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2日讯，上周六是“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联合16个区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20余万件。其中，市档案馆新开放档案2万余件，涉及全市13家单位。这些档案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城是怎样“一路走来”的。
说起北京动物园，可谓是各个年龄段北京市民的“共同回忆”。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动物园之一，也是中国开放最早、饲养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在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北京动物园先后兴建了象房、狮虎山、猕猴馆、猩猩馆、海兽馆、两栖爬行动物馆等场馆，其中狮虎山、猩猩馆、两栖爬行馆等场馆使用至今，并成为北京动物园的标志建筑。此次新开放的一份档案，记载了当年兴建猩猩馆的过程。
1970年5月，北京动物园向当时的市建设局提交了一份请示。其中提到：“北京动物园目前饲养着灵长类动物多种，包括比较珍贵的猩猩、黑猩猩、山魈、狒狒、长臂猿等14个品种40余只。今后随着动物园的发展仍将陆续增加一些品种和数量。由于这些灵长类动物大部分生长在热带地区，在北京饲养这些热带动物就需要有比较适合它们生活习惯的设备条件。”
请示最后，北京动物园提出需要一座“猿猴馆”，“由于东部比较拥挤，拟将此馆建在海狮馆西部，达到疏散游人的目的。”
这份请示的“下落”在开放的档案中可以追踪到。1970年9月，当时的市建设局也提交了一份请示，其中对“猿猴馆”项目提出了两种设计方案：集中式和分散式，这两种设计的建筑面积都是900平方米。“分散式条件好一些，但造价高一些，总投资要近16万元。集中式可少2万元。”请示希望将该项目列入1971年基本建设计划，而在1971年北京市公用局关于猩猩馆建设方案的报告中，这项工程确实被列入了当年的基建项目中。
日本被誉为“樱花之国”，樱花是日本民族的骄傲，而大山樱花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品种之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曾将大山樱树作为礼品赠与中国。而在本次开放的北京市园林局1972年至1978年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引种后，北京对于大山樱花的栽植和普及的情况。
一份1972年11月的档案清楚记录了大山樱树苗首次落地中国情形：“10月28日，我们从东郊机场接回由日本专机运来的大山樱花树苗1000株，落叶松1000株。据日本方面介绍，树苗均是三年生的，大山樱花平均苗高1.5至1.8米，根际直径1至1.5厘米左右，根系长30至45厘米。根部包装情况，据现状分析，日本方面是在苗木挖掘后采用水洗的方法，然后把苗根放在有通气孔的塑料袋里，根部周围用水草保持根系湿润，因此根系保存的比较完整。26日下午，检疫所同志对苗木进行了检疫，据他们说，大山樱花苗干上有介壳虫，未见其他病虫害。他们希望今后能集中栽种，定期观察，特别是在明年发叶后要详细记录有无病虫发生。”
“日本赠送我国大山樱花和落叶松树苗，这是体现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因此保证这批苗木安全越冬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工作。”为此，园林局党委特意责成绿化三大队专门成立由6名工人组成的冬季养护小组，昼夜值班，以保证苗木安全。据档案记录，这批刚来到中国的树苗，首先是在天坛公园内做临时保护性假植。
到了1978年2月22日，关于大山樱花和落叶松的栽种方案，栽种树苗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1978年3月10日，各个单位开始陆续落实栽种。根据1978年3月28日的一份档案记录：“3月22日栽种工作完毕。分配给天津市和陕西省的树苗已于3月9日和3月13日分别取走。至此，天坛公园假植的树苗已全部出，假植工作已结束。”而最终，北京各处定植株数是这样分配的：“日坛公园180株；玉渊潭公园180株；陶然亭公园140株；紫竹院公园150株；北京植物园110株；天坛公园40株；西南角苗圃100株。”
《啼笑因缘》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大师张恨水的作品，出版以来畅销国内外，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一份上个世纪80年代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的出版及改编情况。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出版社动议再版这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1980年3月19日，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提交了关于出版《啼笑因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该作反映了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一个黑暗、动乱的社会侧面，具有一定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生动，北京语言运用自然，文字流畅易懂，因此收到了宣传反封建的积极社会效果。“小说发表以后影响很大，鲁迅先生的母亲曾几次写信让鲁迅买这本书，鲁迅买到后送了去，鲁迅日记中四次记载。”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啼笑因缘》出版及改编的情况，报告介绍：“1953年和1956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再版过《啼笑因缘》。1957年北京市曲剧团将小说改编为曲剧，共演出300多场，南方几省也相继演出。中宣部、文化部及剧协认为曲剧《啼笑因缘》是个好戏……”而1980年前后，浙江、上海已决定再版本作。
报告还透露，“我们要再版这本书，同张恨水的子女商量过。由于该书过去翻印版本很多，讹误不少，这次他的子女帮助我们选了较好的版本。我们也通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浙江出版社，而且正组织张友鸾先生写序，插图已全部绘制完毕。”“我们到北京图书馆外借组，他们也支持再版这本书，中央广播电台已向我们索取校样，而且社内很多同志支持出这本书。”
可以说，这两份档案促成了这部广受欢迎、富有北京地方特色的畅销之作于1981年在北京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