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民众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随着人口老年化、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这一矛盾愈演愈烈。
在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实施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全科医生是社区健康的守门人；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的是由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险；美国曾经是医疗保障最差、最复杂的国家，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医疗保障——老兵有退伍军人保障、65岁以上老人有免费医疗、低收入群体有免费基础医疗、公司及员工有由他们共同出资组成的医疗保险，但还有四千万人没有任何保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其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骄傲，强制所有美国公民加入国家医疗保险，并大力控制医疗收费。但因为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及政治原因，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将奥巴马的医疗保障体系废止了。
无论哪种医疗保障体系，国家的医疗支付机构均日益不堪重负，医疗费用的支出在不同国家占到GDP的10%~18%，成为所有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巨额国家支出换来的却是民众的怨声载道，看病难、效率低是各国通病。在美国，病人要等两个月才能在专科医生门诊就诊；在德国和加拿大，病人甚至要排队等待半年才可以接受小手术。有的病人数月后乘飞机如约就诊，结果却被告知一切按原方案治疗，只是解读一下实验室检查结果。
因此，医疗全科化、数字化、平台化、服务化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目前的医疗服务存在着很多痛点尚未解决，而最为明显的，是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倒挂的金字塔结构。
中国医生数据远高于美国，但不均质化问题大
中国在十个人口大国当中，恰好处在中间的位置，每万人口的医生数位居14名，比巴西和墨西哥低，但是比起人口大国印度，这个比重要高了一倍多，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我们的国家医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数量还算可以。
但是，中国200多万的执业医生当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医生只占了一半多一点，有接近一半的医生只有大专、中专，甚至是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教育水平。
而和美国相比差距则更大，美国医生都是研究生教育水平以上，中国目前只有10%多一点的医生，具有研究生以上教育水平，如果把同质量的医生和美国比，中国医生就更少得可怜。而这些受教育水平高的医生，大多集中大城市大医院，也就是金字塔的塔尖，而金字塔的底部，或者中部都是教育水平比较差的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病人到基层去看病，医生的能力还是缺乏的，所以病人没有办法来信任基层医生，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政府仅仅在硬件上投钱，买设备和盖房子，而医生的情况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分级诊疗是难以取得结果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改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得太少了，似乎政府的投资多了，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投资增加了很多，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怎么样解决医生的问题，是医改和整个医疗服务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很多国家医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了，接受了同质化标准化的医学教育，看病质量是非常均质的。这些国家里，大多数的医生去了基层，但是去了基层并不意味着跟教学医院切割了关系，他和教学医院仍然有一个合同弹性的就业关系，好的教学医院要争取和好的专家签约，大医院的设备和手术都是向签约医生开放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外大型医院是一个社会化的资源，不仅是供本院就业的医生，住院医使用，基层医生也是可以来使用。专家也变成了社会的资源，不是被某一家医院和诊所控制的，可以和多家医院签约，而且签约的关系是可以变化的，在这种就业体制下大量的医生没有任何问题到基层诊所去就业，仍然可以在大医院做研究，做教学，来治疗病人。而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如果没有机会去三级医院，他就放弃了做临床医生的职业发展道路。
以美国医生数据为例，只有20%的美国医生是被雇佣的，其中13%的医生是医院的雇员，7%的医生是医学院的雇员。80%的医生是在小型的医生诊所，或者大一点的医生集团，在医生集团当中有自己的诊所，也可能没有诊所，和医院只是签约关系，美国80%的医生就是在基层就业，他是一个自由执业者，但是仍然和大医院之间存在弹性的关系。
因此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医生问题，从医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上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个是落实医生的多点执业，特别是对于公立医院当中现有医生的存量，要推动多点执业，虽然这些年卫计委一直在鼓励，但是存量的改革非常困难。
