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集中披露了近期核准的16个海外投资项目。尽管目前中兴、华为在美被指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专家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不会有变化，海外投资项目密集获批是常态。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形势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谋发展。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帮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树立中国企业的品牌和形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解决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但是，伴随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此外，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导致了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各种挑战。
本期封面故事，力求向读者展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真实的状态，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启迪，都在这里有着原生态的呈现。从大型国有企业中国重汽、中国远洋，到民营企业华旗爱国者集团、吉利集团，中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市场中乘风破浪、奋力前行。
从1979年8月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到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规划，再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走出去”提速，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并不平坦，它们的故事正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最真实写照。
吴中宝
如果说资金是企业跨国经营的“硬门槛”，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则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软门槛”，这种差异往往导致企业“走出去”之后出现水土不服、折戟沉沙。
2011年11月15日，由香港中国商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为中外企业合作提供资讯及资源对接平台。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更是融入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随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日益提高，不仅同发达国家，客观上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了竞争，加之意识形态、经济危机等原因，部分国家以经济安全、就业等为借口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千方百计阻挠我国企业在诸多方面特别是能源资源、高新产业等领域的对外投资，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一案，就因为美国政府的干涉而未能成行。“中国威胁论”成“走出去”的政治壁垒。
人才问题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具有海外背景、适合海外经营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限制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速度，主要表现在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投资环境变化适应能力以及与资源国文化融合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同时，企业也因缺乏有效的评估能力和培训机构，容易造成人员盲目外派。
资金不足制约着我国企业特别是地方企业对外投资。除自身资金积累较少外，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国外汇管制过严，使许多企业在外汇使用上发生困难，二是融资渠道单一，商业银行“走出去”金融服务较少，对企业的支持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且主要针对大企业。而中国企业在境外缺乏信用基础，导致其在向境外银行贷款时面临门槛高、利率高、额度少、期限短等困境。财税支持形式单一且不尽合理，缺少像发达国家诸如优惠税率，税收饶让以及延期纳税的系统性财税支持政策，也难以减少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成本。
如果说资金是企业跨国经营的“硬门槛”，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则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软门槛”，这种差异往往导致企业“走出去”之后出现水土不服、折戟沉沙。在文化上，我国更加强调集体主义，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在管理理念上，中国企业更加强调人治，而西方企业强调法治；在企业文化上，中国企业注重包容和人情等伦理道德的东西，西方企业则更加注重量化和精确等科学管理的理念。同时，一些异国传统和风俗也与我国大相径庭，这些都会给“走出去”初期的企业带来很大的本地化阻力。
此外，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差，亏损风险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策意识和能力差，企业领导人在进行重大项目决策时，缺少充分的市场和行业信息，决策随意性较大，二是投资过程失控，海外项目运作控制力较差，不能预防和避免突发风险，不能有效应对海外经营困难，三是海外竞争激烈，核心竞争力缺乏导致经营成本过高，产品和服务不能打开市场；四是对境外职员缺少有力监管，境外员工渎职、腐败等违法行为频频发生，给企业经营带来巨额损失，使境外投资企业成本上升、经营业绩下滑。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我国企业“走出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内环境来看，主要是三方面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人民币升值化贸易优势为资本优势，给中国制造转型形成倒逼动力，降低了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资金成本，化出口压力为“走出去”动力。同时，有利于把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避免中国经济锁定在低附加值、简单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
二是高额的外汇储备为支持和加快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和收购提供了强大的金融保障。同时，企业“走出去”可以拓宽外汇储备合理使用途径，减弱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减弱以及外汇资产减值的风险。
三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的规模和赢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境外投资合作经验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提高，已经具备和世界跨国集团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的实力。
从国际形势来看，也有三大主要变化。
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造成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利于降低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并购成本。
二是世界产业结构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发达国家发动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夺回制造业的十年。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加快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可以增强我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和经济秩序构建中的地位。
如何深化“走出去”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深化“走出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一部纲领性、权威性的法案，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难以适应当前境外投资发展的要求。因此，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并健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案，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的主导地位，把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加强对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一个权威性、常设型管理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组织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建立境外投资部门协调机制，强化外汇、财政、税务，银行和保险等部门之间的合作。放宽各类企业对外投资限制，增强企业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多方面提供便利化措施，提高工作效率。
