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小东（1992-），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2240352257@qq.com.（天津300350）。
关键词：晚清；儿童；游戏；回忆史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基金资助项目（14JJD770010）。
一、问题的提出
1925年，时年44岁的鲁迅撰文，回忆自己十多岁时破坏幼弟周建人（时年10岁左右）自制的玩具风筝的往事，当时的鲁迅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27年后，鲁迅才在“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中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于是后悔当年对童趣的扼杀，但业已成年的胞弟周建人已经将此事完全忘记。事隔近30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使鲁迅借一本“外国书”“顿悟”，从否定游戏到肯定游戏，甚至在回忆中细述胞弟童年看风筝的乐趣，但这曾被压制的童趣，早已被长大的儿童所忘记。对于儿童来说，无论是1890年代的绍兴，还是1920年代的北京，风筝都是一种获得乐趣的游戏[1]。
晚清时代的参与者——儿童，究竟从游戏中获得了怎样的乐趣？
游戏，是儿童的权利。在游戏中，儿童得到了感知外部环境、激发思维与行动的锻炼，也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未来的成年人生活，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在其他人生阶段都难以再次体会到的乐趣，但这一乐趣，往往被论者以成年人社会的价值体系加以衡量。如何考察真正属于儿童的游戏乐趣，而非成人口中的儿童游戏，是儿童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儿童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比重，一直与儿童时代占人生长度的比重不相协调[2]。在1930年代，王稚庵曾编著《中国儿童史》，氏著为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发轫之作[3]。该书虽然集合历代儿童的经历，但其编纂目的却是要儿童学习他们的“好模样”，故而其中几乎未提及儿童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娱乐。有关儿童生活史的研究，熊秉真做了较多的工作[4]，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人眼里的儿童以及成人如何养育儿童上，儿童史的主角——儿童，通常是无声的。近些年来，论者开始注意到儿童话语中的日常生活，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5]。史学界之外，社会学界对此也有涉及，近些年来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景军主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6]，但从其母课题“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来看，则这项研究的重点亦非儿童。
西方学界在儿童研究方面，一些研究成果能够把儿童放在研究的中心上来。1999年出版的专著《小玩意》[7]，从儿童玩具业的发展史入手，最终落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间儿童生活的变迁。
二、儿童的“工具”与“工作”：有关玩具的乐趣
“玩耍是孩子的工作，而玩具就是他们的工具。”[7]1
顾维钧（1888年生）在写于1960年代的英文回忆录中，提及儿时没有什么玩具可玩，“玩具工业”的“原始状态”，使儿童可玩的只有“庙会上陈列的风筝，过年时的纸灯笼，花花绿绿的泥人”等一些“手工艺品”[9]。其实晚清江南地区的玩具并非匮乏，蒋梦麟（1886年生）的家乡浙江余姚已有外来的“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气枪、手表”等洋玩具[10]。包天笑（1876年生）在1960年代回忆童年时，则认为家乡玩具店称得上是“儿童的乐园”。
