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武汉3月30日消息（记者肖源左艾甫）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武汉这个核心“战场”上，数十家定点医院、十多家方舱医院里，昼夜不停地产生着带有强感染性、容易引发二次污染的医疗废物。
1月15日-3月22日武汉市医疗废物日产出量柱状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傅博凡制作）
武汉市医疗废物的产出量，从日常的每天40吨左右，陡增到峰值的247吨，一度靠全市仅有的一家医疗废物处置企业支撑。这些确定含有新冠病毒的医疗废物，一旦得不到及时、安全有效的处置，病毒就可能会随着物品流入公共空间，危及不特定人群的健康安全。
为防止医疗废物传播疾病，生态环境部门举全系统之力增援武汉，迅速、安全、有效地破解了武汉医废的处置困局。武汉市垃圾处置能力的这场大考，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的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启示？
从污染区到处理厂一件防护服要“洗澡”十多次
推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重症病区的门，护士李想（化名）轻柔地翻卷着褪下防护服，保证接触外环境的一面被包裹在内。她用脚踩下黄色垃圾桶踏板，桶盖张开，防护服被投入垃圾袋中。一旁的感控科的同事，用酒精对袋内喷淋。这是从病房里出来的防护服“洗”的头一次澡。
“袋子不能挤压，不管袋里有多少空气。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专用垃圾袋的破损，病毒就会‘跑’出来。”感控科的工作人员拿起黄色的医废专用垃圾袋，熟练地捏起袋口，拧了几圈，扎成“鹅颈结”，用酒精喷淋。安全起见，工作人员还需要再套一层医废袋，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穿”了两层“衣服”的防护服，被码在污染区内的角落。
保洁人员拖着带轮子的黄色医废垃圾桶，将污染区内的垃圾袋收集起来。120升的垃圾桶，只能装两三袋。再次酒精喷淋后拖出污染区，运往医院临时搭建的新冠肺炎专用医废暂存间。
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医废转运车拉着消过毒的空桶开进医院，它是武汉全市唯一一家有医疗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两条生产线，50吨/天的处置能力，平时基本上能满足全市的医疗废物处理需求。
驾驶员陈小芬兼着搬运工的工作，从车上把48个空桶搬下车，摆放在医院暂存间的一边，再与医院的保洁人员一起，将装满医废的垃圾桶搬上车，全程一直有人对垃圾桶喷洒消毒。
汉氏公司的驾驶员陈小芬，兼着搬运工，每天往返于各家医院与公司之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只要与公共环境有接触就得消毒
进出处置厂，每一次与外环境接触，都要严格消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背着喷雾机的保洁员张鸣放在汉氏公司作业楼前“拦下”陈小芬车上的医废桶，张鸣放说，喷雾机能装45斤消毒液，20分钟左右就能喷完。不管前期做了多少道消毒手续，在他这里，还得消杀。“这是对自己负责，也对大家负责，不能危害公共事物的安全。”他说。
汉氏公司的作业楼有两部电梯，一部搭载满桶上投料口，另一部搭载消过毒的空桶下楼，避免交叉。工人们把满桶推到投料口，1100度以上的高温，足以杀死残存的一切病菌。至此，从护士李想身上脱下的这套防护服，就安全、彻底地消失了。
汉氏公司作业楼前的两部电梯，一部搭载满桶，一部搭载空桶，避免交叉（央广网发受访者供图）
武汉市的医废处置有条不紊，至少与一个多月前相比是这样的。
最艰难的日子汉氏公司门口车辆排队七八百米
2月25日，武汉市的医疗废物产出高达225吨，此时，全市还有192吨的库存未清。
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帆进入医疗废物处理行当有20年了，他说，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挑战，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真实。
按以往的经验，每年1月份开始，由于大量人员返乡的缘故，医疗废物量会呈现陆续下降的态势。但今年不太一样。杨帆说：“后面增长非常快，到1月23日就上升到了每天60吨，增长了20%。虽然我们平时也有应急储备，但这个增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处理能力。”
而在武汉市的多家医院，当时也出现了大范围的医疗废物积压现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总务处科长东军回忆说：“在疫情之前，我们全院的医废日产量大概也就是30多桶，疫情开始以后，最高峰的时候达到180多桶，将近五倍的增量，而且很多医废桶的盖子都盖不上。”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阎忠宁夜间查看医院医废情况，当时医院的医废已经堆到了暂存库外（央广网发受访者供图）
最多的时候，运输医废的专用车，从厂内的上料口，一直排到厂区门外，绵延七八百米。
此时的汉氏公司，工人吃饭、上下班通勤都成了大问题，仅有的24辆医废转运车昼夜不停地穿梭在市内各个医院，3500个专用垃圾桶完全无法应付公司与医院之间的周转，不知能否起到防护作用的口罩、防护服不得不反复被使用。
最艰难的时候，汉氏公司的工作团队，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处理医废（央广网发受访者供图）