加大“走出去”金融支持。加强信贷支持，积极拓宽企业跨国经营融资渠道。根据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政策，设立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基金，并将其与国家援外基金贷款和政策性贷款紧密结合在一起，缓解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难问题；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务，鼓励和大力推进中资银行先行一步“走出去”，充分利用其全球化金融网络、专业化服务水准、综合化经营平台等优势，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集成金融服务。
完善财税支持政策。以产业政策为引导扩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投资行业和项目给予一定年限的所得税减免；对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物资给予全额退税；完善目前的税收抵免制度，补充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引进我国的税法当中。
建立风险担保制度。设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将国内各种保险制度延伸至海外投资企业，进一步完善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的信用担保制度；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建立“走出去”企业风险准备金制度。
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要强化对国别风险的宣传、识别、传递、防范等环节，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针对我国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投资占比较大的实际情况，完善国有资产海外投资监管措施，设立境外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明确国企境外投资损益的权责，加大责任人奖惩力度。
吴中宝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历程
战略孕育期：产品“走出去”
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到十四大以前。1979年8月，国务院就提出“出国办企业”，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但是面对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刚性约束，同时由于受到管理、专业人才的制约，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市场，中国企业都未能真正“走出去”。
战略提出期：经营“走出去”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地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出“对外贸易多元化”、“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等“走出去”战略的核心概念，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雏形开始形成。
1997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走出去”这一说法：“‘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
2000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2001年，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走出去”形式开始出现，并呈现出多样化：企业的采购、销售等经营活动开始较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海外建厂和资本并购等投资“走出去”行为也在个别领域发生。尽管国有企业仍然是“走出去”的主体，但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积极探索海外投资。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特点
—、“走出去”步伐加快，成为世界重要对外投资国。
二、投资区域覆盖率广，对发达国家投资增幅巨大。
三、行业分布广泛，第三产业为投资主要流向。
四、海外并购比重潮流兴起，投资比重急剧上升。
五、投资主体结构不断优化，地方企业“走出去”积极性增强。
2010年10月31日，中国石化中原油田ZPEB苏丹公司，中苏双方工作人员已成为亲密的伙伴。
6月22日，吉利英伦品牌汽车亮相在河内举行的2012年越南车展
战略加速期：投资“走出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迈上了新的台阶，企业面临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竞争舞台。在这一大背景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并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走出去”的监管问题。
2009年7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外汇储备运用与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把对外投资与商品出口结合起来。
2011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在稳定和扩大吸收外资规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
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走出去”的企业相互协同、集群发展。
从两次五年规划来看，“走出去”战略都被置于重要地位：“十一五”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阐述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原则。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这就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2010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占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采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及金融等诸多行业。
责编：刘梦羽
何茂春
近年来，中国涉外经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经济外交系统的交涉能力、争端解决能力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外交在商务部牵头、各大部委的协作下，构筑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防线。
2011年5月10日，美国华盛顿，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入第二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右）与美国财长盖特纳签署经济合作协议。
当今世界，全球化大潮下，和平与发展是主流，就业吃饭是全球民生第一要务。而政治，说到底，是经世济民。当今各国元首出访外国，随行人员80%以上是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经济外交对国家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事关经济安全、民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以商务部为龙头，各大部委各司其职
10月9日，外交部成立了国际经济司，正式把经济外交列为主要外交职能之一。
外交部过去主要贯彻执行国家政治外交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代表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间接执行经济外交任务，主要负责国际司法合作有关事项，负责或参与处理涉及国家和政府的重大涉外法律案件，协助审核涉外法律法规草案，组织协调有关中国履行国际公约、协定工作，在行政上领导对外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商务处室的工作。
在有些国家，如韩国，对外经济和外交职能合并在一部（外交通商部）。而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务分工机制下，这样的大部还不能成立，外交部仍然是政治外交的主要职能机构。但是，像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经济部门的经济外交事务没有外交部的支持和配合，就会出现脱节和推诿，不可能做得令人满意。
外交部成立国际经济司的目的，主要是根据新形势下加强经济外交工作、服务国家科学发展的要求，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同时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简言之，外交部的经济职能是参与指导、配合、服务，但不是主抓。
中国经济外交在商务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牵头、各部委协作下，各司其职，运作了数十年，成绩斐然。
商务部是国务院综合管理国内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的职能部门，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外交执行部门，也是全面主持海外贸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援助和海外经济合作的富有经验的经济外交机构。国家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正部级）与商务部并为经济外交的第一战线。
财政部主管国家财金外交，还是财政收支、财税政策、国有资本金工作的宏观调控部门，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是重要的财金外交、金融服务贸易、汇率外交的执行机构。
农业部是主管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所辖产业涉及中国90%的出口商品和70%的投资，是对外经济争端的最多领域。
文化部所领文化产业既涉及文化产品，还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涉外经济，包括电影院、影像产品、演出服务等。科技部涉外经济职能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拟订知识产权涉外工作的政策。
国家负责交通国际服务贸易的行政部门有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
国资委对经济外交的监管主要是企业“走出去”和企业跨国并购。
此外，涉及经济外交的重要机构还有国家旅游局，海关总署、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等。
