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博主@光明处是你我归处的微博截图
有网友认为，来月经是自然现象，如同吃饭喝水，女性为此承担更多天经地义。这种带有性别原罪意味的发言忽视了工业与消费社会中的结构性歧视。天津一家饭店日前推出了价格一致但分量减少的“女版盒饭”，声称是为节约粮食而设，无关性别歧视。如果是为节约粮食，为何不能简单分出大小型号的盒饭，让消费者按自身需求购买呢？尽管“女版盒饭”是个案，却很能说明女性要为天生的性别付出更多的社会现状。
消费社会一边把女性捧为“血拼狂买”的消费女王，一边以普遍而明确的性别歧视向女性收取更多“粉红税”。与此同时，舆论中还充斥着不少“贵就别用”“没人拦着你用布条”的无理训诫，仿佛“卫生巾贵”以及“卫生巾价格竟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女性“无脑剁手”造成的。而真正值得指出的问题是，既然有人以予以报销的包皮手术是针对包皮过长引起的具体疾病来论证其纳入统筹基金支付的合理性，那么女性讨论减免卫生巾税额、关爱自身健康（和包皮手术一样，对两性都是有益的）又有什么错呢？
“粉红税”：男性商品为默认值，女性商品是附加值？
“粉红税”指的是在购买质地、用途、款式相似的商品或同类型服务时，女性消费者支付的金钱往往比男性消费者要多。1991年，美国经济学与法学家IanAyres的一项研究发现，白人女性购买同款新车的费用比白人男性高40%。
纽约消费者事务部（DepartmentofConsumerAffairs，下称“DCA”）1992年的调查证明，收取女性更多钱款的“粉红税”现象遍及各个消费领域——从美发沙龙、健康护理到衣物清洗、二手车交易，女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额外榨取。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研究指出，每位女性每年平均要支出1351美元的“粉红税”。虽然自上世纪末起美国多地相继出台了反价格性别歧视的法令和措施，但从2015年DCA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来看，“粉红税”依旧大规模存在，并且由婴孩时起尾随女性的一生。
粉色滑板车与头盔的例子很好地展现了因消费者“性别为女”而加价的荒谬。DCA最新一次的调查中有这样两个案例：两辆由一家公司生产的滑板车，除颜色外完全相同，粉色的却要比红色的贵出20美元；同款头盔，粉色的女版比男款多出13美元，二者没有任何质量上的差异，设计上也看不出女款有何特别之处。
DCA在2015年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两个对比
但难以理解的是，世界上一半人口会经历月经，为什么要以另一半人为标准呢？卫生棉是女性生活的必需品，却只有少数国家免除了“卫生棉税”。有网友指出不存在专门针对卫生棉的“卫生棉税”，但人们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或许不是因为知识有误，而是想以此质疑对卫生棉征税的现状是否合理：作为女性必需品，经期用品为什么不能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样享受更低税率或免税待遇？
在澳大利亚，牙膏、避孕套、成人尿布等商品都在免税之列，而卫生棉直到2019年才被列入；印度政府也在2018年免除了对卫生棉征收的税率为12%的税款（该税名称为“商品与服务税”，GoodsandServiceTax，是印度的一种间接税）。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19最新增值税税率表”，当前对粮油、自来水、暖气等物品的增值税税率为9%，图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同样采用9%的税率，而卫生棉的增值税率却是13%。
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4%的税率差价可能无关痛痒，现行的13%税率也影响不大，但对经济条件不佳的底层女性来说，这也许是她们能否负担得起卫生棉（或者质量好一点的卫生棉）的关键。
世界上仍旧有许多女性面临买不起卫生用品的“经期贫困”，自制替代品几乎不可能达到卫生标准，这种贫困造成的健康问题又进一步损害了女性的劳动能力，形成贫困恶循环。界面文化曾详细探讨“经期贫困”的问题，就算是在英国这样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也有15%的女性（14~21岁）曾买不起经期用品。2017~2018年间，一项针对美国路易斯安那低收入女性群体的调查发现，64%的女性早年间无法担负卫生用品开销，21%的女性每月都陷入“经期贫困”，很多女性使用衣物、破布、纸巾等代替卫生巾，或从公共卫生间取用儿童尿布和厕纸作为经期用品。
