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情可待成追忆：我的《创业史》阅读记略
《创业史》的确是我在文学上的初爱，自少年时代读过，从此念念不忘，后来多次重读，仍然爱好如初，真可谓“一卷难忘唯此书”也。这里，就先说说我的《创业史》阅读史吧。
我是1972年初读《创业史》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十一岁的乡村少年，刚读小学四年级。记得那年的正月里，我的大堂姐夫陪堂姐回娘家（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回乡知青，家住县城附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听说我这个小弟弟喜欢看小说，就顺便给我带来了他当年购读的《创业史》第一部。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比我出生还早一年，书是青绿的封面，特别清新可爱，至今记忆犹新。我得到书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后喜欢得很，觉得作者真是神了，把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人物写得那样活灵活现，就像我们村里的人一样真切和亲切，而未完的故事更让我翘首以待，心心念念地惦记着第二部。1974年3月到县城上初中，第一次到中学的图书馆借书，就向老师要“《创业史》第二部”，老师说没有，让我非常失望。1978年3月到兰州上大学，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仍是问“有没有《创业史》第二部？”同样失望了。稍后才知道，《创业史》的第二部尚未出版，难怪我一直借不到啊。
最近再读《创业史》，我的感动丝毫不减当年，并且不无新的体会。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谈很流行，可是也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的古训，所以“今是而昨非”的趋时批评亦未必中肯。而回顾八九十年代对《创业史》的重评，都依据新时期的农村政策来否定五十年代互助合作的合理性，从而断言《创业史》的“生活故事”缺乏真实性，但这些否定论者几乎无人能全然否定《创业史》的艺术成就。看得出来，新时期批评家今是而昨非的判断仍沿袭了过去的政治批评习惯，意在表现自己的先进入时，并无诚意深究作品的实际也无心追究自己的艺术感受。其实，很难设想一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故事”纯属虚假，而其艺术表现却可以给人真善美之感——如此与内容完全无关的艺术成功是可能的吗？
这样看来，《创业史》的故事和叙事的真善美，似乎仍有可以申诉和肯认的余地。
二、且真且善的制度创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创业故事
“创业”当然是光荣的事业，所以也难怪有些人的创业想象会浪漫到“想当然”的地步。比如，最近看凤凰卫视网的新闻，总先看到一段加载的“英雄创业”动画视频，其动画人物孔武雄壮，解说词也极为慷慨激昂：“开局是个农民，只有一条狗”、“靠双手打造工具”、“辛勤劳作，开荒辟土”、“建设属于自己的村落”、“成为大地主”；这动画的另一版本更夸张地宣示：“一开始你就只有五个农民”、“加上一把斧头，”、“耕种建房、采矿生产”、“筑起城墙，开创王朝”、“南征北伐，不断的开拓疆土”。两个版本里的创业者形象都是中国脸孔而西人装扮，看来更像是身强力壮、创业有方的鲁滨逊，场景建筑和地理风光也都是西洋式的。显然，只有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虐坏了脑子的人，才会有如此如“豪情满怀”的创业想象。
柳青（左一）与皇甫村民在田间交谈
研究者不应忽视，在土改运动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年月，新政权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于是传统的升降变迁再次开始了。正如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描写的那样，此时“天下农民一家人”的口号用不着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的分化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再次出现：一些在土改中曾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富农和富裕中农，拿到土地证后终于吃了定心丸、重新抖起来了，比如富农姚士杰就开始积极倒卖粮食、放高利贷，并且带着报复的快意打压贫下中农的互助组，因为互助组阻遏了他的剥削，所以他甚至借“互助”之名，把梁生宝互助组的栓栓收纳到自己门下，一边玩弄着栓栓的媳妇，一边暗暗向互助组示威；富裕中农郭世富则大兴土木，建起了二层楼屋，却坚决拒绝给贫苦农民借贷粮食度春荒，他甚至向还不起的贫苦农民讨要积欠，逼迫他们出卖刚刚获得的土地。
高增福的倒霉劲儿，看来没个尽头。六岁时候，他爹给地主铡草，切掉了四个指头，丧失了生产的技能，尽靠讨饭把福娃子拉扯大。福娃子会在渠岸上割草，就给人家干活，长工生活一直熬到土地改革。一九五○年冬天，长工高二分到六亩稻地。一九五一年春天，人民政府发给他耕畜贷款，他买了头小牛，开始了创立家业的奋斗。谁料想刚刚一年，女人因为难产猛地一死，又把他掼倒了。三年期限的耕畜贷款还分文未还，贫农高增福已经把耕牛卖掉，埋葬了女人。他只好和另外三户贫农伙使一头牛，一户一条牛腿地对付着种地。他带着女人丢下的四岁娃子才才，过着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生活。现在，他正当着女人，在富农邻居姚士杰的碾子上轧玉米糁糁哩。
……
孙水嘴走后，高增福在碾房里一边推碾子，一边无限感慨地思量：