第二点是增量的改革，就是鼓励医生开办诊所，特别是鼓励民营医生诊所的开办。目前政策上这个门还是关得非常紧。而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医生诊所密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将来的分级诊疗，应该鼓励社会多元化来办医生诊所，医生只要有执业资格就可以没有障碍去办自己的诊所。
对于近两年兴起的医生集团，希望医生集团在中国会成为医生自由执业的一个很好改革途径。
医生的就业制度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医生的多点执业和创建更多的医生诊所，是我们改革的途径。还有诊所和医生集团的发展，结合互联网的创新，也许是推进我们这个问题上改革的一些重要的手段和抓手。
一、医疗资源总体不足，配置不均衡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占比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除了总量不足，我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分布存在不均衡。据统计，我国的医疗资源八成集中在城镇，而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设备少、服务能力低下，部分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现状仍在存在。在城市中，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等优质资源过分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社区卫生服务资源短缺，服务能力不强，不能满足群众基本卫生服务需要等问题。导致大量基本医疗需求在三甲医院等大医院释放，客观造成大城市医疗资源紧张。
二、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支柱”。但是基本医疗保险以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服务为基本原则，保障力度不强，受益水平比较低，不能有效地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疾病谱的变化，居民疾病风险没有得到全面和充分的控制，个人花费在医疗总支出中占比居高不下。
三、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缺失
公立医院改革一直医改的重中之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不破，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专业型就难以得到保障。
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加之监管不力，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积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使得相当多的公立医疗机构形成了“以药养医”和“以技养医”等扭曲的医疗卫生补偿机制，出现了重经济收益、轻社会效益的“趋利”问题，扭曲了服务行为，加重了患者负担。甚至有些医院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加大利润空间，鼓励医生多开检查﹑多做治疗，利用开单回扣、提成等方式，提供“过度医疗”，导致药品虚高定价病人经济负担加重。
四、医疗价格体系畸形
医疗价格体系的畸形一方面体现在医疗用品（药品、医疗耗材、医疗器械）贵。以药品为例，从药品的流通来看，医药流通企业环节过多，导致管理费用上升，层层加价。允许企业直接向医院供药的政策以及合资药厂带头引进的以医院、医生为主要对象的“营销策略”，滋长了药厂给医院折扣和贿赂医生的“回扣风”，加剧了药厂间的恶性竞争和药品流通的混乱。
而另一方面，却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低，尤其是技术价值被低估，严重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中国医疗服务从业者在高强度的劳动负荷，紧张的医患矛盾下，并没有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根据2017年中国医院发展大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公立医院84%的医生和民营医院77%的医生认为，他们的薪酬没有充分、合理地体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医生的收入，与教育程度、职业含金量、工作强度严重不匹配客观上为成为了医院和医生“过度医疗”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医疗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国政府也通过数次医改逐步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抓住改革重点领域，提高健康服务水平。
一、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多元化办医
多元化办医旨在解决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供给严重滞后、公立医院运营效率较低、医疗供需失衡等问题。基本方向是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本质，满足基本需求，同时引进社会资本补充医疗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具体为推进卫生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发展儿科、精神科、老年护理等薄弱的专科医疗机构，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医学检验、病理诊断、医学影像检查、消毒供应和血液净化机构。此外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是医改至关重要的一环。只有从体制中解放医生，让他们自由流动与充分竞争，才能真正让市场来为医生定价，让好医生为医院带来高价值。基于此诞生的医生集团、远程医疗等新服务业态将带来更多的医生执业模式，丰富医疗供给。
二、分级诊疗服务体系
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旨在扭转当前不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格局，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有效分流就医人群，提升百姓就医体验。
