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欧洲，一直过的是基本不洗澡和随地大小便的生活。中世纪的欧洲，普通人基本上终生不洗澡，号称是“千年不洗的欧洲”。只有修道院里为了忏悔才用冷水浴表示惩罚，另外就是为了治病才去洗澡。直到19世纪初，洗澡的人还被看作“病人”。早期教会曾有过指令：“对于那些好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基本上不允许他们沐浴。”4世纪时一位赴耶路撒冷朝圣的女基督徒，向人炫耀她已经18年没有洗过脸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最“纯洁”。
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占了香港九龙，“自由”往中国贩卖鸦片了之后，伦敦这座城市还是到处臭气熏天。仅仅因为霍乱，伦敦1849年死了14000多人，1854年死了10000多人，1866年又死了5000多人。城市的排水系统充满了猫狗老鼠的尸体和各类动物的内脏与粪便。可是人家就凭着打败了你，就有权力把“病夫”的帽子给你戴上。中国人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文质彬彬的西方近代绅士和淑女，其实都是肉体上充满污垢、头发里爬满虱子的，全仗着香水来解决问题。要是把衣服都脱了，阿Q和吴妈绝对比他们干净。1665年夏天，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到牛津度假，一位古董商人的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粗鲁，是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就那样。而中国很早就根据各地的条件和风俗，普及了马桶和蹲坑式厕所。至于贵族的如厕方式，看看《世说新语》，就足可想象了。
而中国人在吃喝玩乐花鸟鱼虫中，把每一样东西都精致到腐败的程度，结果是物极必反，搞得家破人亡，连洗澡入厕问题也落后了。脏乱差的心病积压多年，以至于一旦经济繁荣了，就大洗狂洗起来。当今很多城市居民，每天多次洗澡，又费水又费皮，这其实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恐怕被人指责不干净。更有某些变态士女，拿着酒精到处乱喷，不染上洁癖不罢休。当初人家八国联军臭烘烘地一路打进来，可根本不担心中国人笑话他们卫生不卫生，只管杀人放火，谁打赢了，谁就是“文明”的代言人也。前几年我写过一篇《由“化妆室”想到的》，谈韩国厕所的先进，批评中国厕所的两极分化。我认为中国人应该走出极端心理误区，从“卫生”二字的本意来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毛泽东说的：“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也应该成为清洁活动的宗旨。沿着这样的方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在当今的医疗和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寿命显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如今看来，中国古人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的卫生节奏还是比较科学的，既能去污又能保健。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卫生习惯也是既自然又科学的，东亚各民族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男男女女看上去就是清爽干净得多，不用天天狂洗也肌理细腻，体自生香。清洁与高雅，可能是风水轮流转的吧。今天的世界，以高鼻深目浑身乱毛遍体砂纸为高雅，明天，是不是该轮到以眉清目秀凝脂雪肤珠圆玉润为高雅了呢？《转载》想穿越到古代欧洲的童鞋们准备幻灭吧！真实恐怖悲惨无奈的欧洲中世2011-09-0115:02:07你能想象近代以后驾着坚船利炮耀武扬威同时彬彬有礼绅士就是过这种生活的人的后代吗1000A.D.公元1000年想一睹十字军前夕的欧陆光景？想体验激情洋溢的骑士生涯？想穿越到公元1000年的法兰西当伯爵？劝你打消这些念头。但如果形势所迫，非得穿越——好吧，这儿有些事你得预先知道……
第一印象
深入基层
信仰希望当时超过九成的人务农，但仍有人食草维生，仍有八成的婴儿夭折，仍有妇女在田间做牛做马。整个世界被看成囚禁众生的“泪谷”（laValléedespleurs），谷中预备种种刑罚，折磨罪人亚当的子子孙孙：苦役、凶杀、焦渴、匮乏、瘟疫、恶疾、旱亢、饥荒和亲人的死亡。囚徒们无从解脱，只得梦想来生。来生就是希望，人活一辈子只是为来生作准备——这就是宗教对世人的安慰。毋庸置疑，每种成功的宗教都取决于它对死后世界的建设、开发和控制。天主教的世界观会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范例：试想，九霄中有那么一座极其庄严美丽的食堂，有时你觉得它那么真实，抬抬头就能望到；那里美酒成河佳肴飘香，只要在尘世煎熬几十年，向负责中介的教会按时缴纳什一税，蹬腿时就能领到单程票，从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永永远远地快乐下去。你多半对此不以为然，但千万别唱天主教会的反调——原因很简单：上自帝王，下至庶民，几乎人人都对天堂笃信不疑。没有了天堂，你还能靠什么来拯救悲惨无常的生活？没有了教会，你又该靠谁来帮你信仰来生永恒的天堂？当时的人已经没资本拿希望作赌注了。
结语相信你已看清公元1000年时中世纪欧洲的真面目了。这就是凌晨五点钟的黑暗时代，落后的经济导致割据和奴役，滋生贫寒和野蛮。世人向宗教寻求慰藉，加速了罗马教廷的崛起。人人都渴望改变，渴望出走，渴望救赎。此时此刻，要发动一场轰动天下的远征，也许只需一星火花而已。
黑暗的童年第三篇《恐怖的格林童话》ZT2011-09-0115:12:22《格林童话》在德国的版本名字是《儿童与家庭的童话》。
在我国国内，也已经具有了悠远的阅读和认识历史，像《灰姑娘》、《白雪公主》这种很华丽的名字，也许能让很多人勾起那种“还是愿意相信那种浪漫美好的事啊”的感动。然而……事实的真相往往超乎想象之外，有时候，还是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重新来评价和阅读《格林童话》是因为看到了来自童话中一个故事的歌曲：我的妈妈杀了我，我的爸爸吃了我，我的妹妹小玛莲啊，检起我所有的骨头，包在绸手绢里面，埋在杜松树下。看完之后激动不已，这么后现代又充满世纪末金属感的东西……放在儿童专柜实在是太可惜了呀！
来看看关于这首歌的故事。一个男人死了老婆，带着一个男孩子又娶了一个女人，不久之后那女人生了一个女儿，从此开始讨厌男孩。然后把他的头用斧头砍下来，给他的爸爸煮汤喝，爸爸把汤和肉都吃光，骨头吐在桌子下。知道真相的小女儿含着泪检起哥哥的骨头，埋在了门外的杜松树下。如果故事到这里就完结那顶多就是一个孩子的悲剧罢了，可是看看后来的发展，男孩的灵魂化作鸟儿，把自己的遭遇四处宣扬，用从喜欢它的歌声的人们那里得来的石磨，“把后母砸成肉酱”。看到这里终于忍不住大笑，真是残酷到可爱的死小孩啊，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故事，由德国人写起来更驾轻就熟哪。
啊，果然是权威与荣光永在的圣母陛下啊，阿门……
Episode3主角仍然是格林双璧……的童话。早在看《尼伯龙根之歌》的时候，就有“格琳希尔德殿下哪里都好，就是嘴碎了点”的感叹，并终于因为这个小缺点酿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悲剧。作为“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源头”的这部史诗，对格林兄弟的影响是非常深入和悠远的。看看童话中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吧，《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中的女孩只不过因为不承认开了门就被惩罚不能说话达5年之久；,《十二兄弟》里面的妹妹为了救哥哥7年不能说话，《六只天鹅》里面的是6年。这些女人要么被人抢走了孩子，要么被人陷害遭丈夫误解，可是却都有莫名其妙的理由不能开口说话。而最最怪异搞笑的是《铁炉子》里面的那个王子，挑三检四地要娶一个国王的女儿，然后抛弃她消失的原因竟是：公主跟他讲了超过三句话！笑倒~看来齐格菲利特的悲剧真的是被德国男人啃透了的说。
所以，那些血腥、残忍、让人感到极具歌特式风格的场景和故事是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德国人民的喜好的。爆笑。想起读书时读《诗经》，很喜欢课本上选编的《蒹葭》或《硕鼠》什么的（硕鼠真的是好可爱），于是抱持着那种憧憬尊敬的心情自己去找来全集读，最初读到“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这种句子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的是高贵而稳健的作品吗？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才想通：都是没文化的农民口头传唱的东西，能高雅到哪里去？想来孔老先生当初面对时一定是更加原始粗犷的东西，能这么选编出来也真是不容易了。啊，喝杯红茶吧~所以，格林童话中会有那种杀人啦，乱伦啦，恋尸这些只属于平凡人而不是应该出现在王子公主的世界中的东西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毕竟是，基础扎根于人民的东西嘛。但即使这样，还是对吃人的场面感到不舒服，怎么，德国人也有人肉情节？据我所知，这好像我们的邻邦，友好的大和民族的专利呀~
吃饭时用手指头抓着吃用叉作餐具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之前都是用刀将食物割开用手爪着吃，单独的餐具、盘子和杯子的使用也是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人们在喝汤时用同一只器皿，而且大家用一个酒杯喝酒。在13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吃东西时还都全用手指头。在使用手指头进食时，还有一定的规矩：罗马人以用手指头的多寡来区分身份，平民是五指齐下，有教养的贵族只用三个手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一直延续到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香水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欧洲肮脏的城市巴黎香水业的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和19世纪以前整个巴黎城的肮脏不堪，处处散发着恶臭有关。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据悉，亨利八世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
“私室”中的政治斗争苏格兰的布鲁斯国王(1274-1329年)发觉，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方面保持规律都会招致险情。国王每天都早起“蹲坑”。听说这一常规后，国王的三个敌手候于厕中，伺机杀之。幸而布鲁斯在如厕之行中仍佩戴着剑，在他蹲下来解决生理问题之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入侵者。1183年，在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丧失了其中欧地区王国的领导者。八位皇子和不少骑士聚集在阿尔福特城堡的大厅里等候一次餐宴。事实证明，在场人员的体重总量超过了木质地板所能承受的重量，木板噼里啪啦地断裂了，将整个贵族团抛进了城堡下方好几英尺深的粪坑。众人都淹没在满是粪便的深坑中，无一幸免。
至于英国，也有记录：在伦敦、爱丁堡，当时有持大桶和宽大披肩的男子喊着：“没有要办大事的吗？”以吸引客人，待客人坐上桶后，即用披肩把他的身体包住。据说这种行业在英国到19世纪初、西班牙到19世纪中叶还存在。
1、洋奴“专家”才是闭关锁国者
其实，这些禁区，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编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这个无耻的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承认“四大发明”，即便承认也要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恨不得将张衡、祖冲之等人改换国籍，不惜将《九章算术》之类贬到科学之外；他们恨不得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不惜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尽管我们的祖先远航印度洋经商的时候，在欧洲大陆的江河里也少有船只航行）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有科学基因；（尽管我们的祖先在撰写《九章算术》的时候，连欧洲的国君也是文盲）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尽管中国大地出现百万人口的城市，广泛使用纸币的时候，欧洲万把人的聚居点也被称为大城市，而且连货币也是阿拉伯人的金币)
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基因；中国自古专制、保守，只有专制文化；（尽管我们的祖先全面实行开科取士、写《长恨歌》嘲弄当朝皇帝的祖先的时候，欧洲全面实行“世袭制”，随意屠杀异教徒和不同政见者）
我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也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针对专家们的“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证明了我们的“专家”的虚伪。
我们必须积极地认真地学习西方，因为我们今天落后于他们。西方的崛起，本质上源于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促成了现代科学民主的发展进步。而启蒙运动，也不是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强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
2、说说希腊文明--子虚乌有
古希腊文明，是指在公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为“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时期，西方人称为“希腊化”时期。
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腊人的地盘主要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
希腊人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说是城邦，实际上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不过万儿八千的。他们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但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战争不断。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为斯巴达、雅典。人们一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事，最多的是雅典，因为古希腊的名人大多长居于此。
斯巴达，是四个或者五个村庄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也不过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按照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较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
雅典，是4个家族的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各研究者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还选出10名司令官。但是，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
斯巴达和雅典，其规模相当于我国今天的大一点的乡镇。在管理体制上，与我国解放前的农村家族、村庄没多大区别：平时，族长（或庄主）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担当调解员的角色，但凡遇上重大事务，则召开家族会议（各房推举的代表）或者村民大会（每家派一名代表）集体讨论决定。直到今天，我们到不少偏远乡村，还能找到这种影子。
阅读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时，让人立即联想到《水浒传》“三打祝家庄”。遇上强敌时，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这三个“城邦”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水泊梁山。其中任何一庄的兵力，都不亚于十名司令官共同率领的奔赴马拉松的雅典军队。我想，假如这三个庄结合成一个大的“城邦”，很有可能会产生三个国王或者执政官，三人轮流执政。但是，倘若遇上与水泊梁山开战之事，这三个人只怕必须报告“长老会”研究后才定得下来。
恕我直言，所谓的奥运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乡村主办、多个乡村参与的，类似于诸如赛龙舟、舞狮、赛马、摔跤等的民俗活动。解放前，这类的活动，在中国大地多如牛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于神化。当然，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所以须另当别论了。
