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南极科考，攀登珠峰，飞跃原始丛林……这是很多人小时候梦想过的事。但童年时的异想天开能带你走多远呢？
今天的讲述人王珂，是个70后，这么多年来，他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探险和救灾活动。在2018年，他甚至放弃了自己年收入百万的公司，成立了平澜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注于开展一些风险性较高的人道主义援助，像是故事FM之前播出过的柬埔寨排雷，就是他们的项目。
成立基金会，全职投身冒险和救援，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为了这一刻，王珂已经准备了太久。
去南极？学滑翔？虽然我只是初中生
我叫王珂，我是平澜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
其实，我的人生走到现在，依然是受几十年前——童年时期的英雄梦——的影响。
早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没有贝爷，没有荒野求生真人秀，没有户外俱乐部，我就是骨子里痴迷于探险。
初中时，我曾经休学一年，因为我特别沉迷于去南极考察，没太好好学习。
当时我画了很多设计图，规划去南极的路线，至今我都清楚记得，南美洲最南部，有一个叫蓬塔阿雷纳斯的地方，那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做完计划后，我还去拉赞助。80年代，我亲自写信给江南造船厂，希望他们赞助一些救生艇。他们竟然回了信！当然，他们拒绝了，但还是鼓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再去实现梦想。我很受感动。
后来，这件事被我父母知道了，他们觉得我不现实，劝我别再搞这些。
我很挣扎。当时我已然无心学习，热情都投入到探险的事上了。当这条路堵死，我实际上是调整不过来的。
这个心思既然已经活了，就灭不掉了。我又开始盘算下一件事儿。
1988年，我大概14岁。当时全国都没有航空俱乐部，特别想学飞行的我就瞒着父母，偷偷攒钱买了去安阳的火车票。
到了安阳后，我又一路打听，几经辗转来到了安阳航校，那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国家级航空运动学校。因为心中的热忱，路途颠簸，人地两生，我也都顾不上了。
当时是怎么骗过传达室的保安，怎么找到校长家，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时天色已晚，我敲开校长家的门说，“我是一个航空爱好者，我想来学飞行！”
校长蒙了，“压根就没这一说啊！”毕竟当时体校有一套国家选拔制度，我显然不在这个制度中。但他也很尊重我，没把我赶走，反倒让我住在他家，随后几天还带我去观摩了一场滑翔比赛。学飞行的种子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
后来我人生中的很多事，包括去国家登山队学登山，去缅甸救灾，还有去津巴布韦反盗猎，我都是直接去敲门。
“敲门进去”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只要这是我想要的，就直接上门。
融入天空
90年代的北京，很多新鲜事物方兴未艾。
从此，每个周末，我都和大家在北京郊区练滑翔。
其实俱乐部的条件很差。没有滑翔翼，我们就找来一些旧的降落伞；攀岩用的岩钉也是从别人训练后废弃的岩壁上凿下来的。我们甚至也没有专业教练，就是几个人爬上山，再把人给推下去，让他飞起来。
我的飞行也是这么开始的。
第一次飞行时，我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落地之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点记忆也没留下。但飞行的梦想终于实现，我很兴奋。
后来练熟了，克服了紧张，我开始记得更多细节，因为每次飞行都是很美好的。我们最早是飞十多米的小山坡，后来是山顶，再后来是十三陵水库的蟒山。在空中，气流腾挪跌宕，你要追逐它们，也要驾驭它们，这种浮沉的博弈非常安静。你就像鸟儿，融入天空。
因为我后来的救援类工作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心理训练过程，我的情绪变得不再容易波动，但我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热情。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每个周末，我背着伞包从东直门坐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到郊区，晚上就露营在山野间。
只要和滑翔有关，哪怕再小一件事，我们都能开心地聊一整夜。
“你飞的时候帽子掉了”，“他降落时挂在树上”……
我找到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人生最高的追求不过如此。
人生的节点
