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向深度、广度拓展，临朐县创新教育载体，在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留住红色财富”活动的基础上，精心遴选了当过毛主席贴身警卫员、返乡后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乡村建设的郭中福等10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组织10余位作家对他们的崇高信仰和奉献精神进行深度挖掘，撰写、编印成《初心筑梦》一书，作为全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辅助教材，每个党组织、每名副科级党员干部人手一册。通过这些身边的英模人物、红色故事，学习英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守好初心、担好使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请一起看郭中福的故事。
郭中福，这是一个在嵩山生态旅游区十里八乡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在郭中福身上，既有当过毛主席贴身警卫员的传奇色彩，更有几十年如一日服务乡村建设、服务村民群众的坚守。郭中福的历史像一部厚重的书，群众读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党员读出了什么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让我们慢慢翻开这部书……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郭中福1930年出生在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新合村（瓮节村）。1948年11月，他刚满18岁就光荣入伍。1949年7月，调入中央警卫团机枪连负责中央首长和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并在双清别墅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1950年2月，他被调到毛主席警卫连一排一班担任内勤.
当郭中福知道自己要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既高兴又紧张。郭中福记得在丰泽园值勤的第12天下午，毛主席领着一个身穿蓝衣服两袖袖弯处还打着补丁的小姑娘（后来知道是李讷）走出办公室，向他走过来。他很激动，心紧张得扑腾扑腾直跳，一个劲儿地行军礼。毛主席带着微笑和他打招呼：“小同志，你是才调来的吧？”
“首长，我是刚来的。”他有些拘谨地回答。
毛主席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我叫郭中福，今年20岁。”
“听你的口音是山东人吧？”毛主席笑着说。
“我是山东省临朐县人。”
“是沂蒙山区啊。”毛主席接着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可是全国的支前模范。”
毛主席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土改后的生活怎样？”
“我家里还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共６口人。解放前临朐县被敌人搞成了‘无人区’，解放后我们那里进行土改，发展生产翻了身，现在家里生活很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你家庭很好。青年人嘛，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我一定听首长的话。”
毛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允许给孩子搞特权。棉布大衣和皮鞋都是在延安穿了几年，又带进北京的。平时吃饭是一菜一汤。只有到周末，李敏、李讷从学校回来一块吃饭才增加一个菜。有一次吃饭时多了一盘鱼，毛主席就问这鱼是怎么来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管理员刚钓的两条鲜鱼，特意做来给孩子们尝尝。”毛主席点点头说：“菜金是不能超支的，要按规定办，谁也不能违反规定。”李讷过生日时，工作人员去菜地里摘回了一些新鲜蔬菜，想让厨师多做点菜，都被毛主席批评和拒绝了。
郭中福看到，毛主席工作很忙，每天到深夜，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毛主席午夜工作需要吃点儿夜宵，他一闻味道就能断定，工作人员送来的是“南瓜粥”还是“地瓜粥”等。
让郭中福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倍至。一天下午，毛主席来到警卫连伙房。当时炊事班正在蒸馒头、炒菜，屋内烟气很大。毛主席边走边查看食堂饭菜质量和卫生，询问战士的粗细粮比例和菜金数量，让连队安排好战士的生活。毛主席还说：“你们还可以自己种些菜，养几头猪，这样也可以改善生活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正在开党小组会，毛主席进屋了。他们都站起来，请首长坐下。毛主席微笑着问：“你们班里有几名党员？”党小组组长孙其回答：“全班12名同志都是党员。”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表扬和鼓励他们说：“你们是警卫班，又是党员班，每周末开党小组会，这很好，应当坚持下去。你们都是青年人，要好好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做一名好党员。”郭中福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非常关心人民群众。警卫班的战士回家探亲，毛主席都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在家乡作土地改革和农村生产生活情况的社会调查。回到丰泽园，都要向毛主席汇报。