所谓的“城邦”，从本质上看，不过是一种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性质的村民自治性的组织。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独立（这是关键）创造出多大个文明，无异于天方夜谭。最多，比当今的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闹得水声更响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中国的农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包括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等），产生出中科院院士，只能是一种梦想。
我们知道，只有在国家力量的支撑下，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工商业和科研环境等综合作用下，科学文化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古今中外，开展科学研究，毫无疑问，只能是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产物。
众所周知，封闭状态下，任何一种文明是很难持续发展进步的。正如在其它野生动物消失后，狼群必定会退化，一种文明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惰性。只有与另一种文明交流碰撞，才会激发出新的活力。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千年前就建立庞大的国家，并创造辉煌的文明。但是直到欧洲人抵达时，这里几乎没有发展甚至还有退步。中国春秋战国的辉煌，也正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东方齐鲁文化交融促进的结果。中国唐朝文化的博大，也是源于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是处于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的状态。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古埃及，还是古、新巴比伦，都是以幅员广阔的国家形态存在，无论哪一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古希腊。
古希腊人的记载告诉我们，古希腊文明----如果说这种文明存在的话，只能是古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向周边扩散的产物，因为希腊的北面和西面，在马其顿兴起之前一直是蛮荒之地。
希罗多德还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原来，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我们熟悉的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明星”，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并崇拜的神灵。
正如经历了夏商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才诞生了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等大师级人物，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三杰”不可能是从天而降，而且，仅仅依靠希腊那种小国寡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也不可能孕育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人才。
事实确实如此。《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岛或小亚细亚的士麦那；早期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是帕洛斯岛人；诗人伊翁是开俄斯人、赫格曼是萨索斯人；萨福和阿尔喀俄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林人；赫西俄德自称祖籍是小亚细亚的库墨。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都均出生于小亚细亚沿岸；毕达哥拉斯生长于小亚细亚的萨摩斯岛；亚里士多德是斯塔吉拉人；高尔吉亚是利昂提尼人；普罗泰格拉是阿布德拉人；提奥夫拉斯图斯是累斯博斯人；芝诺是塞浦路斯人；希庇亚斯是厄利斯人；普罗迪亚斯是克亚人；特拉叙马库斯是卡尔西冬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是可斯人。
上述这些人物，都不是正宗的“希腊人”，而是属于出生、成长于境外，成熟后回到希腊本土发展的“希腊裔”人。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柏拉图、梭伦、亚里士多德等都有学习、生活于西亚、埃及的经历，用今天的话讲，叫做“海归”。可以说，古希腊的知识界，基本是海归的天下。古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光明来自东方”。
我们知道，希腊著名的文人，大多与雅典有关，有的还长期生活在雅典。但是，雅典“法律”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算雅典公民。今天的美国，热烈欢迎智力投资、钞票投资者，如果美国人认为你够分量，便可以加入美国国籍。当时的雅典可不是这样，只要不是雅典公民，即便你再有钱、再有名，也没有在雅典买房子买地的资格。所以，即便德摩克里特、亚里士多德这样分量的人物，一辈子也只能是以寄居者、游客身份生活在雅典。有趣的是，今天的学者们说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者，而当时的雅典人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雅典人。
遗憾的是，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争与征服，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找寻更多的有关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文字记载。即便如此，金字塔、木乃伊、纸草等不可磨灭的遗存，足以证明古埃及的辉煌；而西亚不仅有一大批宏伟壮丽的建筑遗存，还有关于汉谟拉比法典、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学等科学文化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古埃及人、西亚人是地地道道的老师，希腊人是学生。老师的作品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战争给销毁了，而来自穷乡僻壤的学生的作业，因为地处偏远等原因保存下来，故而学生为后世所传颂。
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所谓“希腊奇迹”，不过是古希腊人传下来的几本书。而书中的内容，包括文字，都不是希腊人自己创造----而是仿制的。如果当时希腊人书写所用的是纸草，而纸草也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事实上，作为一种“文明”，古希腊有大量的哲学和数理化“学术著作”，却惟独难得见到类似中国《考工记》的“技术性”著作。难道希腊人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种？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年代，他们吃什么？显然，所谓希腊文明，不过是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照本宣科地传播西亚和埃及文明的一种文明。
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也“发现”并肯定东方文明影响了古希腊，而且从《荷马史诗》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发现了大量“模仿”西亚文化的内容。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美国乔治·萨顿著)
我们记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我们不排除仿制品的水平高于正品的可能性，毕竟当今世界的山寨货的质量并不差。但是，无论如何，赝品在古董市场上是卖不出好价钱的----除非买家不识货。
我无意否定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文明。今天的人们多读一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先贤的著作，一定会大有收获。但是，那种将古希腊文明抬到至高无上位置，尤其是我们的有些同胞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顺带说一句，由希腊女巫点燃的那把火，被我们称为奥运圣火，宝贝得不得了。
试想，如果我国举办一个武术赛，由武当道士或者少林和尚点一把火，在全国传递一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
3、古罗马到底有多伟大？---独裁与野蛮
在欧洲，有着像牛马一样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方才作罢。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是，在罗马人眼中，奴隶还不如牛马，牛马不仅能干活，而且还可以吃它的肉。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比如，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在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罗马人以观赏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为乐，他们观看两名奴隶持剑生死相搏，仿佛当时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篮球赛一样的感觉。要说古罗马人有人性、讲人权，只有傻瓜、250才相信。
洋奴学者经常说到罗马法如何如何，罗马有什么民主、法治的基因。
说起来颇为有趣，罗马帝国与大清帝国一样，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他们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按人头发放粮食衣物零花钱。后来，这帮杨八旗子弟觉得做饭太麻烦，于是帝国干脆改为发放面包。洋八旗子弟一辈子只有一个义务----当兵打仗。如果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因此，罗马城等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结果自然与大清八旗子弟相同，沦为彻底废物，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花光家产成为流浪汉。到了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像罗马公民那么无用，于是政变更加频繁，最终让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看起来还是民主的，它曾经有元老院等类似今天议会的机构，即便是独裁者渥大维也不是金口玉言。一次，渥大维在一个骑士家做客，席间，一个奴隶将一只水晶高脚杯打碎了，主人要将这个奴隶扔进鱼池喂鳗鱼。奴隶向渥大维求救，渥大维劝说，骑士不理，还是将奴隶扔进了鳗鱼池。对此，渥大维也没有生气。
但是，若因此说古罗马讲民主重法治，那绝对是扯淡。
罗马帝国，是典型的军人当道的时代。“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罗马帝国的皇帝，基本是地道的军人出身，也只有在军人们心情舒畅的条件下，他们才做得稳天下。稍有不慎，武夫们便会杀进皇宫，割掉皇帝的脑袋，以致每个新皇帝登基时，必须先花一大笔钱向禁卫军卖平安。最为出格的是，192年，禁卫军杀死暴君康茂德，推举老弱不堪的元老佩提那克斯即位。不曾想，迂腐的佩提那克斯竟雄心勃勃想搞改革，结果，才坐了86天龙椅，便被他的卫士们割掉了脑袋。禁卫军官兵们突发奇想，对外宣称：面向富人们拍卖龙椅。经过角逐，尤利安努斯以许诺给每个士兵6250德拉克马的钞票，被士兵们拥上皇帝宝座。不过，这位元老在龙椅上没坐几天，便被另外一支军队拥戴的人赶下台来。
古今中外，龙椅的诱惑都是巨大的。如果按照中国的习惯，所谓罗马帝国，可以分为N个朝代。大家为了争夺这把椅子，你刚唱来我登场。有脑袋进水花钱买椅子的；有认干爹继承位子的；有干脆领兵杀进皇宫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线将领阵前黄袍加身的；有兄弟相残的；有天上掉馅饼，稀里糊涂当上皇帝的；有被士兵们“拥戴”被迫登基的。无数人为此掉了脑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后被人割了脑袋。到了后期，更是内战连连，以至于出现30余人割据称王。中国历史上的大戏，罗马帝国无一例外地，全部上演过。就这样稀里糊涂之中，363年，朱利亚努斯在与波斯作战中负伤死去，不久，罗马就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
5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崛起，四面出击，驱赶得北欧的日耳曼人鸡飞狗跳。匈奴人，原来呆在蒙古高原，被中国汉朝打得满地找牙后，大部分归顺汉朝融入主流，小部分一路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占据当今东欧一代，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在匈奴大军多次践踏、大面积掳掠之后，随着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拥推进，三下五除二，西罗马帝国便奄奄一息。
476年，稀里糊涂中，蛮族们让西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了，西欧就此进入了所谓的“中世纪”。
西罗马帝国虽然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而且寿命长达千年。
东罗马帝国完整地继承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国家政权的主宰。东罗马人读的书，一半是基督教经典，另一半则是古希腊人的著作。东罗马帝国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热衷于“篡党夺权”的优良传统，几经折腾，7世纪后，东罗马皇帝也是希腊人。遗憾的是，除了房子建得有特色且颇为壮丽，雕塑还算过得去，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上，同样是一塌糊涂。
4、中世纪欧洲---文盲与武夫的世界
正当他们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时候，“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乌拉尔大门’（生民无疆注：即欧亚分界线处）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惶情绪。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们的生动记载”。
面对匈奴人强大的马队，与之毗邻的东罗马帝国，举全国之力筹集巨款，买得了平安，而无组织无依靠的日耳曼百姓，唯有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抱着鸡鸭，举村迁徙、逃亡。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丹纳，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大迁徙过程：“蛮族的洪流也就决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前后相继，不下五百年之久。他们造成的灾祸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灭，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城镇夷为平地；工艺、美术、科学，都被损坏，糟蹋，遗忘；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休隆人与伊罗夸人突然之间驻扎在我们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宫殿的帐帷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一批野兽在混乱中喘息未定，就得起来同狂号怒吼，兽性勃勃的第二批野兽搏斗。到第十世纪，最后一群蛮子找到了栖身之处，胡乱安顿下来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好转。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截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
476年，由于匈奴人的不断扩张，为了生存而南迁的日耳曼人的持续攻击下，早已腐败透顶的西罗马帝国覆亡了。
从此，西欧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
丹纳接着说：“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一个叫做拉乌·葛拉贝的修士说他已经吃惯人肉；一个屠夫因为把人肉挂在架上，被活活烧死。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人性澌灭，甚至养成像新西兰一样吃人的风俗，象加莱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样野蛮愚蠢；卑劣下贱，无以复加。
丹纳继续叙述道：“到一五五〇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意大利情况稍好一点。“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歌德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歌德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丹纳总结道。