今年2月，将卫生巾纳入防疫物资的提议就曾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关于女性身体权益的讨论。当时有网友称“女性每次来月经只需使用5、6片卫生巾”，批评者指出这种言论对女性真实生活状态缺乏了解。6月，科普平台@丁香医生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内容，称以每次月经量20ml~80ml计算，1~4片普通日用款卫生巾就足以吸收。对于绝大多数有月经经验的女性来说，以上两种论调根本不值一哂，这种纯粹男性视角的猜测、测量和评判有如戏言，但凡对于女性伴侣或亲属的经验有过一丝关切或问询，也不至于有这种对卫生巾使用情况的误解与偏见。
非理性消费？并非只有女性身陷消费主义陷阱
在此次争论中，微博博主@红茶魔术猫的发言也引发了大量讨论。他在微博中质疑，女性呼吁卫生巾免税的做法不能真正解决价格过高问题，反而有“追求大牌”“交智商税”的嫌疑，给出的例子是印度实行卫生巾免税之后，整个市场价格没有明显改观。
微博博主@红茶魔术猫关于“割韭菜”、“智商税”的发言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追问，从中吸取经验，让更多女性有机会摆脱“经期贫困”，而不是两手一摊做“白费功夫”、居高临下的说教。
以上文提到的儿童头盔举例，假如一个小女孩想要粉色头盔——可能出于本然喜爱，也可能是受了“女孩要用粉色，男孩才用蓝色”的教化——家长因此多付出13美元购买，这可以用“智商税”来解释吗？如果是一位父亲为女儿购买了更昂贵的粉色头盔，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智商税”吗？
90年代DCA的研究认为，“粉红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没有足够充足的信息进行比对。从理论上看，今天我们能从网上搜集到几乎所有同类型商品的价格，可在精心比对后再行购买。但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性，都不是24小时坐在屏幕或货架前专业看货比价的购买员，或许信息足够，然而精力有限。
从“双十一”到“三八节”，女性被消费主义塑造为“剁手”女王，“买买买”以一种既是羞辱又是歌颂的方式鼓吹女性的“不理性”，似乎男性全然不受消费主义的困扰和围剿。而从茶叶到手表手串，从运动鞋到CK内裤，男性消费的商品就一定是不可或缺、质优价廉的吗？又有多少人曾听过“男性智商税”一词呢？男性也会受到焦虑营销的影响，认为在某些节日里“不送礼物就没人爱”，于是购入口红、鲜花与珠宝——只不过在这时候，女性的“非理性”就又可以被搬出来为其做挡箭牌了。
美国弗吉利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芮塔·菲尔斯基在《现代性的性别》中谈到，这种看似反现代的“非理性”其实极为现代，“因为它是一种受管控的欲望，受控于一种计算和理性化的逻辑，所服务的是利益动机。”一种观点认为“粉红税”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女性商品所用的材料更好、设计更多，但正如DCA调查研究所指出的，女性消费者无法控制生产端使用何种材料或工艺。陈列在女性面前的商品似乎琳琅满目，但这种多元性是虚假的，真正可供其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导致这一结果的，既有资本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也有男权文化对两性气质的塑造。
消费看似是女性的场域，实际上只是女性被推到了前面。19世纪以来，传统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和家庭的采买员，她们的很多消费行为不是出于冲动的物欲，而是精打细算的迎合与计较。播客“随机波动”曾在《女权主义与消费主义水火不容吗？》中谈到，女性从男权的家庭中走出后，很快就掉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且这个陷阱依旧是男权主导的文化，男性不一定比女性消费得少，但消费鄙视链将男性的消费领域置于上游，“品位”使之免于“肤浅”和“不理性”的非难。如果说女性追求“超级轻薄”的大牌卫生巾是交“智商税”，男性在避孕套的选择上就真的免交了这笔钱吗？
参考资料：
“FromCradletoCane:TheCostofBeingaFemaleConsumer.”DCA
"FairDriving:GenderandRaceDiscriminationinRetailCarNegotiations."IanAy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