一班小朋友，便围攻了它（玩具店），你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我对于玩具，就不喜欢那种木刀枪、虎面子、喇叭、铜鼓、泥娃娃、小白兔之类，我却喜欢那些雏形的玩具，如小桌子、小椅子、小风炉、小暖锅等等；其次，我还喜欢那些机动的东西，有一个翻筋斗的孩童，价较贵。我喜欢它，外祖便特地买给我。[11]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游戏爱好，童年包天笑似乎更喜欢静静地玩：摆弄小桌子、小椅子、小风炉、小暖锅，俨然就是安安静静地布置一个新家了。浙江嘉兴的丰子恺（1898年生）的游戏也相对偏静。在忆及童年的玩具时，丰子恺在细致地描述了制作玩具过程时，似乎再一次体会到儿时的快乐。
（拔蚕豆梗作笛子）蚕豆梗是方形的，在上面摘几个洞，作为笛孔。然后再摘一段豌豆梗来，装在这笛的一段，笛便做成。指按笛孔，口吹豌豆梗，发音竟也悠扬可听。[12]
（用老蚕豆荚做“蚕豆水龙”）其做法，用煤头纸火把老蚕豆荚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荚里的两粒豆就从下端滑出，再将荚的顶端稍稍剪去一点，使成一个小孔。然后把豆荚放在水里，待它装满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来，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压榨豆荚，一条细长的水带便从豆荚的顶端的小孔内射出。制法精巧的，射水可达一二丈之远。[12]7-8
豆梗略加工便可吹出声音，豆荚略加修剪就能喷射水龙，这种乐趣正是成人社会所缺失的。儿童不会在意玩具是否工业化生产，任何能够带给孩子们乐趣的玩具都是他们的玩伴。无论是包天笑还是丰子恺，同时代的他们都在安安静静沉浸在玩具营造的乐园之中。
在附近的一次火灾中，我见到了消防水龙，就想起用晾衣服的竹竿做唧筒。我发现唧筒能把水喷射到二层楼房的屋顶，十分高兴。我常把水喷到邻居的院里；当我听到那里在叫忽然下雨了，觉得十分有趣。[9]6-7
此时顾维钧不再抱怨玩具工业的落后，而是尽情地沉浸在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的趣味之中。
上海教友家庭里的颜惠庆（1877年生）也体会到了外来的游戏。颜惠庆当时“玩一种简单的垒球游戏，既没有手套、面罩，也没有其他的防护装备。游戏多少是按照垒球比赛规则进行的”。但是，最能使童年颜惠庆获得乐趣的却“是用球击中跑垒的人，使他出局”[13]。西潮自有儿童视角的诠释，垒球的获胜不是击中跑垒者使之出局，但这却是儿童乐趣所在。顾维钧与颜惠庆均为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外交官，但从两人对童年的回忆来看，顾抑制不住地讲述童年的各种乐趣，但颜则着墨较少且重视游戏的教化价值。其差异从两人的年龄上似可找到一些答案。
蔡廷锴（1892年生）回忆广东罗定乡下的童年，只能在母亲、姐姐上山的时候，趁着照顾弟弟的空当和小伙伴们一起，打拐捶。
乡间儿童游戏，以长尺余的木棍为拐捶，四五寸长的为枴指，置枴指于地，以捶扑之起，击之远，轮流击出，计远近以为胜负。[14]
担负有革命重任的蔡廷锴，在回忆起童年打拐捶时，包裹在半文半白的语句中的童心又得以重现。
几乎所有孩子都曾梦想能够飞上天空。制作、玩耍能够飞起来的玩具，成为晚清儿童的重要乐趣。童年蒋梦麟在春季经常制、放风筝。
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到天空……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10]27
不考虑玩具的社会效应，只沉浸在玩具的奇妙之中，亟亟于用新潮与西潮改造旧中国的蒋梦麟在这一刻只有从玩具中获得的骄傲、惊讶与好奇。与童年蒋梦麟一样，1880年代的颜惠庆也知道在晚上把灯笼挂在风筝线上，让灯笼在夜空中点亮。直到60年后，垂垂老矣的颜惠庆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年“从制作和放风筝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13]11。
