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村振兴；企业参与；关系投资；农村贫困地区；双案例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19CGL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7147218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研究”（71841014）。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起源于农村，但当前却表现为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随着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大批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者，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下获得了成功，这些企业具有显著的本地化投资倾向。这些本地化投资的企业主尽管也期望通过关系投资来获取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但一些企业主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眷念（周大鸣，2002）[2]，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投资”特征，且表现出对农村市场发育滞后的巨大促动，积极发挥关键作用、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张红宇，2018）[3]，且在形式上表现出强烈的“关系化”倾向。关系投资作为市场机制不完善背景下的一种补充，是企业参与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它能有效激发农村贫困地区涌现出“带头人”，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资本和商业知识支持，促进民众在观念、能力、经济等方面全面脱贫，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创造条件。
二、企业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演化与关系投资
1.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演进
回到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总体上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内源发展模式——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模式——政府干预的二元发展模式——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模式”四个发展阶段。
（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内源发展阶段。1978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经营体系（徐勇，2013）[18]的恢复支撑了中国农村的新发展。其中，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明确了以建立健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极大地释放了“制度红利”，促进了农村的快速发展。1986—197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17.93%，远高于同一时期职工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1.64%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2）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推进，集聚在沿海城市的生产供应体系被激活，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城乡间的收入差异，加之户籍流动性限制的放松，引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章元等，2012）[19]，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庞大“农民工”群体，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获取了城市发展带来的“收入溢价”，农村的内源发展模式朝着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模式演化。在效率导向的总体发展方针下，农村在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制度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较劣势，决定了其总体发展速度显著低于城市。自1986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尽管部分年份会有所起伏）。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形成的“累积性优势”①催生了中国城市的加速发展，这一速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鸿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是，自然涌现的二元发展模式难以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扩散，这些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巨大。
①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经济起飞的核心条件是要素和资源的积累（尤其是资本、技术、生产设备、基础设施等）以及有利的市场机会（例如，国际市场开放、国内消费升级）这些条件的形成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形成经济起飞的优势，本文称之为“累积性优势”。
（4）多元主体共同推进阶段。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扶贫工作的难度更高，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保证脱贫不返贫，真正实现农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更是摆在政府、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单单依靠政府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尤其是难以帮助形成内生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多元主体共同推进和协作成为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新时代政府干预二元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发展。为此，通过多种扶贫方式，注重多主体参与、创新扶贫工具已成为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不断推动市场化进程的趋势下，以市场力量驱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敏慧和陶然，2016）[20]。
2.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企业角色的发挥与演化
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手工业、前工业、乡镇工业、农舍工业、制造业、家内工业、原工业（张卫良，2009）[21]支撑了英国从“原工业化”（Hudson和Clarkson，1986）[22]到“工业化”的渐进发展过程，这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城市的“工业化”在农村“原工业化”尚未完成即快速推进，但中国农村工业化（李风华，2014）[23]却也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并在当前重现了“高潮”的前奏。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从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企业吸引农民“进城”，再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前农村兴起的创业高潮，既体现了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课题组，2018）[24]，也反映了农村特殊土壤环境下企业与农村发展融合共生的历史现实（李先军和黄速建，2019）[25]。
（1）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善了中国农村的物质条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生产的制度约束，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快速释放，农村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有限耕地面积约束下，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凸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资本积累，加之集体文化的制度和文化惯性，社队企业应运而生。它有效地适应了城市重工业化难以调整以及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现实，有效地占据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和城市消费品市场。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2.4%，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截至1993年，乡镇企业增至2452.93万户，职工数超过1.23亿人，总产值超过3.21万亿元①。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非农就业，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诞生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民众”，进而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在企业参与下，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至1993年的8000万人。