医废处置全线告急，汉氏公司一边自救，一边求援。1月21日，生态环境部下达《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同一天，湖北省和武汉市环保部门来到汉氏公司实地了解情况。
“从2月3日开始，部领导就直接跟武汉市一对一召开了15次视频调度会，直接指导督促地方加快提升医疗废物的处置能力，并且派出工作组到武汉一线来指导帮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邱启文说，“我们‘多条腿走路’，千方百计地支持湖北、支持武汉。”
全国一盘棋多方驰援武汉医废处理
医疗废物能否得到安全有效处置，事关疫情防控大局。一旦这些带有感染源的垃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生“物传人”的情况。而要摆脱“处理不赢”的困境，提升处理能力是关键。
最先“搭手”的，是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处理工业危险废物的企业。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实地了解之后，云峰公司将原先处理工业危废的生产线停下来，经改造后接收、处理医废。
云峰公司的上料口，原本用来处理工业危废的焚烧炉，这两个月来转为处置医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医疗废物与工业危废最大的不同就是易感染，所以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解决消杀和人员防护的问题。”云峰公司总经理梅钢说，公司40多名员工全员投入一线，“三班倒”。
刚开始出现过“设备等医废”的现象，本以为形势不那么严重的梅钢，了解之后才反应过来：没有专门的密闭式转运车辆，医院里源源不断产生以及此前积压的医废，不会自己跑到焚烧炉前。
“医废的处置，至少需要人力、运力、处置能力、防护物资四个方面的协调配置，否则，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影响整个工作。”梅钢说，后期，随着运力的大幅提升，云峰公司的日处置能力稳定在10到15吨之间。
那时，汉氏公司仅有24台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而疫情发生以来，一次性防护服、棉纱等废物体积大、重量轻、产生量大的特点，对运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氏公司医废运输车司机张祖祥回忆说，最忙的那些天，早7点到晚11点，无论去哪家定点医院，只要车到了，就马上能装满。一天跑七八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湖北省内的“援军”到了——1月29日开始，襄阳的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加入到武汉医废处置当中。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瑞勤说：“在武汉医疗废物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出车、出人，防护设施都是自己带来的，白天收，晚上连夜拖到襄阳处理。包括咸宁、黄石的处置中心，总共帮武汉应急外运处置医废330多吨，其中中油优艺协同处置的最多，266吨。”
2月19日晚11点，医疗废物转运车驶入武汉市第一医院（央广网发受访者供图）
采用类似处理工艺的启迪环境公司，花了两天两夜，在协和江南医院组装起了撬装可移动式医废处理系统，专门承接这家医院每天产生的医废。启迪环境固废及再生资源中心副总经理赵燕妮说，最近，协和江南医院的医废量明显下降。如果其他医院有应急之需，整个处理系统吊装到需要的地方，接通水电，立即就能形成稳定的处置能力。
启迪环境撬装可移动式医废处理系统工艺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左艾甫摄）
生态环境部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协调39台移动式医废处置设施，每天的医废处理能力可达到70余吨。目前，武汉市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达到84台，医疗废物专用垃圾桶两万多个。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捐赠的医疗垃圾焚烧炉，每台每天可处置医废两吨左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邱启文说，“当时部里要作出这个决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处理能力搞少了，解决不了问题；搞多了可能会造成浪费。但是现在来看，幸亏当时保守决策，这非常关键。”
医废成分折射出的疫情形势信息
目前，武汉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可达265.6吨/天，处置能力已经从“紧平衡”转为“产处平衡”，从3月2日至今（30日），武汉市的医疗废物实现“日产日清”。
在中节能公司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心的处置现场，不少来自方舱医院的被褥等生活用品等待处理，类鸣说，在这些医废当中，甚至还有废弃的微波炉、保温瓶等东西。
中节能应急处置中心转运医废的车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形势变化，从医废处置企业这个终端，也能一窥端倪。梅钢说，公司从1月25日介入医废处置以来，医废成分变化呈现出大致清晰的脉络——
疫情暴发之初，针头、输液管、尿不湿等医疗用品是主流，防护服很少；
大年初七左右，防护服陆续多了；
2月中旬开始，一次性饭盒、矿泉水瓶等成了医废的最主要成分；
3月中旬，被褥、毛巾、枕头为主。
“可能方舱医院都关了，出院的病人多了，他们使用过的这些东西也都作为医废处理。”梅钢说。
