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抗“疫”期间，党中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疫情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影响，却始终朝前迈进。
危机中育生机
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尤其是中小企业。抗疫期间，西贝餐饮业两万员工待业;海底捞停业20多天，损失近10个亿。餐饮、旅游、酒店、交通、民航、物流、教育培训、制造业等行业受到的冲击尤甚。
服务业遭遇重创后成功转型，线上经济、线上办公、线上教育兴起。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透露，截至5月8日，全国有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23亿人次。线上餐饮外卖、线上云会展纷纷推出。5月7日，上海贸促会与阿里巴巴共同建设“云展平台”，各汽车厂商纷纷在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新款汽车。
线上经济的火爆，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助力。一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设施;二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新基建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引擎点和增长点。
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新基建”顺势而为助力制造业全方位智能升级。新基建给传统制造业装上智慧大脑和智能中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信息化程度。
挑战中有底蕴
第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大。在政策层面，疫情下能够迅速动员组织，制度优势突出。从武汉的暂时“封城”，到调动各方人员与物资驰援湖北;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市，以及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国家治理能力背后是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制度体系。
第二，中国底蕴深厚。首先，体现在全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
其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初显成效。中国品牌腾飞：神舟飞船飞出“中国高度”，蛟龙潜海成就“中国深度”，中国高铁跑出“中国速度”，北斗导航展现“中国精度”。这些国家名片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造福世界。创新能力方面，华为在世界5G领域一骑绝尘，领先世界，引发世界科技霸主美国的觊觎排挤。
再次，人口庞大，市场潜力大。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购买力，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有力引擎，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和活力之源。市场和顾客是企业的生命线，稳定的收入才有稳定的市场。据美联储的统计，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储蓄率在37%-42%之间。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14亿人不仅是市场规模巨大的消费人口，更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孵化基地。
最后，城镇化的发展效应。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消费的升级是内需拉动的潜在力量。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据交通运输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农民工数量在3亿人。
曲折中向光明
展望未来，对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顺民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天助，共同打造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双循环。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疫情防控期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保生命、保民生，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个患者。全国14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功阻截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保护了14亿人民的生命健康，从而最大程度保护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保护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力军。中国经济虽然在疫情期间短暂停滞，但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中国的劳动大军、人才大军、工程师大军可以迅速投入工作岗位，恢复生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体现在“六稳”“六保”。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中国经济双向发力，一方面维护底线，进行兜底操作;另一方面高处引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新的就业领域，支持“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加大“两新一重”建设，加大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力。同时要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
《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苏时代》这本书是由王德培先生（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所写的一个全面性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的书籍，全书共分为五篇进行论述，分别为“形势篇”“经济篇”“金融篇”“区域和城市篇”“企业篇”“社会篇”六篇内容，通过全方位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立体式的中国。
阅读全书的过程中，能够让读者更清楚的了解我国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即稳定的社会环境、庞大的人才积淀、雄厚的消费基础以及相比而言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复式模式），作者通过种种例证，全面分析了个人，国家、房市、股市、企业、城市等多方面中国发展的趋势，有助于普通人了解我国2021年经济发展动态。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应在不断变革过程不断前行，百年大变局之下唯创新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二是，危局之下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关键如何去对待，是积极面对处置，化危为机。还是逃避主义，与邻为壑转嫁危机。
三是，世界经济大水漫灌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必然呈现上涨趋势，也必将影响二级市场，无论楼市还是股市。而中国总的趋势是房住不炒，所以股市长期来讲必定要不断突破向上，否则资金流入民生领域后果不堪设想。
四是，世界万物互联将成为大趋势，互联网的普及必将影响世界，无论是产业还是科技亦或者是生活，任何一个企业都必将依赖互联网的不断创新而发展，智慧城市，特色城市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方向。
五是，去中心化发展的大趋势将逐步显现，德国式城市发展模式，也会成为一个良好运行的选择。货币方面来看，数字货币可能会越发被市场追捧，比特币可能仍然有独具特点的价值，越来越多的政府数字货币也会产生。
