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16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启发和感动过许多西方哲人，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对于其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期）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只是在它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后来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基本稳定和确立了。
第二，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本身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态已被深深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延续不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文化源泉，大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使用和火的使用的时代；第二个阶段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个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第四个阶段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其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克、柏拉图、修昔的底斯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二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所独有的。上面我们提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明侵入的重要原因。从世界历史看，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文化，克里克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的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和平原上，地理上缺少保护其文化的自然屏障，从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明就发生断裂。显赫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是在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后开始瓦解的。
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理念与现实也是中华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从殷周到清末，中国的政治未曾发生过外在的断裂，它是通过一种不断的“内部调整”的方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
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最终实现中国化，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一带，它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佛教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别——禅宗，而这已是完全本土化的佛教了。同时，它又催生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宋明理学，外来的佛教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顽强的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开封后，这个被称为“挑筋教”的外来宗教最终消融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归属感。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这种文化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劫难而不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激励和支撑力量。
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就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截止到17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都远远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面，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此时的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序言，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三
要深刻把握作为世界文化奇迹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如果中华传统文化是停滞的文化，就没有任何奇迹可言，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就无法解释今天13亿中华儿女的精神生活。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代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西方少数人所鼓吹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被历史所嘲笑。这样伟大的成就必有伟大文化的支撑。中国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是文化的另类，其实，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
国家独立、民族自觉是中华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新生，是有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的。西方国家不少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史，指责中国的现实。这里既有知识上的不足，也有西方文化傲慢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创造了条件。获得新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人应对世界复杂问题的智慧源泉。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就，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发展。那种认为中国当下思想的混乱和争论是传统文化彻底死亡后的表征，是现代中国失去文化之根后的表现，这样的看法是肤浅的。思想的混乱和思想的彷徨是有的，但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生前的阵痛。
一些西方的思想家们完全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存在的方式，也不知道这种文化获得新生后所带来的思想的力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着伟大的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从不粉饰我们在寻求真理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正是在对自己的错误的反思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要比那些伪善而傲慢的西方思想家和政客们真诚得多。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从不自卑，我们不仅有着令全世界羡慕的人类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中华民族以其极大的创造性在发展着这个文化，使其更加灿烂辉煌。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