1952年春节期间，毛主席去武汉视察工作。到达黄鹤楼时，一个青年学生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批游客一下子围拢过来，毛主席高兴地向前和大家交谈。警卫班的战士们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紧紧地环绕着毛主席，尽量隔离游客。这时，细心的郭中福看到，毛主席的脸色沉下来了，显然是对他们这些警卫员的做法不满意——毛主席离不开群众呀！
毛主席爱人民，人民热爱毛主席。当时郭中福就暗下决心：“主席这么关心我们，热爱人民，工作这么辛劳，作为主席的警卫员，我一定要保卫好主席安全，让主席安安静静地工作和休息。”毛主席休息时，他们非常注意维持院内的安静。值勤前大家都脱下皮鞋，换上布鞋，以免走路发出响声。
有一次，郭中福值勤时忘了换布鞋，毛主席正在休息，他干脆脱下皮鞋穿着袜子值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来找毛主席，也总是先问毛主席的休息情况，决不轻易打扰毛主席睡觉。
有一次郭中福正在值勤，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彭德怀元帅找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时毛主席忙了一宿，刚躺下不到两个小时，彭总也不忍心叫醒毛主席。于是，郭中福拿了一把藤椅放在海棠树下让彭总坐着，慢慢等待毛主席醒来。
1952年冬天，毛主席工作了一夜刚刚睡下，丰泽园东面一处工地传来很大的噪音。郭中福着急了，“主席这么辛劳，决不能打扰主席休息，必须马上制止！”如果骑自行车走大路去工地需要半小时，如果穿越“中海”和“南海”的冰面过去只需要几分钟，但有掉进冰窟窿的危险。他顾不上个人安危，骑着自行车就上了冰湖。冰面太滑，自行车不听使唤扭麻花儿，他无数次摔倒，无数次再爬起来。到了工地，腿摔肿了，脚踝也早就扭伤了。他忍着疼痛找到建筑队的负责人，说明情况消除了噪音。
1953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院子里谈话。前院里有两个工人正在浇花，郭中福担心浇花工人会突然过来，打扰主席和总理谈话甚至影响首长们的安全。他灵机一动，立即跑过去说：“两位师傅好，后院的花我浇过了，你们暂时就不要过去了。”站完岗后，他替工人师傅浇了后院的花草。1954年夏天，郭中福正在院子里值勤，看到毛主席漫步走出丰泽园，后面跟着卫士长李银桥。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两个园艺师傅正拿着锯子和斧头修剪树木。他怕影响到毛主席安全，于是向李银桥递了一个眼色，快步跑过去对园艺师傅说：“借你的斧子用一下，我修一修警卫连伙房的蒸笼。”他趁机收起了园艺师的斧头。
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是郭中福思想进步和个人成长最快的几年。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真正明白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使命和担当。对着毛主席的全家福照片，他暗暗向毛主席庄严承诺：“在部队我要做您的好战士，离开部队我要做您的好党员。不管我将来干什么工作，我都要像您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957年5月，郭中福从部队复员回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瓮节村。在郭中福参加的村党支部第一次党员会上，他表态说：“党员就要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全心全意为乡村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一句话，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一回到家乡，他就和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7月上旬，山东连降大暴雨，黄河水位猛涨，连续出现洪峰，有些地方被淹，发生险情。为抗洪救灾，山东省政府决定在当时的渤海区（后为沾化县）修建一条水渠，把黄河水分流出一部分来灌溉良田，一则减少水患，二则变害为利。
这个引黄工程是当时山东省的重点水利工程，是渤海区人民的国庆献礼工程。工期十分紧张，于是当时渤海区就把修建任务层层分解到各县、各公社。当时的临朐县五井公社立即成立了一个由精干人员组成的80多人的工程中队。按照军事化编制，任命郭中福为中队指导员，立即率队伍开赴第一线。
他从没干过工程，更不懂水利技术，要挑起修渠这个担子，心里非常犯难。领导看出他的心思，就鼓励他：“小郭，一辈子不出嫁还是老闺女。你不懂工程技术，可以借这次机会学学嘛！”
大家长途跋涉来到工地，搭建帐篷，吃住都在工地上。在郭中福带领下，大家不畏酷暑加班加点，运石、运沙、搅拌水泥、砌筑墙体，你争我夺，唯恐落后。苦战两个月，他们修建水渠1000米，按时完成了修渠任务。经过引黄工程指挥部专家验收，他们的工程质量被评定为优等，还奖励了一面锦旗。
瓮节村被称为“天下第一大瓮”，但是自古以来缺水。周围十里八乡也都是崇山峻岭。山坡地没法灌溉，小旱之年粮食减产，大旱之年颗粒无收。当年初冬传来一个好消息，为发展农业，县水利局决定给瓮节周边几个村修建一条水渠。这条干渠西起桥头村，东到垛庄村，把桥头、瓮节、暖水河、西峪、垛庄几个村子连接起来。沿线村庄山岭交错，沟壑纵横，地貌复杂，勘测和设计线路成了一大难题。最后，县水利局专家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点名让郭中福担任工程助理，协助水渠的勘测与设计。
“我没有学过勘测理论，不懂设计，根本不宜接受这样的任务。”郭中福顾虑重重。在回家的路上，郭中福突然想起当年在丰泽园里的一幕。那是1954年春的一个雨天，他正在值勤，毛主席走过来说：“小郭，下大雨了。你的老家春种缺不缺雨水？”他回答说：“首长，今春天气比较旱，我们老家的山地浇不上水，正盼着下雨播种呢。”“春雨贵如油嘛。”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现在搞农业老天爷说了算，以后水利发展了，让人和老天爷都说了算，那样农民的日子就好过了。”郭中福想，“主席说的，不就是要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变广大农村靠天吃饭的局面，让广大农民都过上旱涝保收的好日子吗？搞农田水利建设，这是党的号召，这是主席的期望，更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不管多难，我也要带好这个头，把建设水渠的重担挑起来！”