“郭主任专心发家罗，对工作，心淡罗。我这互助组畜力困难，想吸收两户中农，投他的大面子给人家说说，他嘴里空答应，到底还是没说。他把从乡上应回来的啥工作，都推给孙水嘴办，他和振海闷头干活！水嘴积极，不是为人民，保险又谋着啥好事哩。你看他在黄堡兴盛德字号当过伙计的那身街溜子气吧!唉，谁能给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有能耐的好庄稼人啊!……”
这样的贫富分化、阶级升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包括国民党统治时期）下，就像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正常”；而当今的一些热衷传统地主-士绅统治秩序的新儒家信徒们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也都觉得农村社会的这种分化升降乃是乡土中国的千年“正道”，并且符合自由主义学说之“自由”，所以他们不仅认为贫富分化、阶级升降不足为病，甚至进而肯认单靠这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就可以“开出”一片现代经济的新天地来。
可是，共产党新政府不会接受乡土中国的命运轮回，因为这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支持下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不能眼看着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富分化、阶级升降的命运轮回，也明白新的“人民共和国”倘若只沿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老黄历”原地踏步，那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他们充分认识到农村和农业必须进行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变革，才会有现代的出路并推动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同样的，广大的贫苦农民业已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之初的土改-互助运动中经受了考验、锻炼和教育，由此在新中国之初的各地都涌现出不少虽然身为穷棒子却具有新思想的先进农民，他们再也不愿像闰土那样默默接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轮回，而企图在共产党新政府的支持下改革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集体创业的尝试——尝试一种可以发挥群体合作优势和规模经营效益并且有利于运用现代耕作技术的生产方式，这既是集体自救也是集体创业。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创举，一种经济制度的创新。互助组和合作社是这项制度创新的两个阶段，《创业史》对此做出了循序渐进、真诚恳切的叙写。
看得出来，互助-合作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其实并非因为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而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生产经营上有效地帮助贫苦农民走出了困境。农民都是很实际的人，他们不会拿着救命的土地去为政治的光荣冒险，他们之所以加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合作社，当然基于他们对新政府的信任，但更出于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互助合作领导人之日积月累的信任。梁生宝也确实值得他们信赖，他的怜贫惜弱、公道善良、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是他们眼见为实的事情，所以贫雇农群众发自衷心地拥护他。就连并不贫困的好中农冯有义也深深被梁生宝所吸引，始终支持他。当梁生宝救助受伤的栓栓，并安慰他不能上工的时候自己割的毛竹就算他割的，冯有义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生宝的精神，感动得好心人冯有义瞪起眼睛看他。这个四十多岁的厚敦敦的庄稼人，是个完全可以自己耕作的普通中农。他入这个互助组，只是喜爱生宝这个人。他把入生宝互助组，当做一种对新事物的有意义的试验。要是失败了，他也不后悔。生宝的每一次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有义在互助组更加坚定，对互助组更加热心。
像梁生宝这样怜贫惜弱的好人，在旧中国农村就不乏其人，新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激发了此类人物的成长，而正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优秀品质，他的互助组才格外吸引了下堡村最多也最穷的一批群众，诚所谓人多力量大，并且由于统一安排耕作，也有利于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加上人民政府派来了技术员韩培生，帮助互助组推行良种化肥和新的耕作技术。结果是，这些最贫穷的农户终于靠团结互助在生产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农副业的经济效益都很显著，他们从此在蛤蟆滩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生宝互助组密植的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接近单干户产量的一倍。组长梁生宝有一亩九分九厘试验田，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了。这八户组员里头，有五户是年年要吃活跃借贷粮的穷鬼，现在他们全组自报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不长嘴巴，自己会说话的。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欢喜、冯有义、郭锁，以及为了熬好名声争取将来能当干部而好好“表现”了半年的白占魁，现在都站在大伙面前，大伙可以看见！
