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肾癌发病率逐年上升，其中常见的病理类型是肾透明细胞癌。肾癌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约30％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存在转移病灶，许多患者在手术后出现转移。对于转移性肾癌目前常用的放疗、化疗及细胞免疫治疗等方法疗效均有限［1-3］。近年来出现的抑制肿瘤血管生成（tumorangiogenesis）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有效、特异性高的治疗方式，但超过50％患者口服药物后仍有肿瘤进展。进一步研究肿瘤血管生成及发展机制，加强机体抗肿瘤血管生成能力是目前研究的重点。本文综述肿瘤浸润未成熟树突状细胞（immaturedendriticcell，imDC）诱导血管生成方面的研究进展。
自1907年德国病理学家Oberndorfer提出类癌（carcinoid）的概念以来，“类癌”一直是对消化道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neoplasms，NENs）的总称，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认识不断更新。由于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与其他神经内分泌肿瘤有很大不同，本文结合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治作一综述。
前列腺癌目前是欧美男性发病率高的肿瘤［1］。近年来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antigen，PSA）检查的广泛使用，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日益西方化等原因，中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呈明显增长趋势。2008年北京社区居民前列腺癌筛查研究发现北京市前列腺癌检出率高达74.1／10万，与欧美国家的前列腺癌发病率相仿［2］。目前国内临床上前列腺癌仍以晚期肿瘤为主。多数采用内分泌治疗，开始效果好，但多数终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prostatecancer，CRPC），并逐渐发展成为伴有转移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3］（metastaticcastration-resistantprostatecancer，mCRPC）。
在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影像学表现为肺内透明区的大泡性肺疾病（bullouslungdisease），其放射学表现容易识别，诊断并不困难。大泡性肺疾病的并发症有破裂、感染、出血和恶性变。当这些并发症出现时，往往使诊断复杂化。所以，在发现大泡性肺疾病的同时，还应重视常见和不常见并发症的诊断。
内质网（ER）是细胞内蛋白折叠修饰组装的场所，由于某种原因使错误折叠蛋白质或未折叠蛋白质在ER内聚集导致稳态失衡、生理功能发生紊乱称为内质网应激（ERS），当出现ERS时，细胞为了继续存活而发生了一系列适应性反应即“未折叠蛋白反应（UPR）”［1］。研究发现，基因敲除UPR中的关键基因能够自发的形成与人类炎症性肠病（IBD）相似的肠道炎症［2］。本文主要介绍目前对不正确的UPR引起肠道炎症的机制，同时强调内质网应激作为IBD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比剂肾病（contrast-inducednephropathy，CIN）是临床中一个重要问题，已成为医院获得性肾功能衰竭的第三大病因。在需要院内透析的患者中病死率达36％，2～3年内存活率仅为19％［1］。无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率不高（＜5％）。人口结构的老年化，使近年的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疾病的合并发病率增高，导致临床大量的体内对比剂增强诊断及介入性冠状动脉操作由于放射性对比剂所致的肾脏损害的危险性也相应增加，防止或尽量减少此类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的发病是一项重要课题。
特纳综合征（Turnersyndrome，TS）是指表型为女性的患者，丢失一条（或部分）X染色体，并伴有矮身材和性幼稚、不育等卵巢功能衰竭表现。其他常见的畸形有：肘外翻、发际低、小下颌、多发色素痣、第四掌骨短小、高腭弓、颈濮、手足水肿、心血管畸形及肾脏畸形等。发病率约为1∶2500。有研究显示如家庭中已有一个TS患儿，则第二胎TS的发病率为1.4％（高出正常人群35倍）［1］。
按传统的观点，糖尿病肾病（diabeticnephropathy，DN）并非是一种炎症性疾病，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由代谢、生化及血流动力学紊乱等目前已知的存在于DN患者的因素所激活的炎症反应在DN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感染是烧伤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也是导致创面加深、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甚至威胁患者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革兰阳性球菌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尤其是具有多重耐药属性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是烧伤创面及全身性感染中的主要致病菌［2］。MRSA是指对甲氧西林、苯唑西林、头孢西丁耐药或mecA基因阳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3］。医院内各个科室的MRSA感染率不尽相同，其中以烧伤科、重症监护室、神经外科的感染率高。通过文献报道可知，由于各科室疾病各具特点，其感染及传播方式也不尽相同，MRSA菌株及耐药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了解烧伤病房MRSA菌株特点及其感染、传播途径，对烧伤科MRSA感染的救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及控制方案。现根据文献资料对烧伤病房MRSA感染特点及防治策略作一综述。