搞工程勘测设计需要科学，更需要耐心、细心、周密思考，不能怕麻烦，不能怕吃苦。为了选择最合适的水渠线路，郭中福从桥头村到垛庄村一连走了十几趟，力求设计的水渠线路最短，建造最省工省力，而且能灌溉最多的耕地。
修水渠期间，郭中福不止一次地琢磨，如何才能发挥水渠的最大作用？旱季水渠一旦断水了怎么办？能不能雨季先把水储存起来呢？突然，一个念头从他的脑海里跳出来——在沿线水渠旁修建水窖。他把这一想法在会上提出来，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从桥头村到垛庄村近10千米，这条水渠被称为临朐“红旗渠”。按照郭中福的设计思路，沿着水渠在各村庄一共修建了24个水窖。这些水窖或圆或方，因地制宜。当地人把这些水窖称作“水铃铛”。
站在山巅眺望，青幽幽的群山间，弯弯曲曲的水渠宛如银练，形态各异的水窖恰似串在银练上晶莹的珍珠。瓮节村南岭湾修建的那个水窖最大。南北30米，东西35米，深5米，一次蓄水可达5000多立方米，基本解决了瓮节村南坡地的灌溉。
因为有了水源，瓮节村在南岭湾种植了苹果树，开辟了两个果园和许多小菜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物质匮乏，水果蔬菜奇缺，但是瓮节村大人和小孩都能吃上自己村里生产的新鲜瓜果和蔬菜。
1958年夏天，水渠投入使用后，当年就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清澈的水流沿着水渠穿过重重山岗、流过座座村庄。水渠流经的地方，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那时，十里八乡的儿童都传唱着一首歌谣：“红旗渠，万米长，腰里系着水铃铛。水铃铛，亮晃晃，旱季来了没水荒。水满缸，粮满仓，南山坡上瓜果香。”
周边的村庄看到了兴修水利的价值，都纷纷提出兴修水利的计划。瑞头村向政府提交了修建龙湾沟小水库的请求，得到批准。因为郭中福有设计和领导水利工程的能力和经验，政府调他去瑞头村担任水库建设的副总指挥。后来郭中福又加入了修建嵩山和太河水库的大会战。他从一个不懂工程的门外汉，变成了当地大名鼎鼎的土工程师、土专家。
不敢担当还要我这党员干什么
1961年，郭中福当上了瓮节大队的民兵连长，主管民兵训练。那个年代，民兵训练是村里的重要工作，上级格外重视。民兵组织很严格，分为男兵连、女兵连，除了平时训练外还要利用冬季进行集训。主要学习队列、射击、投掷、单兵战术等。训练女民兵是个难题，很多大队训练女民兵的事做不好，公社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
为推动民兵建设工作，当时的五井公社每年春冬两次织民兵射击比赛。郭中福曾经是解放军临朐独立营唯一能够双手同时打枪的“双枪将”，中央警卫团的“神枪手”。他带的队伍也是最好的，当了5年民兵连长，训练的男女民兵射击成绩也总是第一。
1965年，郭中福从民兵连长“提拔”为大队长，第二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起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砸物、抄家、打人、批斗。村里的老革命和老干部张学贤、郭全山成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郭中福是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人，自然站出来坚决抵制。他与红卫兵摆事实、讲道理。在铁的事实面前，红卫兵败下阵来。由于他的保护，村里的老干部、老领导没有遭受迫害。
老干部是保住了，可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把矛头对准了郭中福。晚上红卫兵组织群众开批斗会，他们指着郭中福的鼻子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郭中福，你当过钢厂、水泥厂厂长，当过养蚕场、养猪场场长，这是与资本家合穿一条裤子。你现在又当大队长，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承认错误。”郭中福毫不低头，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坦白，我是一名复员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老实交代，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党让我做的！难道听党的话跟党走有错吗？”红卫兵被呛得哑口无言。
在大是大非面前，郭中福毫不屈服，一直顶着、扛着，从没想过怎样自我保护，怎样开脱自己。他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如果他把这个旗号打出来，那些红卫兵即便再借几个胆子，恐怕也不敢批斗郭中福。但在与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斗争中，郭中福一直保守着这个党的秘密——从未对外说过自己曾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的事。对此，郭中福想：“我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怎么能拿敬爱的毛主席当我的保护伞和挡箭牌呢？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经历，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和骄傲，但绝不是我用来炫耀的资本。”
郭中福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行得正，坐得端。他坚定地说：“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就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我是党员，是大队长，为了让瓮节村民都过上好日子，我和我的家庭承担多大风险都不怕！”
