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N系列之（三）：生物事件2·潘多拉魔盒
CBRN系列之（四）：生物事件3·关恶魔
CBRN系列之（五）：生物事件4·神之领域
CBRN系列之（番外篇）：生物事件·美苏生物武器摘要
CBRN系列之（附录）：生物事件·苏联冷战基因工程
不管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还是抗击流感的战场，亦或者是抗击埃博拉的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本文将从
去讨论美国国家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形势及其管控体系
生物武器一直是国际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自从生物武器出现那天起，就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
近百年来，为了减少生物战的威胁，世界各国普遍反对生物武器进攻性研究，耍求销毁现存生物武器和控制生物武器的技术扩散，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达成了不少双边或多边协议和条约。其中早期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性条约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1925)和《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1972)。
此外，还有许多由部分因家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和条约，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约”(1948年，巴黎)等,这些协议利条约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手段日趋复杂，武器日趋先进，战争后果也越来越残酷。同时，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强烈地呼唤着战争的文明和人道，人类开始考虑制定一些用以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调整交战国，中立国和非交战国之间关系以及作战方法和作战于段的原则和规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战争法规和惯例。
起初由俄、英、德、法、美、奥匈帝国等15个国家于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宣言》指出，“战争法规不承认交战各方在深用的伤害敌人的手段方面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并在第十三条中明确指出，“根据这一原则，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或使用足以引起过分伤害的武器或物质，以及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所规定禁止使用的弹丸。
1899年，有26个国家参加的海牙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宣言》的基础上,签订了《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宜言》,该宜言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25年起草的《日内瓦议定书》全称是《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重要国际性条约，也是第一个生物军控国际协议。
当时在1925年召开的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会议上，最初起草该议定书主要是针对化学武器，当草案正在签署时，波兰代表建议“在禁止化学武器的同时也应该禁止细菌武器”。
这一建议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因而将议定书的范围扩展到包括细菌武器。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还不能认识细菌之外的如病毒原微生物，但实际上在此后一直将议定书中所指的“细菌”理解和认同为“生物”的同义词。
《日内瓦议定书》是第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明确禁止生物武器的文件，但是即使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如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尽管如此，议定书对于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物武器的使用发挥积极的作用，仍应得到充分肯定。
1947年9月，美国提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定义为“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未来可能研制出的具有与原子弹或上面提到的其他武器相当的破坏效应的任何武器”。
196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加入日内瓦议定书并严格信守。1968年英国提出对议定书的修订意见，建议“禁止使用、生产和占有微生物武器”，美国问意该建议并要求增加“核查缔约国是否占有、制造生物战目的的生物战剂”。经过与前苏联的激烈争论后达成协议，将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分开考虑，首先力图在限制生物和毒素武器方面能有所突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单方面宜布放弃生物战政策并销毁生物武器。
此后，经过反复磋商，12个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于1971年3月正式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提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索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草案。该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生物毒素武器公约》，1971年12月16日由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1975年3月26日生效。我国政府于1984年11月15日批约。
该公约是第一个完全禁止生物武器系统的武器控制标准，较好地解决了《日内瓦议定》存在的缺陷，即禁止生物战剂和毒素的发展、生产和储存，禁止获得为战争目的而设计的其他形式的生物战剂或毒素，认识到因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微生物发酵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性。
该公约对于限制生物武器的发展及其在战争中的使用，限制部分国家获得研制生物武器所需设备和材料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公约的制约，生物战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但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目前看也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主要有:
除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核查措施外，公约还存在更深层的漏洞和不足，即由于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公约基础的三个设想：
1.生物武器不被认为是一种现有的选择武器;
2.短期内大量生产超越了许多国家的技术能力;
3.能生产生物武器的国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可以此对付潜在核力最和化学武器的威胁
已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而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对公约进行完善和补充。
尽管由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制约，公开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增大的观点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美国国会1994年《核化生武器及其威胁》调查报告称，“从大量技术扩散、技术多样性和使用可能性等方面看,生物武器的威胁已经增大”。当前生物武器威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饮公开承认俄直到1992年仍没有停止研制生物武器。叶利铁称,“虽然总统已经下达了禁止生物武器研究与发展的命令,但可能还没有到执行层”。
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版逃的生物武器专家披露,俄正在发展基因工程生物战剂(如用基因工程改造的出血热病毒和鼠疫耶尔森菌等)。经改造的菌(毒)株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性并且现有疫苗对其无保护作用。