六是，教育发展随着互联网发展，越来越进入千家万户，但学习资源会进入世界。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困难。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xx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作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陈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这场疫病的扩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情况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影响金融系统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二次打击，最糟糕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本次疫情的暴发速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但目前断言世界会再次陷入经济大萧条还为时尚早。从影响上看，虽然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更多是由于外生冲击而非金融系统自身问题所致，各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也与20世纪有很大区别。只要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措施得当，虽然经济衰退无法避免，然而不可能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在人类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学家任何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都不应绝对化。目前，人们多用“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来描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或者说在缓慢衰退过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减少贸易量，主要是增加贸易成本或者出现更多的贸易转移，但此次疫情却导致大规模的交易中断;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正当主要大国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导致全球化分裂的过程中，疫情冲击很有可能使得全球化市场出现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中国在此过程中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主要国家之间越来越严格的隔离措施严重打击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不仅是需求方不能及时复工、复产，供给方即便生产出产品也不得不堆放在仓库里或码头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扩大到今天的约70%。因此，如果疫情继续扩散下去的话，全球产业链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
第四，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的隐患有可能不断显现。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严重，按照疫情的发展势头未来这些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应对缓慢。疫情发生后先是欧美主要国家旁观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疫情的发展，2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竟然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扩散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后，主要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关于疫情起源等问题的争吵日益加剧，让世人对因经贸摩擦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充满忧虑。面临疫情扩散及其导致的经济停摆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统一面对、共同协调的情况迟迟未能出现。直至3月26日G20首脑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并达成共识，与会各国强调应该采取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并承诺“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
大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全球疫情无论何时结束，都将会对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1.FRB实施超级QE的原因与影响
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为当今“美元体系”的核心或全球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世界意义;此次FRB无底线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毫无底线，放手宽松;二是救市与经济刺激并举;三是其货币政策的财政补贴味道颇浓，实际上是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FRB动作如此之大，当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冲击下提振市场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及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整体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得到较好的修复，而美国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则扩张迅速。因而，FRB所面对的市场流动性危机不是2008年那种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仅就金融市场表现来看，不仅市场隔夜回购利率(OvernightRepoRates)走势并未发生2008年那样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购力度加大而出现下降，而且三个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Spread)也远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说明银行间的借贷意愿并未发生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证据不足;同时，近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利差却急剧上升并已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表明目前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比较悲观。
第三，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服务业经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就业比重高，遭遇危机时极易产生大规模失业;二是相对而言收入以现金为主，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债权债务就会出现快速收缩，影响到大批供货商的财务指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达328.3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0万人的失业，比2009年3月创造的66.5万人的历史记录高出近5倍。
总体而言，尽管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伴随着清除有毒资产，目前看似比较稳健，但企业层面的债务增长过快，其资产负债表比较脆弱。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4%，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随着消费下降、产业链中断等导致债务违约，将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形成“企业财务问题——债务违约——金融机构风险”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伴随着资本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行情，已导致“牛熊通杀”的量化基金的业绩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资巨头文艺复兴(RenaissanceTechnologies)、TwoSigm和德卲(DeShaw)均出现严重亏损。业界表示，在如此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多空都很难做，预计今年量化投资基金亏损将达14%。
首先，FRB的资产负债表将急剧膨胀。在自3月18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FRB已经购买了5870亿美元的债券，经过此番超级QE，FRB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扩张到5.2万亿美元，未来一两个月内如果FRB进一步购买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很可能在6月前扩张至7万亿美元，预计所有救市行动过后其资产负债表可能飙升至近10万亿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选项依然很多，轻易不会实施负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曾经推出过许多政策工具，如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资产购买计划(CPP)、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MMIFF)以及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TALF)机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启用，并创设了类似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来FRB有可能参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购买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业债券等，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实施负利率，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日本等央行已经是负利率，更主要的是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利。