分级诊疗制度的内涵概括起来16个字，即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基层首诊就是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双向转诊通过完善转诊程序，重点畅通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逐步实现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的有序转诊。急慢分治是通过完善亚急性、慢性病服务体系，将度过急性期患者从三级医院转出，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急慢病诊疗服务功能。上下联动是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三、医药剥离
医药分开旨在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从根源上解决药品虚高定价问题，切实降低群众不合理用药负担。
医药分开主要包括：
1、取消药品加成(不含中药饮片)和挂号费、诊疗费，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实现补偿机制转换。医事服务费主要用于补偿医疗机构运行成本，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2、实施药品阳光采购。落实药品购销“两票制”(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鼓励和规范集团采购、医疗联合体采购和区域联合采购，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参与度，降低药品、耗材价格。药品采购全部在政府搭建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进行，药品采购价格实现与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价格动态联动。
3、规范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建立完善动态调整、多方参与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项目价格，提高中医、护理、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和技术难度高、执业风险大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本轮医改基本涵盖了当前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主要矛盾，并且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医药、医保、医疗的联动改革，为医疗健康产业未来发展打下了结实的基础，也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健康管理，作为近年来国家提倡的主题，是医疗机构长久以来的沉疴。目前，医疗机构开展健康管理有这样的困难：
1、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单一
大部分医院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但绝大部分停留在以健康体检为主，重检查轻管理，缺乏系统的、全面的、流程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2、健康管理服务可有可无
3、数据价值难以深度挖掘
4、健康管理人员投入有限
作为国内医疗领域新兴学科，各医院难以向健康管理领域投入更多专业力量，现有人员多由退休返聘医生、护士临时兼任，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5、专业能力无法满足需求
健康管理人员大多不具备健康管理领域专业知识，重临床治疗轻健康管理，仅凭个人经验，难以满足客户在健康管理方面系统化的需求。
6、服务资源难以发挥协同
医院各业务科室具备丰富的人才、技术和设备资源，难以与体检客群、健康管理客群的诊疗需求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客群转化率低，没有形成闭环和协同。
1、增强医患关系
通过平台与用户的双向沟通、线上与线下结合，实现网络化交流，增加医患之间的信任和服务使用者的依从性与粘性。借助互联网技术从检后、诊后、院后全流程介入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医生主动关心患者，跟踪健康动态，即时提供服务，让医疗服务从传统疾病治疗向新型健康管理服务转变。
2、提高医生服务效率
通过平台提供的专业大数据分析工具，根据用户人口学特征、生理指标、体征指标，评估结果指标等进行筛分组管理，批量发送健康管理计划，成倍提高医生服务效率。
3、改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系统具有双向转诊功能，对于病情加重或减轻的病患，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能够把患者转入更为适合的医疗机构。通过双向转诊，实现分级诊疗和医疗资源的下沉。
4、减少医疗费用
由于我们可以利用后台动态数据作为诊疗的依据，患者入院的多项检查可以避免，同时，医生根据大数据开药，更精准更科学，也更节省患者费用。
数据孤岛
首先从机构层面看，在政府政策主导下，当前已经有70%以上的医院实现了医疗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已经初见成果。
然而当前仅有不到3%的医院实现了数据互通：传统系统厂商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国内HIS系统厂商超过500家，PACS系统厂商超过200家，厂商为医院单独设计实施系统，且不同系统会出现不同版本。使用传统方式聚合一家系统需耗时2-6个月，对医院数据采集和聚合耗时费力。尽管有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的一些创业公司会部署新的系统获取数据，然而众多互联网医疗产品的接入，造成了医患双方的额外负担。
其次，从个人角度来看，当前常见的直接获取个人数据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可穿戴设备的佩戴或移动设备的使用，上门检测获取用户数据。然而这两种获取渠道对于用户来说都处于市场导入期，存量市场微乎其微，导入和说服成本巨大。
在具体实施层面，对于这些稀缺的个人数据如何整合，如何对不同领域和议题下的主题进行定义以及统计口径的协调将成为应用前的重要环节。在商业环境当中，这也将面临利益分配、如何分工合作以及伦理问题。
工具的缺失