由此，贫苦农民在精神上也获得了翻身。合作社的成功使先前的贫困户成了蛤蟆滩以至全区最受人瞩目的光荣人物，平生第一次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就连最穷的穷棒子任老四，过去一直被人瞧不起，如今也挺直腰杆、扬眉吐气。当他看到富农姚士杰不愿交余粮的时候，忍无可忍地跳起来要打姚士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任老四被人拦住了，他也不是真要打姚士杰，而是借机出口恶气罢了。如此今非昔比的精神状态，让人刮目相看——
任老四卷起袖口，往前挤。大伙把他挡住。显然，老四太过火了。不过人们知道：他想借这个机会，为姚士杰从娘家那边引诱素芳熬月子的事，出口气。大伙惊奇：啊呀！刚刚开始不缺粮了，任老四就变得这样厉害罗！
任老四的底气来自于已有效运作的农业合作制度——有组织起来的穷哥们的支持和人民政府做靠山，任老四再也不怕富人的气焰。这个细节有力地证明，贫苦农民一旦有了地有了粮有了组织，就增添了为人的底气，完全可以挺直腰杆做人、显示出不可轻侮的人性尊严。
这也正是我至今阅读《创业史》仍然深受感动的原因——它以真实生动的叙事和深入人心的描写，表明互助合作作为新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确是那时农村实际情况逼出来的穷帮穷的制度创新，既是一项顺应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能够解决其生产经营困难的制度善举，更是一项有利于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比较优势并且更便于发挥现代的规模经营效益和更适应新技术推广的制度创举，所以它在五十年代的发展比较顺利而且富有成效。
自然，这样一项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后来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以至于大食堂等等，都显然冒进了，由此招致了部分地区的严重饥荒，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幸好到了六十年代初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是比较切合农村实际因而也便于施行的制度安排，所以一直延续到“文革”的结束。在这十多年中，农村借助集体经济的优势，大力开展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低，不仅使成倍增长的农村人口基本得以温饱，而且养活了大量的城市人口，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在“文革”最激荡的年月，正是有赖于农村的稳定供给，整个国家才免于混乱的灾难；同时，农村教育和卫生也获得了空前的改善，干群关系也比较顺畅——在严厉的政治规训中受压抑的乃是干部而非群众，几乎没有干部敢以“官”凌人。而最重要的是，合作化的农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和贡献——国家通过粮食统购政策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这其实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从农业调配资源和资金来支持工业的发展。
而并非偶然的是，新时期农村经济的繁荣也只有短短数年，随着大家庭的分家，各户可支配的土地减少，大多数农家只够勉强维持温饱，却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家致富。于是出现了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工业发展的后备军，而他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失去土地、进城求生的农民之不同，就在于中国还为他们保留着一块最后的可供耕作救命的土地。而新时期的中国的工业，已成长到可以不再靠剥夺农业而突飞猛进，并可以反哺农业了。
所以，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及后来的公社化，实乃中国农村以至于整个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段必由之路，这条路当然有得有失，而得大于失。我们对其得失利弊自然可以总结反思，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今是而昨非。柳青倾情抒写的《创业史》是值得敬重的经典而非可以任意贬斥的伪典。何况纵使梁生宝们的集体创业半途而废，那又何损于仁义为公的好人梁生宝呢！当今的一些流行论调，如新儒家鼓吹的地主-乡绅神话和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个人-市场神话，不过是书呆子的痴人说梦而已，既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当年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
三、体贴入微的心性深度：《创业史》与“人的文学”之转进