1994年版逃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称,直到1994年俄仍未停止生物武器研究。
1995年法国评估报告称,俄罗斯可能仍保持着某些生物武器的生产设施，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肯定俄罗斯1994年后真正停止了其生物武器研制计划。（本文上一期《生物武器发展》的第三篇《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威胁》附录中有冷战时期苏俄生物武器计划的详细内容）
美国防部生物技术计划中可能的进攻性应用研究项月包括：使疫苗无效的生物战剂、诊断闲难的生物战剂、超级毒素、生物战剂气溶胶施放、生物战剂的生物媒介、新生物战剂、耐约生物成剂、生化(激素)武器、增加毒素生产能力等。
其中，微胶囊化生物战剂和毒素气溶胶化用以评估进攻可能和防护工具的效果、气溶胶施放数学模型、气溶胶免疫方法、药物及神经毒抗毒剂的气溶胶施放、工业化规模生物生产设备、百万份数量的疫苗贮存、昆虫媒介等都很可能与进攻性目的有关。
法国1995年技术评估报告、美国核防护局1996年研究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1996年《武器护散威胁》报告、美军1996年《未来战争》研究报告等称，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被怀疑有生物战计划的国家(地区)增加了一倍：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以色列、埃及、古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南非，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均可能拥有生物战计划。
美、英、俄、德、瑞士、瑞典等国1996年递交的政府专家报告称，“基因工程生物战剂的潜在威胁增大”“种族基因武器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毒素基因武器的理论可能性在增大”。“种族基因武器在现论上是完全可能的，但其发展是否会超过其理论可行性，目前还不清楚。”“毒素基因武器的理论可能性在增大。天然的毒素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藻类等产生，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完成了20多种具有潜在军事价值的毒素的基因克隆和表达。”
虽然到日前为止还没有关于用基因工程技术增强天然毒素毒性的事实报道，但许多国家政府专家当时在1996年科学技术报告都认为，“理论上，通过基因重组发展混合型毒素生物战剂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何况可供军事选择的天然毒素已经很多”。
俄罗斯科学家1996年透露，俄已用基因工程方法研制出一种“超级炭疽毒素”。美国防部1999年有报道称，以色列正在研究针对阿拉伯人的人种基因武器。1997年7月有报道称，英国已组织了由军事专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研究种族灭绝性基因武器的可能性及其对策。
《公约》允许为防御性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但事实上，进攻性和防御性研究的界限很难界定。
1990年英国《防止生物军备竞赛》指出，美国军方资助的项目中“可能的进攻性发展的活动包括：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政策分析，有研究与发展生物武器的详细预算准备，有研究与发展预算表决，有研究与发展的人员补充，有研究机构和基金合同研究的组织，有生物战剂研究项目的选择，有生物战剂发展项日的选择，有发展机构的选择，有大规模战剂生产技术的发展，有目标脆弱性研究，有武器载体或媒介研究项目选择，有战法使用理论的发展，有生物战进攻队员的技术训练(是其训练大纲的一部分)，有生物战模拟演习(训练大纲的一部分)。”
由于美国等率先进入军事变革的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常规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使得一些弱小国家可能采取以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与之抗衡的策略。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97年报告称，由于军事技术革命的不均衡性，生物武器可能被一些不发达国家看成是最经济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可用以与核武器抗衡。
英国化学生物武器防护权威顾问肯顿1995年称，“生物战的威胁并未消除”。澳大利亚科学技术组织三防主任克龙1996年称，“对生物战爆发的可能性日益担心”。美军埃奇伍德研究发展与工程中心化学生物防护令部顾问华德士博士1998年称,“生物武器已成为对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1997年发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险评估》报告提出了3个主要观点:第一，虽然仅少数国家致力于发展生物武器，但主要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不稳定地区，如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第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使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危险，尤其是美国;第三，苏联解体加剧了生物武器技术的扩散。
美国中央情技局1997年的《化学生物威胁》报告称，世界上大约有400家公司生产能用以制造化学和生物战剂的两用设备。澳大利亚25国集团已经正正式通过控制生物细菌、病毒毒素和两用设备的出口法令。
报告详细介绍了制造化学和生物武器战剂所必用的两用设备的各种型号，如发酵罐、离心分离机冷冻干燥机、活微生物密闭设备等，并介绍了生产这类设备的许多公司。认可了可能非法设备的准则。在生物武器方面,潜在非法设备可能包括:100L左右的发酵罐,特殊密闭设备,以及生物战剂和毒素的侦检分析系统。
尽管如此，欲防止生物武器专家外流及其技术和设备的扩散，依然非常困难。（本文本期《生物安全应对》的第七章《生物安全国际合作》附录为TheAustraliaGroup（澳大利亚集团）完整的资料与禁止出口产品目录）
21世纪，伴随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国际社会面临更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生物恐怖、生物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已将生物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全面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各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安全有效充足的疫苗、药物、诊断检测试剂和治疗设备等医学应对措施储备及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是应对生物恐怖、生物武器袭击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增强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加速战略储备，提升国家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面对2001年恐怖袭击和炭疽生物恐怖的现实性，美国急需充足的医学应对措施产品储备以及增强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化生放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对美国公众造成的健康损害。
多年来，在被美国怀疑为有生物武器计划的国家名单中，特别强调的是那些所谓的“缝隙国家”(nichestates)，这些国家没有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常规军事力量，但却“拥有可能诉诸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资源和技术”。例如常被列入此范围的有朝鲜和古巴，此外还有伊朗，在2003年之前还包括伊拉克和利比亚。
在其他名单中，所列入者并非都是敌视祝美国的国家和地区；有些，比如中国的台湾省，是受美国支持的。也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军事力量有限的小国，被认为可能支持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分析家们和军控组织所编制的大部分名单中还包括以色列。对其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历史外界所知甚少，其与美国的联盟(包括军事援助)看来使其得以免受美国对其目前有关活动的调查。
以色列与其他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拒绝成为《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国，它虽是《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但含有这样的保留：对于以下敌国以色列将不再受条约约束，“如该国的武装力量，或在其领土上活动的其盟国的武装力量，或正规军或非正规军，或组织或个人，没有履行本条约所提出的禁令”。叙利亚、约且和利比亚一直也坚持类似的保留，特别是要求有对以色列实行反击的权利。
