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南洞庭湖畔的湘阴县一个美丽富饶的乡村小镇——东塘，我在那里任教三十多年。每每经过镇里往日熟悉的校园，总免不了侧目一望，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涌上心头。那些当年村民咬紧牙关自筹资金建造的校舍，那些曾经点燃乡村少年鱼跃龙门希望的校舍，那些承载着一个在这里干到退休群体太多记忆和情感的校舍，如今已大多闲置。
今天又经过有过辉煌的校园，透过有些锈迹的栅栏门看向里面，丛生的杂草、垮塌的宣传窗仿佛在诉说紧闭的宁静，用炉渣铺就的相对标准的篮球场尚未被藤草侵占。一旁的旗杆还挺立在微风中，和往日一样重复自己的倒影，只是再也没有调皮的孩子来比对、踩踏。正对大门的条状喇叭和枪式摄像头向南注视着西来东往的车流，似乎在向过往行人倾诉自己昨天的辛劳和今日的无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第一代楼房崛起，短短几年，一些村民完成了住宅楼房化改造。在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初，广大村民响应政府号召连续三年每人每年筹集原粮50斤，镇里按学生人头在学杂费中伴征教育附加费每生每期120元。村上号召乡友乡贤、干部教师、党员骨干、热心乡亲捐款作为补充，新建教学楼。不久，全镇20所村小两所初中，新建教学楼19栋，教师宿舍楼3栋。这些新建校舍不负众望，为一个个孩子点燃希望，为一个个家庭放飞梦想，成了乡村少年通往城市的桥梁。
初考是随着世纪之交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消失的校园考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镇小学毕业生600多人，两所中学招生正取不足300个，收费扩招150个左右。一些不能升学的少年不得不回家学泥工、木工等手艺，成为新的半文盲。那时“要上学”与“有学上”的矛盾仍然困扰着一些家长和学生。
90年代初，我们村上一对姐弟同时参加初考，弟弟只上了“扩招”线，家里无法同时供养三个孩子上学，不得已让弟弟用姐姐的正取名额上学。姐姐辍学回家务农，不甘心接受命运安排的姐姐，辍学不停学，次年以留级生身份再次参加初考，圆了升学梦。几年后，姐弟俩都考上了大学。
那时“有学上”的学生，家长不但要承担按人头摊派的集资粮，还要缴纳学费、教育附加费以及名目繁多的杂费，送读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学生学习热情很高，或许是因为升学压力，亦或是珍惜难得的上学机会。如果将课堂比作乡下花鼓戏舞台，作为演员的老师台下精心准备台上卖力演唱，作为观众的学生，有八九成在聚精会神听、看、记，师生互动自觉、自然、自乐，那时不需要心理咨询，没有校车也没有家长接送，少有安全教育，老师一门心思教，学生满心欢喜学，教得有乐趣，学得有奔头。
记得有一年，县关工委举办全县中、小学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主题征文竞赛活动，我以“风雨五十年”为题，要求学生从生活的一个小截面反映家乡生活条件的改变，以此映衬共和国发展的印记。其中一个学生写的是祖孙三代一起谈论冬天洗澡的条件和方式，要知道当时人们冬天洗澡最先进的设备是“浴罩”，那是一个薄塑料制成能撑开的梯形状物件，粉红色和浅蓝色居多，利用热气充起的浴罩成没顶的圆锥状，宛若村妇的一袭长裙又如蓝天飘过的一片彩云。这篇习作获得了小学组二等奖。
村小还会为附近乡亲提供晒谷屯粮的便利。收割季节，校园通道、走廊、前坪都铺满了稻谷。有些个阴雨连绵的夏末，刚收回的稻谷露天堆放在泥地上，盖上塑料薄膜，既不透风底层还会受到雨水冲刷浸润，谷子容易霉变生芽，轻者只能做饲料粮，重者直接浪费。于是就有附近村民将未晒干的稻谷转运到村小教室，摊开堆放。在那个完全靠天吃饭的年代，下雨天村民也无法外出劳作，那些将稻谷屯放在教室的父子、兄弟便头顶化肥袋做的简易雨具，抬着盖有塑料薄膜的风车到教室处理潮湿的稻谷，这样既能除去灰尘和秕谷，减少体积便于通风，又可以让稻谷经过一次人工吹风，降低些许含水量延缓发霉变质速度。
现在，村小校舍不再有学生就读，依附于它的村委会有了独立规范的办公场所，村民收割的稻谷遇雨天也可直接送烘干房。闲置的校舍也有移作它用的，走出过一个院士、三个厅长，我曾任职的三塘桥学校已成为虞公港铁路专用线建设指挥部。
鸟枪升级可当炮，承担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大军子弟“上好学”责任的乡村九年一贯制学校和由原初中改建的小学，硬件设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师资也基本配备到位，曾经通过它走出去的娃们又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已不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