撇开知识阶级的趣味、傲慢与偏见，就不难发现，解放区-十七年文学仍走在“人的文学”之路上，并大大拓展了“人的文学”的外延、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这拓展和深化是伴随著时代的进步而来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具体落实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就是解放区“人的文学”的新典范，而作为“十七年文学”杰作的《创业史》，则无疑是“人的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善的丰碑。当然，柳青乃是接着而非照着“人的文学”传统而作的，所以《创业史》对“人的文学”的传统是既有所继承也有所拓展的。
比如说吧，在《创业史》中也写到落后农民如王瞎子，他看起来与鲁迅笔下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闰土、阿Q等是同一类人。但柳青是接着而非照着鲁迅写的。鲁迅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精神上的贫困与愚昧，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思想观念之毒害，以此突出“人的启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作为新文化先驱的鲁迅自上而下地审视农民，显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优越感，无形中暴露出启蒙知识分子在观察国民性问题上的“唯心论”趋向。柳青当然意识到封建思想影响的严重性，但没有把它强调到仿佛生物遗传那样不可抗之地步。长期在农村深入生活的柳青明白，王瞎子的落后保守其实是统治阶级强力压迫和规训的结果。柳青是带着同情之心来描写他的落后性的，而先进农民梁生宝对王瞎子也是谅解的，他一直把王瞎子当长辈来尊重，并无轻侮之念。这与现代启蒙作家一味贬斥农民落后之态度，可谓迥然有别。
其实，在旧中国农村，大多数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都仍然保持着“人穷志不短”的人格自尊、不甘被剥削压迫的反抗心，即使个人无力反抗强权也至少是心有腹诽，并不像鲁迅等启蒙作家所描写的那样，一例落后不觉悟到没有任何人性的自觉，如闰土那样纯属令人绝望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或者像阿Q那样完全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倘若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中国农民的人性只是这样的状况，那所谓启蒙就根本无从做起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则中国的改造和革命也就毫无希望了——鲁迅等启蒙者就是带着这样的“绝望”显示了自己的深刻。说来，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刻到绝望的国民性批判，与他们所反对的新儒家如梁漱溟所谓“农民好静不好动”的观感，倒颇为近似，都是深刻而唯心的皮相之见。按，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多年而成效不大，1938年初他到延安曾就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展开过一场讨论而未定是非。新中国之初，经历了土改运动的梁漱溟曾有这样的回忆和反省——
记得1938年1月访问延安时，毛主席问我作乡村运动曾感到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开口一句便说：最困难的就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没容我讲下去，就说：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我的话自有所为而发，例如：农民对新事物之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办成之后，农民念道它的好处不置，而当其开始时总是怕麻烦，态度消极。对他的话，当时不甚了解，却亦引起注意。其后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知其所谓。此次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就更懂得了。在湖南和四川这种地方，农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确乎是要动的。北方情形不尽相同，似不能以彼例此。但我颇有省觉于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抓住他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隔膜；彼此还不是一个心。群众运动的入门诀窍，似要在变自己为群众。在任何问题上，先不要有自己的意思，除非群众已经看你是他们的人之一。
事实上，中国的贫苦农民大都不甘屈从不公的命运，始终怀抱着公正的念想、反抗的精神（当然程度和方式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每个人的反抗性都很鲜明）和打拼的意志，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绝非都像逆来顺受的闰土自或欺欺人的阿Q那样缺乏正常的人性反应。
正是有鉴于此，柳青对农民人性的描写逆转了启蒙作家的定式，更富同情的体贴也更多中肯的肯定。比如解放前的郭振山还是个年轻农民，不仅身强力壮而且意志坚强，只是命运不济，未能发家，但他不甘人后、勇敢反抗的精神，让他成了蛤蟆滩上贫苦农民的领袖——
解放前，姚士杰在蛤蟆滩为王的年头，郭振山也不怕他。人们把姚士杰使用的那条渠叫做霸王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姓姚的稻地要水，他就理直气壮把穷佃户正灌的水口堵了，也没人敢啃气。那年夏天，高大的郭振山和强壮的姚士杰，在渠岸草地上扭打起来了。郭振山扭着姚士杰的领口，姚士杰抓着郭振山的布衫，两个人过了汤河，进了下堡村大庙里头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说理。郭振山的这份大胆，把他变成穷佃户们崇拜的英雄，因为他满足了他们藏在内心不敢表达的愿望。
