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大岭山镇，兴昂鞋厂大门口依然有人进进出出，一些离厂的人仍然租住在厂区宿舍。元宵节临近，夏芳还是没有找到新工作。大岭山镇的厂子，明显比以前招工少了，还对年龄有限制，工资也不高。年龄放宽到45岁的，每个月算上加班费也才3千出头，比兴昂少了好几百块。
这时距她离开兴昂鞋厂，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1月23日，夏芳在兴昂鞋厂领到自己最后一笔工资和补偿，离开了这个自己工作了九年半的地方。原本再过几个月，她已在兴昂工作满十年，要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兴昂关厂前，倒闭传闻已经沸沸扬扬一年多，那时候夏芳心想，倒了就倒了吧，还能赔点钱，现在心里却难受起来，"空落落的"，找厂不好找，开始怀念以前在兴昂的"安稳"日子。
（兴昂厂区回乡大巴公告图，摄影/郭睿）
制造业缩影
兴昂鞋厂，即东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作为东莞历史最悠久的鞋厂之一，于1月11日宣布关厂，只保留研发部门和手袋厂。激起舆论的惊讶和不解，以及外界的猜测。公司发布公告称"东莞兴昂在大家的努力下历经风雨走过了13年，如今受经济形势影响，公司客户订单严重萎缩，后续经营难以继续，公司不得不作出结束东莞兴昂的全部生产、实施经济裁员的决定。"
东莞兴昂是兴昂国际的女鞋事业部，为NIKE、PRADA等世界知名品牌的代工厂。据了解，东莞兴昂所有生产单位关闭，但仍保留研发、行政等部门，裁员涉及员工1900多人。东莞兴昂结业后，台干及高管全部分去另一个兴昂集团分厂一兴雄，东莞兴昂厂以后的订单会全部转给兴雄及湖南的三个分厂：湖南洞口兴雄、湖南隆回兴昂、湖南双峰兴昂及越南印尼工厂。
兴昂为顶尖世界名牌鞋做代工，可谓是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缩影。如今轰然结束，不禁让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位于东莞东城的桑园工业区，2014年倒闭的万士达厂，如今的厂区依然闲置，夜间从墙外看过去，大块厂房一片漆黑，而略显阴森。厚街镇中心的一片厂区已被重新开发，万达广场拔地而起，资本被更大的资本驱赶。
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向媒体提供的数据是，2015年东莞共有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其中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此前3年，东莞关停外迁外资企业数分别为569家、454家、434家。他认为，"倒闭"的最高峰值出现在2008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东莞857家外企关停外迁。之后，关停企业数量逐年递减。
其中，手机代工厂东莞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选择自杀，引起轰动。以及联胜电子以及锤子T2代工厂之一的深圳中天信破产等案例。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小厂。
厚街、大岭镇、大朗、东城等镇多处工业园区也空空荡荡，不少厂房大门紧闭，外面贴着"厂房急租"的告示，也从年前持续到了年后。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首度破"7"，下滑至6.9%。这个在过去十几年GDP增速一度高达两位数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宣告进入"新常态"。虽然东莞市政府公布的2016年数据依然是漂亮的8%。
与外迁的兴昂类似，位于厚街镇上，著名鞋企华坚集团已将六条制鞋生产线和鞋材厂搬迁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约有3500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
大朗镇经信局局长谢主连认为，用倒闭潮形容东莞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是片面而不客观的。他告诉凤凰网，以大朗镇为例，毛织业的技术改造已基本完成，机械装备制造业势头良好，在全市32镇中排到前五，2015年，大朗镇的内资工业赶上外资，基本持平。
至于蓝领工人失业和代工厂的倒闭，是无奈的转型阵痛，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电池厂工作的女工，摄影/郭睿）
机器换人
自2008年起，珠三角转型中，提出了"腾笼换鸟"口号，在此基础上，面对制造业的低迷，东莞市政府给出了"机器换人"策略，应对用工荒，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
此后，袁宝成无数次对媒体表示，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他列举一些数字以此证明：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6000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他说，"东莞堵车，全球缺货"，今天同样并非只是一句玩笑。
有人统计，从1月6日开始，到2月16日截至，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央视等国家级主流媒体，以"焦点访谈"、头版头条、人物专访等多种形式，对东莞进行了连续二十多次的高密度报道。对一地经济报道之密集，官媒数量之多，实属少见。"世界工厂"，仍是希望被保留的金字招牌。