经济外交从理念到实践
经济外交概念兴盛于“二战”后经济崛起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经济大国的外交特点是政治低调，经济为第一要务和外交的第一主题。冷战后，中国在被西方孤立中崛起，政治上韬光养晦，外交自然以经济为主调。
2004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及经济外交。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工作。
经济外交分决策和执行两大部分。经济外交决策有两个层面：战略制定和规则立法制定。前者多由行政体系完成，后者多由立法体系完成。
经济外交机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央暨国务院外事办、外事口各部委都不同程度地参与重大外事的决策，包括经济外交战略和策略。
11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最乐观的估计也没有预测中国会在入世十年后成为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作为农业第一大国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实体经济促进了中国服务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每年上一个台阶，成为服务业第四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让十几亿中国人脱贫致富，还让世界经济没有陷入更深的谷底。
经济外交是整个经济外交机制的整体运作。以入世谈判为例，前线谈判者的角色就像艺术作品的演员，这是背后编剧、导演、摄制组和演职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近年来，中国涉外经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经济外交系统的交涉能力、争端解决能力不断提高，胜诉案件有所增加，参与国际组织的决策能力也在快速提高。
挑战：执行能力应与经济实力相符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区域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争端解决法制化日新月异。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外交发展迅猛，也収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讲，经济外交能力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还不相称。
当前，决策机制对国际市场变化反应比较迟钝。以金融危机为例，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的国内调控中，没有考虑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许多出口企业在内外夹击中失去了部分海外市场；下半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利用“复苏牌”讨回应得的国际参与权、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谈判的主动权、价格主导权等。结果，世界经济复苏后，中国的作用不再被人重视。
经济外交监督和制衡体制也落后于形势要求。以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双反”、设置“安全壁垒”、压迫人民币升值、限制中企并购、歧视中国国企等多由国会立法和施压，而中国“两会”几无回应。海外投资企业和外贸企业迫切需要“两会”撑腰。
经济外交执行机制还要继续改革。以对外援助为例，这项需要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从战略制定、可行性分析、实施援助到援助效果反馈的完整系统由于条块分割而往往脱节，对外援助有时不及时、有时不适度、有时不到位。
经济外交调查研究落后、信息情报滞后。以反倾销为例，德国、日本同样为出口大国和顺差国，但没有遭到中国这么多的反倾销打击，主要是德国、日本对出口市场严谨的调查与密切的沟通非常到位。
中介机构和法律界应诉能力亟待提高。经济外交大多数具体工作是商会、律师楼的工作，我国经济外交教育几乎刚刚起步，十几万律师中胜任经济外交官司的不到1%，数千个商会和行业协会称职的不到十个。
所以，经济外交改革不可以只指望外交部增加一个国际经济司，首先需要从决策、监督、咨询、教育、培训、立法、执法进行全系统的调整，需要全社会的重视与投入。其次，从体制上看，需要将外经外交合为一个大部，或者让高于一般部委的经济外交委员会统筹经济外交工作。
经济外交安全无小事。经济外交改革的压力来自基层企业和纳税人。互联网等当代媒体的发展，迫切要求国家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的交涉能力、解决能力与透明度。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外交》年刊主编
责编：孙玲
周密
跨国投资本质上要求企业对国际商务环境和规则有更多了解，比单纯的国内投资风险要大很多，出现未能实现投资目标、资产账面出现下滑的情况也很正常。研究表明，全球范围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不足10%。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针对中国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调查结果。华为副总裁威廉·普拉默在众议院发布报告后在现场答记者问。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远超从前
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较为完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飞机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其日常消费品的重要提供国。美国通过对华投资在中国生产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再转销美国这个全球排名前列的巨大消费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细化及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各种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优化整合配置的基础上，两国经济发展绝难独善其身，任何有违资源配置优化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伤及自身。以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进入为例，在本国经济发展乏力、企业就业压力巨大的形势下，不利用外部资金显然更不利于其保持就业率，而限制竞争则剥夺了最终消费者享受质优价廉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尽管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的倡议，尽管总统候选人辩论中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比比皆是，罗姆尼甚至表示要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作国”，但是政治斗争与治国理政并不相同，政治游戏中争取选票的口号并不能直接被用作对其未来政治路线的判断依据，企业行为的判断依据更多的是依赖成本收益等经济分析而非一时冲动。未来的世界，美国离不开中国。
市场经验不足限制企业竞争能力
经济再度探底增加投资风险
政府沟通与企业行动一同进行
减少盲目的跟风报道
周密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主任
责编：王哲
本刊记者刘梦羽发自山东济南
十年前提到“走出去”，大家就是想着把汽车卖出去再说，现在已经有很大不同，我们要逐步占领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市场。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2012年，受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和国内行业转型升级的双重影响，中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着阵痛。
今年1至8月份，作为中国最大的重型卡车制造企业，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汽”）在重卡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实现盈利，出口整车17660辆，预计全年将实现整车出口2.8万辆，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4月11日中国重汽巴西KD工厂暨2000辆欧五重卡出口签约仪式在巴西隆重举行。此次出口的欧五重卡是中国重汽自主创新、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产品，代表着中国卡车的最高水平。中国卡车已经与欧美重卡巨头同台竞技。
是什么让中国重汽能够“逆风飞翔”？是什么促进了中国重汽从“走出去”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战略转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中国报道：中国重汽“走出去”的最初动力是什么？
刘伟：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号召。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有实力走向世界。国家号召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给了企业巨大动力。
其次，是企业发展的需要。2004年，中国重汽制定了一个“四大战略”，其中“国际化”战略居于首要地位，统领全局。
“国际化”战略不仅是把产品出口到海外，还包括技术、人才、品牌、市场的国际化，但总体上来说，产品出口到海外是企业实力的标志。
再次，是国际市场的需求。企业的整体水平、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在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
最后，我们希望把中国重汽做成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品牌。这也需要我们把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去，深入到当地的市场。
中国报道：“走出去”给当地带来了什么？
刘伟：中国产品“走出去”，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利润，更重要的是改善、丰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我曾经访问过苏丹，当时住的宾馆要100美元一天，条件就和招待所差不多，除了床和电风扇什么都没有。当地人买不起欧美国家制造的产品，他们喜欢中国的电风扇、汽车、摩托车。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其实更多的是对民族品牌、国家形象的责任感。中国重汽就是肩负着这种使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