同样坚强不屈的是梁三和高增福。性格倔强的梁三不幸中年丧妻，家道中落，对生活一度灰心丧气，可是当他与逃难来的寡母子遇合而重组家庭，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豪气。在婚礼仪式上看到寡妇的眼泪、听到她体谅的话语，让中年汉子梁三不禁怜爱交集，情不自禁地生出“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决心挑战命运、重建家业。梁三的性格无疑是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人性之真实，他们大都自尊而且坚韧、正直而且仁义，渴望并且也努力地改变生活的现状和不公的命运，其人性与精神并不比任何先进国的国民卑弱。反观“五四”新文学先驱及后来启蒙左翼作家日益刻深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之论，固然用心良好，但无不居高临下、精神至上而不免成为陈义过高、脱离实际的知识“话语”，与农民的真正痛痒关系不大。
中国农民的真正痛痒何在？缺“地”是也，所以抓住了土地问题，就抓了中国最广大的贫雇农的切肤之痛和最大关切，他们也便会动起来，积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积极改造社会的现状。中共正是敢于抓住这个问题，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开展了土地革命，有力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分得了土地、翻身解放的贫雇农，其个人的地位今非昔比，人性的尊严和做人的气概也随之显著提升。事实上，在解放前纵使勇敢如郭振山的个人反抗，也未能改变他的命运，可是解放后的土改运动却使他成为全下堡村最杰出的人物——“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曾经两度创业失败的梁三老汉，在分得土地之后，也终于有条件再度创业了，他热切地渴望着重振家业、风风光光地做人。年轻的农村姑娘如改霞等等，也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了。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也是促进人的解放和人性振兴的革命。这后一点，却被新时期的学术界批评界忽视了。
当然，贫雇农分得土地，也只是他们翻身解放、改变命运的初步。由于地少人多，加上生产能力和条件的不足，单个的贫雇农要在生产上打翻身仗，其实是很难的，返贫卖地的事情也就难免了，并且分散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基础。正是这种情况才迫使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不得不以集体的集中经营为主，农业合作社就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彻底地改变千百年来的个体生产经营传统，这自然不是个小事情，许多农民——包括贫雇农都想不通，尤其是一些比较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就更不情愿了。在蛤蟆滩，最有生产能力的贫雇农就是郭振山家和梁生宝家了。郭振山是下堡村土改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分得了村里的最好的土地、家里也有劳力独自经营，所以对互助组和合作社并不热心而敷衍应付，虽然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和代表主任。高增福的互助组快垮了，找郭振山帮助，郭振山却让他失望了。柳青这样描写高增福对郭振山的感受和对自身困境的忧愁——
他感觉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难混了。……郭振山的言词，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却表现出他现在已经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他再不能象解放初期，特别是土改初期发动贫雇农的时候那样，对穷苦人说些热烈的同情话了。这个在村里威望极高的共产党员的变化，给可怜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负担。他担心，象目前的境况，他很难保住他分到的六亩稻地。说什么呢？缺口粮，上稻地的肥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耕畜贷款还在黄堡镇人民银行营业所的账上写着哩，以后的贷款还轮到他吗？他想着，要是他家住在下河沿，入了梁生宝的互助组，他也许不会有这一层忧愁。
所以，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其实也意味着对农民心性的考验和改造以及对其人际关系的改善。不难想见，让小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转向集体合作生产并承担共同经营的风险，那自然是很艰难的事，连共产党员郭振山都不免自私自利而裹足不前，何况他人？在这过程中，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的遭遇及其改变，就是很有意趣的例证。
