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鸿沟；实践案例；公共价值理论；数字鸿沟治理；战略三角模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提出
据此，在政策以及现实困境的驱动之下，探索老年人数字鸿沟破解之道，助力老年人参与智慧生活、共享数字红利，已成为数字时代的一项重要公共议程，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
（二）文献综述
数字鸿沟概念最早是将数字鸿沟定义为拥有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未拥有ICT之间的数字差距[6]；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数字鸿沟简单的二元概念得以拓展，技能与知识鸿沟逐渐成为老年人数字鸿沟研究的重点。[7]就当前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老年人“接入鸿沟”“技能鸿沟”“知识鸿沟”等三个视角展开。
1、老年人“数字接入鸿沟”
2、老年人“数字技能鸿沟”
数字“技能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中端”问题，又称为数字“使用鸿沟”或“能力鸿沟”，其本质就是数字社会中的参与不平等。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许多老年人可以接入网络并拥有智能设备，但数字技术和技能的掌握,以及个体学习态度的差异又成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新困扰。[13]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个体及社会层面进行探讨。首先，就个体层面而言，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心理素质等都会影响其数字技术的学习和掌握程度。[14]此外，在实践过程中，许多老年人对数字技术学习持消极态度，或因为本身不重视或被数字排斥,或因为智能产品的适老化不足导致操作复杂。这些问题使老年人会产生生理和心理障碍，从而抵触数字技术的学习。其次，就社会层面而言，突如其来的数字化会让老年人产生陌生感。这意味着老年人数字“技能鸿沟”不仅受到个体层面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技术以及代际之间生活习惯和发展环境的影响。[15]故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学者们提出要动员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主体参与，为老年人提供智能产品以及数字化技术的社会培训和帮扶，并为老年人创造数字化学习环境，帮助老年人提高学习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3、老年人“数字知识鸿沟”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老年人数字“接入鸿沟”“技能鸿沟”及“知识鸿沟”进行概念、影响因素以及具体对策的刻画，丰富了对这一议题的理解。但总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概念普及前瞻性探讨，还缺乏相对完整的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理论框架；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整体性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思考还有待深化；同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不足，缺乏微观案例嵌入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证据支持。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公共价值理论的概念演进
（二）公共价值理论与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问题的耦合性
（三）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
图1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案例导入：公共价值视角下H市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实践图景
H市是位于华东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占常住人口的23.4%，H市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H市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典型治理模式，给经济、社会和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数字化与老龄化的碰撞，导致大部分老年人在常用的交通、就医、购物等生活场景中遭遇数字歧视或数字排斥，不能享受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便利体验，这也给H市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带来困境。
（二）公共价值视角下H市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实践
H市重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破解，其实践探索成效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1、体现以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理念
H市在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实践中始终遵循“以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理念，引领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善治格局。首先，坚持线上和线下服务融合，致力于实现服务效率和温度的权衡。如在“银行、医院”等老年人常用服务场景中，除设置“适老化”自助终端外，还保留传统柜台以及人工服务模式。其次，注重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服务。尤其是在疫情阶段，“出行码”“健康码”“场所码”等“码”上加“码”现象频发，“万码奔腾”导致老年人面临“出行难、办事难”的窘境。在此背景下，H市为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提供“适老化”的“一网通办”长者专版，保证老年人能够快速“亮码”。而针对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H市为其提供“180天离线码”及“身份证核验方案”，助力老年人正常出行与生活。
3、构建“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的运行机制
综上所述，通过对H市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实践分析，可发现其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实践正经历系统性变革，形成可资借鉴的经验并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但就大部分地区而言，在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中依然还面临价值冲突、合法性支持不足以及组织运行低效等问题，阻碍公共价值实现。
四、公共价值视角下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问题再审视
（一）价值理念冲突
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首要过程就是要认识公共组织或管理者的价值使命和目标。但当前大部分地区在治理过程中依然存在过分强调技术及主体利益分散等问题，这造成价值理念冲突问题。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过分重视技术作用，甚至把技术凌驾于人和管理之上，忽略技术工具特性。这主要体现为强调技术运用所带来的“效率、经济”提升，但忽略老年人实际需求和感受，从而导致服务匹配不够等问题。第二，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涉及多元主体，而多元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存在独特性，在价值需求、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呈现明显差异。若政府无法基于主导作用将多元主体公共价值内化统一，那必然会产生价值冲突，影响治理效能。
（二）合法性支持不足
（三）运行能力较低