（4）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农民创业和农村市场的内生发展。随着政府对农村投资的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信条件得以极大改善，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有效下降。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城乡之间信息阻塞、地理分割的问题得以缓解，农村的资源优势和城市升级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农村孕育了新的创业机会，政府推动的“双创”政策为农村创业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大企业主导和农民参与朝着农民创业的内生模式演化，农民创业企业成为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人①。返乡农民创业和农村涌现的创业态势打破了了传统农村发展中企业难以发展的“稳态陷阱”，使得企业成为互联网时代促进农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形塑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这也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农村起飞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夏柱智，2017）[27]。
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企业发挥了不同的角色和作用，这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强大适应性，也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企业在农村发展进程中角色的发挥，不仅助推了农村的脱贫，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经济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企业发展不仅表现出巨大的经济贡献，更表现出巨大的社会贡献，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于贫困地区和国家脱贫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关系投资：企业参与农村发展的一种新视角
从企业在中国农村发展中角色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企业发展与农村发展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企业对于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企业推动农村发展的模式上存在鲜明特色，这些模式的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适应性。其中，有一批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开拓创新，在行业或者区域内取得了成功，这些企业基本摆脱了创立之初的生存阶段，企业发展到多元价值选择和多重战略路径的探索阶段。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加之企业主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企业在纯粹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发生了“异化”，涌现出一些企业将部分资源投资于可能难以产生高投资收益的农村贫困地区，这些投资表现出显著的关系投资特征。
现实中，企业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表现出多种方式，典型的模式就是企业参与扶贫。在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的大背景下，企业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履行企业责任，利用自身在资金、市场、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无偿捐赠和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对口帮扶，既可帮助贫困民众解决生活困难，又可通过扶持产业发展为贫困地区经济生态的构建提供支撑。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是企业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实践（刘宾，2018）[28]，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所蕴含的责任意识。此外，尽管未直接参与到农村扶贫工作中，更多的企业则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投资方式参与到农村发展过程中，例如一些旅游企业利用农村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发展乡村旅游，一些农业加工企业利用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一些加工制造企业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等。通过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或者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农村产业发展、经济起飞和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打破农村贫困的“恶性循环”和推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研究设计及案例选择
1.研究方法选择
关系投资作为价值投资的一种“回归”，但其本质上却难以对价值投资形成有效的替代，其运行模式较之价值投资具有更多的不可控变量和复杂度，简化的抽象模型难以对其展开详实的研究。基于研究主题特征的考虑，本文选择案例研究法，以启发式的案例研究，对案例企业行为过程进行剖析，最终抽象出并构建理论。基于这一方法的运用，本文利用启发式的案例研究法，对关系投资的主要模式、投资路径以及实现条件等进行观察、分析和总结，探寻理论的突破口或者构建新的理论。此外，由于本案例现象上的典型性与内容上的复杂性，本文采用双案例的研究方法。双案例研究可以实现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和深度分析，能够更好地检视研究框架中提出的问题（Pettigrew，1990[30]；Siggelkow，2007[31]）。
2.数据收集与整理
3.案例简介
本研究选择的案例研究对象为：以“扶贫先扶智”为主要特征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集团和以捐助和无偿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色的云南昊龙实业集团。
（1）以“扶贫先扶智”为主要特征的碧桂园。1984年创建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集团，2018年权益销售金额为5018.8亿元，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新标杆”。碧桂园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坚持“造血扶贫”的方式，在扶贫的过程中将提供技能培训和创业资金置于重要的位置，先后扶持英德市树山村、广州梯面镇、肇庆怀集县、清远市鹤咀岭新村、生水塘新村、潭洞新村、四川马边县、四川甘洛县等贫困地区，打造了有效的企业扶贫样本，集团主席杨国强先生获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集团董事会联席主席杨惠妍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从创业至2016年底，碧桂园的总公益投入超过26亿元，2016年国强基金会的投入为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前五名①。
四、案例分析与讨论
1.关系投资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动机
再有，价值投资也成为重要的投资形式。企业往往偏好于与自身战略和目标相匹配的领域进行投资，这是企业专业化逻辑的延伸。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市场从一二线中心城市逐步向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扩散，这也为一些企业投资于房地产领域创造了新的机遇。例如碧桂园利用自身在行业的领先优势参与易地搬迁扶贫，昊龙响应地方政府号召，利用自有建筑工程和建材产业优势，帮助昭通市政府建设卯家湾公租房，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民众的居住问题，也在此过程中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为其未来的发展积淀了有益的“关系资本”和“声誉价值”，在投资过程中既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实现了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支持。
作为关系投资的核心，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和知识投资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在政府大力倡导“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案例企业结合贫困地区民众的实际需求，以产业扶持、人才培育、知识溢出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获取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人才和知识积累。例如碧桂园集团任命助理总裁任碧桂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专门负责碧桂园在贫困地区的投资业务；昊龙集团任命集团党委副书记为分管领导，并派驻大量中层管理人员到鸭子塘合作社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帮助合作社社员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2.关系投资破除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四大门槛”
