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开可)医患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医闹”怎么化解医疗纠纷究竟有无破题路径这几年，随着“医闹”事件不时出现在人们的眼球中，一系列这样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思考范围。
“必须用智慧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孙晓飞告诉记者。在其新作《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中，孙晓飞用田野调查式的采访展现了现在医生群体的生存现状。他更希望以这本书为引子，引发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再思考，寻找到医患关系之间最好的状态。
《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封面。资料图
一个医疗团队引发的医患关系思考
后来，孙晓飞的一位朋友患病，很多医院都说治不了。他找到了凌峰，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两件事情引起了孙晓飞强烈的兴趣：这个国际顶尖的团队是怎样对待病人的，是怎样在医疗技术上向更高的山峰登攀的
“大医精诚”“用心”“把病人放在重要的位置”，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把很多类似这样的话语做成了条幅挂在办公室里。孙晓飞听说后就萌生了去科室看一看的冲动。历时三个多月，孙晓飞完成了对科室医生以及患者的采访。
孙晓飞觉得，一本书中只单独讲述一个医疗团队的故事是不够的，它应该被拓展得更宽阔一些，便想到了从医患矛盾的角度入手。“当时医患关系还是挺紧张的，发生了好几起杀医、伤医事件，就觉得不是简单宣传好一个团队就可以了，还要告诉整个社会，医患矛盾是由什么引起的，到底应该怎样去解决。”孙晓飞说。
所以，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重建多重伦理关系”“疾病、医生和病人”“政府与医院、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等章节，融汇了中西思想精华，探讨破解中国医患关系困局的方法。
医患关系应像夫妻关系：是我们，而非你、我
“通常来说，我们认为现在的医学对人体解刨、人体的基本结构是了解的。但是事实上在一些个体的认知上，仍然存在盲区，例如个别的人骨骼与普通人相比会发生变化。”孙晓飞向记者讲述了自己采访到的一个事例。
“梁建涛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有一次，他做一个三叉神经痛的手术。因为病人的脑部骨骼有一点点变化，挡住了一根神经。梁建涛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是按照传统的、常规的方法做了手术。术后，病人的病情没有得到缓解。”孙晓飞说，“一般的医生可能就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手术已经做过了，我确实尽到责任了。但是这个医生特别负责任，就觉得这个病人家境不好，如果放弃了，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北京接受手术治疗了。所以，他就跟患者提出来说能不能再做一次手术。”
一般来说，“二进宫手术”是很需要医生的良知和勇气的，因为风险太大了。不仅是患者医疗费用增加，如果再解决不了问题，患者会怎么看你做了第二次手术之后再不成功，同行该怎么评价你“有些医生，确实是不顾个人的得失，想方设法地为病人解决问题。”孙晓飞感慨地说道。
“如果你相信一个医生，愿意把生命交到他的手里，就应该像信仰宗教一样，不要去考虑后果。一旦有了难以接受的后果，内心要能够承担。”孙晓飞说，“但是现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解决疾病困扰的时候是信任他们的，可是一旦问题解决不了或者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完美，就会马上怪罪医生。这才是最要命的。”
《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这本书受到了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民国清流》系列图书作者汪兆骞、《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作者钱江等人的推荐。
孙晓飞认为，这本书得到这么多人推荐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其给出了一个解决医患矛盾的方法。“过去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事情出来以后总是批评指责一方，舆论也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孙晓飞对记者说，“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我在书里把它列为伦理共同体。我把最合谐的医患关系比拟为夫妻关系，即最好的医患关系过分强调彼此，不是明显地分开哪是你、哪是我，而是夫妻之间要建设的一个概念----‘我们’。我们来共同面对和战胜疾病。医生认为医患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共同应对的同一个敌人就是疾病，但是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孙晓飞在书中从中国伦理哲学的角度提出，医患之间的伦理关系要逐渐过渡到类似于夫妻这样的伦理关系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田野式采访调查，还引入了中国传统儒学来观照医患关系中的价值失范，并运用福柯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来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