医疗大数据能够发挥作用，还要看实际的应用和解读，如何正确解读数据，让数据对临床、个人健康、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领域进行指导是医疗大数据最终落地的必备环节。
在任何垂直应用场景中，“know-how”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好的医疗数据领域的分析师也应当兼具垂直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数据分析的基本能力，能够将业务和数据实现有效的整合。然而作为最匹配的复合型学科生物统计学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由于数据市场上整体数据分析人才的缺失，能够落地到垂直领域的人数愈发受到限制。
其次是工具层面的短板。SAS、R、MATLAB等相对高门槛的工具在医疗行业里应用非常广泛，学科的限制导致了对工具的高要求，然而可视化的报表，直观的展现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分析的效率，“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隐私的边界
数据分析之后，如何落地，如何对患者体现价值也是当前数据应用的问题。数据的价值如何对个体患者的体现，可否是个体用户可感知的输出，实际的作用如何去评估和衡量都是医疗大数据面临的问题。
第三方数据厂商打入医疗机构，并且使数据能够得以有效应用也面临推广的压力：高度资源导向型的医疗行业，行业、院校、机构、地域均面临重重壁垒，即使是上市公司也依旧无法打入某些区域，商务拓展难度和落地难度极大，一方面难以获取有效数据源，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场景训练自身的模型。
中国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程度像极了十年前的美国。许多包括技术、法律和商业等层面的鸿沟，仍须政府和业界携手逾越。
一、医药处方的信息闭环尚待形成
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医疗差错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JohnDaniels认为“最常见的医疗差错就是处方和用药差错。”
为避免流程差错，保障患者安全，近年来，美国医疗系统中的服务提供方、医药产业和保险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以二维码为中心的数字化信息闭环。
在药品生产包装过程中，厂商按照单元剂量（unitdose）将药品打上二维码，便于其跟踪记录。极大降低了药品配送过程的差错率。
在药品分发环节，医生给患者开具处方之后，通过二维码，患者和其用药信息也被连接起来。通过扫描二维码，诊所或药房的药剂师可以在系统中立即获得处方信息，达到精准配药。
二、医院信息系统平台缺乏整合
JohnDaniels认为，中国的医疗信息孤岛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区域之间、医院之间，还存在于医院内部的不同业务和支持系统之间。虽然目前，大多数中国的医院已经围绕不同业务建立了HIS(医院信息系统)，PACS（医学影像存档与通信系统），LI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RIS（放射信息管理系统），EMR（电子病历）等信息系统，但建立这些系统的厂商各不相同，系统间缺乏兼容性和整合性。
今天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发展像极了十年前的美国，医院的业务系统不是以患者为中心，也没有以真正的使用者——医生为中心。因此，对于医生来说，现阶段，医疗信息化带给他们的不是更多便利，而是更多繁琐的工作。他们不仅要手动录入大量电子病历信息、医嘱等，还需要在不同业务系统的界面之间相互切换。
医生需要的是各业务系统间无缝连接的、一站式的、个性化的工作平台。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美国的医院已经建成了平台化的业务操作系统，医生在同一个界面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查看患者的病历、医嘱、检验检查和影像等信息。有的医院甚至已经实现了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植入——一键式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让医生得以在工作站中快速获得诊疗推荐方案，极大提高了医生工作效率。
三、电子病历不具有法律效力
相对美国，中国欠缺在法律上对电子病历的明确界定。1996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HIPAA（HealthInsurancePort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法案。RobertWah表示，该法案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定义和划清电子健康数据的界限，为电子健康数据交换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保护个人电子健康信息的隐私安全。正是HIPAA的明确界定，很大程度上扫清了医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之间交换患者电子病历的障碍，让信息交换变得无纸化、快速和便捷。
而在JohnDaniels看来，电子病历在中国推广的一大瓶颈，还在于其尚未确定的法律地位。2010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订，加入了电子证据开启条款，EHR（个人健康档案）中的电子文档或记录和纸质病历一样，都可以作为法律诉讼的证据。
反观中国，大多数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尚不具备法律原件证据资格。实现电子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其作为证据的三个必要条件。
目前，由于我国医疗信息化启动晚，电子病历真实性难以保障等问题，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还是纸质病历。大多数时候，患者甚至无法获取自己的病历。只有当医疗纠纷发生，患者和医院需要对簿公堂的时候，医院才会把病历打印出来，以纸质病历作为法律证据。
四、人为因素和商业竞争阻碍信息共享
除却机构间的竞争，同一机构内部不同组织间必须理顺工作流程，做到相互协调，才能保证其内部信息的共通，以及相互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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