当时，瓮节村受“文革”影响不能搞“资本主义生产”，生产生活物资匮乏，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与大队干部商量发展村集体经济。他们把村子里的能工巧匠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建起了木业组、铁匠组、建筑组，为村里和村民制作修理农具、打家具，修房盖屋。在大队部大搞集体副业，为村里采购了磨面机、脱粒机、拖拉机等机械，农业生产也开始逐步实现“机械化”，较好地解决了村里和村民的实际困难。
为解决村民吃菜问题，村里为每个生产队划出菜地，专门安排人员为集体种菜。此外，他和大队干部结合村里实际，大力发展副业扩大收入，大量种植山楂、柿子、黄烟、药材等经济作物。
在村里有了集体财产后，他们又在村里建卫生室、建学校，引电进村。乡亲们看病拿药、孩子们上学读书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瓮节村也成了较早用上电的山村……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自然条件不好的瓮节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闭塞的瓮节村，郭中福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带领全村发家致富了。已近天命之年的郭中福突然觉得自己又年轻了，浑身充满着活力。1981年9月，郭中福大胆提出了“迁村”的想法——把村子迁到省道边上来。他说：“人家大部分村庄靠近马路，跑的是金庄大道，咱村坐落在四周是山的天然大翁里，走的是羊肠小道，严重制约村庄发展。长此以往，我们村将来的年轻人找媳妇都困难。”郭中福的想法得到党员干部和村中有识之士的赞同。他们一边分头给群众做工作，一边组织新村规划设计，并制定了村民搬迁的奖励政策。
党员永远不退休
1985年，郭中福从村干部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他时刻关心家乡的发展，他说“只要工作需要，我还要为大家服好务，我是党的人，就要一心一意跟党走，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的嵩山乡政府聘请他负责乡村规划。对有的人来说，干村镇规划是个肥差，收礼吃请是平常的事，但郭中福不这么认为，也决不这样做。他说：“毛主席说过，‘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乡里让我干这项工作，是让我为广大群众服务的。”
有个村干部想占用可耕地建房。那个干部仗着和郭中福都是村干部出身，共事多年，关系挺好，就提着礼物来找他。郭中福毫不留情，立刻拒绝。他说：“兄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咱们都是乡村干部，违反原则的事情怎么能干呢？咱这样做，怎么去教育群众，怎么让群众相信党和政府？”
为搞好村镇规划，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嵩山乡七高八低的三十三个自然村。怕打扰群众，他就带着煎饼，背着水壶走村串巷，从不给村里添麻烦。工作中他了解群众所需，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很多困难群众就是在他帮助下批到了宅基地，盖起了新房。
行得正、坐得端，就是对爷娘最大的孝心。郭中福经常给他的孩子讲：“毛主席是我一生的导师，‘敢管敢干，不贪不占，为民服务’是我这一辈子做人做事的准则。”干了四十多年的乡村干部，他从没沾过集体一分钱的光，到乡里县里开会，都是自带干粮，来回徒步或骑自行车。郭中福有两男四女六个孩子，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女儿甚至外出讨过饭，但他从没向组织伸过手、讲过条件，也从没有因为个人家庭生计问题，耽误了村里的工作。这些，他的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这辈子行得正，我也要你们坐得端”，郭中福常教育孩子，要“练好身体，学好本事，老实做人，勤恳做事”，他说这是他从毛主席身上学到的育儿经。
郭中福的大儿子郭宝光毕业后分配回临朐县工作，一开始和父亲一样，也是从水利建设起步。因为工作出色，毕业两年就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水利站站长，并负责了嵩山水库维修加固工程。后来经过组织培养，他担任临朐县驻上海办事处和临朐县上海劳务输出公司党支部书记，2010年，他出差返回上海路上因公殉职，年仅41岁。
当时郭中福已经八十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没有被巨大的不幸击垮。郭中福反复叮嘱家人：“宝光是为工作牺牲的，这是咱们郭家的光荣。毛主席为了建立新中国，牺牲了多少家人？咱这点牺牲算不上什么，决不能给县里添任何麻烦、提任何条件。”
郭中福的小儿子毕业于首都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前，孩子曾想让他联系在京的老战友帮忙找工作。郭中福马上批评了儿子：“让你读大学、学本领，是为了给社会多做贡献。毛主席都从没有为亲人搞过特权，咱怎么能做给毛主席丢人的事情？”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到一家流动性建筑安装企业工作，凭着老实做人，勤恳做事，现已经成为一家驻鲁央企的工会主席。
郭中福谨记毛主席教诲，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干事创业，清正廉洁。老人真的老了，但唯一不老、始终年轻的是他那颗全心全意、矢志不渝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初心。他放下了名利、放下了个人和家庭得失，但从来没有放下过带领广大群众谋出路、谋富裕、谋发展的使命。他把这颗初心从中南海丰泽园带出来，伴随他风雨沧桑的一生，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