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没有征服、忍受和克胜的经验，
便会一直怀疑自己的能力。
▼
我们越是熟悉人类的自然倾向，
便越能从容地告诉人们如何为善、
如何获取幸福、如何才能有效益、
如何尊重自我、如何去爱、
如何挖掘自己最大的潜力。
每一次远离普遍人性价值的堕落，
每一次违反个人本性的罪过，
每一件罪恶的行为，
都将毫无例外地记载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
使我们轻视自己。
病态的人是由病态的文化所造成的。
健康的人则是健康的文化造就的。
替换高清大图
马斯洛
亚伯林罕·马斯洛（1908年4月1日—1970年6月8日），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提出了融合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于其中融合了其美学思想。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其美学理论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其心理学理论核心是人通过“自我实现”，满足多层次的需要系统，达到“高峰体验”，重新找回被技术排斥的人的价值，实现完美人格。他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needs)、安全需要(securityneeds)、归属与爱的需要(loveandbelongingneeds)、自尊需要(respect&esteemneeds)和自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needs)。
马斯洛认为，当人的低层次需求被满足之后，会转而寻求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美，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体验代表了人的这种最佳状态。
健康的心态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的新观念，我觉得它是一项令人十分兴奋且又充满奇妙愿景的心理学。因此，尽管它尚未经过验证与确认，尚不能称为确定和可靠的科学知识，但我仍迫不及待地要将它公之于世。
这一新观念的基本假设如下：
（1）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本性，这一内在本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生物性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天赋给予的”。同时，就某种特定意义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至少是不变的。
（2）每个人的内在本性，一部分是自身所独有的，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所共有的。
（3）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内在本性并发现它，这是可能的事。
（4）据我们目前所知，这种内在本性，就其真正内在或其原始性及必然性而言，并不是恶的。人类的基本需求，诸如生命、安全与保障、归属与爱情、尊重与自尊、自我实现、人类的基本情绪、人类的基本能力，表面上都是中性的；先于道德的，或纯然是善的。破坏、虐待、残忍、恶毒等，似乎都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人们为了使内在的需求、情绪和能力免受挫折，而产生的强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恶，恐惧、懒惰甚至无知也都不是恶。虽然它们可能会，也的确会导向恶的行为，但是它们并不需要非如此不可，其结果并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人的本性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坏。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本性的各种可能早已被我们习惯性地廉价出卖了。
（5）由于内在本性是好的或是中性的，所以更要实现它、鼓舞它，而不应该压抑它。如果能允许内在本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健康、成功，并且因此而幸福。
（6）一个人的这种基本核心一旦遭受否定或被压抑，他就会生病。有时可能明显地看出他病了，有时则变成潜伏的疾病；有人随即病倒，也有人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病。
（7）此种内在本性并不像动物的本能一样那么明显、强烈且难以抗拒。它柔弱、纤细而微妙。我们的习惯、文化压力和态度，很容易就会将之压服。
（8）它虽然柔弱，但在正常人身上却难以消失——甚至在病人身上也不会消失。即使遭受否定，它也会隐在暗处，永远坚持着要求实现。
我们观察到，如果这些假设得以证实，便可据以成立一门科学的伦理学，一种合乎自然的价值体系，以及一个判定善与恶、对与错的最高上诉法庭。我们越是熟悉人类的自然倾向，便越能从容地告诉人们如何为善、如何获取幸福、如何才能有效益、如何尊重自我、如何去爱、如何挖掘自己最大的潜力。这也就等于自动解决了未来人格上的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似乎应该是去发现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同时又作为独特的个体，其内在最深刻的真相究竟如何。