但是乐趣总在压抑之中。童年蔡廷锴不但会制作、放飞风筝，还会做孔明灯。1900年代广东乡下，纸不大容易随便找到。蔡廷锴将父亲的药书拆了做孔明灯，以致被父亲发现后挨揍[14]19。鲁迅（1881年生）曾忆及童年周建人（1888年生）最喜欢放风筝，但是自己买不起，鲁迅又不许他放，故只能羡慕别人，以致偷偷尝试制作风筝。就在风筝将要做好时，被鲁迅发现并拆毁。直到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鲁迅才意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1]22，但这显然不是1890年代成人社会的共识。
一个十岁左右儿童玩玩具的权利，既可能被父亲剥夺，也可能被兄长毁掉。玩具可能是新鲜的洋玩意的仿制品，庙会里买来的小手工艺品，甚而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叫不上名字的玩具，但孩子们仍旧享受玩具带来的无穷乐趣，沉浸在属于儿童的游戏世界之中。
三、两个世界的碰撞：和成年人一起玩
游戏是儿童的日常生活，也是成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享受与儿童一起游戏，理论上也是一种成年人的娱乐方式，前提是有足够的空闲及意愿陪儿童一起玩耍。然而，当成年人与儿童一起游戏时，成年人的心态往往更倾向于教育儿童，而非享受游戏的乐趣。那么，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碰撞之中，晚清儿童体验到了怎样的乐趣与教育呢？
1880年代，上海的曹汝霖（1877年生）经常随父亲出游，但是无论是徐园、愚园，还是张氏味莼园，亭台楼阁都不能吸引他，近80年后，曹汝霖依然认为“终不及豫园大假山之可玩”[15]。园林中的假山，原本是景致的一部分，是用来看的，但在孩子们看来，更适合攀爬。曹父带孩子游园，但两代人的兴趣点不同。另外，曹父带曹汝霖去看戏时，亦不时讲解戏中的忠奸分别[15]5-6。而撰写回忆录时的曹汝霖认为这些说教“于幼年心理上颇有益处”。
上海颜惠庆的父亲有时也与子女玩室内游戏：
父亲擅长西洋跳棋，教给我们许多玩的方法。欢乐的晚上，常常是在比赛拼写英文单词的游戏中度过……它使我们在学习英语词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3]10-11
很多玩法的跳棋究竟怎么玩，有什么乐趣，颜惠庆未作交待，这也是成年人与儿童对游戏的隔膜。而拼写英文单词到底算不算游戏，也很难定义。如果说只要获得乐趣就可以算作游戏，那么乐于念书的孩子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直在游戏？透过写作于1940年代的回忆史料，不大能看出拼写英文单词到底“欢乐”在哪里，七旬的颜惠庆在回忆这个“游戏”时，只强调它对学习英语词汇的帮助。
邹鲁（1885年生）的母亲得空就携子去隔壁的孔庙玩耍[16]。邹鲁在忆及此事时，也很认可母亲的苦心，但童年的邹鲁是否有同样的理解力则不得而知。来自成年人的游戏，总是既像游戏，又不像游戏。望子成龙的成年人在和儿童一道游戏时“寓教于乐”，而这一点也被成年的传主所认可，但一句“终不及豫园大假山之可玩”，似乎透露了一点信息，“寓教于乐”很可能变成：成年人在教，儿童们在乐，抑或两方各乐各的。
传统中国教育总希望把儿童塑造成“小大人”，希望儿童们超出年龄能力的“懂事”。胡适（1891年生，原名嗣麇）儿时身体弱，不能和其他孩子们一块儿玩。胡母也不准他乱跑乱跳，久而久之：
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17]
胡适敢于把这个往事讲出来，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年的他已经不大觉得被发现玩耍是值得“羞愧”的，甚而惋惜“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受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几十年过去，时代已经开始接受儿童游戏的权利。但对于童年胡适来说，“装先生”已经不只是大人的灌输，更是自觉意识。达到这个境界，胡适的家长可以说完全“陪”在了儿子身边。
成年人不一定都是先生，但也得有点“大人样子”，往往不肯和孩子们一起活蹦乱跳，于是讲故事作为一种安静的娱乐，比较普遍。取材于历史演义的故事如《薛仁贵征东》《通罗扫北》《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等，很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13]11。蒋梦麟在回忆童年听成年人讲故事时，描绘出了一番景象：
（讲故事的成年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10]27