溶酶体是一种细胞器，其内含有60多种酸性水解酶，这些酶发生数量或功能异常时就会导致特定生物分子不能被正常降解，从而贮积在组织细胞内，引发一系列疾病统称为溶酶体贮积症（lysosomalstoragedisease，LSD）［1］。LSD的心脏受累比较常见，对患者预后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对几种主要累及心脏的LSD的临床特点进行总结，提高对这些疾病的认识。
表观遗传学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是与DNA序列无关的基因表达调控。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对称性多关节炎，其在我国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均较高。主要病理改变是关节滑膜的慢性炎症、细胞浸润、血管翳形成、软骨及骨组织浸润，从而导致关节结构破坏、功能受损。目前RA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主要认为跟免疫紊乱有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学异常与RA的发病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高迁移率族蛋白（highmobilitygroupprotein，HMG）是一类低分子非组蛋白染色体核蛋白，因其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中迁移速度快而得名。高迁移率族蛋白广泛存在于高等真核生物细胞核内，可分为HMGA、HMGB、HMGN三个家族，其中HMGB又可分为HMGB1、HMGB2和HMGB3［1］。HMGB1在细胞外不仅参与炎症反应，肿瘤转移，缺血再灌注损伤，神经轴突生长等多种病理过程，而且在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炎等血管病变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对近年来HMGB1在周围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做出综述。
目的：本课题观察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通过对转氨酶、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及脂质运载蛋白-2的检测，探讨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与血脂代谢间的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对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的控制。方法给药方法：两组初发2型糖尿病患者均口服二甲双胍1500mg，根据治疗方式不同随机分成两组：二甲双胍联合GLP-1组（GL）24例，二甲双胍联合生理盐水组（NS）24例，共给药16周。试验中随访体重指数、转氨酶、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及载脂蛋白-2。试验前3周为导入期，均注射生理盐水1ml，皮下注射；第4～7周GL组给予GLP-1受体激动剂5μg，每日2次；第8～16周给予GLP-1受体激动剂10μg，每日2次。结果（1）两组体重、体重指数、糖化血红均降低（P＜0.05）。（2）GL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2明显降低（P＜0.05），NS组无明显降低（P＞0.05）。（3）GL组转氨酶明显降低（P＜0.05）。结论二甲双胍或二甲双胍联合应用GLP-1受体激动剂均可降低初发2型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及糖化血红蛋白。GLP-1可更加显著地降低糖尿病患者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脂质运载蛋白-2的水平。
目的：应用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BC）、儿童期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及改良婴幼儿孤独症量表修正版（M-CHAT-R）分析孤独症幼儿（3岁以内）的行为及心理特点，并比较三种量表对幼儿孤独症的诊断价值。方法对孤独症幼儿20例用ABC、CARS及M-CHAT-R进行评估，另设非孤独症幼儿20例进行对照。结果20例孤独症幼儿中ABC得分≥68共3例，53≤得分＜68共7例，得分＜53共10例，阳性诊断率为50％；CARS得分≥37共5例，30≤得分＜37共8例，得分＜30共7例，阳性诊断率为65％；M-CHAT-R阳性例数为19例，诊断阳性率为95％。对照组三个量表阳性例数均为0。三个量表灵敏度、特异度、Youden指数分别为：ABC：50％，100％，0.5；CARS：65％，100％，0.65；M-CHAT-R：95％，100％，0.95。结论ABC及CARS对幼儿孤独症诊断特异度好，灵敏度及可靠性不高，但有助于分析孤独症临床特征，为诊断、判断预后及治疗效果提供理论依据；M-CHAT-R是M-CHAT改良版，对幼儿孤独症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及可靠性均较高，作为常规筛查有助于孤独症的早期诊断及治疗。
目的：应用血栓弹力图（TEG）评价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OPCAB）术后早期（14d内）100mg/d和200mg/d阿司匹林治疗下血小板聚集抑制率（INHAA）及获得性阿司匹林抵抗（AR）的发生率，探讨增加阿司匹林剂量对术后早期获得性AR的影响。方法前瞻性连续选取行OPCAB术的患者60例，按术后服用阿司匹林剂量的不同随机分为两组：阿司匹林200mg组、阿司匹林100mg组，分别于停药前（Ta）、手术前（Tb）、术后应用阿司匹林治疗后6h（T1）、第5天（T2）、第14天（T3）进行TEG血小板功能检测。结果术后T1、T2时200mg组INHAA显著高于100mg组（P＜0.05），T3时两组差异不显著（P＞0.05）。T1时AR发生率200mg组显著低于100mg组（P＜0.05），T2、T3时AR发生率两组差异不显著（P＞0.05）。结论OPCAB术后早期（14d内）200mg/d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可以增加INHAA，减少获得性AR的发生率，有益于术后早期抗血小板治疗。