对自我实现的人加以研究，可以教导我们认清自己的错误、缺点以及成长的正确方向。除了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典型与理想。我们的文化早已放弃了圣人、英雄、君子、武士、神秘家等理想典型。我们所剩余的，只是适应良好、毫无问题、既苍白又令人迷惑的替代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以那些完全成长与完全自我实现的人作为我们的指南与典型。从这种人身上，他的潜力获得了完全的发展，他的内在本性得以自由地表现，而未被加以束缚、压抑或否定。
这种观点对一般弗洛伊德学派所描述的人类图样加以补充。由于弗洛伊德似乎只为心理学提供了病态的一半，因此我们现在将之补全，加上健康的一半。也许这种健康的心理学，对于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命，以及在使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这些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这样比去询问“如何才能不生病”要更有益得多。
我们如何鼓励自由发展呢？什么才是自由发展的最佳教育条件呢？是性，是经济，还是政治？这种人需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成长呢？而这种人又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呢？病态的人是由病态的文化所造成的。健康的人则是健康的文化造就的。的确，病态的个人使他的文化更病态，健康的个人则使他的文化更健康。增进个人的健康，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一条途径。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鼓励个人成长乃是切实可行的；若无外力的帮助，精神官能症的病症便较难以痊愈。要使自己做个更诚实的人，相当容易；但若要治疗一个人精神上的压抑或迷惘，则非常困难。
挣扎、冲突、罪恶、不安、焦虑、沮丧、挫折、紧张、羞耻、自责、自卑感或无价值感——这一切都会引起心理的痛苦，干扰行为的效益，并且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很容易立刻被看成是病态的、不良的，该尽快“治愈”它们。
但是，在健康的人身上，或在逐渐朝向健康成长的人身上，也同样可能发现所有的这些症状。假定你应该有罪恶感，而你偏感觉不到，假定你已获得了良好的安定力量，而你又“被”调整了。也许，适当的安定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切除了你的痛苦，但是，由于它终止了原先要朝向更高理想的发展，岂不也一样是坏的？
事实上，我刻意要除去我们目前对病态与健康所做的轻率区分——至少是有关其表面症状的区分。病态是否意指具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可能有病。而健康是否也意指没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不能就因此说是健康的。在奥斯维辛或在大壕集中营的纳粹党徒当中，有哪一个是健康的呢？是那些良心受谴责的人，或是那些竟能逍遥自在、毫无良心困扰的人？一个人若有着深刻的人性，是否有可能从不曾感受过冲突、痛苦、沮丧、愤怒呢？
简言之，假如你告诉我，你有人格上的问题，除非我对你认识得很清楚，否则我无法确知究竟要对你说“好！”还是说“我很遗憾！”这要看是什么理由，而且理由还有好坏之分。
举例来说，今日心理学家对所谓受欢迎的程度、适应什么方式，以及对糟糕的文化是否适应，对一位霸道的父亲或母亲的适应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奴隶，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囚犯，做何想法？如今，即使是行为有问题的儿童，我们也都要待之以新的容忍。他为何行为不正？多半是因为有病，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有好的理由：这个儿童，只是在反抗剥削、霸道、蔑视和虐待罢了。
显然，所谓人格问题，要看说它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是独裁者，是族长，还是一个要求妻子停留在幼稚阶段的丈夫。很明显，人格问题，有时是一个人对其心理或其真正内在本性遭受压迫时发出的高声抗议。因此，当这种压迫罪行出现时，不抗议才是真正的病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遭受到这种对待时并不抗议。他们忍受下来，几年以后，“抗议”以各种各样的精神官能症、心身症作为代价表现出来。还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病了，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幸福及成就，失去了丰富的感情生活及安详而丰盈的晚年。他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具有创造力、以美感的态度去发现兴奋的人生，是多么美妙。
此外，如果没有痛苦、悲伤、忧愁和动乱，会有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可能吗？假如这一切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必要且无可避免的，那么要到何种程度呢？如果悲伤与痛苦对个人的成长有时候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不要自动地去保护别人，以使他免于痛苦和悲伤，好像痛苦和悲伤永远是坏的一样。有时候，为了最后的好结果，它们也可能是善的，是可欲求的。不让别人经历自己的痛苦，挺身防止他们受苦，都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保护，而这反倒是对一个人的本然及内在天性和未来发展缺乏必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