与其他类似的国家相比，对伊拉克和种族主义南非的生物武器计划人们的了解就要多得多了。在冷战期间，在其计划开始的时候，两国都签署了一些条约。伊拉克参加了《日内瓦议定书》，签署了但没有批准《生物武器公约》，直到在作为1991年联合国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的要求下，オ予以批准，但它没有参加《化学武器公约》。南非参加了《日内瓦议定书》和《生物武器公约》，1995年在政权更迭之后又加入了《化学武器公约》。
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对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无视法律的特点并没有很在意。伊拉克在冷战时期在美国和苏联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常规车事力量是对其所在地区的一个威胁。比如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用化学武器(催泪瓦斯、芥子气和神经毒气)对付伊朗军队，1987年和1988年它曾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库尔德的村民。伊拉克为夺取它所称的传统国土而对科威特的入侵引发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停火协议和萨达姆政权的最终垮台。
由瑞典大使洛尔夫埃库厄斯(RolfEkeus)领导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促进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消除，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负生物武器责调查可能存在的核武器并成功地发现和销毁了伊拉克在这方面的初期成果。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有着双重的目的，一是解除伊拉克的现有武器装备，二是继续当前的监测与核査，以防止其重新获得受禁的武器。
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小组收集了确凿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该委员会对伊拉克技术与科学物资进口部在生物培养基购买方面的详细跟踪显示，1988年进口了39吨，后来又有数吨运达，保存期为四一五年。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那一时期伊拉克的医院、医学实验室和制药工业的需求。
1995年，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发现面前，伊拉克政府被迫承认曾制定一个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并提供了所生产的生物媒介的数量的资料。伊拉克人声称，其所有的生物媒介都已经销駸，并否认曾把它们装入炸弹。
该年8月份，萨达姆的女婿、前政府高级官员侯赛因卡玛尔(HusseinKamal)前往约且，在那里向埃库厄斯简要报告了伊拉克生物媒介的研制情况，并称该计划已经中止。伊拉克的官员们作出安排向特别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资料，在卡玛尔的农场的一个养鸡房中，调査者发现了一箱书面报告，以及微缩胶片、计算机磁盘、录像带和被禁武器的照片。“
伊拉克官员于是承认曾用生物媒介装填炸弹：有5枚飞毛腿导弹装了炭疽热菌，16枚装了野兔病病菌，4枚装了黄曲霉毒素(这是有些令人不解的事情，因为此种毒素是一种慢性致癌物质)。他们还承认炸弹和飞机用的空投箱式气雾发生器是生物武器武库中的一部分。此后特别委员会加紧了监察，进行了一百多次现场调査，其中20次是在所称的位于阿尔哈卡姆(AlHakam)的生物生产地进行的，1996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伊拉克销毁了该设施。
根据伊拉克自身的证词，早在1974年它就已在探索制定一项生物武器研制计刘。炭疸菌专家、微生物学家纳赛尔阿尔辛达维(NassiralHindawi)被推为伊拉克生物武器之父。伊拉克的一些科技人员曾在西方的大学里读本科和研究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微生物学家里哈拉什德塔哈(RihabRashidTaha)是与联合国视察人员进行接触的主要负责人。
1984年，一群生物学家开始在一个化学武器军事工业综合体中进行研究，其做法是仿照英国、美国和苏联生物武器的研发模式。1988年伊拉克建立了阿尔哈卡姆工厂，批量生产炭疽热、野兔病毒素，后来又生产病毒。依靠其石油方面的收入，它获得了建设或购买必要的技术包括购买发酵桶、炸弹、导弹和飞机的资金。
80年代，在美国商业部的批准下，伊拉克从美国的菌种收藏部门购买了四种炭疽菌种。超级大国所使用的其他病原体和毒素也出现在伊拉克兵工厂的档案上:野兔病病菌、肉毒菌毒素、普鲁氏菌、麦锈菌、黄曲毒素和蓖麻毒素等。伊拉克还对骆驼痘、轮状病毒、出血性结膜炎和单端孢霉烯真菌毒素(即80年代传说的“黄雨”)进行了研究。
卡玛尔1995年在约旦的采访中称，所有这些活动都已经结束。他说，因为担心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到来，他已于1991年下令销殿伊拉克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对于生物媒介和武器，他坚称“什么也没有剩下“。
据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査德巴特軌〔(RichardButler)说，伊拉克未予以充分配合加上联合国的内部分歧，二者阻碍了核查的进行。“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主张认可伊拉克的裁军工作，结束对其的经济制裁。美国视察员斯科特里特(ScottRitter)辞职抗议的做法，使人怀疑美国试图利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促进其情报的收集，巴特勒对此予以否认。
1998年12月15日，由于与伊拉克的关系恶化，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小组从伊拉克撤出。紧接着，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四天惩罚性空袭(沙漠之狐行动)。联合国特別委员会有关伊拉克的最后报告显示，有关伊拉克遵守条约的文件有缺失，“伊拉克没有提供其已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证据。委员会所收集的证据和伊所提供资料的缺失使人对伊拉克所称的它”已完全消除”了生物武器计划的说法产生严重的怀疑。
直到1995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仍称，伊拉克试图掩盖其生物武器计划的整体情况，祈助于“当场散谎、规避、胁迫、伪造文件、虚报地点和人员，在完全、彻底、全部揭露(FCD)问题上玩弄欺骗手法”。
但是到1998年时为止，人们对伊拉克产生的怀疑乃是由“资料缺失”引起，而非任何证实的生物武器证据。
南非的政权更迭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民主，使人口占多数的黑人有了选举权，同时也使外界获得了有关其生物武器计划的重要资料。新政府主动向外界公开其化学和生物武器联合计划，法庭开始了提供更多信息的法律程序。
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美国领导人常常拿伊拉克的不合作与南非主动掲示本国的历史情况进行对比。不过南非所做的也不是完全理想的，有关其武器计划和活动，包括国内的和跨国界的，还有许多需要了解。
南非的计划虽然与日本的计划不同，但也是针对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平民百姓的，意在使其屈服或灭绝。
1978年，前国防部部长PW伯塔(P.W.Boha)当选为南非总统。他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充军队、警察和特别作战部队以“总体国家战略”(totalnationalstrategy)对付来自非洲国民大会、罗德西亚起义和邻国游击队的“全面攻击”的恐怖袭击。不久，一位叫伍特巴松(WouterBasson)的军医被派遣出国学习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知识。
1981年，南非为应付对于其种族主义政府和种族隔离政策(它已经使英联邦和西方与其疏远)的政治威胁，开始进行一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联合研制计划。由于苏联、古巴和中国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罗德西亚(津巴布韦)和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等国的黑人解放运动，南非自我标榜为反共产主义的堡坐，企图借助受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官员支持的南非国防力量支撑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政权。
1981年伯塔任命巴松为新武器计划代号为“海岸计划”(Pro-jectCoast)的负责人。“海岸计划”虽隶属于南非国防部军医总处，但巴松很少受到监督。南非的一些大学和工业企业参与了秘密研制计划。该计划很可能在生物武器研制方面与以色列进行了交流，后者也像南非一样有着被包围的感觉。