目的：探讨多发性肌炎（PM）和皮肌炎（DM）患者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房收治的DM或PM确诊病例85例，对其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85例患者中男33例（38.8％），女52例（61.2％），PM30例（35.3％），DM41例（48.2％），合并肿瘤的PM/DM5例（5.9％），伴发其他结缔组织病的9例（10.6％）。随访一年死亡8例（9.4％），三年死亡15例（17.6％），五年死亡20例（23.5％）。死亡的20例中DM患者8例，伴发其他结缔组织病的5例，PM患者5例，合并肿瘤的PM/DM2例。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影响预后的因素有伴发其他结缔组织病、合并肿瘤及间质性肺病。结论PM/DM患者五年死亡率较高（23.5％），影响预后的因素有伴发其他结缔组织病、合并肿瘤及间质性肺病。
目的：分析高血压病心房颤动（AF）患者血清尿酸（UA）水平的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入选495例高血压病患者，其中合并AF者61例。排除标准包括充血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糖尿病、肾脏功能衰竭、炎症以及正在应用影响UA代谢（利尿剂除外）药物的患者。记录入选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特征、实验室检查和经胸多普勒心脏超声检测结果，并对这些数据与AF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年龄、高血压病年限、血清UA、血肌酐、左心房前后径、左心室后壁厚度以及室间隔厚度在AF患者明显高于非AF患者（P＜0.05或P＜0.01），AF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和肾小球滤过率明显低于非AF患者（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中，仅UA成为与AF发生有关的独立变量（OR：1.014，95％CI：1.009～1.019，P＜0.001）。结论高血压病患者AF的出现与血清UA水平增加有关，机制可能是血清UA水平升高介导了炎症激活和氧化应激程度增强。
目的：对一例层黏连蛋白α2缺失型先天性肌营养不良（MDC1A）患儿LAMA2基因突变（c．7147C＞T/p．Arg2383X、c．6513＿6515delTGT/p．2172delVal）进行报道和分析。方法提取一例MDC1A患儿与其父母的外周血DNA，PCR扩增LAMA2基因的全部65个外显子，以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PCR产物，PCR产物纯化后进行直接基因测序。结果检测到先证者LAMA2基因的多种突变，其中c．7147C＞T（杂合）为无义突变（p．Arg2383X）；另一个突变c．6513＿6515delTGT（杂合）引起编码产物缺失单个氨基酸残基（p．2172delVal），其余突变均发生于多态性位点或内含子区，仅有较小可能影响LAMA2基因的功能。先证者母亲被检出携带了c．6513＿6515delTGT杂合突变；父亲被检出携带了c．7147C＞T杂合突变。结论先证者一个LAMA2等位基因发生c．7147C＞T杂合突变，另一个等位基因发生c．6513＿6515delTGT杂合突变，两个突变位点均位于编码蛋白laminin-2的G区域，突变导致G区域功能丧失，引起MDC1A的表现型。
目的：研究异甘草酸镁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淋巴细胞TLR3信号途径的影响。方法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检测异甘草酸镁对细胞生长的影响。PolyI：C和异甘草酸镁加入PBMC培养液，半定量PCR检测TLR3信号途径中的TLR3、TRIF（Toll样受体接头分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β1（IFNβ1）的表达。结果异甘草酸镁对单个核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型，800、400、200、100、50、25、12.5和6.25μg/ml八组的抑制率分别为58％，52％，40％，30％，23％，17％，8％，6％，除12.5和6.25μg/ml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外，其余各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RT-PCR结果显示IFNβ1在200μg/ml异甘草酸镁组和空白对照组表达分别为14.6±2.43，9.79±3.02，P＝0.0003；TNFα在200μg/ml组、100μg/ml组、空白对照组分别为10.59±1.67，13.3±2.07，15.7±1.59，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LR3和TRIF在各组间的表达无显著差异。结论异甘草酸镁可能促进单个核细胞产生干扰素，同时又能抑制炎症因子TNFα的转录，这可能是该药的抗炎、免疫调节机制之一。
目的：观察盐酸美金刚治疗帕金森痴呆（PPD）的近期临床效果与安全性。方法选择同期PPD患者58例，随机分为对照组（28例）和观察组（30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用药基础上联合盐酸多奈哌齐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用药基础上联合盐酸美金刚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第4周、第10周和第16周的MMSE量表评分和MoCA量表评分，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第16周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例数。