大学毕业后，我从事通讯工作，公司挣了不少钱，这让我有条件全世界去飞翔、潜水、攀登高峰。可以说，我拥有了最理想的人生。
但，这一切都在2008年发生了改变。
那一年，汶川发生8级地震，我和身边很多朋友都投入了救援行动。当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可以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时候，我做公益救援的热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自己玩得再好又能怎么样？如果它有社会价值不是更好吗？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爱好，只是换了形式。
所以说2008年后，我的人生路线就完全变了。
为了把救援做得更好，我不断买更好的装备，做更多训练，一步一步把自己套牢在里面。后来在国内做也觉得不过瘾，我们决定走到海外。
怎么走到海外呢？还是老方法——敲门。
缅甸救援
我们在2011年12月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缅甸的曼德勒发生近6.8级地震，因为没有先例，我们就用旅游签证到了缅甸，直奔中国驻曼德勒领事馆，敲门进去，说“我们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我们想来救灾！”
总领事惊呆了，“想法特别好，但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你等一会儿。”
说罢，他就上了二楼。半小时后，总领事下楼，代表领事馆支持我们！
三天后，我们获准进入受灾区域。
但因为设备不足，我们实际做了什么有效的工作吗？没有。但是它打开了局面，为以后积累了经验。
后来包括伊朗水灾，莫桑比克飓风等，只要有大型灾害，我们都会出现。
尼泊尔“敢死队”
不过，个人兴趣和公益救援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如果在灾难现场，还是像探险一样横冲直撞，势必会出事。而这时候置身险境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在这次救援中，我就做过一个冲动的决定。
当时，在一栋摇摇欲坠的危楼旁，有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他的妻子和孩子埋在下面，已经没了生命迹象。几家路过的国际救援队都选择放弃救援。就在这个时候，受灾民众找到了我们，男人哭着求救，现场许多双眼睛盯着我们。
“咱不能丢中国的脸！”
脑子一热，大家决定成立敢死队，“家里有孩子的，死了不至于绝后的，都出来！”
算上我，有7个人出列。我们冲向危楼，冒着生命危险挖出了两具尸体。
感性会战胜理智；情绪会压过救援原则；家国荣誉也让救援多出许多杂念。
在尼泊尔救援中，各国救援队好像都在暗中较劲。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最终却连一个活人都没救出来。
泰国洞穴救援·抉择
三年后，2018年的夏天，同样的生死抉择再一次摆在我面前。
那一年，在泰国北部，少年足球队“野猪队”的12名球员和他们的教练，跑到一个名叫“睡美人洞”的洞穴探险。结果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洪水，球队全员被困在洞内。
为了营救他们，泰国政府向国际求援。
就要不要参与这次救援，团队内部爆发了激烈争论。吸取了尼泊尔救援中的经验教训，我必须做出更慎重的选择。
当时的第一个矛盾是“要不要救人？”。洞穴救援要求的证书级别很高，我们只有教练的级别达标。大家能不能进洞开展潜水工作？争议很大。
这是个生死问题，比方说现在山上有位孕妇大出血，急需送医，而这时只有一辆需要B本的卡车，可队员都是C本。选择开这辆卡车，队员和孕妇都可能摔下山崖。但如果不开，孕妇和孩子随时都会没命。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不能说谁对谁错，当时我们队内也无法统一意见。
第二个矛盾是“救谁”。几乎同时，在普吉岛发生了一起中国船难。一边是在泰国北部山区救被困的孩子，一边是我们中国的船难，尤其遇难者也是12个孩子。我们救谁？队内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作为队长，针对第一个矛盾，我只能综合两种想法，让全队在教练的严格带领和判断下，进洞完成一部分潜水工作。
关于普吉岛船难，我决定不去。因为救援有其原则——救近不救远，救生不救死。我不能再让尼泊尔救援时以身犯险的冲动左右全队的命运。
泰国洞穴救援·没有人能走完睡美人洞穴
很快，我们和美国队、澳大利亚队、泰国海豹突击队，组成了一个上百人的核心救援队伍，驻在一个用布围起来的封闭区域。营地外面是一大片媒体村和类似夜市一样的地方。泰国民众自发提供各种小吃、按摩、理发服务，所有参与救援的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可是，在这个只涉及13人的救援现场外部，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庞大的分工集群呢？