从“题叙”到“结局”，梁三老汉作为老一代贫苦农民的代表，经历了恰好成为鲜明对照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新旧两个世界——不仅是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巨大变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开头两章中所写到的老汉那种生活贫困、地位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再对比一下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这种情景，谁能不为之深探激动。
“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我背后哩!”生宝非常激动地大声嚷说，“是我傲吗四叔!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梁三老汉他儿。你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吗？实话说，要不是党和政府的话，我梁生宝和俺爸种上十来亩稻地，畅畅过日子，过几年狠狠地剥削你任老四！叫你给我家做活!何必为互助组跑来跑去呢！老四叔，甭老拿旧眼光看新事情吧！你还是和我们一块实行计划吧！……”
对贫苦人的关怀，在梁生宝与栓栓素芳夫妇的关系上得到了感人的体现。由于王瞎子的压抑，栓栓朴厚而愚笨，空有一身好力气，生产能力弱，日子过得紧巴，梁生宝同情栓栓，吸收他入自己的互助组，带着他进深山割茅竹搞副业。笨拙的栓栓受伤了，梁生宝赶快施救并且把自己割的茅竹给误工的栓栓。可是梁生宝的仁义厚道，换来的却是王瞎子逼迫栓栓退组。更让人同情和无奈的是栓栓的妻子素芳。素芳原是黄堡镇上的一个漂亮女子，因受母亲的熏陶而早解风情，少女时代就被人引诱怀孕，只能下嫁蛤蟆滩的穷庄稼汉栓栓为妻，却又“被瞎眼公公唆使着，栓栓已经把她打得丧失了性气。她没有勇气。……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让她重新生出希望的是年轻的邻居梁生宝，她情不自禁地爱上生宝，找生宝示爱，要和他做相好，却遭到正直不苟的生宝只拒绝。后来素芳到富农姚士杰家里帮佣，被老奸巨猾的姚士杰奸污玩弄。其时正是栓栓在山里受伤的时候。作品于此对栓栓和生宝有这样的描写——
生宝心里深深地为他背着的这个人过于老实而难受。栓栓，像一头牛一样闷头做活儿，他永远也不知道疲劳，好像只是为了做活，才生下他来。他的善良使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意见。……这种善良使生宝一遇到栓栓媳妇素芳向他投送秋波，他心里就厌恶透了她。生宝绝不是那样没心肝的禽兽，把一个人的善良，当做和这个人的媳妇明来暗往的有利条件。正相反，他把帮助这个软弱邻居，当做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他只可惜王瞎子太没眼，竟然常常教儿子戒备堂堂男子梁生宝……
在栓栓的脚跳脓的那些痛苦的黑夜，在山外，正是姚士杰在蛤蟆滩四合院东厢房，和栓栓的媳妇素芳睡觉的时候。而生宝在荒野的苦菜滩的茅棚里，侍候着栓栓，给他按时吃青霉素片，烧开水喝，安慰他，给他讲生宝记得的社会发展史，一方面教育他，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他疼痛的感觉。
当然，梁生宝对素芳也不是不同情，他自然也明白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政策，但梁生宝不是脱离实际的个性解放论者，他生活在农村，深知拆散一个既成的农民家庭是既不仁义也不人道的事情，何况帮了素芳解放却会伤害同样可怜的栓栓，更何况还有顽固的王瞎子，谁干预他的家事，他都会以死相抗的，那会让整个事情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厚道稳重的梁生宝只能不跟这位顽固的老人计较，而劝导素芳耐心等待，等待王瞎子的早死，好在他也活不长了——“可怜的素芳和拴拴，吃尽他的亏了。他要是早些用了他的棺材．俺下河沿的众邻居，有办法叫拴拴和素芳变成恩爱夫妻咯！”——这是梁生宝和乡亲们的衷心期待。
不妨对照着看看富农姚士杰老奸巨滑地玩弄素芳之后的残忍心态吧——
就这样，什么人也没感觉四合院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姚士杰把不幸的素芳，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地拉进又一次悲剧里了。姚士杰也看出：新的社会风气使妻侄女心中不安，有罪心理使她对堂姑父越来越缺乏热情，甚至有点骇怕这种非法关系，似乎有点不得已应付他的样子了。但这有什么要紧，姚士杰断定：依靠素芳自己被毁损了的心性、意志和力量，她逃不脱他的玩弄……姚士杰想：素芳暂时还没有劳动者从劳动中培养起来的那种高贵自尊，他还可以把她当破坏生宝互助组的工具。他并不关心素芳这一生的前途怎样。难道拴拴家庭好坏，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庄稼不爱长吗难道能影响他姚士杰的大红马不爱吃草吗？怪事!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富农都“为富不仁”，但像姚士杰这样“为富不仁”者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也确实并非个别的存在，所以人的解放也必须与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相结合。如此两相比较，更可见出梁生宝乃是旧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综合体，而他待人的仁义心性和尊重人的生动事例表明，不论是渗透于乡村农家的儒家仁义为公的精神传统，还是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实都包含着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所谓人的解放观念并非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独有，而真正把人的解放从观念落实为社会实践的，乃正是中国的革命和革命后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就此而言，《创业史》的互助合作叙事确是“人的文学”的转进和拓展。