大家可别瞧不起这些蜂拥而来的“野人”，西欧后来的贵族，诸如国王、公爵、骑士什么的，全是这些野人及其后裔。
在这些野人的领导下，中世纪的西欧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生民无疆随后将从多方面予以介绍---坚持用洋人提供的历史资料，拒绝参考洋奴学者写的欧洲史。
5、奴性十足的欧洲人
每说到西方，人们便想到“民主”、“人权”、“科学”，而且将这些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似乎欧洲从来就是民主、科学的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古希腊头号圣贤苏格拉底说：“我要对公民们说：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是神还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的。你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创造这些人的时候神用了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作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有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统治者应当把这个神谶引以为戒，即：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这就是说，根据神的安排，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每个人出生前，神已经确定好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苏格拉底还说，金子做的人会生出金子做的儿子，银子和铜铁做的人会生相应的儿子。至于苏格拉底经常提到的奴隶，自然是等外品，只不知他认为奴隶是用什么做的。
第二号圣贤柏拉图认为，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据此勾划出了自己的“理想国”。柏拉图也是一个以精神力量----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德”治天下的倡导者。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按照神的意志设计和实施管理的，所以，“我们制定有关不敬神的法律如下：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上或行动上犯了不敬神的罪，任何人见到了就应该起来维护法律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就应该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拒绝这样做，已经有人揭发，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审判。国家里面要设三个监狱：第一个是在市场附近的普通监狱；第二个是在午夜法庭附近，将称为‘感化所’；第三个要设在国土中心的某个荒野山区，要用某种果报惩罚的名字来称呼。当他们监禁期满后，如果其中有人思想健全，就让它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如其不改，再度被定罪，就应该把他处死”。总之，谁敢反对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让他匍匐在神的脚下，或者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古希腊的圣贤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事实就是如此，只不过我国的“精英”专家们不肯“引用”而已。
再看《圣经》。《圣经》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圣经》之中，这类的话还有很多。
上帝的意志有谁能抗拒得了呢？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还是老老实实认命苟活吧。
也许希腊人善于活学活用圣贤们的教诲，在促进罗马走向独裁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聪明才干。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封为地方神灵。”于是，自然而然地，“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跻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
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人，在匍匐在基督教脚下的同时，面对大小封建主也十分“遵纪守法”。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若干个王国、公国等，各国国君大封功臣，形成了世袭的大小领主（贵族）、平民（主要是农奴，地位和西藏解放前农奴基本一致）两个等级，此外还有一个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教士等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始终是身份世袭制度占绝对主导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翻开中世纪历史，英国国王原本是法国人，西班牙国王原本是奥地利人，本国国王不会说本国语言，为了谁当甲国国王，乙、丙两国军队打得稀里哗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相互通婚，全是亲戚关系，当某国国君无后，惟有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从别的国家找人来当国王。如果有几个国家认为自家的王子有资格坐上这把龙椅，便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最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国王不会说英语，西班牙国王听不懂西班牙话，但是，王公大臣和平头百姓，没一人想到要推翻他。
中国不一样，自古以来，谁造反成功，谁就当皇帝。朱元璋是要饭的和尚出身，刘邦原来不过是个乡镇派出所长，他们打下天下后，便自个儿当皇帝，普天之下没有人认为不合适。文盲李逵一直认为，皇帝的龙椅，他的宋江哥哥也是可以坐的。
国人总在说“奴性”，比起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中国人差远了。
6、族权捆绑下的欧洲社会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鲁迅等“旗手”们，对中国家族制度深恶痛绝，认定儒家学说为祸首。有“只手打翻孔家店”之称的吴虞先生，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毫无保留地与家庭决裂，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斤斤计较地与父母分割家产，而且宁可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给自己的儿女用于上学。
殊不知，欧洲的家族制度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比中国差。中世纪的欧洲，同一血缘的人们世代同堂共享财产的现象十分普遍，家族干预其成员的私有财产处置，具有对成员婚姻的决定权,而且家族之间的仇杀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据法国大学者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和婚姻维系的亲属’。”
中国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习惯或者风俗，欧洲也不例外。大小领主（即贵族）的后人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例如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者普罗旺斯地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至于平民百姓，更是重视血缘关系了。在整个乡村，到处都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兄弟会”，几十上百人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
个人财产所有权，往往最终为家族所掌握。比如，某人想将属于自己的财产卖掉，必须首先售给家族成员。即便是已经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在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约定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偿还已付价钱之后，仍然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这就是曾盛行于欧洲的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蒂固；在法国，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
和中国人一样，欧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长辈决定。“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情。……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有时候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他父亲不在世时，就更是如此。”
中世纪欧洲自始至终笼罩在家族间复仇的乌云之中。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族长，全体成员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只要家族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在族长的带领之下，家族成全体成员将拿起武器来惩罚杀害或者仅仅虐待其家族成员的行为。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萄收获季节的发生了纠纷，双方的械斗搏杀持续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最位奇怪的是，这种家族仇杀行为为法律所认可，例如，在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法律规定，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认为犯罪。
阅读西方人撰写的西方历史，我们发现：
第一，没有国内专家们写的西方历史那么美好，他们承认西方历史有很多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第二，在论述到并不那么美好的地方时，作者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而不像国内某些专家写中国历史那样边写边骂，还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对古人进行一番深揭猛批。
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知识阶层风行一时。观看这一话剧的时候，不知道吴虞、鲁迅、陈独秀等五四干将们研究过没有：谁是欧洲的家族制度的祸首？难道也是孔夫子或者“儒家学说”？欧洲人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祖先的？7、地位卑下的欧洲妇女
五四以来，不少精英人物痛感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在不断呼吁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中国妇女受虐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矛头直指儒家学说，并持续地进行深揭猛批。
殊不知，自欧洲有文字记载以来，无数证据证明，欧洲妇女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女人高，可以说处境更糟糕。
古希腊最大的圣贤苏格拉底，是这样教导人们的：“一个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来：她的责任是在管理她的家务，和看管屋里的东西，以及服从她的丈夫”。柏拉图认为，女人的智商和小孩、奴隶差不多，除了有各种欲望、痛苦和快乐，啥也不知道。德谟克利特说：“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德谟克利特还谆谆告诫道：“女人不应该动口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少说话对于女人是一种装饰，而装饰简朴，在她也是一种美”。
中国圣贤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还从来没有如此蔑视妇女。
在欧洲文化的另一主要源头《圣经》之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如《马太福音》中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就是说，被男人休掉了的女人，连再嫁人的机会也没有了。须知，中世纪的欧洲，《圣经》就是最高法律，教会便是最高裁判所。
直到十八世纪以前，欧洲妇女的生存状况都是十分可怕的，她们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婚姻由父母或者家族决定，出嫁后必须绝对服从丈夫，而且未经允许不得迈出家门一步----这就是今天欧美妇女大多婚后便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的来历。更为可悲的是，欧洲男人为了确保妻子独处时不红杏出墙，不仅发明了将女人阴部套上铜铁锁链的“贞节带”，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贞节带还是畅销产品。据说，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玩意儿还在市面上流行。有人曾经将“贞节牌坊”作为儒家思想虐待妇女的罪状之一，开句玩笑，无论如何，获得贞节牌坊怎么也比戴上贞节带好受得多吧。
在中国，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有着无数的爱情诗，且多以女性的身份创作。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女子再嫁，直到宋朝，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宋朝法律规定：夫亡百日（起初为六年）之后，便可改嫁。宋太祖、宋英宗都曾亲自劝大臣之妻改嫁；宋真宗皇后刘氏、宋仁宗皇后曹氏，都是改嫁而来。著名词人李清照原为相府儿媳，夫死之后便改嫁他人。直到明朝，再嫁才开始受到非议，但是也就是不够光彩罢了。中国自汉朝以来，有作品传世的才女，数不胜数。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宋朝，既有李清照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的文人墨客，也有韩世忠夫人梁氏这样的巾帼英雄，在《全宋词》作者中，女性多达107人。岳母刺字、苏洵之妻管家、薛氏教子等众多资料证明，宋朝妇女识字率显然不低。宋朝还一度开设女子科举。翻遍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也找不出这样才女辈出的场面。女子接受教育的资格都没有，谈什么女权，绝对是扯淡。
欧洲的风流王公们，并不比中国富贵而好色的男人少。
顺带举个例子，以高呼“打倒孔家店”而闻名的吴虞，本有妻有妾，59岁时又纳一个16岁女孩做小妾。这足以说明，要想取缔这种丑恶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
古希腊的大人物说了这么多昏话，《圣经》中有如此难听的话，欧美人不仅没有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而且始终将他们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道理很简单：只有善待古人，才能善待今人，并示范于后人。
8、平心静气说基督教
平心而论，对于基督教，我没有什么绝对的敌意。尽管基督教历史上有过不十分光彩的地方，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传教士作过有损中华民族利益和感情的事情，但是这与基督教教义无关。任何一种宗教，或者一门学说，倘若能够流传百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有其继续流传下去的理由。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大教也好，道教、犹太教、印度教等教民略少的小教也罢，都有千年以上传教史，均应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给予高度尊重、充分保护。
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它宗教和文化。否定、打压、排斥其它宗教，无疑是愚蠢、无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方面，少数基督徒表现得很不好。我曾经多次与几位基督徒讨论宗教问题，因为我不赞成他们的一些观点，便有人将我当作“反基”恶魔，说我死后必下地狱。对此，我笑答：我是中国人，即便将来真的下了地狱，也是下佛教道教的地狱，与基督教地狱无关，上帝管不着我。某基督徒坚持只存在基督教的地狱，根本不存在其它的地狱，并声称基督教必将传遍世间每个角落，其它宗教都是邪教，都不值得一提。如此态度，好比一个生意人，想赚尽天下所有的钱，岂不是笑谈！