那，既然是因为涨水，孩子们困在洞穴里出不来，我们潜进去把孩子带出来不就行了？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作业这么久呢？
我想，看到现场的第一眼，你就会有答案了。现场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睡美人洞穴本身就是全世界最难导航的洞穴之一，因为通道崎岖狭窄，高低落差非常大，至今还没有人能走完全程。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泰国正值雨季，连日暴雨使洞内水位节节升高，每小时能上升15厘米，而且水仍在高速流动，水质也异常污浊，这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
担心开山打洞会造成次生灾害，联合救援队只能土法炼钢，一边抽水，一边派潜水员一点一点往里探。
令人绝望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水流太急，山体很厚，水下机器人、勘探雷达也都失效了。洞内犬牙交错，岔路盘绕，没有任何规则的路，没有能见度，没有参考。只能非常原始地靠人力，一点点摸索。工作量异常得大。
但无论如何，洞内毕竟还有空气和水，孩子们存活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再难再慢，我们也必须坚持。
泰国洞穴救援·奇迹
在洞内，潜水员们前仆后继地探路，搜寻宝贵的情报。在洞外，指挥部不断整合信息，绘制地图，更新救援方案。联合救援部队打通一关又一关，不断解锁新的地图碎片，洞内的面貌一点一点清晰。
终于，在孩子们受困的第9天，奇迹发生了。
那天，一个英国救援队员在洞穴里探路，他的引导绳到头了，索性就浮上来看一眼，结果他上来的位置正好就是孩子待的位置！
但是，我们很快又陷入了新困难——怎么把孩子救出来？
那么就得由一流的潜水员，一站一站把他们再运出来。当时，一个澳大利亚医生进去将孩子麻醉，再用潜水设备把他们包裹起来，然后像包裹一样运出来。
如果不麻醉他们，在运送过程中，但凡有一点挣扎，都可能遇险。一个泰国救援队员就死在里面。他卡在一个40公分的窄洞里。在完全黑暗，没法通讯的水下洞穴，一旦迷路，或者卡住，人就遇难了。
每次搬运一个孩子，一来一去基本要花费10小时，最后每个救援人员都已经筋疲力尽。终于在7月10日，救出了全部的12个孩子和教练。
离开山洞的那一刻，我的精神好像一瞬间垮掉了，身上突然就没劲了。
有很多记者、网友向我们提问，我都不耐烦了。印象很深的是，最后有人问我，“那么多国家参与救援，你们有没有挂中国国旗？”
我回答，“我们不是战狼，没有挂国旗。”
这个事在网上招致很多批评。可实际上我们的营地不仅没有国旗，各国之间也不强调谁更强，谁更有主动权，没有竞争、没有区隔，都是团结一致，一心想把孩子救出来。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吧。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其实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能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危机。
津巴布韦反盗猎·指向我们的枪
个体与团队，公司与公益，个人兴趣与社会责任，为国争光与国际合作……当牵涉的主体和诉求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越意识到，不能把一腔热情当作打通一切关卡的秘诀。
为了把工作常态化，而不只是被动等待灾害发生，我带着团队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开展了反盗猎工作。
这一次，我还是敲门去的。不过这一次，敲门就没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到那儿之后敲门，大使馆非常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华侨领袖。但从那时起，我们感受到很多怀疑。
华侨觉得我们是来做秀的，拍几张照片也就回去了。
包括我们最亲近的人对我们也有误解。因为需要指导，我们有一个意大利朋友，叫弗朗西斯克。他的院子非常大，养了很多狗。一次，我们去他家玩，队员因为喜欢狗就去逗它们。这时，老弗突然举起枪指着我们说，“敢吃我的狗，我就打死你！”
他认为中国人都吃狗。
当走出去时，我就发现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误解太深了。
津巴布韦反盗猎·愤怒的大象，失踪的大象
其实，我能理解这种不信任。客观地说，中国确实是象牙消费第一大国。但正因如此，中国需要参与进来，各国需要跟中国合作，怀疑和对抗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不如我们自己干！
在华侨领袖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办完了各种手续后，我们团队终于住进了马纳普斯（ManaPools）生物保护区。