技术赋能与主体协同是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成功运行的关键因素。但总体而言，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过程中运行能力的提升还有较大空间。首先，技术赋能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一是当前的数字底座标准和接口还不统一，导致数据无法实现整体性流动共享，阻碍平台整体性效能发挥；二是技术赋能应用“适老化”改造不足。通过问卷调查发现，58%的老年人遇到过居家“适老化”智能设备不灵敏等问题。其次，在多元主体协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形式”协作。一是各主体的职责界定不清，协作效率低下；二是缺乏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数据共享机制及监督机制。就利益协调机制而言，利益诉求无法畅通表达，导致利益分配与补偿不公的问题；就数据共享机制而言，表现为纵向“市—区—街道”三级体制下的数据共享和开放受条块级别阻碍；而横向卫健委、公安、民政、地理等部门的数据无法形成整体联通。
五、公共价值视角下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推进策略
图2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推进策略框架图
（一）重塑价值理念：遵循“以人为本”下的供需“适配”逻辑
政府和社会治理的核心目的就是满足价值诉求，人本主义价值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将人的需求与体验作为核心要素。对应当下的数字治理，最重要的是能合理使用技术，防止形成数字技术威权模式。[29]因此，在进行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过程中应树立“人民中心，需求导向”的理念，促进供需的双向“适配”。
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群体适配，为不同类型、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提供针对性、特色化服务。例如，成都市武侯区就较好遵循了分类适配理念，在基于智慧养老平台形成街道老年人需求画像的基础上，对特殊老人的情况进行线下随访关爱。同时，要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加以区分，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二是要优化智慧场景适配，围绕后疫情时代老年人最需要的“交通出行、看病就医”等常用场景加以建构和推行。三是要注意安全适配，这也是老年人顺利融入数字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要谨慎识别老年人在智慧化服务中可能遇到的信息泄露、数据诈骗等问题，并从政策供给、产品优化以及素养提升等方面加以精准化解决。
顶层制度和政策体系是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基础和保障。政府应在明确多元主体职责的基础上出台政策法规及监管制度、保障老年人数字融入及数字安全，建设老年人数字教育体系，为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三）提升运行能力：促进技术赋能与主体协同的耦合
1、技术赋能：优化数字底座及应用的“适老化”改造
但当前线上服务及应用的适老化改造力度不足，导致老年人无法享受智慧生活。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技术赋能潜力，提升线上服务及应用的适老化改造成效。
首先，要秉持“技术向善”理念，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服务场景搭建更多专业化网络平台及系统，依托综合性平台的数据潜能和整合性特征捕捉老年人需求，为老年人提供信息公开、意见反馈、健康指导、社交娱乐等“一站式、一体化”线上全生命周期服务，[33]为实现“数据代替老年人跑路”奠定基础。其次，要基于智能算法、区块链等新型技术进一步提升配套智能化产品的适老化质量。当前市面上出现较多的适老化手机、终端或APP，但就质量而言，可能仅是加入大字体、大按键，但依然需要复杂操作。因此，未来设计过程中要加强技术攻关，真正形成“一键操作、一点就达”的操作机制以及允许犯错、有效撤回的“容错型”交互机制。再次，要重视家庭适老化项目的技术精细化。“9703”养老模式佐证家庭适老化项目的重要性。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通过物联网、智能红外技术等加强家庭传感设备及可穿戴设备的感应灵敏度和精准度，防止出现感应失误及服务不匹配的情况。
2、优化主体关系：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不应是“政府独角戏”，而是多元主体“合唱”结构。因此，应该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下，社会、企业、家庭、老年人等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首先，要充分体现政府的主导性地位。第一，要保证政府在顶层规划、制度供给、资金支持、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形成政策保障，明确企业、社会及家庭等参与者的服务原则和职责，引导多元力量参与智慧平台开发和运营、产品的适老化改造以及服务提供。第二，政府要缓解数据共享壁垒带来的数据碎片化问题。具体而言，一要厘清条块体制机制壁垒，打通各层级数据流通以及各部门数据共享，激发数据潜能。二要统一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保证需求和服务数据能够有效匹配和对接。第三，要建立多元参与的监督机制，基于一体化平台纳入多元主体来对各主体的责任履行情况、数据安全问题等加以监督，从而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第四，要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基于数据平台及数据要素来增加决策参与及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机会，从而保障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公平性，提升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推动企业、社会及家庭广泛参与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一是要引导企业抓住“银发经济蓝海”，产品开发设计中多为老年人考虑。以2015年“老来网”为例，其嵌入“线上老年大学APP”“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云平台”等，已拓展对接20多个省份，市场占有率达到95%。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宣传和培训。老年人难以跨越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字技术及数字素养缺乏。H市开展“100万人智能技术提升计划”，“为老助老志愿团队”的计划来为老年人提供技术培训和志愿服务，已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未来发展过程中可借鉴并拓展老年大学、“老老人带小老人”等智能技术培训方式，帮助老年人融入智能生活。三是要优先发挥家庭子女作用，实现数字反哺。家庭是老年人数字技能提升的基础性及直接力量，要鼓励家庭成员积极与老年人进行沟通，深化老年人的数字思维和数字技能。
此外，在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中，“主体性因素”也不可忽视。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52%的老年人认为自己会出现对智能技术的排斥情绪和恐惧心理，从而导致自我放弃融入智慧生活。故只有提升老年人自我主体建构以及自我认知能力，才能基于内驱力推动更好地帮助老年人克服固有的“数字抵制和排斥”情绪。老年人通过自我主体建构，促进自我认知能力提升，强化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认可和接受，从而对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进行主动学习和使用。
六、结语
伴随数字化转型与老龄化的深度融合，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理论和研究问题的契合性探讨，创新性地引入公共价值视角并结合H市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初步得到一些粗浅的结论和研究启示供学界讨论。
首先，创新性地引入公共价值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整体性分析，既能够从价值理念层面分析该问题的底层价值逻辑，又能从政策制度建设层面探索该问题的合法性保障，还能够对运行机制中的技术赋能与主体协同耦合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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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创新研究”（17JZD029）。
[作者简介]顾丽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晔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