宗教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是人类早期文化的产物。比如，《创世纪》中的许多东西，即便是原创，也构不成垄断。稍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三皇五帝等大量传说。不夸张地说，这些关于人类早期活动的故事，远比《创世纪》丰富、生动。不过是因为当今教育体制的缺憾，许多人知之甚少罢了。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都是教人积善行德的。基督教早期组织，便是以经济互助形式出现的。真正的基督徒，都是道德操守高尚之人，这样的人与事不绝于西方历史。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看病就医、教书育人方面，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抗战时期，在拯救中国人性命上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点，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基督教也给人类带来不少负面的东西。早期基督徒们为了传教，坑蒙拐骗、用死去的基督徒的遗骨治病之类的乌七八糟笑话，充斥了罗马帝国，这在欧洲人撰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着长篇记录。整个中世纪，可以说，欧洲就是在基督教统治之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和当今的个别阿拉伯国家差不多。而且，教会掌握着教育权，但是教会的学校只培养教士，使得整个欧洲遍地文盲，甚至大多数贵族乃至国王也是大字不识一个。教会也拥有收税权，什一税始终是压在中世纪百姓头上极为沉重的负担。此外，罗马教廷还用种种形式敛财，以致成为欧洲最大的财主。教会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建立了独立教会国家，与国王们大动干戈争夺地盘，搞得原本混乱不堪的欧洲更加支离破碎、民不聊生。所以至今，欧洲人仍称中世纪为“黑暗”时期。可以说，中世纪的黑暗，教会是祸首。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和平共处的国度。据明确无误的史料，至少早在唐太宗时期，基督徒就来到中国传教。按照霍华德.维克斯勒教授的说法，唐太宗还是“喜欢”这玩意儿的，尽管我不知道洋教授的依据何在。不过，这时候跑到中国来的是景教，为聂斯脱里派，属于基督教的“歪门邪道”之流。查阅各方资料，在唐朝，基督教和其他西来的宗教一样，流传范围始终仅局限于洋人圈。中国人只对佛教、道教感兴趣，进入唐朝中后期，在中国内地，景教也就不消自亡，只能在西北边陲游牧地区打转转了。
元朝统治疆域广大，钦察汗国、伊儿汗国都奉中国为宗主，故流浪于中国大地的基督徒颇多。由于元朝高层大多信奉萨满教、佛教或伊斯兰教，道教也属于重点扶持对象，所以，基督徒相反纷纷改宗与基督教有姻缘关系的伊斯兰教，成为当今“回族”成员。
明朝中后期，欧洲的洋和尚，接连不断地进入中国。此时，基督徒们正在大规模地，屠杀西班牙的穆斯林，屠杀美洲、非洲、澳洲土著。中国皇帝向来宽容，只要不胡闹，对任何宗教都不排斥。比如伊斯兰教，明朝皇帝还亲自撰写牌匾，予以褒扬，有现今西安的清真大寺为证。明朝皇帝对基督教也一视同仁，还让洋和尚在朝廷做官。
到了清朝，洋和尚在中国有了几个固定的传教点，便向罗马教廷报功请赏。罗马教廷开始头脑发胀，欧洲最有学识的人们比如担当着法国“最高法庭”职责的巴黎大学，他们用西欧思维作出裁决：中国必须绝对服从基督教，也就是必须听他们的。于是他们派出全权大使，找到康熙皇帝，语气强硬地要求中国：禁止儒家学说、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不得追祭祖宗，如此等等。康熙帝岂能接受这种条款？结果自然是，将西欧和尚赶出中国。康熙帝从不无端地排外，在北京，始终存在着俄罗斯和尚创办的教堂，也就是所谓的东正教堂。
鸦片战争后，在洋枪洋炮的支持下，西欧的洋和尚和鸦片烟一起，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中国。之后的事情，就不用我来叙述了。不过，中国不是欧洲，中国人有敢于造反的传统。一次义和团运动，还是把那些胆大妄为的洋和尚吓怕了。即便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许多洋和尚还是没敢回到曾经作恶的地方去。
我丝毫没有否定基督教神圣性的意思，也无意反对谁信仰什么宗教，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是，我十分反感某些基督徒无视历史事实，将宗教与“发达”联系起来，说佛教、道教甚至儒家学说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有基督徒说，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发达、繁荣，这是典型的扯淡。
基督教被君士坦丁确立为罗马的国教之后，罗马帝国不仅没有走上繁荣昌盛之路，而且愈加衰落，国内动荡不已，民不聊生，并很快分裂为两个国家。西罗马在被匈奴蹂躏得一塌糊涂之后，很快被蛮族三拳两脚打死，西罗马大地就此进入长达千年、没有白天的中世纪。如果中世纪也叫发达，那么今天的朝鲜人，一定比“上帝”的日子还要美满！一部东罗马历史，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如果说这也叫发达的1000年，那么，目前被美国占领的伊拉克、阿富汗，也属于发达国家了。
如果说信仰基督教就发达，要么，这段历史与基督教无关，要么，昏暗的中世纪欧洲和可怜的东罗马是因为信仰基督教造成的。倘若这落后与基督教无关，凭什么把今天西方的“发达”的功劳归到基督教头上！
西欧走上发达之路，源于启蒙运动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而启蒙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破除人们对基督教的迷信，消除神权。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随便翻几本启蒙运动大师级人物的著作就行了。
有基督徒说，信仰佛教的国家，没有一个发达的。这又是典型的扯淡。我只说中国的事情。
佛教是汉朝时传入中国，到六朝时，便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此后痴迷佛教的皇帝不胜枚举，饱含禅意的名著数不胜数。汉朝打败匈奴，匈奴的残余逃到西方，在今天的匈牙利定居后，一方面打得东罗马年年纳贡，一方面驱赶着上面说的那些野人将西罗马帝国摧毁。唐朝打垮突厥，突厥西逃到里海一带，后来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又打得欧洲的基督徒满地找牙，并且消灭了东罗马帝国。中国的两个手下败将，分别消灭了一个基督教帝国，你说中国强大不强大？如果将今天西方国家发达归功于基督教，那么，也应该将这接近1500年的辉煌历史归功于佛教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情。如果说宗教能够影响到国家的“发达”，那么，这是不是佛教的功劳？反之，在十五世纪末以前，欧洲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基本没有贡献，是不是应该由基督教承担责任？
世界上另一大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中东，信徒主要在西亚、北非。伊斯兰教兴起后，迅速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而且创造了高度繁荣、发达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西方能有后来的科技文化知识，主要是继承了穆斯林的成果。直到奥斯曼帝国中期，欧洲各国无不闻穆斯林而魂飞魄散。
显然，三种宗教的信徒，都曾创造过辉煌，也都曾经历过昏暗时期。
如果仅仅看基督徒今天日子过得不错，就断定基督教有什么特异功能，必然得出极其片面、可笑的结论。
在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如非洲某些国家，国民大多信奉基督教，可是这些国家陷入民生凋敝、战祸连连、政局动荡之中不能自拔，难道上帝还有偏心不成？
我认为，除了邪教，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宗教，教义会有所不同，但对于人类而言，都属于精神食粮；而宗教本身，就好比吃饭的工具，有的是筷子，有的是刀叉，各有所长，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才是正途。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宗教是有国界的。欧洲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将各国听命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转变为隶属于各国政府，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国家教会。不管什么宗教，只要在中国大地上传教，首先必须忠于中华民族，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华民族的利益。
9、惧怕海洋的欧洲--之一
欧美发达后，研究“大国崛起”之路成为国内的“显学”。研究“大国崛起”，是因为中国没崛起，所以，研究“大国崛起”的经验，是为了找出中国没崛起的教训……于是，大国崛起之经验、逸闻趣事、经典语录等等，以及中国没崛起的教训、逸闻趣事、经典语录等等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成果一：欧洲文明为海洋文明，中国文明为农耕文明，按大自然的赋予的颜色，称欧洲文明为蓝色文明，中国文明为黄色文明；
成果二：欧洲文明为城市文明，中国文明为农村文明；
成果三：欧洲文明为商业文明，中国文明为农业文明；
成果四：欧洲文明为科技文明，中国文明为封建文明；
……
文明的定义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欧洲文明是海洋文明吗？中国文明为农耕文明吗？
果如是，欧洲历史应该主要体现在“海洋”二字上。按照当今最最时髦的判断标准，在最近2000年历史中，欧洲各国的GDP之中，来自于海洋，或者降低一点标准，来自于与海洋沾边的产业的贡献率，不应该低于50%吧？同时，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应该是“以海洋为中心”吧？
果如是，同期的中国历史，应该主要体现在“农耕”二字上；各历史时期横向比较，中国人应该更加“农耕”一些吧？也就是说，在上述各项“海洋”指标中，中国应该大大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吧？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洋教授们是怎样撰写自己的“海洋”历史的。
无须多说，欧洲人的正宗“航海史”，是从地中海开始的，尽管北欧，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欧洲航海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页。
作为“内海”性质的地中海，无论是传说，还是其它什么记录，都足以证明，很早很早以前，地中海周边的先民，就在海上讨生活。毫无疑问，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等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航迹。毕竟年代久远，今人很难确定他们的活跃程度。至今，我们只能知道，西亚（中东）的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留下了足迹；根据希腊人“神话”类的文字，以及散布于地中海岸上的希腊人定居点，我们可以判断，希腊人也曾为海上骄子。
对于欧洲人来说，真正留下较为可信的文字依据的，是古罗马时期。这一时期，地中海成了帝国的内海，其性质类似于中国的洞庭湖、鄱阳湖，或者渤海。不过，在罗马统治者----罗马公民眼中，海洋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陆军才是正经的军队，骑士才是高贵的象征。精锐士卒被充任禁卫军，稍次的编入选军，最次的编入辅军。不用怀疑，罗马一定有一支舰队常年游弋于地中海，即便是出于治安需要。但是海军士兵，都是免奴----刚刚摘掉奴隶帽子的下等人，当然，海军司令自然得由高贵的骑士来担任。
罗马公民不参加海军，应该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怕水。罗马是个“农民国家”（这是罗马人自己说的），古罗马有句经典的话：“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因此，自始至终，罗马公民们都是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土地上，罗马皇帝带头，当上了头号大地主。贵族们起而效尤，想方设法多捞土地，以致出现了许多贵族所占地盘太大，仿若国中之国，进而尾大不掉。
但是，在罗马的领土上，穿梭于地中海上的商船、运粮船只也是不少的，但是，他们主要是西亚人、埃及人的事，与罗马人无关。也许罗马贵族也想过经商发财，但是罗马法律禁止罗马贵族经商。因此，这些海上活动，与高贵的欧洲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最多也就是做做消费者而已。
罗马地盘上的红海一带，也有着繁忙的主要对印度的海外贸易，但是，船只主要是“印度和阿拉伯人的”。有西方学者说，后来，希腊人也到这里建立了货栈。对东方的外贸，尽管帝国收取25%的高额关税，由于没有值得出口的东西，罗马帝国亏透了。“据普林尼记载，约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每年从罗马帝国支出去，以平衡东方贸易差额。”
就这样，欧洲跨入了中世纪。
10、惧怕海洋的欧洲--之二
法国著名学者马可·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说：“阿拉伯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水手，他们的海盗船从非洲、西班牙，特别是巴利阿里群岛的巢穴出发，袭击地中海西部的目标。从842年开始（生民无疆注：对应中国唐朝晚期），他们上溯罗纳河，远至阿尔附近，沿河两岸大肆抢劫。890年左右，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萨拉森人的小船被风吹到了普罗旺斯海岸（生民无疆注：位于法国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圣特罗波兹城郊。船上的人昼伏夜出，杀害邻近村庄里的居民。他们隐蔽的这一地区多山岗，森林茂密，当时被称为梣树林堡，或叫弗莱内，是个易守难攻的隐蔽地。此时，这伙阿拉伯人同坎帕尼亚地区阿根托山上的同胞一样，在高地的茂密荆棘丛中建筑了堡垒，并召集同类入伙。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盗匪巢穴。
“维护阿尔卑斯山或普罗旺斯乡村的治安，为当时的各世俗政府的能力所不及。基督教徒惟有希腊人是技术熟练的水手，然而希腊人有时也像萨拉森人那样参与海盗活动，从中牟利。931年和942年，拜占庭船队两次出现在离梣树林堡不远的海岸，但两次进军均一无所获。951年，东法兰克（生民无疆注：今德国）国王奥托大帝自立为伦巴第国王，在962年（生民无疆注：对应中国宋朝建立）加冕时就继承了查理大帝的皇冠。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结束萨拉森人的侵掠。他首先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劝服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下令撤走在梣树林堡的属民，然后又制定了一个御驾亲征的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看到，甚至在11世纪，莱林斯的修士仍在为赎回被阿拉伯海盗捕获并运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而奔忙；1178年阿拉伯人对马赛附近进行了一次袭击，捕获了许多俘虏。”
瞧瞧，一群阿拉伯海盗占据位于今天法国沿海地区一个高地，作为烧杀掳掠的据点长达百年，西欧霸主奥托大帝也好，东罗马帝国也罢，竟然束手无策。阿拉伯海盗在地中海随心所欲，他们的船只深入到欧洲大陆胡乱抢劫，而欧洲人只能靠神父教士们祈祷上帝排忧解愁。洋奴们写的欧洲历史，是见不到这些历史事实的。
9世纪以来，特别是10世纪以后，由于阿拉伯世界分裂和长期的内部纷争，才使欧洲人有了些许喘息的机会。基督教世界，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在1096至1270年间，先后组织了八次疯狂与愚昧的群众性十字军东征。尽管长达200年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较为有效的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商贸活动，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代表的海上商业力量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但是，作为国家海上力量的舰队，在欧洲国家仍然是空白。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至1204年）时，由各国派遣的骑士组成的十字军进攻目标是埃及，因为没有船只渡海，只好求助于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开价85000银马克，十字军无奈答应。为确保钱款到手，威尼斯将十字军扔到一个荒岛上，要求先交钱再渡海。十字军想尽办法才凑到2/5的现金，不得不同意威尼斯商人的条件：以攻打也是天主教徒的商业对头扎达尔城作为补偿。十字军在攻下扎达尔城后，被教皇狠狠臭骂了一顿。
这一时期的欧洲，在航海和海洋贸易上依然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上。此前，在造船和航海上，真正代表欧洲大陆最高水平的，是阿拉伯人控制下的西班牙。自711年阿拉伯人占领并统治西班牙以来，由于与西亚地区始终保持密切的商贸文化往来，这里的造船、航海业都有了很快的发展。汤普逊教授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承认：“西班牙最熟练的工人一直不是基督教徒，而是摩尔人和犹太人。”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王室内部纷争不断，在基督教国家联合打击下，11世纪末，西班牙倭亚玛王朝灭亡。西班牙恢复为基督教国家后，国民被分为四个等级。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便是第四等级的公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教廷呼吁和发动十字军东征，长期困扰西欧的私斗之风逐渐好转，各个行业开始复苏，总体来看，此时欧洲海上贸易呈上升势头，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部分城市也结成了商业性的汉萨同盟，英国与葡萄牙签订了航海通商条约，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海上贸易也挺活跃，标志着欧洲的地区性海上贸易有所发展。不过，直到14世纪末，欧洲仍维持着在大西洋欧洲大陆岸边、地中海沿岸活动的水平，与中国商船的远涉重洋的航行有着本质的差距。