金银潭医院的保洁人员将污染区内的医废及时转运至医院的暂存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肖源摄）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在平、战之间找平衡
医废处置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疏忽。
回过头来看这近三个月的经历，邱启文认为，面对如此大的疫情，还是有必要进行认真总结。
首先思想上高度重视，真正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生态环境部从一开始就以湖北为重点，武汉为重中之重，盯紧武汉的医废收集、转运、处置各个环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未雨绸缪，保守决策。“如果当初部党组没有及时决策提出让湖北12个地州抓紧倍增能力，武汉很难达到260吨/天的处理能力；如果当初没有紧急搭建临时储存库，没有集全国之力支援武汉、支援湖北，后果不堪设想。”邱启文说。
此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也值得遵循。邱启文表示，部、省、市、区四级联动，每天通过视频例会的形式，调度研判，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际上归结到一点，就是“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他说：“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部党组提出‘两个100%’工作要求——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100%全覆盖，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100%全落实。”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江南医院医废处置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左艾甫摄）
虽然没有人希望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演，但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给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一些启示——如何用平战结合的方式，应对类似危机——平时有活干，战时拉得出来、打得响，既不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又能保证应急处理中有足够的力量。
如果将这场疫情中的医废处理工作比作一次战争，像汉氏公司这样有资质的医废处理企业就像“常规军”，无论平、战，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必要时跨地区协同作战；而像云峰公司等工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则像“预备役”，“常规军”不足以完胜时，“预备役”就得紧急应召，投入“战斗”当中。
让主管部门有启发的，还有中节能应急处置中心在这次疫情当中的作为。邱启文说，平时与战时怎么结合？关键在于应急状态下如何能快速地提升能力。
应急处置的承担主体规模太小太散的话，关键时候形不成拳头。“只有比较大的、有实力的公司，并且平常它的业务不仅是医疗废物这块，可能还有工业危废的处置、生活垃圾的处置。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可以经过相应的技术改造，协同处置医疗废物。”
梅钢希望，未来，企业自身留点这方面的心思，政府也能适当加大这方面的预算投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
邱启文认可这一点。他说，主管部门也在考虑，未来医废应急处置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今后可以考虑新建一些危废焚烧处置企业和垃圾焚烧处理企业，相应地配套能够处置医疗废物的投料口和装置。平常它就负责危废、生活垃圾处置，也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战时它的体量很大，能力很强。平常有一支常态化的运转队伍，到关键时候它就能顶得上去。”邱启文说。
目前武汉市正在规划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未来建成后，这里将综合处理建筑垃圾、工业危废、生活垃圾、医疗废物等。
邱启文认为，这次疫情当中的医废处置，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无废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无废城市建设就是想办法把某个城市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固体废物‘吃干榨净’，综合循环利用。比如垃圾焚烧发电、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还有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还有填埋场类，把这些集中在一块，作为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相互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真正做到‘吃干榨净’，最后无害化地处理处置，最终朝着无废城市方向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