中国报道：为什么非洲市场在中国重汽海外布局中优势突出？
刘伟：从目前来看，非洲市场是我们最大的一块市场区域。中国重汽把全世界分为六个市场区域，非洲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的重型卡车在非洲市场今年预计能达到10000辆的销量。
非洲市场是我们中国重汽乃至中国汽车行业最早“走出去”的市场，一是他们确实需要中国产品，二是我们和非洲有传统友谊。
中国重汽在非洲建立了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和配件供应体系，我们的车价廉物美。物美是相对的，中国卡车可能不如欧美制造好，但那是在高速公路上跑。非洲没有高速公路，在条件差一点的公路上跑长途运输对车辆损坏极大，而我们的产品能够适应那里的公路。针对不同的国家，我们会出口不同的产品，譬如一些配置不是很豪华的，让当地人能买得起。
我们到一些国家开拓市场是存在一定难度。我曾经拜访秘鲁汽车协会会长，他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车来了，六七十年代日本车来了，八九十年代韩国车来了，现在中国车来了，中国车性价比比较好，特别是中国重汽生产的卡车虽然接近欧美水平，但让当地用户认可任重而道远。
2010年4月27日，中国邮政集团与中国重汽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报道：这是否意味着企业之间在非洲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
刘伟：只要有市场就有竞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也是事实，某种程度上比在国内还要激烈。非洲一些国家的市场很小，有些客户和订单大家都在努力争取。我们同时还要去和发达国家的二手车竞争。
在巴西，我们去年出口了1600辆重卡，直接面临着和斯堪尼亚、沃尔沃、奔驰、依维柯等世界知名品牌竞争，它们的车在当地都本土化生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练好“内功”。
国际竞争很严酷。巴西为了保护本地产品，对国外的工业制成品税提高了30%，当地产品可以分期付款年利率5%，进口产品利率则高达13%至14%，这两个政策就导致中国汽车销售受到极大冲击。
中国报道：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刘伟：是的。比如在马里有个项目，我们的航班在迪拜转机时，听说马里政变了，虽然按原计划抵达，但也只能打道回府。在非洲我们有一些贸易伙伴，主要是政局稳定、市场较大的国家，譬如摩洛哥。
中国重汽在海外投资方面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充分考虑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政局的稳定性、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的建议，事先做充分的市场调研。作为国有企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所以海外投资还是非常谨慎的，总体上是以贸易的方式带动投资。
中国报道：现在海外市场哪个板块上升最快？
刘伟：南美市场上升非常快。一是中国政府的引导；二是南美是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总量发展很快，拉动了基础建设和物流，市场上对卡车需求旺盛；三是企业积累了国际化经验，采取了适合南美市场的一些举措，中国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十年前“走出去”，大家就是想着把汽车卖出去再说，现在我们要逐步扩大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第一个愿景是，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中国品牌的卡车成为世界主流产品。第二个愿景是，中国重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区域中心建立生产基地、研发机构等，实现深度生产，而不仅仅是组装。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生产，但品牌是中国重汽的。
中国报道：对于有些人看待国有企业“走出去”不同的观点，您如何看？
刘伟：国企“走出去”确实是把国家形象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国外一些客户听说我们是国企，都认为我们是讲诚信的。当然，我们的民企“走出去”做得很好。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晚，从目前来看具备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的人才比较缺乏。
总之，中国重汽作为中国重型汽车的摇篮，肩负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重任，我们坚信：中国重汽，拉动中国，驰骋世界。
本刊记者王哲
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码头特许经营权，此事虽然得到了希腊政府和国会的极力支持，但却遭到了希腊工会和部分原港口工人的极力反对。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中远就是一个大家庭”理念获得希腊各方的认同和支持。
2006年7月27日，中远集团“COSCOHELLAS（中远希腊）”号货轮的命名暨首航仪式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隆重举行。
2300年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这里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经舌战群英的地方，这里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这里是诞生传奇和神话的地方。
位于爱琴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一直是欧洲最古老也是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港口，在2010年6月1日零时，中远集团经过与马士基等世界航运巨头的激烈竞争后最终胜出，顺利完成了对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的全面接管。
为了实现这一“走出去”战略的重大部署，其过程充满着曲折和戏剧性，每一个细节都充分体现了一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抓住稍瞬即逝的机遇
比雷埃夫斯港一直是希腊第一大港，位居世界大港前50强。从战略位置上看，比雷埃夫斯港扼黑海咽喉，当地中海要道，是通往南欧、西北欧的桥梁，也是连接地中海东部、西非、北非的关键之地。
金融危机开始后，希腊经济迅速滑坡，失业率达到22%，原本繁华的比雷埃夫斯港也陷入低谷，年货物吞吐量由高峰时期的140多万标箱下降到40万标箱。作为一个港口萧条如此，已经是危在旦夕，希腊政府于2007年向全球发出要约，拟将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码头的专属经营权出售。
中远集团是较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家中国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拥有和经营着800余艘远洋船舶、5700多万载重吨，船队规模居全球第二，航线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个港口，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海外企业的资产、收入和效益均占全集团的一半以上。
就是这样一个稍瞬即逝的机会，被中远集团抓住了。在希腊政府码头私有化开始后，中远就积极参与投标并成功中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大力支持无疑是中远最终成功获得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的最坚强保证。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出访希腊时，与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共同出席了中远收购希腊码头的协议签字仪式。
善待媒体获立足
中远获得比雷埃夫斯港口2号码头特许经营权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内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得到了希腊政府和国会的极力支持，但却遭到了希腊工会和部分原港口工人的极力反对，当地部分媒体也是一片指责之声，有媒体甚至称希腊政府跟中远签订的是殖民地条款。
为消除各方面误解，中远集团与国务院新闻办、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密切合作，邀请希腊主流媒体组团访华，开展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媒体公关。
自力更生赢发展
经历一番波折之后，2010年6月1日，中远希腊码头公司总经理傅承求和七名希腊当地经理组成的管理团队正式全面接管比雷埃夫港口2号码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100%掌握欧洲码头经营权。
面对这个烂摊子，中远人经过一番调研后打定主意，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祖国和中远集团兄弟公司的支持下，绝不会屈服于这些无理要求。
主意打定后，中希两国的员工同甘共苦，一起对2号码头现存近万个箱子进行手工盘存，30个小时不眠不休，硬是把所有集装箱查了个遍，手工重新录入电脑，使系统恢复了正常，中远集团公司也迅速从国内抽调机械维修专家、操作专家前往希腊驰援，当初那些被当地人放弃维修的机慽一一恢复正常，使码头恢复平稳运行。专家手把手地教当地工人快速装卸法，装卸速度从此前的每小时4至6箱提升到22箱，由此创造了当地的历史纪录。一大批曾因当地装卸速度过慢、场地拥挤离开的船队又回来了。
与此同时，中远方面深入研究了当地法律，并同港务局展开了长达五个月的谈判，拒绝其无理要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为中远争取了超过两亿欧元的利润。
2010年起，魏家福要求中远所有欧洲航线都必须双向经停比雷埃夫斯港。中远的充足物流让码头重新焕发了生机，中远人的经营管理更是让曾经亏损严重的码头成为盈利大户。
昔日的“地中海明珠”又开始焕发光彩，中远也从中获取了丰厚回报：2009年全年比雷埃夫斯港装卸量仅为48万标箱，2010年中远希腊码头为68.5万标箱，1号码头是26.5万标箱；2011年中远希腊码头是118.8万标箱，原港务局是55万标箱。在被经济危机重创的情况下，2011年整个港口的装卸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中远希腊码头公司预计全年将超过200万标箱。
中远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签署码头专营权协议。
仁慈博爱结下友谊
2010年的一天清晨7时许，一群举着标语的希腊工人来到中远希腊码头公司大门外，标语上写着“cosco（中远集团的英文简称），gohome”。抗议者拦截了过往车辆，企图中断码头的正常运作。