1982年至1987年间是“海岸计划”的发展时期，其间研发了一系列生物媒介(如炭疽热和霍乱病病菌、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肉毒杆菌毒素等)，计划(多半从未实施)建立一个大型的秘密生产基地。
抗暴乱媒介是一类特殊药品(包括催泪瓦斯、镇静剂、BZ致幻剂等)，美国在60年代生产和储存了很多这类药品，但后来放弃。这类“失能毒剂”被用来杀害了数以百计的南非囚犯，其尸体(没有明显的暴力痕迹)被用飞机投入海中。
有报道说“海岸计划”曾计划(尽管是不大可信的)研制“黑弹”(blackbomb)，这种炸弹能在闹事的种族混杂区内有选择性地杀死黑人叛乱者，或使其致残。用药品或疫苗暗中使黑人绝育看来是另一项计划的目的。
冷战的结束、F·W德克勒克(F.W.DeKlerk)1989年的当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和非洲国民大会1994年在政治上的崛起等，导致南非化学和生物武器计划的终结，核武器计划也随之云散。
在南非政府的最后年月里，英国情报部门发现巴松有时到利比亚去充当顺问，他也经常到东欧和伊朗去旅行，并与美国的种族主义民兵同情者建立联系。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视之为可能向敌国和恐怖分子出售情报的“不定数”科学家。美国和英国政府要求曼德拉政府(它没有限制巴松的法律手段)重新雇用巴松。
1997年，曼德拉总统要求“海岸计划”的历史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的听证审查。虽有某些政府限制上的阻碍，听证会还是得以进行，曾参与过计划的科学家们和管理者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令人吃惊的工作，以及用于破坏和战争的情况。巴松本入在最后一天行将结束前几个小时才露面，他只作了简短而闪烁其词的证言。
接着，1999年10月开始了对巴松的刑事审判，该审判延续至2001年4月。曾公开支持过“海岸计划”的法官本人开释了对巴松的所有指控。公诉者立即上诉要求由一名新法官重新进行审判，这又导致了数年的司法审查，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公开的审査、直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词及对巴松的审判仍然揭露出了有关秘密武器计划的重要情况。
1995年3月20日，就在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奥姆真理教分子在东京地铁站释放了神经毒气。所用的工具不过是用雨伞扎出许多洞的多用途塑料袋。结果除了导致12人死亡外，有一干多人住院治疗，另有数干人需要医护。
此前八个月，在长野县松本市的邪教分子也释放了毒气，导致7人死亡。美国虽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进一步的调查揭示，邪教分子曾试图在公共场合施放炭疽孢子但没有成功。该教在纽约市设有分部，并计划在那里和华盛顿地区进行袭击。
美国联邦调査局接触过一个邪教组织利用病原体从事破坏活动的事件。
1984年，印度邪教在俄勒冈州基地的成员曾秘密地在当地的10个沙拉餐馆和咖啡馆中投放从美国医药供应公司购得的沙门氏菌属，该事件导致751人中毒。第二年该组织解散时，一名成员主动作了坦白，他揭露该活动是企图阻止当地选民对印度邪教发展的制约。在他坦白之前，这起案件曾被说成是由餐馆的卫生条件差造成的。
奧姆真理教的组织是全球性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该教招募了3万成员，在澳大利亚、德国、台湾及前南斯拉夫等地有两万人以上。与其他恐怖组织不同，奥姆真理教吸引科学家参加，以探索利用其他致命媒介包括核武器的可能性。该教的目标是假充天神启示，预言腐朽的秩序要灭亡，一个纯洁的社会将取而代之。
该邪教袭击得手大多是因为日本政府不愿意对该国的多种教会团体进行干涉，日本也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使得可以对拥有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人提起起诉。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日本法庭才判处了九名真理教成员死刑，进展缓慢的程序使邪教头目麻原札晃在狱中道遥了近10年后オ被判以这一刑罚。
奥姆真理教及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对美国有关全球恐怖威胁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被视为有以下种种特点：假借天神启示，跨越国际，拥有研制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财力和科学技术。
19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导致住房的过度紧张和公共水供应不足，这些状况导致霍乱、痢疾、结核病、流感、黄热病和疟疾的反复暴发。20世纪美国传染病的死亡人数显著下降，这种下降主要由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显著下降，导致期望寿命增加了29.2岁。
1900年，美国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0.4%，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例只有1.4%。
1900年，美国导致死亡的3种主要疾病是肺炎、结核病、腹泻和肠炎，加上白喉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其中有40%是5岁以下的儿童，而1997年，心脏病和癌症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4.7%，肺炎、流感和艾滋病死亡占4.5%。
1981年初次认识的艾滋病感染形成流行，造成全球3300万人感染，估计死亡1390万人。这些插曲说明了传染病死亡率的多变性和疾病紧急事件的不可预料性。
尽管有这些进步，但20世纪仍然发生了许多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性暴发流行，其中之一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1年内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50万人,死亡率达95010万，超过任何一次世界战争的年死亡人数。
20世纪控制传染病的公共卫生行动是建立在19世纪对许多严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得益于卫生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抗生素的发现、全球儿童免疫接种方案的实施。科技的发展起了主要作用，是今天疾病监测和控制系统的基础，科学发现也有助于对人类与微生物相互关系的新理解。
进入20世纪,由于贯彻国家卫生政策、公共卫生条件改善，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大多数开始下降了。
1900年美国45个州中有40个州建立了卫生局，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县卫生局。从30年代到50年代，州和地方卫生局在疾病预防活动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处理、食品安全、废弃物处理和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20世纪早期饮用水开始进行氯化和其他处理，其他公共卫生活动也开始普遍开展，水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结核病控制项目的开展，结核病发病率也下降了。
1900年每10万美国人中有194人死于结核病，大多数是农村居民，直到1940年抗生素疗法发现之前，结核病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其死亡率已经下降到10万分之46。
动物和害虫的控制也导致疾病下降。
由国家支持、各州协作接种疫苗和动物控制项目消除了狗与狗之间狂犬病的传播。曾经一度流行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疟疾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地区性蚊子控制项目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鼠疫发病也减少了。
美国海运医院服务（后来发展成为公共卫生服务）推动了轮船检疫监督和啮齿动物及媒介控制活动。1924年到1925年在洛杉矶发生了美国最后一次与鼠类有关的疫情暴发，这也是美国最后一次人与人传播的肺鼠疫暴发。
美国许多疾病通过疫苗免疫运动被消除，如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等。随着白喉、破伤风类毒素和百日咳联合疫苗获得生产许可，州和地方卫生局疫苗运动的初步目标定在贫苦儿童。1955年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导致州和地方儿童免疫项目联邦资金的建立，1962年建立了联邦合作免疫项目来支持儿童免疫疫苗的购买和管理。
在20世纪的前75年，人类成功降低了许多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由于艾滋病的出现和结核病的复燃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全球传染病又有回升，许多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使传染病重新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为了进一步控制传染病，美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系统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挑战，包括新发现传染病、老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大型食源性疾病的暴发、疾病的耐药性等等问题，慢性病也是一个大问题。