11、惧怕海洋的欧洲--之三
阿拉伯世界的内讧，让欧洲人甚至搞出十字军东征之类的荒唐事，过了大约3个世纪的安稳日子后，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强大的伊斯兰世界了。13世纪末、十四世纪初，一个与中国颇有渊源的民族再次登上西亚的舞台。土耳其人，也就是在唐朝时与大唐军队征战中落败西迁的突厥人，这一时期，在不断夺取东罗马地盘的过程中崛起。土耳其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远超过欧洲人的所谓骑士，也强于周边其他国家。
1331年，土耳其人攻占尼西亚城，打伤拜占廷皇帝。
1337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眼皮底下的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当皇帝时，他将这里建设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1365年，攻占亚得里亚堡，土耳其迁都于此。
1396年，彻底击败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三大欧洲强国联军。
1453年，土耳其300艘战船和20万大军将拜占庭付之一炬，摧毁千年帝国东罗马。自此，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都城。
土耳其人不仅在甘于欧洲大陆事务，而且不断攻城掠地，让欧洲人闻风丧胆。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占领匈牙利。1529年攻陷维也纳。1525年，法国国王一再派使节请求向土耳其求援，帮助他们对付哈布斯堡王朝。1535年，法国终于与土耳其结盟，赢得了这个强国作靠山，顺带获得了在土耳其港口做生意的权利。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北非开疆拓土的不断成功，地中海渐渐几乎变作土耳其人的内海，虽然地中海北岸主要是欧洲人的国家。直至16世纪中叶，土耳其海军始终是地中海名副其实的巨无霸，穆斯林再一次成为这里的不二的主宰，欧洲各国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后来意大利的诸如威尼斯等完全靠做生意过日子城市，则采取行贿、拍马等各种手段，获取经商资格。
欧洲人真正走向海洋，是在十五世纪初。
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舰队占领了阿拉伯人的休达城，他随即被任命为该城的总督。他以此为据点，派人沿着非洲海岸线，不断向南方探索，每到一地，在将那里洗劫一空之后，便建立据点。亨利王子的水手几乎全是阿拉伯人或者犹太人。“由于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倡导，他们在1419年发现了亚述尔岛。”虽然这个群岛不过距离伊比利亚半岛咫尺之遥，但毕竟是欧洲人第一次走到古罗马帝国地盘之外的地方。掠夺财富、贩卖奴隶与殖民，迅速给葡萄牙带来巨大财富。为了进一步扩大掠夺规模，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利用阿拉伯技术人员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科学典籍，批量培养航海人才。葡萄牙人于是继续“探险”之旅，先占加纳，再到刚果、安哥拉，将一船船奴隶、象牙、珠宝等值钱的东西不断运回欧洲。
西班牙人很快加入进来。更雄厚的工商业基础，使得西班牙后来居上。当葡萄牙人坚持不懈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探索时，西班牙人在参与非洲“探索”的基础上，开始另辟蹊径。1492年，哥伦布出现了，西班牙国王为他准备了三艘船和一些兵士，这是不及我国宋朝普通商船的帆船，最大的一艘圣玛丽亚号也不过120吨排水量。哥伦布带着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终身总督的承诺，成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并且从美洲带回了一批被掳为奴隶的印第安人。不久，除巴西被葡萄牙占领，西班牙国王占领了整个中美洲、南美洲。通过屠杀土著和移民，这广袤大地变成了所谓的“拉丁美洲”。
前面说过，伊比利亚半岛原属于阿拉伯人统治。“手工业的发展，手工工场的零星出现，商品农业和贸易的增长，航海技术的改进和航海的成功，最后，印刷机之类的惊人的文化联系工具的发明，以及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如枪炮的出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决条件”（《美国史纲》，作者阿·符·叶菲莫夫），乃至于航海必须的“航海手册”，所有这一切，阿拉伯人早已准备好了。阿拉伯政权虽早已灰飞烟灭，但留下了航海的传统，留下了大批热爱海洋、勇于探险、精于造船和航海、擅长制造枪炮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留下了图书馆、学校和大量的科学文化典籍。留居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生产先进的大炮、火枪等武器，不仅满足本地区使用，还畅销法国等国家。尽管基督徒中的贵族们不屑于航海与经商，基督教平民无力也不擅长这一行，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靠航海致富，不断刺激着基督徒们的神经。终于，眼热的骑士们，尤其是被排除在长子继承制之外（欧洲与中国一样，也是长子才能继承祖宗的爵位）的贵族们，走出所在的农庄，加入到航海队伍中来。
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天才成就了西班牙的强大，而头脑发昏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腓力二世、腓力三世，反过来要建设“纯粹的基督教国家”，成批的穆斯林被烧死，剩下的被驱逐。美国加州大学汤普逊教授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指出：“在西班牙，除了摩尔人的王国以外，生产相当落后，随着1492年摩尔人的被驱逐，西班牙王国的国民中，丧失了最勤勉的能工巧匠。”西班牙迅速进入百业凋敝的境地。也许是天怒人怨，西班牙无敌舰队进军英国途中，遭遇风暴损失惨重，最后被临时拼凑起来的英国舰队摧毁。内外交困，特别是愚蠢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使西班牙形成了国内政治经济恶性循环的局面。到17世纪初，西班牙已经沦落为欧洲无足轻重的二流国家。
说到这里，有必要进行一点澄清。我们有些“专家”，一谈到“大国崛起”，将无敌舰队作为西班牙衰落、英国在海上“崛起”的标志，是毫无道理的。西班牙的衰落，源于其糊涂的国君、昏庸的内政，以及后来无休止地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无敌舰队覆亡后，在海洋上，西班牙并没有损失什么，南美和其他地区的大片的殖民地，主权仍然是西班牙的，并没有谁跑去争夺。也就是说，地盘犹在，国力无损，想要恢复海军，再建设一支就是了。而且，英国侥幸取胜后，首先想到的是感谢上帝，根本就没有发展海军、走向海洋、像西班牙那样以国家力量去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计划，而是仍然过着与从前一样的日子。12、欧洲是如何走向海洋的？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瞬间致富的捷径，的确吊起了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胃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国家走向海洋，并非一种长期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更与所谓的“海上文明”无关。
荷兰土地不适宜耕种，成为一个渔业国。因为十六世纪隶属于西班牙，受其影响才逐步加入到西班牙海外掠夺队伍中来。荷兰虽然曾在海外建立过若干殖民地，毕竟国小民少，国力不足，最终要么被当地人驱逐（如台湾），要么被其他“大国”赶跑（如北美、印度）。
海战过后，活动在海上的英国人，大多是英国的一些冒险家们，依然体现为亦匪亦商的海盗作风。少数获得国王授予的特许状的冒险家，开始组织一群亡命之徒从事更大的冒险活动。而国王授予特许状，并不是出于开拓海外殖民地或者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王室捞钱。如英国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对于海外贸易和发展海军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搞到更多钱，甚至肥皂、纸张等日用消费品的销售权也“收归国有”，然后将这特许“专卖权”作为能够卖钱的东西，统统出售换回真金白银；二是为建立一个宗教纯粹的国家，拚命发展国教和迫害清教徒。1606年，伦敦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获得在北美殖民的特许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1607年----距离西班牙人1496年建立圣多明各100多年，伦敦公司才将120来名卖身给该公司为契约奴的英国农民送到大洋彼岸，建立了英国在海外的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城。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卖身为奴的英国农民、避难的清教徒等，开始不断涌入北美。与此同时，法国、荷兰也向这里殖民，而且开始与英国人之间发生摩擦。但是，所有这些，在英国都不过是冒险家们自发的民间行为。
英国政府将眼光投向海洋，并建立起强有力海上势力，是英国革命时期的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一不小心当上英国的老大之后，各种欲望极度膨胀，产生了填不满的征服欲，不过，他的视野也就只有英吉利海峡两岸这么大。他于1649年出兵爱尔兰，1650年出兵苏格兰，1654年将爱尔兰、苏格兰并于英国。控制英伦三岛后，又与荷兰大战了一场，并于1654年赢得胜利，同时“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葡萄牙签订允许英国商人在其殖民地经商的条约；1655年又打败西班牙，获得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牙买加岛，同时占领了西班牙的敦刻尔克。克伦威尔的称霸欧洲的战争欲望，以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征，大大刺激了英国的海军建设。到1658年克伦威尔告别人世时，英国海军已成为欧洲当之无愧的霸主。1664年，英国舰队远航来到北美，一枪未发占领了荷兰人的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纽约，直到此时，才算是英国以国家力量直接投入到了全球性殖民活动，但是，这距离英国与西班牙战争，已经80年了。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说：“正当葡萄牙人在一为人所知的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发现和征服新世界的时候，法国人还经常在比武场上耍枪弄剑”。直到17世纪初，“在一个虽然濒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有港口，但却无船队。路易十三（生民无疆注：1610—1643年在位）登位时，法国连一艘大船也没有”，“法国海军久已消亡，黎世留（生民无疆注：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曾使之稍加恢复，但在马扎然（生民无疆注：1643----1661年任路易十四的首相）统治下，它又复败落。”当法国终于成为大陆霸主，在欧洲的擂台上，只剩下英国与其争锋时，法国才深感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法国想用左手抓鸡、右手抓兔，最终导致在“七年战争”中，与英国在欧洲、亚洲、美洲、海上同时动起手来的时候，显得不堪一击，并将海外不多的殖民地大量丢失。即便在辉煌的拿破仑时代，也始终只是大陆的霸主，没能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英国的海军。直到工业革命到来，原材料和市场的价值充分展现出来之后，法国才真正地走向海洋。
就此，西欧“大国崛起”了，“海洋文明”开始了。
大约1个世纪后，英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法国也在这场海盗“文明”中抢得一杯羹。
不过，以GDP为标准来衡量，也许只有英国一个国家够格成为“海洋文明”国家，因为只有英国人做到了本土产出量可以忽略不计；法国，也就算半个吧。
不知道是否有专家统计过：在这场持续约5个世纪的“海洋文明”中，到底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文明”掉？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语言和文化被以武力“文明”掉？到底有多少人被卖到“文明世界”为奴？到底有价值多少美元的财富被“文明”到欧洲？如果这也叫做文明，那么，希特勒也是一个大文明人，南京大屠杀也是一场文明行为。
事实胜于一切雄辩。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就留下了抢掠人财、贩卖奴隶的传统，中世纪的骑士们买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去从事这一行当。欧洲各国的君主目标相对复杂一点，他们除了真金白银，更感兴趣的是对“新发现”土地的占领。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哥伦布们，每到一地，首先插上本国国旗宣布占领，“探险队员”们先是将财物则是抢掠一空，接着将土著或被掳为奴隶或被赶尽杀绝；随后，国王便向这里殖民，派遣总督。人烟稀少的美洲、澳洲，土著基本灭绝，然后，白人们掳掠奴隶来垦荒种地、挖矿寻宝，于是，广袤的美洲、澳洲大陆，变成了白种人的国度。只有亚非地区因人口实在过于稠密，尽管有无数人被屠杀，大批人被掳为奴隶贩卖到欧美，仍是原住民占主导的国家。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至今，整个非洲、大半个亚洲，仍被这些洋大人的“总督”们统治着。
奇怪的是：
在遍布于中国各地的租界面前，
在香港、澳门刚刚回归祖国的事实面前，
在可恶的“麦克马洪线”仍然阻挡着我们脚步的事实面前，
在中国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铁的事实面前，
我们的“专家”们，竟然还在到处贩卖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国”们发动鸦片战争，以武力打破中国国门，目的仅仅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
在谈到晚清、民国政府为了尽量保全国土所作的各种努力时，这些“专家”一再意淫般嘲笑道：中国政府因为不了解“大国”，总是以“农业国”的小人之心，度“商业国”的君子之腹，在与“大国”打交道时，担心对方对土地和政权产生非分之想。
更为奇怪的是，偏偏就是这一个个“将杀父仇人论证为伟大的恩人”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大地上，拥有很大的市场！偏偏就是这样的“专家”，一个个变成了著名“教授”、“博导”、“政府特贴专家”、“学术带头人”！
我不知道，这世界到底怎么啦！13、海洋文明--吃饱了撑出来的概念
洋奴专家们说，欧洲是海洋文明，中国是农耕文明。这一说法，流毒深广，几乎成了人们研究分析中国当今存在的所有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今天中国无论什么令人不满意的事情，都会与“农民意识”、“小农经济”、“农耕文化”等挂钩。其实，这种看似深刻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杜撰出来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生民无疆在《说说欧洲的海洋文明》中，以历史事实否定了洋奴们所谓“欧洲是海洋文明”的说法。下面，我们说说中国的情况。
中国与欧洲大陆不一样。尽管中国大部分地区远离海洋，但是中国大地上满是江河湖泊，所以我们的先民很早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远的不谈，仅仅众所周知的赤壁之战（中国的三国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中晚期），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在水上是十分活跃的。
唐朝建立了强大的水师。洋教授撰写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5年春（唐）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勣直趋辽东，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暂的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到了宋朝，造船业和海上贸易更是发达。宋人掌握了先进的船舶设计建造方法，可建造出适应各种环境、满足各种特定需求的船舶。近些年，不断有宋朝海舶被发现。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经复原，该船排水量约370吨，远大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船只。这尚属中型海舶。众所周知，宋朝已经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大大拓展了航海范围。宋朝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非洲，都有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航行于印度洋、南中国海的大型船舶，均属中国商人所有，或者由中国建造。我们只要读一读宋明小说，就足以看出当时海外贸易之兴旺。