原来，在中远希腊码头公司的200多名职工中，只有七名中方管理者，中远没有从国内派一名工人，而是为当地直接或间接创造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自中远接管码头以来，有人生病了，企业送上鲜花以表问候；有些急需用钱的员工申请预支，中远问明情况后积极支持；中远希腊码头公司每年还评选四名洋劳模，奖励每人一周免费中国行。当傅承求看到码头工人午餐比较困难时，立即着手解决了企业员工的免费午餐，这在希腊还是很少见的事情。过圣诞节时，中远邀请了当地雇员家里14岁以下的孩子到码头参观，给这140多个孩子每人赠送一份礼物，有效地增进了孩子背后的家长、家庭对中远乃至中国的感情。中远人用中国人特有的仁慈、博爱与温情付出，收获了企业雇员、当地人民、合作伙伴的珍贵友谊。
希腊人KarakostasAngelos是中远希腊码头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市场拓展。中远接管码头以后，他挨家拜访希腊客户，希望他们支持码头的工作。他自己已经对中远很有认同感，他觉得中远就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尊重自己员工的意见，关心员工的生活，能够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工作得很愉快。
BC公司的CEO沃夫冈不得不对之前的对手、现在的合作伙伴翘起大拇指：“当中国人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各种渠道，竭尽全力，从来不会放弃目标。这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上门谈判碰钉子
2008年5月，全球八大聚氨酯企业之一，匈牙利的BorsodChem化学公司（以下简称BC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断裂，打算出售股权。在烟台万华董事长丁建生看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万华方面认识到，聚氨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行业，行业内排名前几位的企业无论是销售渠道还是制造基地均已实现全球布局，并形成了很强的区域平衡能力。如果万华要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必须在实现市场全球化的同时，实现制造基地的全球布局。因此，在全球最大的聚氨酯消费区——欧洲拥有制造基地是万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欧债危机为万华收购BC公司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从没有跨国并购经验的丁建生思忖再三，与万华的股东之一、一家来自香港的PE公司——合成国际一起组成了并购小组。2009年8月4日，并购小组飞赴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然而，当见到BC公司的大股东代表时，情况却大大出乎丁建生的意料。“这个代表在那里转笔玩，你说的是什么，他根本没往脑子里去。”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至今仍能记起对方在见面十多分钟后的原话：“我们的重组将要完成，过两三年你们再来吧，另外再尝尝我们这里的cookie，尝尝我们的三明治。”就这样便把雄心勃勃的并购小组打发走了。
法兰克福成“福地”
一无所获的并购小组乘班机到达欧洲最繁忙的中转站法兰克福机场，住进了机场旁的一家酒店，准备第二天转机回国。
合成国际的小组成员仔细研究了BC公司公开的有关财务数据，发现这家公司一共负债十亿欧元，其中次级债有2.5亿欧元。而当时市场低迷，次级债价格在公开市场落到了低谷，2.5亿欧元的次级债当时现值只有5000万欧元。丁建生的眼前一亮，“如果万华能够控制BC公司次级债的2/3，也就是支付3000多万欧元，就可以否定大股东原先计划的重组方案。”
在此后九个月的拉锯战中，实力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万华，大股东再也承担不起拖延下去公司即将破产的危险。
合成国际总裁牧新民回忆说：“在最后谈判时，第一天他们就受不了了，下午便表示全盘同意。”
BC公司的CEO沃夫冈不得不对之前的对手、现在的含作伙伴翘起大拇指：“当中国人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各种渠道，竭尽全力，从来不会放弃目标。这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据2011年2月发布的公告称，万华实业通过海外控股子公司收购BC公司96%的股权，交易标的总金额为12.63亿欧元。万华实业实际用于增资收购BC公司股权的资金仅为2.2亿欧元。通过撬动高倍杠杆，万华实在是做了一笔完美的好买卖。
本刊记者何晶
“爱国者”，前面十年做生意；这个十年做品牌；接下来重点就是国际化，通过国际化真正实现品牌飞跃。
华旗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是2011年3月冯军倡导并联合国内十余位在各行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联合体。
冯军说，爱国者接下来重点就是国际化，“通过国际化真正实现品牌飞跃。”
其实，大致可以将“爱国者”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从1993年“爱国者”建立到2003年换标，“爱国者”用这个十年迈入了中国IT企业的第一梯队。用冯军的话来说，“十年磨一剑”，“前面十年做生意”。第二个十年从2003年到今天，“这个十年做品牌”，也是在为国际化做准备。
天时地利人和
2003年，“爱国者”在新加坡建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开始了国际化的尝试，之后相继在欧洲和北美建立分公司。“爱国者”总共在海外开设了五家分公司，其中有三家都不赚钱甚至赔钱，冯军说这“很要命”。
中国报道：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自己的国际化品牌战略，您在不久前曾评价说目前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阶段，具体如何理解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冯军：中国的前几次创业潮分别出现在1979年的珠海创业潮、1992年的南巡讲话时期和1992年至1997年的互联网热潮，这几次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际遇。
而此时此刻，是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第四年。国际奥委会巨人萨马兰奇四年前就预言说，按照历史规律来说，奥运给奥运国家带来的好处必须等四年才能显现。例如韩国企业也是在汉城奥运会举办四年之后被世界所认识和接受，开始爆发，到全世界创业，与我们现在的局面非常相像。
中国报道：您把“爱国者”的国际化发展用“三大战役”来形容，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及北美这三大区域的业务发展如何？“爱国者”遇到了哪些实际困难？
冯军：最近“爱国者”准备在比利时和英国开设分公司，这是最新的进展。前几年“爱国者”的国际化发展，应该说，还只是一些不成功的尝试，处于准备阶段。去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开设分公司就是我们单个公司的行动，很累，旁边都是开餐馆的，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之前在海外开设了五家分公司，有三家都不赚钱甚至赔钱，很要命，也很危险。
企业单打独斗出去发展，各种风险和成本都很高，譬如对当地的法律法规等不熟悉、不了解以及海外员工问题，当地的咨询费也相当贵。而企业抱团出去，相互之间则可以交流和沟通。
中国报道：“爱国者”走国际化道路，但这几年都出现亏损，面临瓶颈。国际化对本土的业务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民企“走出去”的发展？
冯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肯定对其本土发展是有帮助的，可以充分调配全球资源，利润也比国内高。
“爱国者”目前在数码相机上已经亏损七年，但一直还坚持在做，最近状况开始抬头了；在移动存储和平板电脑上一直还是盈利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单就产品来说，在海外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价格合理的品牌产品，这也是中国品牌发展的好时机。
全世界都是“madeinChina”，但是老外们都很奇怪，中国商品到处都能看到，就是看不到“主人”——中国品牌。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真正的中国品牌送往全世界。中国品牌该“当家作主”了。
以前一个企业去海外单打独斗，就和一个外地人单枪匹马、无亲无故来北京发展的感觉是一样的，但现在和爱国者国际化联盟出去发展的感觉就和奥运会的感觉一样了。
3月，爱国者国际化联盟的企业家代表赴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考察。
抱团——国际化联盟的产生
而即便“爱国者”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迈出国际化的步子，但是在异国他乡单打独斗，最终还没有“苦尽甘来”，这让冯军感慨“很累”。而他也就此开始团结更多的中国品牌企业，尝试“抱团出海”。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的网站上标明了其性质与目的：联盟致力于站在整体助推中国民族品牌的高度，搭建民族品牌与国际化对接的平台，通过“走出去”建立“海外孵化器”，从而实现中国民族品牌的真正国际化发展。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推行的是冯军最信奉的“奥运模式”：中国品牌就相当于“运动员”，去海外发展就是要寻找海外合作伙伴和落地国家，并和全球媒体一起合作，创造共赢，改变目前的状况。
国际化联盟对加入会员要求很高，只取行业前三，并且采取类似奥运会的“特许赞助商计划”，组成“异业联盟”。
冯军说，“爱国者”的国际化现在只能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成立国际化联盟，既是帮助别的企业‘走出去’，也是帮助自己‘走出去’。”
看看国际化联盟的近期活动：2011年12月对欧洲市场进行商务考察，今年3月，企业家代表再次出访比利时，目前已经在比利时和英国建立了“海外加速器”。9月，再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考察，并票选马来西亚为中国品牌在东盟的最优落地国家。
“爱国者”目前的“走出去”路径和发展是和国际化联盟高度一致的。“之前的海外计划和战略也会随时调整，之前的成果不如现在。”冯军说。
中国报道：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最近选定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品牌走向东盟的最佳落地国。经过哪些比较得出这个结论？哪些要素是企业家们最看重的？
冯军：这是由企业家最终投票决定的。在考察期间接触了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和政府的对接、和当地民间企业与商会的交流沟通等，并最终根据投资环境、政府态度、市场发展程度等投票选定马来西亚作为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东盟的最佳落地国。