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某种疾病同时具备高传染性与高致死性，但历史上有很多实例证明，这两种特性可分别实现，如1918年大规模传播的流感、狂犬病和败血症鼠疫在未治疗情况下死亡率近100％。
有研究表明，水痘和单纯疱疹病毒1(herpessimplexvirus，HSV．1)病原体可感染>95％的人口。但是也有理论表明，自然进化的病原体同时具有高传染力、高致病性但全球广泛分布的可能性很低。
此时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工合成的同时具备高传染性与高致死性的病原体了。
实验表明，经过基因编辑的鼠疫基因可达到100％的致死率并使针对其治疗的疫苗无效。除传播率和致死率外，其他疾病特征，如潜伏期、存活条件和可用载体也能通过生物技术进行修改。
这些实验虽具有科学价值，但其潜在威胁仍令人担忧。历史上曾有国家借助尖端科学技术来设计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威胁更大的生物战剂，如在前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中（本文上一期《生物武器发展》的第三章《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威胁》附录中有冷战时期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详细内容），就包括利用当时的先进技术研发具有高耐药性及其他特征的病原体。
随着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其生物战剂的投送能力也将受到尖端技术发展的影响。虽无证据表明国家层面的生物武器计划有直接试图开发或部署生物武器的目的，但是根据吓阻理论(deterrence，亦称威吓理论)和相互保证毁灭(mutual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亦称共同毁灭原则)的逻辑，这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或破坏《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此外，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在对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他们实验室里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人受到感染，死伤上千人。大约十几年前，前苏联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斯维德洛夫斯克)炭疽杆菌泄漏造成上千人的感染死伤事件。这些就是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相继，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前苏联、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也建造了不同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为了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减少实验室事故的发生。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出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一版)(LaboratoryBiosafetyManual)，1993年WHO发布了该手册的第二版，由7个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典、英国、澳大利亚、苏格兰)和WHO的生物安全专家和官员编写而成。
2002年WHO又发表了该手册的第二版的网络修订版，2004年正式发布了第三版。WHO深刻地认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和对世界人民所应尽的责任，《手册》在生物安全管理、实验室的硬件(如实验室设施、设备和个人防护)和软件(如具体的标准操作规程SOP)的要求都十分具体明确。
这些要求都是吸取了各国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各国的惨痛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各行各业和各国的各个部门的这些要求，都是硬性规定，并通过各国国家卫生系统推行和贯彻。
2004～2014年，美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数量增加了约2倍，美国国会下属调查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201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美国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或农业部注册的研究“特殊病原(SelectAgents)”的实验室有415个，而这些“特殊病原”主要指以下3类：
同时实验室事故也与实验室的数量成正比例增长，USAMRIID在2006～2009年分别发生了8、9、20和17起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美国CDC2012年报告显示，2004年美国仅发生了16起特殊病原实验室病菌丢失或泄露事件，而在2008年和2010年则分别为128和269起。从上述事实和数据可见，美国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生物安全隐患日益严峻。
历史上，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曾企图利用生物武器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幸运的是，迄今为止，非政府行为体缺乏引起灾难性生物武器威胁所需的能力，但随着生物技术变得更易被掌握、获取，经验丰富研究人员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改变。因此，国家对生物实验室的管控需要高度重视，并加大管控力度。
生物犯罪是指出于报复或敲诈勒索而非政治、思想、宗教或其他信仰的动机，针对个体或小群体使用生物剂使其死亡或患病的犯罪行为。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制剂泄露造成的人员伤害和影响远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恐怖袭击大。2015年度一项针对生物安全风险和收益功能获得研究，详细描述了1990——2015年的24件生物犯罪(0.96件／年)，以及1972—2014年的42件生物恐怖主义事件(1件／年)，与其他预测生物犯罪和生物恐怖主义频率(0.35—3.5／年)的报道一致。（本文第一期《公共卫生事件》的附录中有冷生物犯罪与生物恐怖主义的详细内容）因此该研究认为，近年来生物犯罪和生物恐怖主义风险有限。
从摩苏尔到科克斯巴扎尔，从霍乱到鼠疫，2017年充满了由冲突、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造成的突发卫生事件。如果我们不加以防范、预防和及时应对，则2018年可能会更糟糕。以下列举的只是我们可能面对的全球卫生威胁中的一部分。许多这类危机是完全可以预防的，而且通常是人为的。
流感大流行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下一次全球流感疫情是一个“何时”而不是“如果”的问题，并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场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摧毁1%以上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自从西班牙流感导致多达1亿人死亡以来，已有一百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路。我们现在有办法在流感来袭时加以检测和应对。世卫组织每年都会推荐候选疫苗病毒以保护世界各地的人们免受季节性流感的侵害。110个国家的150多个公共卫生机构共同开展全球监测和应对工作。但是关于流感的一切都不是可预测的，包括无法预知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出现的方式和地点。
自2014年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简称国际兽疫局），已经收到了41次在鸟类中暴发H5和H7禽流感疫情的报告，这些疫情由7种不同种类的病毒引起，影响了非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东的20多个国家。其中几种病毒是仅在过去几年在野生鸟类或家禽中传播过的新病毒。
一些通报给国际兽疫局的疫情仅包括野生鸟类。2003年年底亚洲暴发高致病性H5N1型禽流感大规模疫情后病毒监测和实验室检测都经过了提高和改善，该类通告对于上述工作具有指示性。
2013年3月31日中国报告了世界上第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据中国政府调查认为最早出现的疑似症状发生在二月中旬。该次事件也标志着H7N9亚型第一次在人类、家禽或其它动物中发现。