除了直接为贫困地区提供经营管理人才外，案例企业对于长期培育人才，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人才方面不遗余力，为农村贫困地区长期地积淀和提升人力资本创造了条件。碧桂园公司对投资教育极为热衷，早在1997年就设立仲明大学生助学金；2002年，设立广东顺德国华纪念中学，这是全国第一所纯慈善、全免费的民办高级中学；2007年，碧桂园创立国良职业培训学校，系统培训农村籍退伍军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4万人受训后成为技能型产业工人；2012年成立碧桂园志愿者协会，发起了送技术技能下乡活动；2013年，成立国强基金会，创办了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这所学校是全国唯一对贫困生全免费的大学，已经面向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招收一千多名学生；2015年，设立滴灌智力扶贫项目。昊龙公司自2014年开始每年向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捐助100万元设立“昊龙民族助学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少数民族贫困学子的生活与学习。
（3）关系投资以现代组织形式带动农村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导致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的根源是传统农业生产边际产出率低，人力资源自然朝着更高产出率的产业，尤其是集聚于城市中的二三产业转移，企业以其组织化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农业的边际产出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在关系投资中，农村的组织化生产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补充，它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分散经营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在农村的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农村的边际产出率和农民收入的提升。碧桂园和昊龙均帮助所支持的农村地区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引入新的产业，例如苗圃、建材、编织袋生产等，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产品经营公司为实体，并帮助其按照现代治理的要求，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帮助合作社成长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4）关系投资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市场的发展。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基于差异格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作为对农村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或者替代，会有效地改善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张爽等（2007）[46]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王晶（2013）[47]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初步探讨了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及其变化。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1世纪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具一般性的市场秩序对农村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以正式契约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市场经济成为农村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条件。碧桂园和昊龙均通过人才帮扶、信息导入、组织建设等途径，为农民了解市场、树立现代市场交易的公平、竞争理念创造了机会，促进了一部分农民从原有的生产者转变为直面市场的经营者，为进一步培育农村企业家，激活农村市场提供了新途径，促进了中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
3.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路径
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投资不同，企业通过关系投资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是企业作为投资者与被投资者农民互动的过程。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和昊龙公司创始人马永升先生，在实现一定水平的财富积累之后，致力于为家乡贫困民众摆脱贫困和未来发展做贡献，从一般意义上的捐资、捐物开始，到组织农民自主创业和互助创业，帮助农民逐步提升自身的创收能力和发展能力，实现了自身的内生发展。这体现了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路径演化，即在为农村导入要素的同时，核心是培育农民的能力，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内生发展，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目标契合，有力地支持了农村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路径如图1所示：
图1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报兴发展的逻辑框架
（1）导入要素，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奠定基础。关系投资首先是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导入必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才、组织和知识，其目的是破除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要素“门槛”。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是农村发展的主导者，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农村发展朝着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阶段转化，企业在为农村发展导入要素方面也逐步发挥作用，农村的要素供给表现出多主体共同导入的模式。从案例企业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昊龙为合作社开办企业垫资、碧桂园为农民创业提供贷款，都是企业对农民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昊龙在合作社成立之日起就派驻公司人员支持，通过“传帮带”为合作社培育经营管理人才，碧桂园派驻副总裁作为扶贫的负责人，都体现了案例企业对农村人才的引入和培育，且在此过程中有效地将外部市场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等根植于农民内心之中，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经营者的认知水平；从案例企业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合作社是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原子式生产方式的缺陷，可以有效地发挥集体协作和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2）培育能力，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竞争能力。能力基础的发展观（Barney，2001）[48]认为，资源并不能直接带来绩效的改善，它需要辅之以一系列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将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的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等，2014）[49]，农村远离城市中心市场，农民不具备有效参与市场的能力，农民在竞争中也就自然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朱铁辉，2004）[50]，农民的能力最终决定了其长期可持续收入水平。碧桂园和昊龙为农民提供培训、企业抽调精干员工到帮扶农村指导生产经营工作，为农民了解市场、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提供条件，这是帮助农民补足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此外，基于“扶贫先扶智”的考虑，碧桂园成立多种类型的学校和培训项目，昊龙为教育基金捐资，都为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就业问题以及贫困农民的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是解决贫困农民知识和技能补足的重要举措。通过在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帮带”以及提供普适性的技能教育，企业的参与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竞争能力。