中国企业抱团出去，现在的模式和以往不一样，力量也增强了。海外国家对我们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受欢迎程度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上次去比利时考察，比利时王室和首相都出面接待。
中国报道：在您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沟通和交流中，包括您自己，认为民企“走出去”发展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
冯军：一是要转变理念。以往很多企业都不觉得国际化和自己有关系，因为舆论一谈国际化就会反复提及并购以及失败案例等，导致企业会将国际化和并购画等号。其实，并购仅是国际化方式中的一种路径。并购只是企业国际化手段当中的一种，类似于“先结婚后恋爱”，而且“离婚”的风险非常大。但更多的路径其实应该是谈合作，就像是“先恋爱后结婚”。
二是缺人才，当企业决定要“走出去”之后，发现能够去国际上发展的人才很缺乏，这就是现状。
责编：何晶
李书福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我们坚持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相互尊重的文化交流使彼此间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不断走向融合。
汽车工业是技术、资金、人才高度密集，高度全球化，高度竞争的现代化大工业，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中国汽车工业能否走出一条引进、吸收、消化到自主创新，再走向世界的发展道路，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标志。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只有实现与世界汽车高手同台竞技，只有进入世界汽车工业的最核心地带切身感受挑战，“中国制造”才可能转型升级发展到“中国创造”，中国汽车工业才能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计划出售沃尔沃汽车。2008年12月，福特标价60亿美元公开挂牌出售沃尔沃轿车。随后，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向福特提出收购意向。2009年9月，福特宣布吉利正式竞购沃尔沃。之后，吉利成为沃尔沃首选竞购方。2009年年底，吉利与福特首次达成收购沃尔沃框架协议。几个月之后，吉利完善了并购方案，清点了全部资产，划分了知识产权，解决了工人福利谈判。2010年3月28日，双方正式签约，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100%的股权。同年8月2日，福特汽车公司在英国伦敦举行交接仪式，正式把沃尔沃资产交割给吉利控股集团。
沃尔沃，Iloveyou
2001年，吉利对世界汽车工业格局的变化进行了战略评估，结论告诉我们，未来十年一些传统的世界汽车巨头将面临新一轮洗牌的挑战，对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种挑战可能是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痴人说梦”，但我坚信这一科学的判断，并着手战略安排。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谈判，2010年，在全球众多竞购对手中，吉利成为了沃尔沃的优选竞购方，并最终完成了全部股权交割。
有一次，一位工会领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李先生，你应该知道这次参与竞购的企业很多，你能不能用三个字说明，为什么吉利是最合适的竞购方？”我笑着说：“我可以回答，我想说的三个字就是——Iloveyou！我热爱沃尔沃成熟的商业文明和优秀的企业文化，爱惜沃尔沃的创新能力，敬仰沃尔沃‘零排放、零伤亡’的伟大计划，尊重沃尔沃领导世界的品牌价值。推动沃尔沃在安全与环保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爱护高素养的全球沃尔沃员工，这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
融合才是最终的胜利
我们坚持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成功地实现了把沃尔沃这只猛虎“放虎归山”。为了庆祝沃尔沃在新的所有权框架下顺利运营一周年，我们在欧洲六个国家举办了中西合璧的交响音乐会，并为沃尔沃员工进行专场慰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相互尊重的文化交流使彼此间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不断走向融合。
我认为，跨国收购一个企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员工的心和我们一起跳动，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如何贯彻“依法、公平、透明”的企业理念，如何让每一个员工都感受到中国企业诚实、守信的魅力。如果说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是中国民企跨国并购的一个里程碑，其核心的意义就在这里。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并购普茨迈斯特，这样难得的机遇，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我们的国际化布局。作为国际化的三一，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继续对外开放，但是，我们极力主张对等开放。
1月30日，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基金，根据之前与德国普茨迈斯特签署的《转让及购买协议》，以现金对价3.6亿欧元（折合人民币26.54亿元）共同收购后者100%的股权。其中，三一重工出资90%，中信产业基金出资10%。4月17日，正式完成股权交割。有着“大象”之称的德国企业普茨迈斯特成立于1958年，是全球最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之一，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全球市场占有率达40%。
与普茨迈斯特的成功合作，使三一重工在产品技术和质量上将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将获得普茨迈斯特100%的专利技术，并可以利用后者已有的全球销售网络迅速完成国际化布局。
同时，“大象”也是全球水泥用量第二的印度地区的混凝土泵领导者。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在北美、日本、欧洲、印度的占有率非常低，通过此次收购，三一重工也找到了进入欧美和印度市场的“金钥匙”。
其实，三一重工的国际化布局在国家“十五”计划出台后就已开始，其先后在印度和巴西两个新兴国家建立了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研发基地，并于2010年4月30日与印尼工业部签署投资协议，在印尼爪哇省以西的卡拉旺投资两亿美元兴建三一印尼产业园，公司的海外市场布局已初步完成。
此次收购普茨迈斯特，不仅让三一重工一夜之间拥有了世界品牌，将国际化程度提前了5至10年，而且从以前在海外建立新厂到海外并购也标志着三一重工的海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
闫长明
中川国际矿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长明
在海外投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协调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很多人以为到海外开矿，拿到采矿权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只是第一步。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KP-488钾矿项目位于全世界钾盐资源最丰富的加拿大埃尔克波因特盆地中心，资源量约为11亿吨。中川国际经过努力，于2009年获得了KP-488矿区的探矿权，2010年获得了采矿权。2010年9月，中川矿业在已有KP-488矿区基础上，又成功收购了邻近的KP-385矿区，由此总体钾盐资源量将达到20亿吨以上。
近年来国际钾肥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如果加拿大KP-488钾矿项目300万吨/年钾盐项目建成，假设吨成本减少100美元，折算下来一年也能给国家减少近20亿元的进口开支。
五年来，中川国际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走出了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不仅培育了一支国际化团队，而且积累了国际化的经验。迄今，中钾项目在地质、可研、环境评价、基础设施配套、交通运输等方面进展顺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着双赢的原则，与当地政府社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充分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
在海外投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协调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很多人以为到海外开矿，拿到采矿权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只是第一步。例如，加拿大人就更在意来投资的企业对当地环境及社区的影响。为此，我们与当地人交朋友，还与加拿大印地安人协会签订了协议，这为中钾项目建设提供了保障。
然而，好事多磨，资金问题目前正成为中钾项目推进的最大障碍。建设300万吨/年钾肥基地总体投入预计22.8亿美元，单靠中川国际显然难以支持这么大一笔投资，这也使得该项目的进程一拖再拖。
张弛
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直至打破行业和体制界限结成联盟，民营企业先行，国有企业跟进，已成为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的新形式。
十六大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脚步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在过去十年间保持连续增长，2011年创历史新高，达到746.5亿美元，名列全球第六位。这一年，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其中，非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投资为266.7亿美元，占44.4%，比上年增长31.4%。
民企“走出去”加速升级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呈加快发展态势，出现许多积极变化。
从企业数量看，非国有企业的占比呈上升之势，从2005年的71%上升到2011年的89%以上。