迄今为止，已经报告了602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227例死亡，大多数发生在中国大陆。这一总数包括台北疾控中心报告的4例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防护中心报告的13例。马来西亚于2014年报告了一例中国游客发病，加拿大报告了2015年1月有两名从中国回来的游客有轻微症状病例。
流行病学模拟图显示2013年3月和4月病例数出现了急速上升，而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仅报告了两例病例。政府在四月份关闭了数家活禽市场可能对这一降低有积极作用。第二拨感染于十月份缓慢出现。
2014年出现了相似的季节性模式，但该年度病例集中暴发于一月份，与2013年相比这一暴发显得更早、病例数更高，且2014年春季也报告了比2013年更多的病例。同样2014年的病例也于当年夏季停止，并于十一月再次缓慢回升。2015年1月又出现了病例增长，但较2014年同一月份速度有所下降。
与H5N1病毒相似，H7N9病毒会引起人类严重的疾病。但与H5N1病毒不同的是，H7N9病毒并不引起鸟类的疾病或死亡。由于受感染鸟类没有发病征兆，造成人类缺少对人感染病例提高警惕的预警信号，而其结果是在发现人感染病例后才开始在鸟类中寻找该病毒。
据观察，大多数报告的人感染该病毒病例，患者发病之前都发生过与活禽或受污染环境比如活禽市场的直接接触。另外详细的研究显示接触到活禽或禽类市场是造成H7N9感染的风险因素之一。
所有证据表明H7N9不会轻易发生人际传播，而与H5N1病毒相比更容易在禽类与人之间传播。
在少数的人感染病例中，并不排除发生人际传播的可能性。但是所有的传播链都很短，也没有更多证据显示会在更广大人群中传播。
约有36%报告的人感染病例是致命的。目前还不知道那些未出现症状或轻微症状的病例是否致命。但无症状和轻微症状病例表明死于该感染的比例会较低。
高致病性H5N1型禽流感自2003年在亚洲发生家禽疫情以来一直持续出现，目前仍在几个国家流行，是引起人类健康最大忧虑的动物流感病毒。从2003年底一直到2015年1月，16个国家共计报告了777例实验室确认的人感染H5N1病毒病例给世卫组织。在这些病例中，428例（55.1％）是致命的。
在过去两年，在发现H5N1病毒后又相继发现了H5N2、H5N3、H5N6和H5N8病毒株，这些病毒目前在世界各地流行。在中国，H5N1、H5N2、H5N6和H5N8病毒目前正与H7N9和H9N2病毒一起在鸟类间流行。
H9N2病毒是该病毒集合中的重要成员，它担任了H5N1和H7N9病毒内部基因的“捐助者”。在过去四个月，中国发生了两例人感染H9N2型病毒。两例感染症状较轻微并且病人现在已完全康复。
病毒学家解析了最近新出现病毒的增长过程，有迹象表明目前一并传播的流感病毒有迅速交换遗传物质形成新毒株的趋势。H5亚型病毒已经显示出较强的病毒“重排”参与能力。
流感病毒的基因组被细致分割为八个单独基因，当鸟类或哺乳动物合并感染多种不同的病毒时这些基因能像洗扑克牌一样排列组合。随着对18HA（血凝素）和11NA（神经氨酸酶）亚型的了解，我们发现流感病毒能不断更新，形成惊人数量的各种组合。现在病毒的组合速度呈加快趋势。
比如最近在加拿大家禽和美国野生鸟类中检测到的H5N2病毒在基因上就和亚洲流行的H5N1病毒不一样。这些病毒是包含欧亚H5N8型病毒的基因结合体，似乎是在2014年下半年在太平洋鸟类迁徙路线上带来的，同时该病毒也包含北美流感病毒的基因。
目前对于这些新型病毒引起人类感染的可能性还了解很少，但已经发现了一些单独的人感染病例。例如，高致病性H5N6病毒是一种新的重排病毒，于2014年3月第一次在中国家禽市场发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也于三月份发现了第一例家禽病例，紧接着四月份越南也报告了新病例。基因研究显示H5N6病毒是广泛在鸭子中传播的H5N1病毒和H6N6病毒交换基因后的结合体。
中国于2014年4月发现了全世界第一例人感染H5N6病毒，该病毒有致命性，紧接着于2014年12月报告了第二例严重的人感染该病毒病例。2015年2月9日，报告了第三例致命的人感染H5N6病毒病例。
这些新病毒出现后，特别是有了具备与其它病毒交换基因倾向的H5和H9N2病毒后，使该类病毒形成了一个基因库。动物与人类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预料的威胁。
在埃及发生的人感染H5N1病毒病例从2014年11月起迅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1月和2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从11月份至2月23日，埃及报告了108例人感染该病毒病例和35例死亡。从2003年下半年有国家开始报告人感染H5N1病毒病例至今，埃及这一时期的病例数比任何单一国家报告过的年度总数都要高。
据粮农组织统计，2015年1月18日至2月7日之间在埃及27个省中的20个省共发现了76例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在这次疫情中，大多数（66例）发生在家禽身上。
埃及的卫生和农业官员在该疾病上有丰富的经验。在他们看来，一是因为这次H5N1病毒在家禽中的传播，二是因为有大量饲养小群家禽的家庭没有足够知识预防卫生风险，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次新病例激增的原因。
2月10日，埃及政府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例三岁男孩感染H9N2病毒的病例。该男孩症状较轻微并已完全康复出院。但这表明H9N2确实在与H5N1病毒会共同传播，引起了大家的关切。
从2014年2月开始，在北美和欧洲的重要季节性病毒H3N2病毒的基因组成和抗原特征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在流感季节传播的多数病毒逃过了疫苗的防护，该疫苗是为之前具备完全不同特征的病毒设计的。
自2004和2005年流感季节以来，纽约的研究人员就开始进行年度疫苗有效性估测。目前获得的疫苗有效性评估数据在10％到60％之间，大部分年份的有效性都达到了40％到60％。这说明我们还需要效果更好的疫苗。
更多的国家实验室目前已经配置了设备和人员，并且人员也都经过培训可进行病毒早期检测、分离和定性。在世卫组织系统实验室的支持下，世卫组织愿意为世界各地感兴趣的实验室提供免费的H5和H7亚型季节性流感病毒的诊断试剂和检测包。
经历过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国家已经充分了解了该疾病并具备了快速检测病例的机制，还能迅速追踪疑似感染源，监测密切接触者症状以及人际传播证据。
日常审批程序的快速通道也已经建立。在欧洲使用“模拟”疫苗的进一步研究也能大大提升审批的迅速，这些研究使用的流感病毒株都是采用最近没有在人类间传播的毒株来模仿可能出现的新流行病毒。
现在关于大流行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是充足的。这些数据是在130次H5疫苗及预防H5和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基础上得出的。更多的抗菌药比如帕拉米韦以及那尼纳米韦、奥司他韦和扎那米韦现在都可以获得，用来治疗流感并减少感染的严重程度。
在最后的分析中，如2009年H1N1流感流行期间所显示，在下一次大流行期间卫生系统的总体响应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响应会对可获得疫苗和其它医疗干预对人民的预防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急需建设一些关键能力，包括充足的储备和供应渠道，迅速将服务扩大到所有年龄段人群的能力，完备的实验室系统，充足的工作人员数量和病床数。开展大规模公共教育活动所取得的经验和公众对卫生系统的信心都是重要财富。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缺乏上述这些能力和支持。
尽管全世界已经为下一次大流行做了更好防范，但其实仍然很脆弱，特别是在有严重疾病流行时。流感是不可预测的，包括下一次大流行暴发的地点和以哪种病毒为主都不确定。2009年的大流行相对轻微，这对于世界来说是幸运的，但不会每次都这样好运。
世卫组织及其合作的实验室将继续帮助各个国家加强它们的预警、监测和应对能力。世卫组织从2007年开始实行质量保证项目，以维持全球流感病毒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并于每年分一到两次对各国提供免费的试验检测材料。为了进一步加强各国能力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2014年投入了近1700万美元。
虽然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病毒学研究来辅助检测，了解新病毒，评估病毒流行风险及追踪国际传播，但仍需要加快研究速度。
流感大流行是目前所了解的最大的全球传染病事件。全球各国团结一致防范该威胁，符合每个国家的最高利益。
冲突继续蹂躏全球的卫生系统——从也门到乌克兰，从南苏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交战各方越来越多地攻击卫生机构和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许多地方，更多的人死于可治疗和可预防的疾病和慢性疾病，而不是子弹和炸弹。人道主义者往往无法提供人们迫切需要的救生食物、水和药物。化学和生物攻击也是战争中的重大风险。
叙利亚冲突进入了第七年。过去六年中，该国平民获取卫生保健服务的情况严重恶化。叙利亚一半以上公立医院和初级卫生保健中心或已关闭或仅部分运作。几乎三分之二卫生保健工作者逃离了该国。运作中的许多卫生设施缺乏清洁供水、供电以及充足的医疗和手术用品。
