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得到深化，已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多极化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因全球化的红利而获得了高增长。据统计，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3.9万亿余元，2022年的进出口总额则高达近41.9万亿元，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国家之一。尤其是新千年以来，中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极，也为不断遭受各种冲击的全球经济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过去，中国进出口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明显变化。
第一个阶段，随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中国GDP之比）也持续上升。2005年至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一直高达60%以上。与之对应的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7.59%的峰值。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改变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持续上升的趋势（见图1、图2）。
图1中国进出口总额/GDP
图2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及其与GDP之比
2008年之后是中国进出口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尽管中国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仍在增长，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却进入了下行的趋势，贸易顺差与GDP之比则经历了明显下降之后企稳并略有回升。到2022年，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已降至了33%左右，相较于2006年的峰值（64.77%），已然下降了31个百分点。不过，就贸易顺差与GDP之比的变化而言，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之后三年的剧烈调整（2011年降至了2.08%），该比率就已企稳回升，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的2018年以来，该比率的回升是比较明显的，2022年就回升至4.73%（见图2）。
图3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呈不断上升之势，1999年该比重一度高达41.96%。虽然进入2000年之后，该比重就一直呈下降之势，但在2018年之前仍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直到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才再次触发了该比重的进一步下降（见图4）。
图4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就中国的贸易顺差而言，自199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总顺差的比重就一直在50%以上。2000年后的5年中，这一比值一度超过100%，2004年甚至达到了251%的高水平。尽管在此之后这一比值明显下降，但总体一直保持在50%以上（见图5）。
图5中国对美顺差占美逆差与中国顺差总额的比重
表1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中国对主要国家（地区）累计出口变化率（%)
这一趋势在2023年以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2023年以来，如表1所示，中国对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国家的出口大幅下滑，5月份和6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5.1%和-17.9%，同期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率则分别为-16.7%和-19.3%。国外需求下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这并不是贸易下滑的全部因素。从表2中可以看出，2023年以来，美国的进口确实出现了负增长，但其进口下降速度明显低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速度。这表明，美国实施的更多元化、更灵活的供应链战略，正在削弱它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加拿大的情况同样如此。
表2样本国家进口变化率(%)
二、美国不断高筑“藩墙”
中国贸易趋势的逆转是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不断高筑中国对外贸易的“藩墙”，是中国对外贸易变局的根本推手。
首先，美国通过国内战略调整，推进制造业回流。2008年次贷危机后，人们认为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长期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并存。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就是寻找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途径，为此，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再加之新一轮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降低了对劳动力的依赖，全球供应链正在进行新一轮的重组。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不过，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加大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促进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强调知识产权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再工业化”，尚未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和供应链采取措施。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则在“美国优先”战略框架下，以大幅降低企业税收为政策工具，吸引海外企业资金回流美国，创造制造业岗位。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又得到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加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机器人密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8%，这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业回流对人工的依赖。同时，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多方面发动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进一步促使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后，便着手推动由美国主导的双边贸易协议并于2020年正式生效了《美墨加协定》。白洁和苏庆义在一篇研究中指出，该协定提升了国际贸易规则水平，体现了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深度融合，同时体现了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优先”的理念，绕过了WTO贸易救济的正常程序，受到影响的国家如果没有获得贸易补偿，就可以直接采取任意报复措施。该协定还特别制定了“毒丸条款”——即非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协定条款，其核心要义是，若一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它就须将条文提交其他缔约方，而且其他缔约方有权终止现有协定。同时，一旦非原产地货物价值比例超过7%，则不被认定为原产于北美的产品，进而无法享受缔约方之间的优惠关税，这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其余11个国家仍在努力维持TPP，但步履维艰。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特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在内的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印太经济框架有韧性经济、互联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其中，韧性经济的核心是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通过提高关键部门的可追溯性和多样化协调等，防止供应链中断；公平经济则是主张竞争中立，以促进公平竞争。
第三，美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1年的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15年之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若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承认，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就必须以中国实际成本为依据。反之，若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其他国家就可以根据指定“替代国”同类产品的成本来判断反倾销是否成立，这就为它们在反倾销调查中的“证实偏差”创造了便利条件。
继拒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之后，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这一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确保“中国不会因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在组织内获得优惠待遇及援助”。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身份享有的诸如国际贷款条件优惠、国际贸易的关税优惠等优惠条件，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承担较少的责任等权利。
第四，美国对中国进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和封锁。根据卢周来、朱斌和马春燕等的研究，为了阻断中国前沿科技的研发根基、成长空间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美国从单点对中国大陆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和封锁，扩大到涵盖技术封锁、截断交流等无所不用其极的多种手段。
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等新兴和前沿技术的对华出口管制框架。美国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技术出口管制，还变本加厉，拉拢盟友，一道对前沿关键技术可能出口或“泄露”到中国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试图全方位截断中国获得高科技的可能途径。2020年，美国联合加入《瓦森纳协定》的42个国家扩大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不断增加出口管制清单等举措，都说明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创新链体系之外。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先进材料等美方“敏感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不定期将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加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与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往来，试图以此切断中国科研机构从国际上获得正常科研资源的渠道。
第五，美国“抱团”对中国“去风险”。虽然美国声称对中国“去风险，不脱钩”，事实上，它却在不断拉拢其他国家试图与中国供应链“脱钩”。2021年，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强调“共同价值观的持久支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愿景。2023年6月，美国和英国在发布的《大西洋宣言》中声称“中国是国际稳定的挑战”。
2023年7月11日至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发布公报宣称“中国的雄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无端指责“中国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增加全球影响力”和“试图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北约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
三、如何应对贸易变局
鉴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打造它们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贸易和供应链体系，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地缘结构仍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为此，在中国调整对外贸易的国际地区结构和应对贸易的大变局时，我们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被计划经济压抑的生产力，焕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生机。虽然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但进一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弥合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也有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当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非为了迎合美国的市场经济标准，而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主动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未来的方向也十分明确，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市场经济是基于信用和契约的经济，全面依法治国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切实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权的保护。
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在于扩大内需，只有坚实有效的国内需求和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创新体系，才能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新发展格局须具备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同时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通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中国需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十四五”规划强调，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因此，中国现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同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它更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变，致力于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