手中轻摇蒲扇，口中叼着旱烟，身旁放着茶壶，慢条斯理，蒋梦麟的回忆很准确地捕捉到了讲故事的成年人的精神状态——幽闲而沉稳，这可能正是成年人希望在儿童面前展示的一种形象。在回忆时，传主很少提到从故事中得到的乐趣究竟为何，大部分都在简单化地强调“有趣”，乃至“受教育”。
由于成年人闲暇有限，平常大人们很难经常陪儿童们一起玩。苏州乡下的包天笑喜欢听说书与戏曲，但是平常机会不多，一到新年，就有机会“跟着大人们连听十几回的”[11]45。同样，丰子恺回忆道，家中的染坊平日里白天主顾来往，晚上店员睡觉，不容儿童打扰。可是到了农历新年，“店堂里就变了儿童和大人们的游戏场了”：
店员个个空闲，吃饱了饭，和我们儿童一起游戏……从这天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另换了一套：一向板脸的管账先生，如今也把嘴巴拉开，来同我们掷骰子了。一向拒绝小孩子到店堂里来的伙计，如今也卷起袖子，来帮我们放爆竹了。甚至一向要骂小孩子的隔壁的老爹爹，也露出了两三颗牙齿，来和我们打锣鼓了。这样的狂欢，一直延续半个月。[12]10-11
向来以童心童趣著称的丰子恺描绘出农历新年的景象，是一向严肃的成年人同“我们儿童”玩游戏，是“狂欢”。正是新年时的狂欢精神，使成年人愿意和儿童打成一片。这种不讲道理、没有说教的狂欢，给了儿童和大人一次绝好的游戏与交流的机会。
一年中的其他节日也能够给孩子们一个和大人一起“狂欢”的机会。生活在1900年代的茅盾（1896年生）曾参加一次大人的“游戏”。故乡浙江嘉兴乌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到十七要出三天城隍会，照例城隍大轿游行末尾有一支“犯人”队伍。九岁时茅盾的祖母让他参加这次游行，扮演“犯人”，意在借此“赎罪”，使茅父的病痊愈。不过在“最爱玩耍年龄”的茅盾把它当作了游戏的机会：“对于能够亲身参加出城隍会，自然十分高兴，随队伍绕着四栅走了十多里路，竟一点不感到累。”因为当“犯人”，只能站在队伍末尾，不像在自家中窗台上，能够看清整个游城隍的队伍，幼年的茅盾认为十分遗憾[18]。城隍会可算作由成年人组织，以成年人为主角的“游戏”，但儿童们还是能从“扮犯人”里得到和成年人一起“玩耍”的机会。另外，旁观成年人“游戏”本身，也能够吸引儿童的兴趣。
当成年人实在没工夫陪孩子玩耍时，好奇的儿童也会从成年人的日常劳作中获得乐趣。茅盾有一个特殊的乐子——看杀猪，年终时屠夫和助手如何下刀、如何放血，童年茅盾看得津津有味[18]32。很可能这时候没有成年人在意这个孩子，不然成年人如何让一个孩子看如此血腥的事。
成年人在为数不多的闲暇中，总希望寓教于乐地让孩子“懂事”，最好小小年纪就成为“先生”。而孩子们最兴奋的，还是在节日之中，释放出狂欢精神的大人们和孩子一起无拘无束的游戏。有的时候，在好奇的孩子看来，旁观大人也是一种乐子。
四、儿童世界的“规矩”：调皮与恶作剧
在成年人看来，偷是违规的，但是在孩子们那里，情况却不大相同。透过儿童调皮与恶作剧的乐趣，隐喻可以窥见儿童世界的某种“规矩”。
回忆史料中常见蚕豆熟时，偷蚕豆的游戏。浙江绍兴的鲁迅和同村的孩子看社戏归来就偷蚕豆充饥[19]，而偷来的蚕豆的味道，被中年鲁迅认为是平生最有滋味的。社戏不过是鲁迅的一篇小说，其记述难免有文学的渲染，但从周作人撰述《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来看，《呐喊》中相当篇幅的内容都是源于鲁迅的童年生活。可作为参证的是，浙江嘉兴的丰子恺也很喜欢偷新蚕[12]7。与之类似，清明时童年丰子恺喜欢抢坟墓旁的鸡蛋：“孩子们中，谁先向坟墓土地叩头，谁先抢鸡蛋。我难得抢到，觉得这鸡蛋的确比平常的好吃。”[12]3
蚕豆与鸡蛋，对于小康之家的鲁迅和丰子恺来说，并不稀见，甚至可以说没有供应限制。但是年幼的他们似乎一来觉得“偷”“抢”来的凝结着自己的力量，二来“偷”“抢”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饶有兴致的游戏。“偷”“抢”的乐趣正是儿童规则感萌发的表现，去“偷”“抢”，正是因为模糊地认识到了什么是“偷”“抢”，绕开这些规则，有时就感受到某种非规则的占有快感。
晚年陈布雷回忆起幼时的顽皮，相当痛心疾首：
余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先母尝叱责之，余屡改而屡犯，母氏尝流涕责戒，谓尔天资虽佳，如此志行薄弱，父母均将失望矣。[20]
与垂暮之年的悔恨相比，童年时代的陈布雷（1890年生）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于是才会“屡改而屡犯”。与“偷”“抢”相似，恶作剧的乐趣本身就来自于可能被“叱责”的刺激。