东莞经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11月，东莞全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04.4亿元，同比增长114.5％。"机器换人"项目减少用工7万人。而东莞市社保购买记录显示，这一年，购买社保的人数减少了32万。
所谓"机器换人"，主要是带动智能化改造，推动数控一代机械产品运用。这是东莞政府、官媒和专家提得最多的方式。
出生于1992年的湛江男孩何东亮感受到了"机器换人"的热度，他19岁技校毕业，来到东莞，换过四家厂，做过流水线普工，最长的是在美尔敦玩具厂，做了三年电工。玩具厂近一年订单缩减，不需要那么多人，他正好与工厂三年合同届满，于是决定与工厂协商离开，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一万多一点。
他已经不记得在哪里听过"机器换人"的说法，心里想，自己不会造机器，总要会开机器吧。在厂区看到有培训机构发传单，就报名参加了。报名费5800，他担心自己学不会，跟负责人商量后，交了一半。
从2014年到2015年，他几乎每个周日都去上桥一处培训场地，如此反复几个月，近两年。然而，课堂上还是听不懂，学不会。电路图尚能勉强看懂，到了编程原理和自己动手，就一头雾水。第一期开班，三个同学一起上课，老师教了几次，教得费劲，最后干脆不来了。结业考试是在网吧，何东亮没有去考。
赵明生想，如果"机器换人"的话，企业也会培训工人的吧。而何东亮自己付钱参加的培训显然并不算靠谱，可是也找不到更多学习的路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年前实地考察了东莞制造业转型，他认为机器换人以后，操作机器的岗位是需要高级技术工人的，这一培训过程让企业去做"不经济"，因为企业培训完工人以后，如果工人离开，对单个企业而言就让培训的投入划不来。政府应该针对全社会的工人进行培训补贴，并引入开放式的技术创新的平台，这个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做。
黄亚生对政府补贴企业也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企业转型升级是必然的，值得讨论的是政府是否应该直接去补助企业。企业如果碰到劳动力和成本压力的话，没有技术和实力的企业就应该倒闭或搬迁，你去补贴这些企业，会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作假。这并不是可取的办法。"他认为，政府的钱应该服务于整个社会。
“天时创研”创始人林涛2008年曾调研珠三角制造业，彼时建议企业，建立自主品牌，做自主研发，开拓内需消费渠道，这些建议却难被实践。东莞并未像佛山、顺德那样做出自己的耀眼品牌。如今实施"机器换人"等项目，走的依然是扩大产能，提高质量，降低价格，占领国外市场的路子。而国外市场经历次贷危机已近饱和，东莞制造能走多久，实属未知。
（电池厂流水线，摄影/郭睿）
变与不变的生活
厂区后面的巷子里，一条街的饭店都关门了，超市冷冷清清，半小时只有两个顾客，这几个月比之前冷清很多。明年还继续开么？当然了，兴昂走了，还会有别的厂子进来的。收银小妹头也不抬地说。
往日喧闹的银丰路上，餐馆里抱着吉他卖唱的年轻男子，在若干个餐桌前转悠，也并没有人点歌。来吃饭的客人都没有把偌大的厅堂坐满，比平时寂寥不少。
出租车司机抱怨着扫黄和"滴滴"对生意的影响。平时拉"美女"去远处的街镇，收老板五百块是常事，再和"美女"对半分。拉两趟赚个几百块不成问题，每月过万。2014年初的强势扫黄，与并行的闭厂潮，来此地的"老板"急剧减少，生意大受影响，月入三四千，勉力维持，"路上的人少多啦"。
东莞到底有多少人口，似乎成谜，从来就没有准确回答过的问题。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2013年末，东莞市户籍人口188.93万人，年末常住人口831.66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38.10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88.75%。
民间常常对这一数据抱有怀疑态度，其中户籍人口相对是精准的，而对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统计起来就多有困难，相差甚远。坊间普遍认为，2014年重大"扫黄"行动之前东莞人口达到顶峰，最高人口总数应该超过了1300万，之后则回落至1000万左右，如今则真正跌落到官方的数据，常住人口800万。
他自己在东莞租住的房子，不需要这种即开即热型，通常的做法是丢一个"热得快"到水桶里。他不介意自己住在阳光照不进来的屋子，却很焦虑自己的未来。他希望规划自己的人生，改变父辈只能困于流水线的命运，不想被"机器换人"甩掉，却还看不到方向。
41岁的成秀娟几乎立刻就找到了工作，从鞋厂的流水线换到了五金厂的流水线，做锁，日常动作是用一把美工刀削毛边，指甲盖大小的塑胶零件从啤机落下，她把刮手的部分削掉，再交给下一道工序的工友。这和她的兴昂鞋厂的工作完全不同，却同样简单。每天上班12个小时。进厂一周多，她从没见过锁的成品是什么样，也不感兴趣。
但是在东莞安顿下来的人，却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感情。成秀娟在休息日常和工友去爬山，享受这座华南城市的自然风光，或者去不远的镇中心逛街。她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也并不想去丈夫所在的佛山，"一个人更自由"。30岁的文长兴在东莞不感到被排斥，在北京的地铁里看到几乎人手一个苹果手机，让他觉得自卑与格格不入，到了东莞，看到每个人都是打工者，整个人都放松了。
他们都不想离开东莞，却不知道东莞还能不能容得下他们。
（空旷的兴昂厂区，摄影/郭睿）
（文中夏芳、成秀娟、何东亮、赵明生、文长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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