宋朝沿海民间出海经商风气极盛。据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在广州亲历：“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住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由此，航海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宋朝政府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此时，水战，已经演变为主要作战形式之一；水军也升格为战争双方的主要兵种。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双方水师不断在江河湖海展开厮杀，均频繁使用火箭。绍兴31年（1161年），宋朝水师出动百余艘战舰，千里奔袭金国在山东的水师，以火箭将其消灭，使金国海上力量南侵计划破产。南宋军队在对元军作最后抵抗时，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在东南沿海作战。直到1279年，宋廷覆亡于广州附近时，宋军仍然拥有舰船几百艘，水军数万人。
元朝通过招降招抚宋朝的商人、海盗和海军，组建了更加强大的水师。元朝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海上征服行动，分别于1274年出动战船900艘兵士1.5万人、1281年出动战船9000艘兵士10万人征讨日本，1280年出动战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讨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动战船1000艘兵士2万人和一年的粮草征讨爪哇。尽管由于气候和水土等原因，四次行动均无果而终，但足以看出，当时中国造船能力、远洋航行能力和海上军事力量之无以伦比。如此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对于当时欧洲人，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美国学者在评价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所说：“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引自《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元朝远洋商贸活动也十分繁荣，元朝政府基本保持了宋朝以来的市舶管理机构。据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洋人记载，中国的港口帆樯如云，商贸之兴盛举世无双。除了一般商人，元朝皇室和朝廷大员也常常组织开展海上贸易，与宋朝一样，中国商船的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最远到达今坦桑尼亚。据当时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所见：“这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元史》，旅行家姓名从韩儒林《元朝史》），要想到中国，惟有乘坐中国船只，仅在古里佛（今加尔各答）就见到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其中较大者有3—12帆，船员千名，每艘大船另配有3艘供应船，这样的船只只有中国的泉州、广州能够制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宋至明，由于海外贸易发达，大批中国商人侨居海外，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就此定居当地。有史可查的，在印度、东南亚都有大批中国侨民。到明朝末年，仅在菲律宾，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侨民。同样的，也有无数外国商人侨居、定居于中国。中国当今的“回族”，主要是这些商人的后裔。
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中国繁忙的海上活动，对于欧洲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便在内河航运方面，直到15世纪，由于关卡林立、战争绵延、盗匪横行，欧洲大陆的河流基本处于天地长在水长东的闲置状态。商旅也好，军士也罢，“要使旅行既不过分疲劳又不缓慢，就必须骑马或坐马车”（引自洋人著作《封建社会》）。徒步、骑马或坐马车行进于泥泞的大地上，基本是欧洲人交通的唯一方式。而千年前，中国全面完成了交通南北的大运河，神州便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和“王睿楼船下益州”的繁盛气象。
那么，中国如此值得骄傲的表现，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呢？当然不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海外贸易也好，国土防御也罢，海洋在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中都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可以用来交换的物资并不丰富，加之导航和动力等手段落后、风险巨大等诸多原因，对外贸易所能带来的财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据周一良先生《宋朝简史》，即便是工商业高度繁荣的宋朝，在政府货币性的财政收入中，商税的贡献率也才占到1/5，农业税始终占主导地位。
从政府层面来讲，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必然始终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然而，金国“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全国人口，但是能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同时期的南宋，农业水平和气候条件优越一些，正常年份，粮食稍有剩余。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坚持“以农为本”，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饥荒。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出现饥荒，必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期的欧洲，情况更糟糕。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仅14世纪上半叶，法国“1304年饥荒；1305年饥荒；1310年饥荒；1315年饥荒……1330—1334年饥荒；1334年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国“1315—1316年普遍饥荒……1321年半饥荒；1325年普遍旱灾……1351年普遍饥荒”。所以，无论是古罗马时代，还是中世纪的欧洲，除帝王外，贵族们都居住在自己的采邑内，靠收取地租过日子，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扩大地盘和地里的收成如何，而对其它创收手段毫无兴趣。
直到欧洲人开辟出了“新大陆”，有无数奴隶在无边的土地上为他们生产粮食棉花了，不愁吃不愁穿了，英国人才敢于将大批良田圈起来养羊发展毛纺业，西欧（记住，只是西欧）才有十足的胆量来“重商”。
在人类吃饭都成问题的时代，什么“海洋文明”、“重商主义”，无异于梦呓。
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不知道那些动辄批评中国历朝政府“重农”政策的专家们作何感想。难道是这些专家不知道前不久中国还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全中国人吃不饱肚子？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还是中国历史上那位“何不食肉糜”皇帝一般的智商？
说到这里，联想起袁隆平先生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经历。有些评委刚刚吃饱肚子，就将为解决全中国人吃饭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置之脑后，开口商业，闭口产业化，嘴巴半开半合时必定是金融业，似乎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粮票，没有排队购买过粮食。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吃饱了撑的！有些专家，应该让他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省得他们一吃饱就胡说八道。14、明清为何远离海洋
中国的国运因为来自于海上的敌人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对海洋又爱又恨，念念不忘，这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明朝以前，在海洋上，最活跃的是中国人，而且只有中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商业力量。中国与“海洋”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始于15世纪初，也就是中国明朝初年。
明朝，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影响深远的朝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在明朝开始出现倒退，科技、经济就此停滞不前。
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中国社会从此进入君主极度专权的时代。朱元璋作为元末一股并不起眼的力量，最终战胜各种势力，并君临天下，实属中国历史的悲哀！
作为皇帝，朱元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N个第一：
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开创了事无巨细乾纲独断、君权不受约束的恶劣先例；
乱杀大臣，开创了廷杖大臣、动辄满门抄斩，甚至对官员“剥皮实草”的惨绝人寰的恶劣先例；
创办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开创了法外侦捕刑讯的恶劣先例；
蔑视文人，开创了制造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和肆意杀戮文人的恶劣先例；
钳制思想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开创了皇帝随意删改古圣先贤著作、指定全国学校教科书、直接干预科举考试的恶劣先例；
极端仇富，开创了政府可以任意掠夺个人财富的恶劣先例；
对朱家子孙赏赐无度，开创了皇室后裔人人坐享其成、肆意挥霍国家财富的恶劣先例；
对官吏刻薄寡恩，开创了官吏俸禄难以养家活口的恶劣先例……
今天的人们总爱谈人权，其实，中国社会失去“人权”，就是从朱元璋作皇帝开始的（元朝太短，姑且不论）。仅仅在不久前的宋朝，朝臣都是经常与皇帝吵架的；丞相坚决反对的事情，皇帝也是很难办成的。
自此，全国上下无人敢乱想乱说乱动，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万马齐喑、远离创造的黑暗时空，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了君明国兴、君昏国衰的“一人之治”时代。
如果我们对清朝有什么不满，看看明朝基本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即便最昏庸的清朝皇帝，放到明朝也属于优秀者。
明初，出于剿灭方国珍等海上势力的军事需要，朱元璋严禁百姓因私出海。不久之后的明成祖朱棣，也许是出于剿灭建文帝朱允炆势力的政治需要，继续推行海禁，“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此，兴旺千年的海上贸易传统被阻断。尽管明朝中后期曾经开禁并一度发达，但随着清朝再度“海禁”而归于彻底沉寂。许多以出海经商为生者，要么改行，要么从事走私并最终沦为海盗。其实，明朝的所谓倭寇，其中不少人原本是以海外贸易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海上走私甚至打家劫舍的中国百姓。
朱元璋并非不知道海军的重要性。朱元璋与陈友谅决定性的一仗，就是在鄱阳湖上打的；在夺取东南沿海地区时，他的海军便发挥了重大作用。实施海禁，他最初只是为了防止百姓以经商为名支援叛军，所以丝毫没有妨碍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对周边各国的军事威慑。明太祖为了防止倭寇袭扰，在沿海各地添造战船，加强戍兵，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在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永乐年间，明成祖更命沿海守军主动进击，剿捕海寇，平靖海疆。大明继承了元朝重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传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远洋作战能力持续加强，不仅船越造越大，而且建立了专业化的水师兵种。郑和率舰队七次远航，所到之处，扫平航线上的海盗，轻松铲除不归服明朝中央的各国小王朝，其舰队规模之大、航行距离之远、导航和动力技术之先进、作战和后勤补给能力之强等，足以显示出明朝海军独步天下的不二实力。
明成祖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称帝后承乃父之风，终生勤于政事，内削藩篱，外靖边陲，成为明朝至强至盛之时。在海上大宣国威的同时，成祖终生致力于开疆拓土，多次御驾亲征，直至驾崩于出征漠北的军营之中。
正所谓富不过三代，过于强势的父辈，往往造就安于守成、不知进取的后人。朱元璋创立极度专制体制，原本是为了根绝一切可能影响朱家天下变色的因素，遗憾的是，后世子孙大多只是继承了其专制作风，而抛弃了其积极进取、勤政不倦的精神。此后的明朝帝王，鲜有清醒、远视之人。朱棣的后人，用百姓的说法，大多为不肖子孙或者二百五，甚至连守成的兴趣也没有。皇帝混蛋，而清醒的大臣们又不敢乱说乱动，也没有乱说乱动的权力，天下就没治了。
成祖之后唯一可以称道的“仁宣之治”，实事求是地评价，仁宣二帝及其辅政之“三杨”，不求进取，眼光向内，无为而治，不过是仰仗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之余威，让内地百姓获得暂时的“休息”罢了。明太祖、成祖多年征战而建立起来的北方边防要塞，宣德皇帝要么收缩，要么取消。宣德五年，因为鞑靼屡次进犯开平，宣宗下令将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岗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永乐年间，在牺牲万余官兵生命后而纳入中国版图的交址（今越南），以战乱不已为由予以放弃。苏洵《六国论》曰：“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以此来批判“仁宣之治”，再合适不过。
仁宣朝廷抛弃一片片领土，既不是敌人强大，更非国力不济，纯属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所致。以明初的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胜过汉唐；而其周边对手的实力，比如四分五裂的蒙古高原，则远弱于匈奴、突厥。汉朝为了打击和防患匈奴，唐朝为了抵御和征服突厥，出于这样一种国家战略的需要，祖先们不惮于越过千里沙漠瀚海而直捣黄龙，再长年驻军于西域。仁宣君臣饮鸩止渴、连首都的长治久安都懒得顾及的苟安行为，给后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宣宗驾崩（1435年）不久，便上演了他的儿子明英宗被瓦剌俘虏（1449年）的冷笑话，北京周边变成了瓦剌大军随心所欲的场所。
国家版图缩小都不在乎，首都门户都懒得防守，连对手都找不到的海军，更是没有必要存在。明宣宗一即位，便以省钱为由，罢西洋宝船，解散了郑和舰队。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自此失去对东南亚及中国南大门动态的控制权，从此退出蓝色海洋，回到海岸线边。一个向来主动走向世界、拥有海上进攻传统和独步天下的海上打击力量的头号海上强国，就此逐步沦落到了连由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倭寇”也对付不了的地步。
所谓的倭寇，都不过是一股股海盗、走私犯组合在一起的打家劫舍的土匪。如果郑和在世，一定会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那样，荡寇于国门之外，直接杀奔其巢穴，予以斩草除根。而事实是，著名的戚继光将军的灭倭军功章，没有一枚是像郑和那样主动出动舰队打击海盗获得的。戚继光所做的，都是等倭寇将我国沿海乡镇已经祸害得一蹋糊涂了，再找机会收拾敌人。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埋怨戚继光，因为当时水师早已名存实亡。
更为糟糕和不可理喻的是，直到此时，还算头脑清醒和比较勤政的嘉靖帝，也没有因此想到恢复并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主动出击海上歼灭“倭寇”，而是满足于守土于陆上，等待倭寇进攻本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末年，明朝最强的水师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队，而这支水师原本是亦商亦盗的商船队，并非明政府正规军。郑成功正是依靠这支海盗出身的武装，驱逐了荷兰侵略军，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