从投资额看，非国有企业的占比也呈上升之势，从2008年的14%上升到2011年的44%以上。截至2011年年底，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存量为1307亿美元，占我国境外投资存量的34%以上。
从投资方式看，从绿地投资到跨国并购、参股换股、BOT，海外上市、设立境外合资基金等，灵活多样。
从投资范围看，涉及农业、能源资源、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对外工程承包等多个领域；投资地域分布广泛，亚欧和北美较为集中，非洲是热点地区。
从组织形式看，有单个企业、民营企业联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合，依托商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组织地“走出去”等多种形式。
从投资影响看，自联想收购IBM引起世界轰动后，近年来吉利收购沃尔沃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里程碑。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泵厂商普茨迈斯特，代表着一批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世界市场的趋势。目前，中国平安保险、江苏沙钢、华为、联想、山东魏桥创业、吉利等六家中国民营企业已跻身世界500强。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海外发展，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也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从“单枪匹马”到“抱团出海”
为了改变“走出去”势单力薄、孤军奋战的现象，民营企业边实践边探索。从“单枪匹马”到“抱团取暖”，这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所经过的历程。目前基于“亲缘”、“学缘”，“乡缘”等拉、帮、带“走出去”的运行模式已基本成熟。同时，采取产业链集群、优势互补集群等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起“走出去”，到海外发展。创建境外工业园区是民营企业集群式走出国门、创新境外投资模式的有益尝试。
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直至打破行业和体制界限结成联盟，民营企业先行，国有企业跟进，已成为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的新形式，由63家中国品牌企业管理者组成的爱国者国际化联盟抱团闯荡欧洲、广东省贸促会带领70家中小企业赴海外考察等都是积极的探索。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得到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走出去”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支持“走出去”的热情升温，政府各部门出台鼓励和引导的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三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所有这些，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增强了信心、激发了热情、提供了保障。
民企还需“练功”
但民企因为在“走出去”过程中承担多种外部风险和自己的先天不足，还需苦练“内力”和“外功”。
从内部看，一是宏观层面上，我国境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境外投资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境外投资财税、金融、外汇等支持和服务力度还不够；对外投资审批环节多，影响效率；境内外协调配合机制也有待加强。二是我国境外投资的NGO亟待培育发展，中介服务体系也不成熟，境外投资管理咨询等机构的经验和实力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三是我国民营企业规模和实力相对比较小，国际化经营的专业人才匮乏，国际国内融资难且贵，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境外投资缺乏长远规划，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
从外部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我国企业正常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我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审查风险有所增加，同时我国境外投资项目大都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资源利用争议增多，加上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加大。此外，由于各国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有的企业对投资所在地的情况不甚了解，与投资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处理不当，极易引发风险。
尤其是当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未完全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政府、商协会等NGO和企业各方通力配合，共同推进，稳中求进，创造条件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地“走出去”。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内容包括宏观指导、政策支持、规范管理、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共18条。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行动指南，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极大的鼓舞，必将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
为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走出去”工作，除了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出台具体细则、推行便捷服务以外，也要积极发挥商会作用。商协会组织在“走出去”中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充分发挥它们宣传政策、提供服务、反映诉求、维护权益、加强自律的作用，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
张弛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副秘书长
武常岐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应该尽可能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联盟关系，并成为当地良好的企业公民。
十年前中央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至今，已有两万家中国企业相继在海外投资和注册公司。中国企业的足迹遍布全球，资金存量已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已出现海外投资利润的再投资。从这个角度看，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海外发展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是一门新课，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逐渐发展并建立起来。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民营企业的成长，诞生了一批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而中国开放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环境使中国企业开始面对全球竞争的冲击，并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激烈竞争使部分中国企业成长起来，并具备了国际竞争力，这种国际竞争力让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在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寻求市场和资源，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企业国际化和“走出去”本身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但有部分企业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在本身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对市场和环境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扩张，最终导致重大损失。“在家千般易，出门一时难”，企业若本身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就难免遭遇挫折。
海外扩张的“拦路虎”
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是劳工关系。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会组织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谈判能力，有些工会在薪酬和雇佣方面对资方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上海汽车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会的不合作。即使在韩国，双龙汽车的工会组织也因好斗使得原有的管理层和资方头痛不已。由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缺乏与不同经济体制中工会打交道的经验，双龙转售给中国企业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投资进入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制度环境复杂多变，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许多国家政府不稳，政策多变。比如，2007年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对其石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征收高达利润99%的超额利润税，使得在该国投资的中国石油——该国最大的外资企业——蒙受重大损失。而在赞比亚、利比亚和缅甸等国，由于政府的更迭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与政策变化对于中国企业也都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缺乏经验和对当地情况的不了解，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应该尽可能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联盟关系，这样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我们希望的相去甚远。