结果治疗第4周、第10周和第16周两组患者MMSE评分和MoCA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治疗第16周日常生活能力完全完成与依靠帮助完成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本完成和部分完成例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治疗期间两组出现的不良反应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不良反应轻微，不影响正常治疗。结论在PDD患者常规药物治疗过程中，应加用盐酸美金刚口服治疗，可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且不增加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目的：了解近三年来小儿败血症病原菌的构成及耐药状况，为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素提供客观依据。方法对我院2009～2011年28142例急性感染性疾病住院患儿血培养标本按微生物血培养检验常规进行培养、鉴定；药敏试验采用KB纸片扩散法。结果共检出85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694株、革兰阴性菌153株、真菌11株。前五位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假单胞菌、克雷伯菌属。革兰阳性菌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首位，其次为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占首位，其次为非发酵菌、肺炎克雷伯菌、沙门菌。各年龄组均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首位。革兰阳性球菌对青霉素、红霉素高度耐药，未检出耐万古霉素菌株。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及克雷伯菌属呈多重耐药，耐药率高；沙门菌对三代头孢高度敏感；非发酵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分别为62.9％，对其他常用抗菌素较敏感。未检出亚胺培南耐药菌株。结论近三年本地区小儿败血症主要病原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假单胞菌、克雷伯菌。病原菌对常用抗菌素呈多重耐药现状。
目的：评估阴式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我院2009年8月至2010年11月妇科患者共92例，行经阴道二维超声检查及实时组织弹性成像，对宫颈组织图像进行采集、评分，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宫颈良、恶性病变的超声弹性成像特点。结果（1）正常宫颈、宫颈良性病变、宫颈上皮内瘤变（CIN）组间弹性图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者与宫颈癌组弹性图像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正常宫颈、宫颈良性病变、CIN弹性评分多为1～3分，宫颈癌弹性评分多为4～5分；（3）经阴道二维超声检查诊断宫颈癌的符合率为59.4％，实时组织超声弹性成像对宫颈癌的诊断符合率为84.4％；（4）两名医师分别对弹性图像评分的Kappa值为0.82，一致性较高。结论实时组织弹性成像为宫颈癌的诊断提供了方便、无创的新方法，有助于良、恶性病变的鉴别，是诊断宫颈癌的一项重要检查方法；与二维超声相结合可提高超声对宫颈癌的诊断率，但对于宫颈原位癌和早期镜下浸润癌诊断价值有限。
脑性瘫痪是指自受孕开始至婴儿期非进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1］，综合康复训练［2］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物理疗法（physicalthera-py，PT）是脑瘫治疗的基础，对于约占脑瘫60％～70％的痉挛型脑瘫，PT可不同程度地改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1］。但患儿能保持直立体位后，对平衡及协调能力的需求增加，故如何提高这部分患儿的立位平衡能力是随后临床工作中的重点［3］。感觉统合理论（SensoryIntegrationTheory）创立于1972年，多应用于感觉统合失常、自闭症、注意力缺陷、精神发育迟滞等患儿的康复训练［4-10］，但近几年也开始应用于脑瘫患儿的康复［11］，并不断研究其对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将痉挛型脑瘫患儿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用常规的综合康复训练进行治疗，治疗组则在综合康复训练的基础上进行感觉统合训练。并应用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GrossMotorFunctionMeasure，GMFM）对两组脑瘫患儿治疗前后进行评价，分析比较两组患儿的粗大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有无显著性差异，观察感觉统合训练在痉挛型脑瘫患儿训练中起到的作用。
颈部恶性肿瘤通常采用手术联合放疗治疗，但某些由于全身原因而难以耐受手术、肿瘤较大无法切除或拒绝手术治疗的患者，放疗则成为抑制晚期肿瘤细胞快速生长的主要手段，外放疗往往会对机体造成严重损害，限制其使用。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属于组织间近距离放疗范畴，据文献报道，对头颈部恶性肿瘤有较好的近期临床疗效，且安全性高，并发症少［1］。通过进一步研究，尼妥珠单抗能够通过与放疗联合应用提高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的总有效率及疾病控制率，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2］。但其是否能提高放射性粒子对于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的敏感性，目前临床尚未见报道。我科2010年11月至2012年12月采用125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11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其结果如下。