四、抒情的写实主义：《创业史》的艺术成就
可是，柳青也绝非一味拘守“乡土气”的作家。事实上，在解放区和五十年代的作家中，柳青无疑是文学修养最好的一位，他不仅非常熟悉鲁迅、高尔基和萧洛霍夫等革命作家，而且对俄法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也知根知底，并且对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有独立思考，显现出很高的美学理论素养。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艺术上也是个特别有心的人，他虽然不屑于猎奇逐异，但也绝不会固步自封，从《种谷记》到《创业史》的艺术进展是很显著的。
新中国建立后，柳青不仅是一个更为成熟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干部——他自请下放到长安县担任负责农业互助合作的县委副书记，他每天奔走在各个乡村，完全与农民和农村干部打成一片，成为新中国农村创业的积极领导者和热情参与者，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和贫雇农的要求非常了解，所以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努力帮助他们在生产经营上翻身，长安县的几个互助组与合作社的成功，都倾注了他的热情与心血。柳青由此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乃是切身的生命体验、由此投入的感情是发自衷心的热情关怀。这使他在创作《创业史》时，不仅具备了他人难以比拟的丰厚生活经验，而且情不自禁地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正是这样的生活基础与感情基础，让柳青克服了《种谷记》的自然主义写实之缺点，而赋予了《创业史》以厚重充沛的抒情写实主义的艺术风貌，给人焕然一新的美感。
抒情的写实主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里有多方面的出色表现，成就非同一般。
同时，柳青充分认识到，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开展，必然深刻地触发和推动着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变化，所以他的《创业史》的创作抱负就是要“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见该书“出版说明”）。这个抱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创业史》在刻画乡村人物时把社会分析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既超越了既往的现代乡土文学缺乏心理分析的感性书写之印象性，也校正了现代海派小说抽去了社会性的变态心理分析之猎奇性，而发展出一种富有社会性的心理分析，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描写颇富心理-情感的深度，而又给人自然中肯、毫无勉强之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柳青显然创造性地借鉴了他所熟悉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等人所擅长的“心灵辩证法”，特别注重揭示农村各阶层人物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是一种兼顾人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心理描写，其丰富的蕴含，比诸醉心弗洛伊德的海派小说之纯生物学-人本性的心理分析，无疑更富社会的意味也更合人情之常。
《创业史》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父子的心理刻画是很有名的，此处就别举两个例子吧。
例如对“落后农民”王瞎子的“落后心理”之分析，就相当深入地揭示出统治阶级利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法”压迫农民，同时也利用了农民“人穷志不短、偷盗最没脸”的人格自尊，恩威并用，把青年农民王二规训成了一个死心塌地谨守“王法”的良民——
光绪二十六年，渭河边王家堡子的年轻长工王二，偷了财东的庄稼，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去了。差人们在大堂前，当着多少长袍短褂的体面人，在大白天褪下他的庄稼人老粗布裤子，仪式隆重地数着数，用板子打他赤裸难看的屁股……泪流满面的长工王二，用哽咽的声音保证：只要他在世上活着，他永辈子也不会白拿财东家的一根禾柴了。他被“恩宽”了，……羞愧难当的小伙子啊，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好像地老鼠一样，不敢见人。肉体上的创伤很快地好了，精神上的创伤是不是要延续到生命的终结呢？……小伙子王二还是背起行李卷，含泪辞别了哥嫂，开始了流浪生活。他留言说：他将在关中道随便什么他中意的地方，落脚做庄稼，重新做人，当皇上的忠实愚民。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王二路经蛤蟆滩，果真不走了，成了梁三他爹的邻居和好朋友了。
不识字的前清老汉，喜欢经常对民国年出生的庄稼人，讲解“天官赐福”四个字的深刻含意。这是庄稼人过年常贴的对联的门楣，但粗心的庄稼人贴只管贴，并不仔细琢磨它的精神实质。年轻时受过刺激的王二直杠，把这四个字，当做天经地义。他认为：老天和官家是无上权威，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违拗。家产和子女，都是老天和官家的赏赐，庄稼人只须老老实实做活儿就对了，不可强求。“小心招祸!啊!”
