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医患矛盾或者医患纠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情绪化的认知和处理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理性深入地分析，从医患双方、医学活动本身特质、医疗卫生体系现状和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探究原因，理清医患关系实质，探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长效机制。
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医”和“患”绝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医患关系就像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应该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健康利益的共同体。只有医患双方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才能最终战胜病魔。当然，由于医疗技术水平局限、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原因，医患关系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音符。总体来看，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
对医疗服务特点认识不足，“非理性就医”现象仍较普遍。医疗服务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由于医学本身的局限性，并非只要花了钱，就一定能药到病除。医疗服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易，无法实现等价交换。家属在亲人患重病花费巨额费用之后而无期待的结果时，往往更加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局，特别是认为诊疗活动有过错时，更容易产生激烈反应，形成医患矛盾和纠纷。同时，由于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初诊和转诊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剧了医疗服务的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结果是，用大医院的专家解决普通疾病，耗费了紧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也加大了对疑难重病患者诊治的负担，成为导致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对卫生事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医药卫生体系仍不健全。医药卫生体系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涉及医疗保障、医疗卫生服务、药品生产供应保障和监管等方方面面。因此，探索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改革和完善医药卫生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经过几十年努力特别是新一轮医改实施5年来，我国编织了覆盖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保障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仍然较低，重特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仍不健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群众看大病时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看病贵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同时，以药补医机制仍未从根本上破除，符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与用人制度仍未建立，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制度仍需完善，引发医患矛盾和纠纷的医疗安全质量和服务态度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对医学局限性认识不够，医患沟通仍不顺畅。现代医学科技虽已取得重大发展，但还远没有达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对疾病，医学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无能，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某些常见病，由于病患个体的差异，医学有时也不能提供有效治疗。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期望过高，是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
医疗风险分担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本身属于高风险职业，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意外、一定概率的错误率甚至事故率。即使在美国，住院病人中发生医疗差错或事故的概率也在8%—10%，每年导致近10万居民死亡，是全美人口的第五位死亡原因。目前，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等有效方式分担和化解医疗风险的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的矛头就会直接指向医院和医务人员，甚至导致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医护人员成为直接受害者，医疗机构成为实施伤医危险场所。同时，医院并没有作为公共场所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管辖范围，缺乏一个起缓冲防范作用的“安全阀”。这是影响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和新媒体仅以有限的医学知识判断报道医患纠纷，往往容易出现偏颇、有失公允，甚至以偏概全、误导公众。还有个别媒体不能恪守新闻媒体职业操守，为了吸引眼球，不顾客观事实，对医患纠纷渲染炒作，起到负面推波助澜作用，激化了医患矛盾，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重在机制建设
医患关系紧张成因较为复杂，只有通过系统设计、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不断得到缓解。当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关键是要建立以下四个机制。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医患纠纷、医患矛盾的化解机制。鼓励医患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矛盾。协商解决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等优点，通过协商解决达成的协议往往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将医患纠纷纳入规范化解决渠道，使医疗机构从繁重的医患纠纷处置中解脱出来。同时，尽快将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管辖范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是所有医疗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对于不想通过调解或者对调解结果不满意的医疗纠纷，都可以通过医疗诉讼的方式解决。大力推行专业化审判，法院系统应挑选熟悉医学知识、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审理医患纠纷案件。开辟医患纠纷处理的“绿色通道”，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如探索建立医疗事故异地鉴定仲裁制度，对医疗事故争议较大的案例，建立异地鉴定制度，确保技术鉴定的科学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