2012年3～6月笔者采用鞘内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NGF）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GM1），治疗颅脑损伤后遗症患者4例，获得较好疗效，报道如下。
在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及肾结石方面，输尿管软镜结合钬激光碎石技术与体外冲击波碎石（ESWL）及经皮肾镜碎石术（PCNL）相比，具有疗效好、并发症少、微创等优点，现已成为上尿路结石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1-3］。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泌尿外科2011年11月至2013年4月应用德国铂立（PolyDiagnostCompany，Germany）组合式输尿管软镜配合科医人钬激光碎石术治疗17例输尿管上段结石，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结肠镜检查是消化科常用检查手段之一，同一患者结肠镜检查同时出现贲门黏膜撕裂及食管血肿两个并发症罕见报道。我科开展结肠镜检查30余年出现1例该并发症，现分析报道如下。
食管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全国各类恶性肿瘤第5位，死亡率居第4位［1］。由于早期食管癌症状不明显，就诊患者60％已达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以化疗、放疗为主的联合治疗能有效控制食管癌局部肿瘤的发展，减少远处转移，从而提高患者生存率。食管癌联合化疗优于单药化疗，随着抗肿瘤新药的开发，紫杉醇（Paclitaxel，PTX）是目前治疗食管癌有效药物之一，单药有效率32％，联合化疗中多与顺铂（DDP）、氟尿嘧啶（5-Fu）联用，有效率67％～77％［2］。老年食管癌患者因年纪大、合并有基础疾病，往往难以耐受手术创伤，因此临床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更为谨慎，采用副作用较轻的联合化疗以及放疗。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09年12月至2012年2月采用紫杉醇＋顺铂＋氟尿嘧啶方案化疗序贯放疗治疗的32例局部晚期不可手术切除的老年食管鳞癌，治疗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宫内外同时妊娠是指宫内妊娠和异位妊娠同时存在的一种病理情况，宫内妊娠合并宫角妊娠即是其中一种。随着促排卵与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发病率明显升高，达到152／10万，已不再是罕见疾病［1］。因宫内外同时妊娠同时合并宫内妊娠，易导致误诊影响预后。宫内外同时妊娠治疗主要是以大程度减少对宫内妊娠影响的同时，去除异位妊娠病灶，然而，手术对宫内妊娠的影响不可避免。目前对宫内外同时妊娠的诊断、治疗及宫内妊娠的影响仍面临巨大挑战。伴随腹腔镜手术技术的提高，对宫内外同时妊娠患者的诊断与治疗取得一定经验。现在将我院收治的一例病例报道如下，目的是为了分析宫内宫外同时妊娠风险因素，及时作出诊断，取得优的治疗效果。
腰硬联合麻醉因麻醉效果确切，便于加深麻醉和进行硬膜外术后镇痛，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剖宫产术。产妇硬膜外导管置入血管的发生率可达10％～20％［1-2］。有报道认为硬膜外置管前在硬膜外腔注入生理盐水可以预防硬膜外血管损伤［1，3］。本研究比较了含小剂量麻黄碱生理盐水与不含麻黄碱生理盐水预注预防硬膜外导管对血管的损伤。
小细胞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肺部肿瘤，其临床上可表现为由低钠血症导致的临床症状就诊，如头晕乏力、食欲缺乏及恶性呕吐等。因其首发症状可表现为非呼吸道症状，因而可导致临床误诊误治。小细胞肺癌伴低钠血症是由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所致，简称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综合征（syndromeofinappro-priatesecretionofantidiuretichormone，SIADH）。本文就我院目前收治的1例小细胞肺癌伴SIADH患者，对其临床特点、诊断标准、治疗途径及结合文献资料作一分析总结。
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ovariancarcinoma，EOC）居妇科恶性肿瘤死亡率首位，极易发生侵袭和转移，患者就诊时往往已处于肿瘤晚期阶段（Ⅲ期或Ⅳ期），5年生存率仅在30％左右。而早期卵巢癌（Ⅰ期和Ⅱ期）患者则预后好，五年生存率可达70％～90％。目前认为，减少卵巢癌复发、提高预后的一个策略是在手术和铂类为主的联合化疗这一标准一线治疗的基础上后再应用巩固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已经成为继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有潜力的治疗手段之一，然而其在卵巢癌巩固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尚不明确。
患者男，22岁，因“突发右上腹痛、发热1d”由急诊收入我科。入院查体：体温38.5℃，神志淡漠，查体欠合作，智力障碍。面部见对称性淡褐色蜡状丘疹。眼底检查未见渗出及血管畸形，心肺无异常；腹稍膨隆，右侧可触及约15cm×10cm大小肿块，边界不清，质硬，触痛阳性。血常规：WBC16.88×109／L；肾功能正常；肾脏CT（图1，2）：右肾形态不规整，失去正常肾脏结构，被团块样、条片样密度增高影替代，病变与右肾上腺及右侧输尿管分界不清，病变周围脂肪间隙模糊；左肾体积不大，中下部实质内可见不规则形团块样混杂密度影，大小约3.7cm×2.9cm，边界不清，其内并可见小点样钙化影，向内凸入肾盂，向外凸出肾轮廓外。患者自幼癫痫病史，2007年因发现“右肾肿瘤”行“右肾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回报：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其母为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renalangiomyolipoma，，RAML）伴结节性硬化病（tuberoussclerosiscomplex，TSC）患者，结合其临床表现及检查诊断为TSC合并双侧RAML。