自古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视东南亚地区为自己的后花园。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国向来是中国的朝贡国，这一带的任何重大变动，朝廷都给予十二分的关心。我们今天将东南亚视为外国，而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人，最多认为这里是中国没有开化的边远之地。到明朝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已在此定居或经商。据《明史·吕宋传》记载，仅福建省移居吕宋就多达几万人。在此前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侵入东南亚。教皇还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划分了势力范围。特别是西班牙人，在此无恶不作。高鼻梁灰眼珠的蛮夷跑到这里胡作非为，华夏子孙自然不服，华人华侨曾多次组织起来，展开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本来，这些大鼻子非常害怕明廷干预他们的行动，再经过打探，确认明朝政府懒得关心化外之邦之后，便多次大开杀戒。仅仅1603年即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人就屠杀菲律宾华侨25000余人。对此，明廷依然是毫无感觉、不闻不问。想起当年犯大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气，这该是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
早该覆灭的明朝，终于被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努尔哈赤的后裔取代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忠于职守、勤政不辍，甚至没有一人贪图女色、宠幸太监，他们把社稷江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宝贵的多。清室后裔，大多比明室子孙有教养、有事业心，少有声色犬马、欺男霸女之徒。
中华民族的子孙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清朝帝王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文治武功，远胜过明朝任何一位皇帝。正是他们，新疆、西藏、蒙古最终成为中华帝国稳固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的“朝贡国”，则成为我国边疆安宁的有效屏障。
如果因为鸦片战争发生于清朝，就将一切罪过全推倒清朝头上，将清朝300年历史全盘否定，甚至搞什么反清复明，则是十分荒唐的。客观地分析，如果鸦片战争发生时，执政的是明朝仁宣之后任何一位皇帝，中华民族将蒙受更重大、更恐怖的灾难。
洋奴学者们说：欧洲从来就重商，工商业发达，所以欧洲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从来就重农轻商，工商业落后，所以中国是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就是这样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今天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
真是如此吗？为了让洋奴们无话可说，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主要以洋人的著作为依据，让历史事实说话。
谈到欧洲古代城市和工商业，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一个城邦的最佳规模是五六千人；接着想到的是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的话：“有一件事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同希腊本土无缘。”
毫无疑问，古罗马是欧洲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据英国人艾德华·吉本撰写的权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说：“普遍的繁荣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不过，洋人这里所说的城市，与我们理解的城市在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制定分配给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由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由他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的“城市”，是相对于贵族们的大片的“领地”而言的，大致和我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模式相似。《罗马帝国衰亡史》说：“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由此可知，这些所谓“城市”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其中大一点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口，就不得而知了。
各个城市长官的首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的粮食供应。罗斯托夫采夫说：“许多情况下，城市辖区的大小不足以供应足够的粮食。何况，收成的变化无常，乃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就是像埃及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中央政府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地，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置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有关紧要的，是如何保证它的权利。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他的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荒装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侧旁。”可见，帝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城市当回事，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那么，这些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罗斯托夫采夫说：“帝国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说，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实际上是政府物资的转运站、军用物资的补给站，对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这些商人都是谁呢？答案是“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而不是什么欧洲人。罗斯托夫采夫说：“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侨民。在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又派到普特约利去……”。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而工业，那个时代需求量稍大的服装、毛毯、亚麻制品、玻璃等等产品，无不是被“东方人”所垄断。高卢，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而经营者主要是叙利亚人。也就是说，工业领域，同样与欧洲人无关。
汤普逊教授说：“叙利亚在罗马出现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顿两城。他们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叙利亚这个古国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尤其远古的根源。……在罗马帝国中，没有一块地方，甚至小亚细亚各省也没有，比叙利亚继承着更加复杂的遗产。”
因为多方面原因，罗马工商业举步维艰。罗马帝国的工业中，大量使用奴隶，其产品粗糙、技术更新缓慢，就在情理之中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罗马统治者的荒唐举措，主要体现在在这两个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关卡林立、赋税沉重。“在罗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没有的，因为有这许多关税势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转口税’的内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课以入市税。……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势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势力圈各不相同，从2%到12%不等，后一项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跟着帝国贫困的增长和赋税负担的加重，转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纪那不折不扣的12%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流通不畅，工业必然走向消亡。
因此，罗马帝国的工业水平始终是低层次的。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源源输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输入的东西；结果，它的贸易差额经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粮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销路的。”尽管帝国在西班牙一地就有多达四万人开采银矿，但是，“到了第三世纪中期以后，金银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项亏空了。”（《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到了第四世纪，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钱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统地以消耗私人财富来平衡城市的预算。为了这项目的，使城市官职成为富贵家族的世袭职位。”（《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依靠盘剥富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了。
说到城市，不能不说到罗马城。其实，学者们承认，由于资料的原因，今人比较了解的罗马时代的城市，也只有罗马城。
无疑，罗马城的规模是巨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功能是先进的，配套是齐全的。据估计，鼎盛时期罗马城有常住人口约百万人。世界其他大多数城市，是顺应社会发展而逐步成长期来的，但是，这座城市却不同，却是仅仅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享乐而生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显然，罗马城的一切设施和大型活动，都是为了这些洋八旗子弟享乐的需要，由政府埋单完成的，没有半点“商业”的痕迹。罗马城，除了是首都，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商业中心，只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洋八旗子弟的安乐窝。
现在，我们不妨引用罗斯托夫采夫教授对古罗马“城市”的评价：“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筑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及其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他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16、极度落后的欧洲城市和商业文明（之二）
当历史的脚步接近中世纪的时候，西欧已经是百业凋敝，西罗马帝国钻进“黑暗”之中，为中世纪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汤普逊教授说：“在第五世纪的开端，整个西欧是由有势力的地主贵族控制者；他们占有者有时是毗连的，但多半广泛地分散的庞大的世袭领，他们由两类劳动者，即部分是奴隶，部分是农奴来耕种。由于这些转变，人口的移动，在总数上是很大的。商业和工业的萎缩，使城市人口减少。农业乃成为主要的，差不多独一的生产形式。财富是由土地来代表的，很少有别的东西来代表的。跟着城市的衰落，乡村中兴起了很多有主宰大领主的大庄园上农奴和奴隶构成的新社会。所有的大领地渐渐变成为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地方政府单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权抹去了。”
这就是说，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西欧，其社会和经济状态，已经基本与中世纪封建社会没什么两样了。即便没有什么“野蛮人”的闯入，欧洲照样会黑暗得见不到阳光。
既然如此，野蛮人执掌西欧大权之时，也就不会有什么“文明”生活等待他们了。
法兰克国王，便是当时西欧真正的老大，也是中世纪欧洲的第一个老大。就是从这儿开始，西欧诞生了满天飞的国王、公爵、侯爵什么的。每个爵位配套相应的一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受封者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包括建立自己的军队、法庭，这就是所谓的“封建领主”。天长日久的，这一个个独立王国，演变成今天的英国、法国、德国什么的。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一个主子手下的马仔，很自然地相互通婚，成为儿女亲家，所以后来出现了法国人跑到英国当国王，奥地利人跑到西班牙当国王的事儿。
老大不过是呆在深山老林的“别墅”里，过着“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的艰苦朴素的生活，马仔们的日子自然不会优于老大。汤普逊教授继续介绍道：“一个法兰克贵族在大庄园住宅内的生活，果然是粗陋的，但并不有别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美国弗吉利亚大农场主的庄园住宅生活。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产出来的。……但应注意，没有说及在领地内存在什么市场，就是说，商业还未曾高度发展。”
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发达”！马可·布洛赫说：“贸易不仅限于有限的几条路线，而且规模也极小。更为不利的是，贸易似乎一直明显地呈现为逆差，无论如何对东方的贸易是如此。西欧用来交换这些奢侈品的东西，几乎只有奴隶。”
汤普逊教授说：“到九世纪，那原为高卢最富饶省的布罗温斯变为一个最贫苦的省了。在那里，叙利亚人的居留地已不复可见，科比的僧侣们曾长久享用从弗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税的收入，到716年（生民无疆注：对应我国盛唐时期），则钱袋里已是空无所有了。马赛将为杂草丛生的港口，终于湮没无闻约有200多年之久。除了贸易没落以外，还有下列其他各种证据，说明法兰克境内经济状况的显著变动：墨洛温朝的人头税已经取消，城市已在萎缩状态，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质。农业活动几乎已占压倒商业活动的上风，一种消费经济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的）交换经济，关税已退化到地方的、专横的通行税，造币厂和市场已合并在一起……”
正是十字军东征，让这些西欧的“庄主”们、农奴们长了见识。当他们进入东罗马地盘，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好一阵目瞪口呆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而跨入阿拉伯人的领土以后，更是领略到了什么叫做花花世界。和当年中国有些人跑到西方之后不愿回国一样，许多“十字军”到了中东后，便赖在中东，死活也不肯回自家的“别墅”了，这是十字军东征百年不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济水平与城市建设上，西欧与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差距，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毫不过分。马可·布洛赫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高卢还是意大利，其贫困不堪的城市与富庶辉煌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可谓相形见拙。12世纪（生民无疆注：北宋与南宋之交）以前，穆斯林世界仍对欧洲拥有名副其实的经济霸权：在我们居住的欧洲这一部分地区，仍在流通的金币出自阿拉伯的造币厂，或者至少----也像不止一种银币那样----是仿造阿拉伯货币铸造的。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几乎每次发行的货币，其重量和成色都有变化。在货币领域两个基本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铸造比第纳里重得多的更大银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初才发生，而且那时只发生在意大利；另一变化是恢复铸造本土风格的金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下半叶（生民无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才出现。”