抵达运作中的卫生设施对于大多数叙利亚人而言，不论其住在哪里，都是一项挑战。尽管目前处于停火状态，但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仍不能定期前往难以抵达地区的社区。此外，最新数据表明，2016年全球三分之二以上袭击卫生保健设施的事件发生在叙利亚。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PeterSalama博士说，“叙利亚的大量卫生需求仍未得到满足，支持卫生人力和卫生系统的资源已经达到极限。”影响获取的许多障碍依然存在，包括医疗保健工作者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药物、用品和设备的供应等。今天是叙利亚战争开始的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悲伤的日子，同时在更多的生命消失之前，世卫组织呼吁允许有计划且不受阻碍地进入所有地区，以便提供救生药物、疫苗和医疗用品。
尽管存在障碍，世卫组织仍继续支持开展卫生保健服务，包括提供药物和用品，培训余留的卫生工作人员，并通过医疗队和流动诊所跨越火线和边境提供服务。
在希波克拉底第一次记录霍乱弧菌2000多年后，该细菌在世界各地滋生繁衍。这本是一种容易预防和治疗的疾病，但在饱受贫穷与冲突的社区每年可导致近10万人死亡。
霍乱是由摄入受霍乱弧菌这种杆菌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感染。霍乱的潜伏期短，从不足一天至五天，并产生肠毒素，造成大量无痛水泻，如不及时给以治疗，可迅速导致严重脱水和死亡。大多数患者还出现呕吐。
2017年，通过使用口服霍乱疫苗在孟加拉国、喀麦隆、海地、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和南苏丹九个国家保护了440万人。2018年，世卫组织将支持开展类似的运动，同时还将促进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并改善个人卫生状况。
由于将白喉疫苗作为常规免疫规划的一部分予以广泛使用，已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消除了这一传染性呼吸道疾病。但是，在卫生保健服务存在显著差距的国家，白喉正卷土重来，令人担忧。
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也门和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都在2017年报告了白喉疫情，要求世卫组织在应对行动、技术指导以及白喉药物和疫苗的供应方面提供支持。
世卫组织警告称，白喉正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难民中迅速蔓延。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卫生合作伙伴已经通过临床表现诊断了110多例疑似病例，其中包括6例死亡。
世卫组织驻孟加拉国代表NavaratnasamyParanietharan博士说：“这些病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一人群十分脆弱，其疫苗接种覆盖率低，生活环境可能是霍乱、麻疹、风疹和白喉等传染病的滋生地”。“这就是为何我们在昨天结束的运动中用口服霍乱疫苗对70多万人，以及用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对逾35万名儿童实施了保护。现在我们必须处理白喉问题”。
自2017年8月以来，从邻国缅甸暴力事件中逃离的逾62.4万人聚集在人口稠密且难以获得洁净水、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的临时安置点。这一人数还在不断上升。
世卫组织正与孟加拉国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合作，通过有效治疗和适当预防来遏制这一高度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的传播。他们在携手支持患者诊断和治疗，确保药物的充足供应，并准备利用五价疫苗（DPT-HepB-Hib）和肺炎球菌疫苗为所有6岁以下儿童开展一次接种运动，使人们得到白喉和其它疾病保护。正在对疫苗接种人员开展培训。
世卫组织已经采购了首批1000瓶白喉抗毒素，预计在本周末运抵孟加拉国。抗毒素可以中和该致命细菌产生的毒素，它与抗生素结合起来，可挽救白喉感染者的生命。
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2亿多例疟疾病例，死亡人数超过40万人。蚊子传播疾病造成的死亡约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余发生在东南亚、南美、西太平洋和东地中海。在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战争更多。其它与疟疾作斗争的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索马里。
《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在全球疟疾控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进展停滞了。据估计，2016年疟疾病例数比2015年多500万。疟疾死亡数量约为44.5万，与之前一年类似。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表示：“近年来，我们在对疟疾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如果不紧急采取行动，就有可能倒退，导致无法实现2020年及以后的全球疟疾目标。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技术战略》呼吁，到2020年将疟疾病例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至少40%。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疟疾报告，全世界或不能如期实现这些关键的里程碑。主要问题在于国内和国际资金不足，导致不能充分提供药浸蚊帐、药物和其它救命工具。
据估测，2016年，全球共投入27亿美元控制和消除疟疾，远远低于实现世卫组织全球疟疾战略2030年目标所需的到2020年每年投入65亿美元的水平。
2016年，流行国政府提供8亿美元，占总供资额31%。美国是疟疾控制规划最大的国际捐助方，2016年提供10亿美元（占全部疟疾供资38%）。其它主要捐助方还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
《报告》显示，2016年，在91个国家发生2.16亿疟疾病例，高于2015年的2.11亿例。2016年全球疟疾死亡总数达44.5万，之前一年是44.6万。虽然疟疾新发病例率总体上已经下降，但自2014年以来下降趋势趋缓，且在某些地区有所逆转。疟疾死亡率趋势类似。非洲区域仍占全世界疟疾病例和死亡总数约90%。15个国家（除一国外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疟疾负担的80%。谭德塞博士说：“显然，如果我们想让全球应对疟疾工作回到正轨上来，必须集中精力支持非洲区域受影响最大的国家。”
在大部分受疟疾影响的国家，使用药浸蚊帐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预防感染方式。据估计，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54%面临疟疾风险者使用药浸蚊帐，而2010年是30%。但是，《报告》也显示，自2014年以来，药浸蚊帐覆盖率提高的速度降下来了。
在居所墙壁范围内喷洒杀虫剂也是预防疟疾的有效方式。根据《报告》，得到这种方法保护的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度下降，从2010年的1.8亿下降到了2016年的1亿，其中非洲区域下降幅度最大。
非洲区域公共卫生部门的诊断检测数量显著增加：2010年36%疑似病例接受检测，到2016年该比例已上升为87%。大部分（70%）因疟疾在公共卫生部门就医的患者得到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这是最有效的抗疟药。
但是，在很多地方，到公共卫生系统获得救治的人数仍然较低。非洲区域开展的国家级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34%）发烧儿童被带到公共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就医。
《报告》指出，全球应对疟疾工作还面临其它挑战，包括疟疾流行区发生冲突和危机造成的风险。在持续人道主义危机造成严重卫生风险的尼日利亚、南苏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也门，世卫组织正在支持疟疾应对工作。例如，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世卫组织支持启动了大规模服用抗疟药的行动，今年在目标地区为120万五岁以下儿童提供抗疟药。早期调查结果显示，该州疟疾病例和死亡均有所减少。
来自洪水、飓风、地震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灾难可能造成巨大痛苦，并对数百万人造成深远的健康后果。
2017年，哈维、伊尔玛和玛丽亚飓风在加勒比和美国造成了广泛破坏，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的季风影响了超过4000万人，塞拉利昂的毁灭性泥石流引发了人们对霍乱疫情的恐惧。导致粮食无保障和营养不良的干旱往往与疾病疫情相连，而热浪则造成过高的死亡率，尤其是对老年人。
在全球严重短缺C群脑膜炎球菌疫苗时，一种有致命的C群脑膜炎球菌新菌株正沿非洲的脑膜炎地带传播，给26个国家造成威胁。大规模流行的风险很高，可能会有3400多万人受到影响。10%以上的C群脑膜炎患者会死亡。幸存者往往面临严重的神经后果。
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在全世界以小型聚集方式出现，存在季节性变化，占流行性细菌性脑膜炎的比例并不固定。