患者男，64岁，反复右下腹痛1月余，呈阵发性闷痛。专科情况：腹平软，右下腹深压痛，无肌紧张及反跳痛，结肠充气试验阴性，腰大肌试验阴性。CT扫描（平扫＋增强）提示：阑尾增粗、管壁增厚，盲肠壁增厚，性质多考虑为慢性阑尾炎及慢性盲肠炎。阑尾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超声回盲瓣显示呈等长型（图1），应用解剖参照法［1］确定回盲部后进而确定阑尾（图2），右下腹阑尾较短，呈一盲管状低回区，位于盲肠内旁弯曲走向12点，大小约3.3cm×1.1cm，根部段外周径约4.1cm，膨大处靠近末端、外周径约5.6cm（图3），管腔无明显内容物，黏膜回声增强增厚，管壁弥漫性不均匀性增厚，根部处局部增厚明显，中间层肌层低回声厚处约0.4cm（图4），彩色血流信号无增多，邻近盲肠壁相对增厚（图5），未见明显的彩色血流信号，阑尾壁与盲肠壁分界欠清，靠近阑尾末端局部见结节状高回声（图6），范围约1.5cm×1.1cm×1.0cm，边界隐约可见，内部回声略欠均，周边无黏连，局部见细小分支状血流信号，流速曲线图未能满意显示，周边肠管未见梗阻与扩张，肠周未见片状无回声区。
患者女，38岁，已婚，农民，1个月前发现左颈部肿块，于当地医院静滴青霉素、左氧氟沙星9d，肿块无缩小；2013-02-02至某院，颈部超声：左颈多发实性肿块，大2.6cm×1.7cm。2013-02-05我院门诊查血白细胞15.17×109／L，血小板312×109／L，血红蛋白118g／L，血沉72mm／1h；左颈包块穿刺：未见恶性肿瘤细胞，考虑淋巴结结核可能大。门诊拟“左颈淋巴结核”收入科，发病来有咳嗽，无咳痰，无发热，饮食、睡眠可。
病例1：患者女，38岁，因“转移性右下腹痛1天余”入院。查体：T36．7℃，急性痛苦病容，腹平软，右下腹麦氏点处压痛及反跳痛，无肌紧张，未及包块，肝脾肋下未及，肝肾区无叩击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无亢进，未闻及气过水声。结肠充气试验（＋），腰大肌试验、闭孔内肌试验阴性。辅助检查：腹部超声示：右下腹腹腔内混合回声团块；血常规示：白细胞9．9×109／L，N86.8％。临床诊断：急性阑尾炎。术中见：腹盆腔少量渗液，阑尾位于盲肠前位，近根部扭曲，明显充血水肿，头体部呈囊肿样改变，大小约7cm×4cm，张力高，局部表面呈黄白色，考虑阑尾黏液囊肿伴急性炎症，遂行阑尾切除术。剖视标本见：囊肿腔内充满灰黄色黏冻状物（大体标本见图1）。术后病理示：（阑尾）黏液囊肿伴周围化脓性炎及巨细胞反应（图2）。术后予抗炎、补液治疗，住院8d后顺利出院。
患者女，55岁，因体检发现前纵隔肿瘤入院。既往有冠心病、高血压病史10年，无重症肌无力病史，无手术、外伤史。胸部CT显示前纵隔胸腺区见一结节样软组织密度影，大层面大小约2.0cm×1.8cm，呈分叶状，增强扫描后似呈不均匀性强化（图1）。术前诊断：胸腺瘤。全麻下胸腔镜全胸腺切除术，术中胸腺与周围组织无粘连，未见异常血管与胸腺沟通，在切除胸腺标本中发现一大小约2.0cm×1.8cm病变，质地柔软富有弹性，呈分叶状。病理报告显示胸腺海绵状血管瘤，内有血栓形成（图2）。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术后随访6个月，无临床症状，无肿瘤复发。
患者男，20岁，因“旋转的机器绞压伤致右拇指疼痛出血功能障碍约3h”于2009年9月10日急诊入院（温州手足外科医院）。查体：右拇指第一掌骨以远组织毁损，失去拇指外形，虎口及鱼际皮肤大部分缺损，创口出血，创面污染严重，掌指关节活动受限。右手X线片显示右手第一掌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拇指指骨大部分骨质缺失，骨折移位明显（图1A）。因此，右手拇指完全毁损以至于无再植条件（图1B）。
患者女，67岁，因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行人工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一年因假体力线不良行膝关节翻修术。术前足背动脉可触及，术中使用止血带。
患儿女，出生20d，因“右胸壁下包块20d”入院。系G1P1，孕41＋5周，顺产娩出。生后即发现右前胸壁下可触及一约鸽蛋大小包块，行体表肿物彩超检查提示：右胸前皮下多房囊性包块，考虑淋巴管水囊肿，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当时家属未引起重视，右前胸壁包块渐增大至鸡蛋大小，无发热、呕吐、腹泻、四肢抽搐等不适，奶量尚可。入院查体：神清，面色尚红润，右前胸壁可见一大小约7cm×8cm包块，质软，与周围皮肤无粘连，皮肤颜色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生前3个月胎儿彩超检查提示：胎儿右上腹壁液性占位；生后2h新生儿体表肿物彩超：右胸前皮下多房囊性包块。入院胸壁体表肿物彩超：右侧胸壁多房浑浊肿块，考虑囊性肿块伴囊内出血可能。胸部CT三期增强＋三维重建示：右胸壁皮下占位，考虑淋巴水囊瘤（图1）；行肿块穿刺术抽出黄色透明液体，提示为淋巴液。血常规：白细胞计数20.3×109／L；予以抗感染（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美罗培南）治疗3d，白细胞计数正常后转入我科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标本提示：囊状水瘤，检出淋巴结6枚呈反应性增生（图2）。
患者男，71岁，咳嗽、咳白痰2月余就诊，病程中偶有痰中带血丝，无发热、胸痛等不适。胸部CT提示：病变1（图1）为左下肺背段一近叶裂处片状不规则磨玻璃病灶，大小1.9cm×1.7cm，中心可见少许软组织密度灶，边缘多发毛刺，可见胸膜牵拉，纵隔窗不可见；病变2（图2）为左下肺近肺门处一椭圆形结节灶，2.0cm×1.6cm×1.8cm，界清，边缘可见少许毛刺，平扫CT值42HU，增强后55HU。临床上炎症病变及肿瘤均不除外，建议随诊，遂予以云南白药及口服抗生素治疗后症状消失。
目的：探讨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s）与酸诱导的大鼠佐剂性关节炎（AA）关节软骨细胞Ca2＋运动的关系。方法雄性SD大鼠12只，分为正常组（n＝6）和AA模型组（n＝6）。模型组大鼠制备AA模型，体外培养AA关节软骨细胞，应用Ca2＋荧光指示剂Fluo-3/AM孵育培养的细胞，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有、无细胞外液以及PCTX对细胞外pH6.0酸作用所致AA关节软骨细胞内Ca2＋荧光强度动态及Ca2＋浓度（[Ca2＋]i）变化。结果在无细胞外钙环境中，酸未引起AA关节软骨细胞Ca2＋变化，平均荧光值为45.63±16.38。而在胞外液有Ca2＋的情况下，pH6.0可引起AA关节软骨细胞Ca2＋短暂性升高（149.56±25.39），与无钙组比较明显增加（P＜0.01）；PCTX对pH6.0诱导AA关节软骨细胞Ca2＋内流明显抑制作用（60.85±28.73，P＜0.01）。结论ASICs参与酸诱导的经AA关节软骨细胞Ca2＋内流，可能与关节软骨破坏有关。