在于阿拉伯地区交流的过程中，西欧，确实开始进步一点了。国君进了城，大小领主们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并且在自己的领地设置关卡收取买路钱，甚至直接杀人越货了。手工业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城市”出现了。
17、极度落后的欧洲城市和商业文明（之三）
那么，这时的西欧“城市”、工商业是个什么模样呢？
先看看这一时期最先进最发达的法国：“在13世纪末（生民无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法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1306年，腓力四世由于迫切需要金钱，颁布了一部有关犹太商人的总的法令。宣布法国的所有犹太商人从属于王权，他们构成王室财产的一部分。犹太人被迫在圣约翰节（6月24日）之前，将动产兑换成现金交国王使用，而所有的不动产马上被没收。1311年，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伦巴第人’头上。伦巴第人丧失了财产、金钱，和犹太人一样被赶走。尽管腓力四世推行高压政策，工商业还是得到迅速发展。当时法国的人口在2000—2200万人之间，而当时法国的版图却比现在要小得多。人口密度大概与现在不相上下大城市寥寥无几。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多数城市不超过10000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再说英国：“与英国这一时期的财富加以对比，法国几乎比英国富3倍。1378年（生民无疆注：明朝初年），伦敦人口为46000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当然，此时的英国，在欧洲仍属化外之邦，没人放在眼里。
当时西方城市经济最发达的是德国，“市民国度”德国的各个“大城市”就是这样的：“15世纪末，科隆无疑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估计拥有52000人。黑格尔和比西尔已经估算出：纽伦堡1431年有22797人，而后来于1499年的统计是20211人；奥格斯堡、汉堡不超过18000人；法兰克福不超过14000人；1460—1461年度，贝律克有20436人，1487—1488年度，有22172人；罗斯托克1378年有10785人，1410年有13935人；但泽1416年人口为8549人；德累斯顿1489年有4817人；巴塞尔1454年有7650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当时西方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工商业是这样的：“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使其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他们具备了各自的特点。威尼斯、热那亚与利凡特进行贸易；佛罗伦萨处于内陆所以首先发展工业，其次是商业，最后发展银行业。佛罗伦萨所有的自由民必须掌握21种手艺中的一种，这些手艺如下：1、审判官和公证人，2、卡里马拉或叫呢绒商，3、银行商，4、羊毛商，5、丝绸商，6、医生和药商，7、皮货商，8、制鞋工人，9、铁匠，10、屠夫，11、麻布商和服装商，12、石匠和石雕工，13、葡萄酒商，14、小客店主，15、油商和制绳匠，16、袜商，17、兵器、盔甲商，18、锁匠，19、鞍工，20、木匠，21、面包师傅。14世纪和15世纪前半期是佛罗伦萨羊毛工业和贸易的繁荣时期，由于巨额资本的需求，许多小企业合并为大公司，从而使14世纪初的300个小商行发展为1338年的200个大企业。1343年（生民无疆注：元朝末年），维拉尼估算政府收入为604850金弗洛林，除去僧侣和修女，佛罗伦萨总人口估计为90000人，再加上流动人口平均为1500人。毛纺工人雇佣了3000多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有专家说，因为工商业如何繁荣、如何发达，推动西欧走向了海洋。我们不妨再一次看看样专家叙述的事实：“16世纪（生民无疆注：明朝中后期），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货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到了15世纪在最大的贸易中心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开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商人们尽量置备田产，成为土地所有主；或者是为了投资，或者以他们中最富有者而言，是为了占有乡村土地，模仿贵族绅士。”（《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对前面的内容，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归纳，顺便将同时期中国、西欧的情况对比一下：
1、统一度量衡是商业繁荣的基础。我国早在秦朝（即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完成了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而欧洲各国全面完成货币和国内度量衡统一，是19世纪的事情。
2、货币和金融是商业的血液。我国早在唐朝就诞生了银行业，并且开始出现“汇票”，经营汇兑业务；宋朝诞生了纸币（而此时，西欧的通用货币还是阿拉伯人铸造的金币）；元朝，纸币更是成为百姓向政府缴纳赋税的通用货币（此时，西欧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原始的以货币兑换和放贷为主要业务的银行业，并开始经营简单的汇兑业务，可是大多数国家都存在N种货币）。
3、常年商品市场是商业繁荣的前提。我国最晚在汉朝，就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到唐朝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商业中心，全国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常年商品市场，只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草市”才是定期集市。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全国商路畅通无阻，而且自汉朝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兴旺发达，进入宋朝后，海上、陆上对外贸易更是盛况空前，瓷器、丝绸、茶叶等产品行销欧亚各地。而西欧直到15世纪才出现个别的常年商品市场，可用于对外贸易的惟有“奴隶”。
4、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的商业化水平的标志。汉朝国土面积至少是13世纪末法国的10倍，全国人口不足6000万（据《剑桥中国秦汉史》），而洛阳人口多达50万，另有至少1500个城镇，而1000年之后的“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唐朝人口也不足6000万（据《剑桥中国隋唐史》），而不仅首都长安人口达到100万，还出现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元朝人口不足7000万，却“淮河以南有许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其城市化程度是何等了得！
5、工业发达是商业繁荣的物质保证。14世纪中期工业最发达的佛罗伦萨的“200个大企业”“雇佣了3000多人”，即平均每个“大企业”员工不足20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是如此发达，而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民营企业的雇工便是数百上千人。汉朝“国营企业”的规模，更是吓人，《剑桥中国秦汉史》说：“临淄的三服官，每个拥有几千名工人。”《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了。”
6、文化开放是商业繁荣的思想保证。早在唐代，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可以在中国自由地求学和经商；宋元时期，政府积极支持工商业发展，国际贸易更是繁荣兴旺。因为社会环境优越，从未发生过政府无端占有商人财产的现象，大批外国人在中国定居。当今中国各地，特别是定居内地的穆斯林、犹太人等，大多是宋元时期来华经商的西亚商人、工匠的后裔。因为中国历代政府宽容与开明的政策，人民开放的心态，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无论穆斯林，还是犹太人，都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多取汉名、用汉字、同当地人通婚，很好地融入社会。欧洲特别是西欧，正好相反，对“异教徒”和外国人往往极度排斥，百般刁难，随意剥夺他们的财富甚至生命，使得外国人无法融入社会，始终成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群体，直到20世纪，仍发生了希特勒组织的针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惨剧。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真正“重商”的社会，是否会干出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来？连通商者的财富都剥夺完了，“商”从何来？连通商者的生命都剥夺了，与谁去“商”？欧洲之所谓“重商”，可以概括为：打得过就抢，打不过才“商”。
7、政府开明和支持是商业繁荣的政策保证。根据“剑桥中国史”，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工商业。中国自汉朝起，城市建设就是先考虑到市场的规划，安排专人对管理市场日常事务，积极组织力量改善交通、治安、税收等经商环境。同时，历代政府都经营工厂、贸易等业务以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进入宋朝之后，皇亲国戚、宗室子弟也参与到经商队伍中来。根据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欧洲中世纪历史各类书籍，我们看到，“骑士”们只看重土地和到手的真金白银，西欧各国国王以及小领主们对于修路架桥、改善治安等花钱的事情毫无热情，只是热衷于铸造劣币、乱设关卡、抢掠过往行商等竭泽而渔的眼前利益。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3世纪时，仅莱茵河的德国段，关卡最多时竟达到62处，一船货物60%被征为捐税，而且贵族们还经常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商船；18世纪的法国，国内关卡林立，加上特许公司的垄断，都阻碍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法国商人的商品，在国内转运所花费的运费，要比从中国运到法国的运费还多。
将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和欧洲的工商业史进行横向对比，我们不是搞华山论剑，更不是为了分出个高低贵贱，仅仅是为了弄清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生来就工商业不行，欧洲也不是生来就工商业了不得。所谓“欧洲文明是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中国文明是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纯属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18、欧洲工商业如何走上兴盛之路
19、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自残出来的概念
洋奴们喋喋不休道：儒家学说重农抑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因此，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摒弃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儒家学说。
生民无疆在《说说欧洲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已经介绍过西欧的“商业文明”历史。至于儒家学说到底是不是障碍，只有与欧洲国家作长时期的横向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知道，根据很多资料，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工商业就十分发达。仅仅根据《考工记》，我们就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超出同时期欧洲N倍。在诸子百家著作和《春秋》、《战国策》、《史记》之中，有大量关于当时工商业和商人活动的记载。春秋时越国功臣范蠡弃政从商，成为后世商人膜拜的对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原本是一个成功商人，其家产之厚实，达到了可以助推一个人当上国王的程度。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人是多么活跃。
更重要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工业界的代表人物墨子、鲁班，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范蠡、吕不韦，等等，都是学富五车、著述颇丰的大知识分子，大都具有上马治国、下马经商的才能，因此，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而古罗马的工匠和商人，他们连一个“罗马公民”身份都混不上，只能世袭为工匠和商人，世世代代处于社会底层，任由罗马公民蹂躏。
自汉武帝开始（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历代政府经世治国的法宝，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为了确保“公正”，我们不妨看一看在西方专家学者亲自撰写的中国历史中，是如何述评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情况的。
说到这里，想起了人所共知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是汉朝的大文豪，而卓文君的父亲便是当时的大商人。作为商人之女，卓文君精通诗文音律，因而成为司马相如的知音。可见，汉朝的商人，也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决不像古罗马的贵族除了打架杀人啥也不会。
随后是三国和六朝时期。由于我手头没有洋专家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考虑到洋奴们不承认中国专家撰写的中国历史，故姑且不论。
直到元朝的这个时期，欧洲的最大的城市是巴黎，也不过20万人口。欧洲其它的“大城市”，不过是几千、万把人的聚居点，而且是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营业”一次，这水平，也就相当于中国偏远乡村的“集市”、“草市”。
洋人撰写的中国和欧洲历史一再证明，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水平都远远高于西方，而且仅仅如上所述的这个过程，就长达2000年。
洋奴“专家”们不知道上述历史事实吗？不大可能。显然，说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商业化、城市化进程，洋奴“专家”们，无非是为了自残中国历史、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如此发达的城市和工商业，是否可以称为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呢？我的观点是：绝对不行！
文明的定义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只有当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才能称之为“工商业文明”时期；只有当城市成为全社会大部分人口的居住地，我们才能称之为“城市文明”时期。
工商业、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10--13世纪），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接近20%。这和法国19世纪初期的水平相当。倘若这也叫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称呼呢？
既然中国历史都不能用城市文明、商业文明这样的词儿，西方就更不配使用了。
可以肯定，说什么几百上千年之前，存在什么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完全是洋奴专家们为了妖魔化中国历史文化意淫出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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