（4）内生发展，助推农村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安居、乡安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作为新时代指引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乡村振兴不仅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对生态环境、农村文化、乡村治理、农民生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案例企业的实践来看，碧桂园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导者之一，在贫困民众异地搬迁过程中始终坚持环境保护，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坚持为村民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昊龙通过鸭子塘村的集中建设以及积极发展苗圃产业等，有效解决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村民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并通过回汉居民区的集中设计与重要生活场景的分开建设，有效地推动了回汉民族融合。企业的关系投资，通过驱动贫困农村地区的内生发展，促使农村内部各要素、各主体以自组织的方式良性运转，真正实现了收入改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改善、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
4.进一步讨论：关系投资实施的前提条件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案例企业通过关系投资支持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符合当前中国企业回馈社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背景，对于地域极为广阔的中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尤其对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关系投资能否推而广之，能否在中国大地，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复制，这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
（1）基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资本是关系投资得以实施的社会文化前提。关系投资是一种自发性的投资方式，投资主体更多的是出于对投资区域和对象的情感归属和社会认同动机实施的投资，这种投资天然依赖于投资主体与投资对象处于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中，且这个社会网络具有自动的信用生成机制，能为网络内的各个参与方形成有效的信号识别和良好的信任积累机制，为参与者累计信用形成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信用市场的发展，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关系”作为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庄贵军，2012）[51]这一现实将会长期存在，且其在小范围地理区域内依然长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从案例企业关系投资实践来看，昊龙投资于创始人家乡鸭子塘村且主要产业均分布在鲁甸县，碧桂园投资于距离集团总部顺德不远的清远县，可从中得以窥视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关系投资的必要条件。
（2）在特定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是关系投资得以产生的市场条件。进入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时代后，关系投资往往被视为有损效率、阻碍公平、扭曲资源配置的“落后”方式，但现实中为何关系投资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关系投资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关系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投资在结构上的失衡问题，尤其是在投资效率显著较低的农村贫困地区投资不足（郑万军和王文彬，2015）[52]，且表现出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和分化效应，这为借助社会资本形成关系投资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广袤的地理区域决定了政府在农村的投入还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且受城市“大投资”模式的影响，政府在农村的投资表现出显著的效率不足问题（柴盈和曾云敏，2012）[53]，而关系投资主体利用其有效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也可对特定对象予以精准帮扶。关系投资创新了农村发展的金融供给方式，构建起适合特定关系网络和市场情景的组织形态，更以下沉式的运营管理方式真切地了解农村和农民，在实现企业成长的同时直接促进了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
（3）具有情感认同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是关系投资实现的主体条件。关系投资尽管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并非是匀质分布的，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关系投资主体资源的稀缺。关系投资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高度情感认同，只有这样，投资主体才能不追逐纯粹的商业价值目标，才能够开展长远的战略投资。中国传统文化积蓄的“善意理念”，尤其是“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情怀是投资主体实施关系投资的精神内核，它指引着投资主体探索与所在社会关系网络强联系的民众的共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关系投资往往是投资者的一部分投资行动，这种行动不能对其主业或者价值投资行动造成严重的“利益侵害”，这就要求投资者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或者投资能力，能够在专注价值投资的同时，兼顾关系投资，形成二者共生共促的状态。
五、结语及研究展望
1.主要结论
（2）关系投资支持农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具有可参照的发展路径。投资主体通过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的资本、人才、知识以及组织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农民作为主体地位的行为能力的提升，以产业支撑、资本循环、人才成长和市场发育的状态，支持农村从一种相对贫困落后的稳态向新的更高水平的稳态转变，推动农村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关系投资的实施和复制需要特定的情景和条件。其中，基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资本是关系投资得以实施的社会文化前提，在特定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是关系投资得以产生的市场条件，具有情感认同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是关系投资实现的主体条件，给予民间投资者充分的自由度是关系投资实现的政策前提。着眼于未来，企业参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投资将从个体企业自发的行动转变为企业群体组织性和制度性的行为，并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社会慈善工作的重要方式，且从长期来看会朝着价值投资的方向回归。
2.政策启示
政府要注重为农村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关系投资有效地促进农村贫困地区民众在理念、经济、能力等方面的有效改善，是农村贫困地区实现全面脱贫的有效选择之一，但是，企业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是一种自然涌现，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尚需要持续的创新与试错过程。因此，对于企业的关系投资，政府合意的方式应该是鼓励创新，鼓励更多企业在农村地区投资，尤其是基层政府要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以推动企业发展来助推关系投资在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根发芽”，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政府应以更包容的心态推动企业参与农村发展过程。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促生了农村发展的多元模式，这与当前日新月异的商业模式创新相伴相生。按照“非禁即入”的要求，对企业参与农村发展的模式创新高度包容，鼓励企业投资农村贫困地区，鼓励企业以共生、共享、共建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其中可能涉及的产权、税收等问题进行搁置，按照“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农民利益；不破坏农村生态”这一“三不原则”来对企业实施评价。
政府需要创新农村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关系投资在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政府比较和反思自身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尤其是要“明确政府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的责任”（张晓山等，2018）[54]，其核心是创新农村商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发展提供更为精准和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设立“巡回”服务模式，为农村企业提供“流动上门”服务，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利用移动互联网探索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的远程和移动互联模式，解决农村交通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
3.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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