2.疫情将加剧世界经济业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本次疫情对于各国而言，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则是非周期性的突发外在冲击。总体而言，疫情对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典型的外生变量。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响的判断不应再以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总体来看，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高标准的新贸易规则的谈判等等，表明世界经济第一、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发生了严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产业链出现脱节或者中断的动向，“去中国化”进程日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各国相互间封锁边境、中断人员交往等行动，使得二战以来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扩散不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被“硬脱钩”，就连抗疫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医疗器械等的生产与供应也出现中断，无法满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各国相互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以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脆弱性。
(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应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在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员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如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变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广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至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入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实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一、过去的模式（1978—1992年），是原始资本积累模式
1、生产要素作用：对劳动力进行合理的配置，一部分人员从事家庭工业，一部分人员走出xx市形成遍及全国的销售大军。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从耕地上转移出来，xx市人坚持“自我改革、自求发展、自我投资、自我建设”的方针，采用简单的、分散的、以外延扩大为主的数量增长式的粗放型经济与xx市手工业小城市的传统经济相结合，大力发展家庭工业；还有近10万农民跨出家门从事个体供销服务，他们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搜集市场信息，签订供货合同，采购xx市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设备等物资，推销xx市产品，开拓新市场。
2、产业集群的作用：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而形成的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块状经济。xx市的企业在产业内部分工协作方面，体现了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链的垂直协作形式。由于xx市企业在发展初期的自有资金、人员、技术都较低，只能从事经过充分细分的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的产品制造，促使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非常细，形成“块状经济”。
3、xx市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xx市的文化是xx文化，提倡经世致用，讲求事功，反对离开“功利”而言“道义”，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强调个性、个体和能力，表现为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以及为拥有财富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企业家精神表现为艰苦创业精神，很少有企业进行分红，资金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
4、政府的作用：表现为对民营经济予以保护和扶持，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
二、现在的模式（1993—20xx年），是正在形成的模式，即产业提升模式
1、生产要素作用：是资金和技术的驱动，对厂房和设备的大量投资，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设备，技术水平随之提高，产业的规模和效益显著提高。经过十几年的积累，xx市企业具有了资金优势。xx市的企业将资金投资于建造现代化的厂房和引进国际先进的设备，设备的引进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促进了企业技术、工艺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手段的进步，从而保证了生产的标准化和质量的稳定提高。
3、xx市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xx市文化表现为富而思进，不小富即安。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强烈的学习精神及灵敏的市场反应速度，不断模仿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方式，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将来的模式是全球竞争与合作模式
1、生产要素作用：创立国际品牌和区域品牌，此阶段的竞争已经不是生产能力的竞争，而是产品附加价值的品牌竞争，只有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结合xx市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状况，应该塑造区域品牌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3、xx市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xx市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变封闭为开放，开始与世界不同文化融合，表现为xx市人不再仅仅是依靠xx市人自己形成的网络，而是融入国际经营网络。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创新精神及成就欲，对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的不断创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4、政府的作用：发挥市场规制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环境。
xx市模式是资源约束性模式，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方式，与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不同，是我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如何从没有资源、交通不便、没有国家资金扶持、没有外资的投入，能够成功地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的典型。四个关键驱动因素——生产要素的作用、产业集群及民间商会的作用、xx市文化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形成的xx市经济发展的钻石模型具有普遍意义，对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有关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既要深化对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和我国经济形势怎么看的认识，更要明晰对明年经济工作怎么干的实践路径，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一、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加深对经济工作的五点规律性的认识
二、围绕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
三、凝心聚力共克时艰乘势而上，确保“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
生活品质，精准实施民生工程，多措并举增加居民收入，促进重点群体的多渠道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加快补上公共卫生领域短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抓好平安(综治)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