国家依次有美国（97家）、越南（62家）、新加坡（55家）、泰国（46家）、德国（34家）等。结合企业海外建厂国家和建厂类别来看，偏向销售、研发的建厂选址在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国家，主要为了拓展市场；对于工厂、基地、项目等偏向制造的建厂选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主要为了节省制造成本。
东南亚、墨西哥等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重要目的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转移到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2017年以后，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占比最大的区域，占比持续提升。2022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高达186.5亿美元，为近20年来次高水平，占当年流量总额的比重达到11.4%。
同时，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更多中国企业选择墨西哥作为出口美国的中转站。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在2021年增长了76%，并在2022年再次增长了48%。截至目前，约3000家中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市场，包括北汽、江淮等中国汽车品牌，以及顾家家居、敏华控股等家居企业。
以家居企业为例，过去基于成本与区位优势的考虑，家居企业出海首选东南亚。但2020年美国将床垫反倾销范围由中国拓展至越南、泰国等七国，墨西哥凭借区位运输优势以及《美墨加协定》下的交易优势，成为中国家居企业的“中转地”。
一是可能加快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和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中国企业因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而出海，同时中国企业出海又会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帮助目的地国家加快构建完整的产业链。
二是可能增加国内就业压力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数据显示，2022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750亿美元，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10.8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49.3万人。企业出海，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搬到海外建厂，可能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增加国内就业市场压力。
此外，企业所得税是地方政府重要税源之一，企业出海会导致地方政府税收的减少，增加地方财政压力，间接影响地方就业和民生保障。
三是可能引发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中国企业习惯“一条龙”经营策略，联合上下游企业一起转移，特别是比亚迪、宁德时代、联想这些制造业龙头企业，会带动资金、技术、设备、产能、产业链配套、人力资源等产业要素一并外移。中国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迁将对国内部分产业链的完整造成冲击，提高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协调成本，降低制造业效率，不利于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
主导构建海外平行产业链。虽然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其产业链依然非常依赖中国，短期内无法替代中国。结合国内强大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效应，中国企业宜抓紧在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加大投资，同时持续深耕欧美等传统市场，积极嵌入或打造上下游配套齐全的各类产业链，通过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构建覆盖全球的生产经营网络，填补供应链空白，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内外联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中国企业须注重做好本地化。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出海已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转向品牌输出、模式输出，不仅要带去产品和资本，而且要带去品牌和消费方式，本地化经营是实现互利共生的重要前提。作为企业出海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可以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的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共建共享产业链。
例如，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注重培养当地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以开放的心态共建产业链，而中国企业习惯“一条龙”经营策略，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起转移或从国内采购零部件，形成中国企业间的产业链闭环。
尽快培育更多“链主”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部分行业领域已培育出如PC电脑行业的联想、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物流行业的京东、手机行业的华为和小米等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承担组织者和价值分配者的角色，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长，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向，提升产业竞争力。
比如，联想笔记本有120种机型配置，其所有产品的各级供应商超过5000家，其中专精特新企业35家，单项冠军企业15家，单项产品冠军企业7家。可以说，抓住链主企业就抓住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牛鼻子”，为保障国内产业链安全，需培养更多行业的中国链主企业。
（作者为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编辑：王延春）
北京《财经》杂志社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泛利大厦10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