脑膜炎球菌病的最大负担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脑膜炎带，这一地带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埃塞俄比亚。在12月至6月的旱季，灰尘风、寒冷的夜晚和上呼吸道感染叠加在一起，使鼻咽粘膜受到损伤，增加了罹患脑膜炎球菌病的危险。
同时，住房拥挤以及朝圣和传统市场引致的区域人口大量流动可能对脑膜炎奈瑟菌的传播推波助澜。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说明了为何脑膜炎带的疾病大规模流行发生在旱季。
继成功推出A群脑膜炎结合疫苗之后，因A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疾病流行正在消失，由W群、X群和C群脑膜炎奈瑟菌等其它脑膜炎球菌性血清型尽管频次较低且规模较小，却依然会引起疾病流行。
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支持建立全球应急储备，该储备目前拥有250万剂C群脑膜炎球菌疫苗。然而，为避免重大流行，2019年之前将需要增加1000万剂疫苗。
一个世纪以前，黄热病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并摧毁经济。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促使全球病例急剧下降。但在2000年代初期，非洲和美洲急性病毒性出血疾病再度复苏，其中40个国家被认为风险最高。
2016年，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黄热病疫情在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到覆盖了3000万人后才得到控制。2018年，尼日利亚和巴西正在处理威胁城市地区的重大疫情。需要注意防范的其它病毒性出血热包括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病、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裂谷热、拉沙热、汉坦病毒病和登革热。
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中45%与营养不足有关。世卫组织为患有医学并发症的营养不良儿童开发了工具包。
2018年粮食短缺仍然是非洲之角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2018年预计南苏丹将有110万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并且近一半人口将面临严重的粮食无保障状况。在也门，700万人面临营养不良风险，1700万人仍然缺乏粮食保障。
每年有6亿人（将近世界十分之一人口）在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后患病并有42万人因此死亡。南非目前正在与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利斯特菌病疫情作斗争。2017年，沙门氏菌病疫情致使从全球80多个国家和领地召回了受污染的法国品牌婴儿配方奶粉。w
《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伦理研究》——（杨旸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姚琳著）武汉理工大学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杨磊著）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
《合成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曾庆娟著）湖南师范大学
《NEXTGENERATIONBIOWEAPONS:THETECHNOLOGYOFGENETICENGINEERINGAPPLIEDTOBIOWARFAREANDBIOTERRORISM》——（MichaelJ.AinscoughColonel著）USAFCounterproliferationCenter
《疾病文图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玛丽·道布森著）（苏静静译）金城出版社
《生物战史》——（朱建新著）时事出版社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物事件应急管理》——（郑涛祖正虎田德桥著）科学出版社
《瘟疫与人》——（威廉H·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比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生物武器》——（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三联新知文库
《突发事件与灾害中的卫生对策》——（B·WisnerJ·Adams著）（王座元黄相刚王昕译）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叶冬青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ADVANCEDDISASTERLIFESUPPORTTMCOURSEMANUAL》——（RichardB.Schwartz著）
《BASICDISASTERLIFESUPPORTTMCOURSEMANUAL》——（RAYMONDE.SWIENTONITALOSUBBARAO著）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徐德忠李峰著）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BIODEFENSEINTHEAGEOFSYNTHETICBIOLOGY》——（CommitteeonStrategiesforIdentifyingandAddressingPotentialBiodefenseVulnerabilitiesPosedbySyntheticBiology著）CommitteeonStrategiesforIdentifyingandAddressingPotentialBiodefenseVulnerabilitiesPosedbySyntheticBiology
《Healthcareacasualtyof6yearsofwarintheSyrianArabRepublic》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7.3.15《10menacessurlasantémondialeen2018》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8.2《Warningsignalsfromthevolatileworldofinfluenzaviruses》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5.2《DiphtheriaisspreadingfastinCox’sBazar,Bangladesh》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7.12.6《Meningococcalmeningitis:Globalpublichealthresponse–therecentmeningococcalAconjugatevaccineintroductionsuccessinAfrica》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8.2.19
《美国提升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的管理创新研究》——（吉荣荣著）安徽医科大学
《美国公共卫生医学应急物资研发储备管理研究》——（吉荣荣著）安徽医科大学
《美国生物盾牌计划的完善进程及实施效果》——（吉荣荣雷二庆徐天昊著）安徽医科大学
《美国生物盾牌计划对美国医学科研的管理的影响》——（吉荣荣著）安徽医科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辐射研究所
《美国生物防御能力建设的特点与启示》——（田德桥朱联辉王玉民郑涛著）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美国军方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赵丽梅于群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尼克松政府对生化武器得的政策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刘磊黄卉著）史学月刊
《美国国家应急药物战略储备的发展历史及其运行管理》——（刘芳赵健赵瑾刁天禧丁日高著）军事医学2014年11页第38卷
《美国生物防御产业政策和管理分析及启示》——（田德桥朱联辉沈培奋郑涛著）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美国生物防御战略计划分析》——（田德桥朱联辉黄培堂王玉民郑涛著）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美国生物防御经费投入情况分析》——（田德桥朱联辉王玉民郑涛著）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美国近年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实验室事故及其政策影响》——（孙琳杨春华著）军事科学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走向》——（王小理著）学习时报2017年11月22日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