成长环境较为自由的顾维钧，一向以“戏弄别人来取乐”，如在夜晚，身裹着白床单，头套白枕套，扮鬼吓唬怕鬼的轿夫。当看到轿夫吓得魂不守舍时，童年顾维钧“笑得前仰后合”[9]8。盛夏，家中买西瓜消暑，趁着厨娘出去买菜，把两个西瓜藏在后院的深井里。下午厨娘发现西瓜少了两个而指责轿夫和其他仆人，以致吵嚷时，顾维钧又把西瓜从井里提了上来抱回去[9]8。
成年之后，回想起小伙伴行为的顽皮，丰子恺想起还觉吃惊。但也承认“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时时刻刻追随他，自愿地做他的从者”。这小伙计用摘去毒钩爪的蜈蚣到处吓人，或者把钓鱼人的辫子结住了，然后躲到远处作壁上观，等待被结住的两人中有一人起身。丰子恺则跟着他，“欣赏他的把戏”[12]6-7。
在家中顽皮，上学后的孩子们是否变“乖”了呢？
同时代的蒋梦麟在学堂中也总是设法去嬉戏。当先生不在的时候，“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小朋友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椅子板凳都成了舞台上的道具，这是演戏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有一次蒋梦麟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10]27。在先生严厉的空当，寻找游戏的快乐，在成年人看来是调皮、不务正业，但是孩子们却得到了极大的欢乐。
浙江上虞的陈鹤琴（1892年生）也有在课堂上的玩法。在两个大拇指上画上不同的面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再在指头上带上小帽子。指头互斗，就好像孙悟空和二郎神在天空交战。如果先生不注意，还可以嘴里模仿锣鼓声，好像木偶戏[21]。有时候玩入神了，被先生发现，孩子们就会立刻把手放下，大声朗诵子曰诗云。而先生也不免“哑然而笑”[21]84。孩子们的游戏总是出奇的相似，大约10年前，绍兴三味书屋里鲁迅的同学们，就趁着先生看书入神的时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22]。
无论在家还是在学堂，孩子们总喜欢在规则的边缘寻找乐趣。应该承认，所有的顽皮都算不得违反道德，更谈不上违反法律。成年人对这些行为大多给予有限的宽容，而孩子们则乐此不疲，甚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还透出某种兴趣。对于成年人略显呆板的思维方式，儿童教育学者陈鹤琴在回忆自己儿时课上娱乐之余，还评价道，“先生个个装腔作势，做出‘圣人’模样。不准学生顽皮，不准学生游戏。笑笑说说都在禁止之内，所以先生自己要板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并问阅读该回忆录的孩子们：“你们想想看，这不是可笑吗？”[21]84相同的感受，在鲁迅评价寿镜吾时也能看到[22]44。
有意无意记下童年顽皮往事，而且不觉得悔恨，这种态度已经是一个新时代的雏声。
即便放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上文中提到的很多游戏依然是孩子们在电子游戏之余的娱乐方式，但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法国史学家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指出，所谓“儿童时代”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中“童年”被压缩在儿童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0至3岁左右，而一旦获得些许劳动能力，儿童就被纳入成年人世界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25]。吊诡的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童年与成年间的分界线，又再次变得模糊，传播学学者波兹曼将之定义为“童年的消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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