经过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分析，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选择了设立独资企业或者和其他中国企业联手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即所谓的抱团出海。这样的安排有一定的好处，但对于希望在当地社会建立社会网络和服务的企业而言，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封闭式的海外扩张政策最终并没有给日本企业带来好处。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建立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成熟，企业应逐渐意识到：对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承诺和实施已成为竞争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国际扩张过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在现阶段，相当一部分中国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对于所在国而言，要接受中国企业的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笔投资能否给本国人民就业、产业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带来好处。
因此，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如何给被投资国家和地区带来好处。成为当地良好的企业公民，才有可能给自身带来长远的、健康的发展。忽略这一点，企业就会遇到挫折。
今年8月，赞比亚的中国企业劳工纠纷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与本地劳工工资发放问题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企业注意到这一点，中国铝业在南美投资矿业的做法_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铝在开采以前，预先为当地居民建设了新的居住区和学校，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由此建立了良好的社区关系。
此外，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而企业文化也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如何在并购后整合形成跨文化管理的机制和方法，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是莫大的挑战。
2009年7月20日，韩国双龙汽车平泽工厂前，警察准备驱逐因不满公司裁员而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在此之前，因劳资双方矛盾激化和现金短缺，法院批准双龙汽车破产保护申请，第一大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丧失对其直接管理权。
被忽视的形象塑造
我们如今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传媒的作用异常重要，对一个企业的形象影响也非常之大。
但是，海外社会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了解并不全面。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传媒，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往往仅就某些侧面进行报道，而其“塑造”的中国企业形象与真实情况也存在出入。海外人民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缺乏了解和理解，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遭遇到一系列障碍。
中海油放弃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和目前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遭遇，有政治因素的驱动，也有商业利益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人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称华为和中兴“为中国政府提供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机会”，在熟悉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企业的人看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对于并不了解这两家企业的外国人而言，这种言论恐怕就具有较高的“传染力”了。如何面对所在国的传媒和社会舆论，有效进行公共管理，并成功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形象，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讲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企业在过去短短十年的“走出去”历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暴露了企业自身的众多缺陷。企业国际化和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的目的是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注意总结和学习他人的经验。
武常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责编：王寅
贺军
中国企业必须改变投资策略，以可持续的理念来看待海外投资和经营。设立政府支持的海外投资基金方式来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投资。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蔚为大观。不论是从投资流量、投资存量，还是从资产存量来看，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跨国投资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在全世界都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商业存在。
另外，中国对外投资正在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的欧美国家，体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获取资源到获取市场的转变。但在不少发达国家，中国的对外投资遇到的阻碍增多。比如在美国市场，从2005年中海油投资优尼科失败，到2012年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受到政治歧视，再到万象集团收购美国A123受挫，都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抱有复杂的心情，国家安全和技术转移安全的考虑很容易转化成政治歧视。
与其他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国有企业固有的问题，以国企为主的中国对外投资正在进入风险高发期，一个典型是中信泰富投资西澳洲磁铁矿受困。从2006年至今，中信泰富已投入78亿美元，但至今不能开工生产。由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向下调整，中国所有海外矿业投资的宏观风险大增，中信泰富在高价位上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面临越生产越亏损的局面。
武钢集团在巴西投资建厂失败是另一个风险案例。2010年，武钢集团披露将在阿苏港投资50亿美元兴建一座大型钢厂计划三年后建成，年产能500万吨，这将成为我国在海外兴建的最大规模的钢厂也是中国在巴西最大一笔投资。然而，纷扰了三年之后，今年7月传出消息，由于风险超出承受范围，武钢集团决定放弃在巴西建厂。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虚置，没有人真正为投资失败负责，这实际上导致了国企海外投资的体制性风险失控。根据海外机构诺顿罗氏律师所的统计，2010年中国对外矿业投资总额占全球矿业交易总额的10.5%，共161宗交易，69.2%的交易由央企主导，但有60%的交易以失败告终。
在大的战略和趋势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问题的重视、研究以及策略调整。
首先，同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虽然占有重要领域，但它们的投资决策、风险意识和管控、与投资所在国的融合、经营管理水平等都需要提高。未来应该更多支持民营企业。具体而言，可通过设立政府支持的海外投资基金的方式来运作。
其次，在未来的对外投资实践中，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普遍加强战略研究，充分利用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加强企业在投资决策阶段的调查研究和投资过程中的风险跟踪，加强对国外市场、法律、劳工政策、环保政策、文化、宗教等投资环境的研究。
有钱、投资短视、只注重索取资源，这是很多海外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共同印象。未来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将会要求中国企业更多地拓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必须改变投资策略，以可持续的理念来看待海外投资和经营。只有这样，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才有可能把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战略机遇，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战略优势和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