马纳普斯公园非常美。森林、草原、河流、沼泽、赞比亚群山，地貌多样，物种丰饶。在上空飞时，成群的河马和大象就像一个个大胖虫子。那种辽阔，那种原始感，让我觉得在北京的一切都是那么渺小。而非洲大地上的这些，才是生命之初。
我们的基地搭在公园最北边，也是津巴布韦最北边的界河旁。因为它是联合国自然遗产，我们不能建固定建筑、水泥地、围墙，只能搭帐篷，天天跟野生动物在一起。
睡在帐篷里，周边全是动物的叫声，有千里传音般的河马声，还有狮子、大象、野狗、疣猪和叫不出名的动物。你会吓得要死，好像这个帐篷随时会被撕碎。
每天掀开帐篷，都必须是小心翼翼地先看看外头有没有大象、狮子。而大象每天都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有天夜里，一只大象在我的帐篷门口卧倒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们碰上了狮子。因为狮子的颜色跟旱季时的草色一样，当我们走到狮子近跟前时，才看到三头狮子正趴在那儿！它们当然也看到了我们，别说我们就在眼前，就是在几百米外，它都能知道。所以那时，我的心跳哐哐响，脑子一片空白。这时千万不要跑，一跑就完蛋。实际上动物不知道人是能吃的，我们不在它们的食谱上，但如果我一跑，那就说明你是猎物。狮子会本能地追你。
最终，我们屏气慑息、蹑手蹑脚地挪开了。狮子没怎么动，大概是把我们当成一群路过的狒狒了吧。
尽管有很多来自动物的危险，但在了解了规律后，大部分都可以避免。而且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主动观察、学习它们的习性是非常重要的。慢慢地，我对动物变得敏感了，尤其是大象，我甚至还认识了一些大象。每个大象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一头大象年龄不大，但特别神经质，看到我们，它总爱张开耳朵，扑过来，然后在最近的地方刹住，想吓唬我们嘛！但是我们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知道它来了，我们也不怕它，就站着不动。
还有一头大象，不知道是不是它藏在我们基地的什么东西丢了，在营地里疯狂甩头，像吃了摇头丸一样。撒完气，它就走了，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早年还认识一头大象叫Oscar，50多岁了，特别温和。我们甚至能摸到它的鼻子。它的牙也非常长，非常漂亮。但是后来它失踪了。这么多年都没再见到它。有时一头大象靠近我们，我还会下意识地问，“是不是Oscar回来了？”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一直很牵挂它，它叫Oscar。
津巴布韦反盗猎·一触即发的枪战
Oscar是自然死亡还是迁徙还是遭遇了猎杀已经无从知晓。在这么广阔的大草原上，追踪一头大象是非常难的。而盗猎者来无影去无踪，就更难捉摸了。
我们会搭载动力三角翼在公园里巡逻，但因为地形复杂，好不容易找到线索时，常常为时已晚。
有一次，我的队友在巡逻时，发现了一头被猎杀的大象。盗猎者为了得到完整的象牙，把它的整个脸都砍掉了。
因为它们曾是我眼前鲜活的生命，所以亲眼看到它们被猎杀时，我特别愤慨，特别痛心。
而更恶劣的还不是开枪，是在水里投毒。因为没有枪声，投毒更难以发现，而且投毒害死的往往是一大片动物。绝大多数被毒死的动物对盗猎者来说都没有价值。这是非常恶劣的！
有时，盗猎者也会渗透过来，搞点破坏。我们营地的电台就被拆过。所以危险会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它随时都在。
一次夜间巡逻，我发现对面赞比亚方向有人拿手电筒在空中挥。我还以为是旅游者在玩，但后来我们这边也有人打信号，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的交流。随后，对面的人看到我们的车灯，误判我们是同伙，就过来了。当离得很近时，他们发现不对，拔腿就跑！
不清楚对方有什么武装，我不敢贸然追击，而是先赶回很近的营地拿了步枪和夜视镜后，赶紧跟了上去，但因为地形复杂，最终还是追丢了。
我当时特别想抓到一个盗猎分子，因为在那儿好几年没有抓住一个。真遗憾！
不过，非洲的反盗猎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还是起到了引导和威慑的作用。中国也完全禁止了象牙贸易。所以到2019年底时，我们的公园已经很少听说有盗猎现象了。
到老得不能动的时候
童年时的异想天开能带你走多远？
从安阳到北京，从东南亚到非洲，我已经去过太多地方。不过，我还会继续走下去。到现在为止，每年去救灾，已经成一种习惯，一种瘾，不需要有太多的外力。再到后来，其实我很难想清楚，也不再去想“我们到底为什么去做这些”。
我还没忘记在南美洲的最南部，有一个叫蓬塔阿雷纳斯的城市。我们未来的规划中就有南极，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定会把它实现。
其实，在我喜欢的事上，我总想冲在最前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敲门进去”，冲在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