再如当一些人因为怕失去刚得到的副业收益而想退出互助组的时候，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却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加入互助组。这让梁生宝迎拒两难，不免引起他的一番心理波动——
面对一个二流子的入组要求，梁生宝有所犹豫是很自然的事，这体现出他为人持重、慎重从事的性格，而最终又决定吸收白占魁入组，则不仅显示出一个年轻的互助合作带头人敢于任事的气魄，而且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敢于在新社会里改造人的理想主义精神。
令人叹赏的还有《创业史》的文学语言。这是一种生动刚健而又温润有情的文学语言。生动刚健的一面来自对西北农民性格的体会及对其生活语言的采撷，如口吻毕肖的对话，叙说风俗的语言，都很生动传神；温润有情的一面则表现为夹叙夹议的叙述语言，往往携带着情感的温度和抒情的情调，那情调或慷慨抒叙或温情节制，恰当地配合着叙事的具体情境。这两个方面各司其职、糅合交织。前一面的典型文例，如“题叙”以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饥荒起笔，引出了中年丧妻的关中汉子梁三与逃难而来的生宝母子的遇合——
两只瘦骨嶙峋的长手，亲呢地抚摸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痕的脸上。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说不成声了。她用干瘪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
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家立业。……
这样的叙述语言刚柔相济，恰如其分表现了一对半路相逢、相依为命的农民夫妇的忠厚性情和坚韧性格。后一面的典型文例，如梁生宝要带领互助组的成员到深山割茅竹了，“知父莫若子”，他明白继父虽然和自己闹别扭，但心里其实关心着自己和互助组，如今继父听了卢支书的话、思想转弯了，他更要在行前和爹爹说说话，让老人放心——
生宝要进马棚去看看爹。妈拉住他的夹袄袖子。
“你甭去。”
“怎”
“他难受。你要离家一个月，他替你担一份心。他嘱咐俺：等你回来告诉你，甭惊动他。他说：他独独在马棚里睡到天明，你已经不在家了。他说，他看见你要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你就甭惹他难受吧!你忙你的事情去，俺娘俩招呼了他哩!”
多么令人心动的父子感情啊!生宝不听妈的话，他一定要进去看看他爹。他要对老人说些孝敬的话，说些有政治思想意义的话，使老人不要替他担心。
生宝强走进马棚，秀兰在马棚门口看着。
老人睡在小炕上，脸朝着泥墙。生宝走近小炕边，轻轻叫了两声：“爹!爹!”
老人不做声。
“爹!爹!”生宝又叫，轻轻推了推。
老人扭过皱纹脸来，睁开眼睛。灵活的眼神表明：他并没睡觉。
“领得进山证哩”
“领得哩。”
“啥啥都预备好哩”
“都预备好哩。”
“那么你去，我不阻挡你。你活你的大人，我胆小庄稼人不挡路。但愿你把人手，都欢溜溜地领
出山来，谢天谢地。就是这话!”
“爹!你起来，我想和你说几句家务话哩。”
“和你妈说去。我心里头烦，听不进去。就是这话!”
生宝知道他爹的执拗性子，放弃了谈话的意图，心情很愉快地退了出来。
父子俩的交心话虽然言语不多、彼此却心领神会，这既符合梁三和梁生宝父子相知甚深、不在话多的缄默性格，同时也点染出父子间相互关情而又欲说还休的深情。应该说，上述两方面的语言特点交相为用，贯穿了《创业史》的全书，使作品的叙事既内含着感情的温度又别具节制内敛的含蓄之美，体现出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含而不露的美学风貌。
这其实不仅是一种语言特点，而是整个《创业史》的艺术特点：全书的写人和叙事，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加上作者从具体情境生发而出的抒情议论，共同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抒情的写实主义”的叙事风范，它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主客分立叙事传统迥然有别，鲜明地标志着写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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