目的：探讨NF-κB在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与缺血预处理（IPC）保护机制中的作用。方法将72只SD雄性大鼠随机分成4组：缺血再灌注损伤组（I/R组）；缺血预处理组（IPC组）；NF抑制剂组（应用二硫代氨基甲酸吡咯烷即PDTC组）；假手术组（S组）。测定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乳酸脱氢酶（LDH）活性；测定肝脏的湿干比（W/D）；经HE切片染色后，观察肝组织显微结构；分别应用免疫组化和Westernblot免疫印迹法测定肝组织中的TNF-α和NF-κB表达。结果I/R组大鼠血清肝酶学指标（AST、ALT、LDH）和肝脏的组织形态学都显示较S组大鼠有明显的肝脏损伤。同时肝组织W/D比值和TNF-α的阳性表达比及NF-κB在免疫组化和westernblot免疫印迹中的表达亦均明显高于S组（P＜0.01）。IPC组和PDTC组大鼠肝损伤程度明显轻于I/R组，同时TNF-α和NF-κB在两种检测方法中的表达亦均明显低于I/R组（P＜0.05）。结论NF-κB在肝I/R损伤的发生机制中是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上的重要转录因子，对I/R损伤的炎症反应起介导作用；NF-κB的活化被抑制是肝IPC保护机制中的重要环节；针对NF-κB的靶向治疗是临床肝保护有意义的新途径。
目的：将血管化可注射性纳米组织工程骨注入骨延长区，观察血管形成及骨再生的情况，揭示组织工程骨再血管化和成骨的关系。方法以可注射性纳米羟基磷灰石胶原（NHAC）/藻酸盐水凝胶为载体，复合成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构建血管化可注射性纳米组织工程骨，将其注入肢体延长动物模型骨延长区，以空白对照组、注射单纯成骨细胞复合可注射性纳米材料组为对照，通过组织学切片、毛细血管计数、骨小梁百分比面积测定，观察血管化及骨生成情况。结果毛细血管计数显示第3周：A组4.8±9.1，B组7.4±9.2，C组10.7±8.5；第6周：A组15.1±7.2，B组19.3±15.8，C组31.5±18.2，各时段3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血管计数值高，血管化明显优于其他组。骨小梁百分比面积测定显示第3周：A组4.52±7.31，B组10.20±9.65，C组21.33±16.4；第6周：A组22.56±8.76，B组41.95±16.27，C组58.36±11.39，各时段3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值由高到低顺序排列为：C组＞B组＞A组，C组骨小梁百分比面积大。结论血管化可注射性纳米组织工程骨应用于牵拉成骨，可促进骨延长区血管化及骨生成，优于单纯成骨细胞复合可注射性纳米材料。
目的：观察肠三叶因子（ITF）在新生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模型中对叉头蛋白O3a（FOXO3a）与促凋亡蛋白（Bim）含量的影响并探讨其是否通过PI3K/AKT/FOXO3a/Bim通路发挥作用。方法建立NEC模型，新生鼠被分为5组（A、B、C、D、E），即NEC＋生理盐水、NEC＋ITF、NEC＋Wortmannin、NEC＋ITF＋Wortmannin和正常对照组，HE染色观察肠道病理变化，免疫组化检测FOXO3a、Bim蛋白含量。结果A组肠黏膜水肿充血，绒毛倒伏，结构紊乱，病理评分中位积分3分；B组病变明显减轻，病理评分中位积分1分；FOXO3a蛋白在B组较其他四组显著升高（P＜0.01），A组较E组略高（P＜0.05），C组与E组比较显著降低（P＜0.01），A、D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im在C组表达高，A较B、E组显著升高（P＜0.01），A、D及B、E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TF治疗NEC可能通过PI3K/AKT/FOXO3a/Bim通路保护损伤肠组织。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capillaryleaksyndrome，CLS）是一种由于各种原因引起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通透性增加，致大量血浆蛋白渗漏到组织间隙引起的以低蛋白血症、低血压、急性肾缺血和全身高度水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综合征，延误诊治常发展致多脏器衰竭和严重内环境紊乱。近年来，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已成为导致新生儿死亡和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
急性肾损伤（acutekidneyinjure）是危重症患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新生儿急性肾损伤研究较少，但新生儿急性肾损伤还是很常见的。而且新生儿急性肾损伤死亡率高，远期发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危险性也较高［1-2］，尤其是极低出生体重儿和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急性肾损伤发病率更高。近年来，新生儿急性肾损伤越来越受到重视。
肺炎是儿童时期尤其是婴幼儿时期为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肺炎分为轻症肺炎和重症肺炎，前者症状轻、无并发症、预后好；后者起病急、变化快、病情重、并发症多，常可危及儿童生命，是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概述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respiratorydistresssyndrome，ARDS）是由心源性以外的各种肺内外致病因素导致的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弥漫性肺泡损伤是ARDS的病理学特征，肺泡毛细血管屏障严重受损，继发高通透性间质性水肿及肺泡水肿，并在肺泡表面形成透明膜，可进展为肺纤维化，临床表现为进行性低氧血症和呼吸窘迫。儿童ARDS的发生率为（2.2～6）／10万，在PICU住院患儿中ARDS的发生率为（7～42）／1000，ARDS的住院病死率约为20％～80％［1-2］。由于各地PICU技术水平不均，基层资源短缺，我国ARDS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居高不下。本文就儿童ARDS的治疗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溶血尿毒综合征（hemolytic-uremicsyndrome，HUS）是一种以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消耗性血小板减少和急性肾功能不全三联征为特点的疾病，是儿童期常见的导致肾功能不全的病因之一。
近年来的外科治疗发展很快，很多诊治观点和治疗方法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根据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0.7％～1.0％），我国每年约有10万至15万新生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出生，其中存在部分患儿因病情复杂，出生后不久就出现危重状态，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常可夭折。随着外科技术以及急诊手术理念的转变、医生以及家属对疾病的认识度以及家庭对病患儿童的期待值的提高，对于“新生儿、小婴儿危重先天性心脏病急诊手术的概念”在我院得以实行，并在多中心的合作中得以实现。
小儿癫痫持续状态是小儿危重症之一，能造成不可逆脑损害，甚至威胁生命，早期诊断及时处理能减轻其危害。随着神经电生理、基因检测、神经影像技术的进步，近来在癫痫持续状态的病因、诊断、预后等方面均有新的认识，分以下几方面叙述。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儿童重症肺炎，其起病急、病情重、进展快、并发症多，严重威胁患儿的生命安全［1］。如何早期将重症肺炎患儿识别出来，给予及时正确的治疗，这是临床工作者在治疗重症肺炎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各国有关儿童肺炎的防治指南不断推出，我国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管理指南已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指南为临床肺炎诊治建立了规范，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临床医师的注意。本文就临床医师在诊断、治疗重症肺炎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儿童支气管哮喘发病率逐年增高，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哮喘急性发作是儿科的急症，也是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儿童哮喘防治指南对哮喘急性发作的诊治流程已做了很详细的描述，但多数儿科医生在处理哮喘急性发作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现将儿童哮喘急性发作需注意的几个问题述及如下。
新生儿惊厥是新生儿时期神经系统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在新生儿期尤其是生后第1周内的发病率很高，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发病率逐渐下降［1］。在活产婴儿中的发病率为（1.8～5）／1000。小于30周的早产儿发病率更高，大约3.9％，而大于30周的活产儿的发病率为1.5％［2］。尽管新生儿惊厥的机制并不完全明确，新生儿惊厥发作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造成以后的认知、行为障碍或癫痫合并症［3］。新生儿惊厥很少是原发性的，多为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常见表现，因此需要立即处理。
体外生命支持系统（ECLS）主要用于正性肌力药物难以纠治的顽固性低心排和心源性休克，目前在临床上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1-2］。与成人不同，造成小儿心源性休克的常见原因主要是心脏手术后的循环衰竭以及急性暴发性心肌炎。目前临床上小儿应用较多的机械辅助设备主要包括：（1）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2）体外膜肺氧合（ECMO）；（3）心室辅助装置（VAD）三种。但对小婴儿特别是新生儿，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以及植入性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ECMO仍然是目前儿科重症医学领域救治心源性休克的主要的机械辅助手段。
目的：系统评价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预防乳腺癌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的疗效。方法检索1975年至2013年3月公开发表的所有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对乳腺癌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荟萃分析及系统评价。结果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7项，共2220例患者；共有150例发生感染，感染率为6.76％。其中预防性应用抗生素组1115例，有53例发生感染，感染率为4.75％；对照组1105例，有97例发生感染，感染率为8.75％。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组可以减少手术部位感染48％（OR0.52，95％CI0.37～0.73，P＝0.0002）。结论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能有效降低乳腺癌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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