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美学大讨论；中华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中，“美学大讨论”（1956—1964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它吸引了朱光潜、吕荧、蔡仪、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王朝闻、洪毅然、张庚、阿甲等一大批学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就美的本质、艺术实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就大讨论的历史分期、主要观点、社会价值、历史局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与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新时代语境下，引发笔者思考的是，“美学大讨论”与中华美学精神是否存在关联？存在怎样的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它又呈现出怎样的文化特征？推动其不断发展的现实动力何在？欲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华美学精神的思想内涵与品质特征，并在爬梳“美学大讨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概括其主要美学问题与致思理路，从而揭示其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及其传承的动力因素，以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下建设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带来一定的启示价值。
一、“美学大讨论”的历史发展、基本问题与致思理路
由上可知，“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也有重要意义。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中，“美学大讨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史价值，如陈望衡所指出：“它的最大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确认。”可见，参与大讨论的学者们一方面传承弘扬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广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深受中华美学精神影响的“美学大讨论”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参与讨论的学者又涉及哪些基本美学问题？而这些基本美学问题的探讨又呈现怎样的致思理路？
历时性的梳理固然有助于我们对“美学大讨论”的历史发展进行宏观把握，但不能替代我们对其基本问题和致思理路的深入探讨。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分期来对此进行概括和阐释。简言之，即以1959年7月《新建设》召开的座谈会为界，将“美学大讨论”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而后期则对“艺术意境”“审美意象”等艺术实践问题进行具体探讨。有意思的是，这一前后分期又与中华美学精神在因体致用的逻辑理路上表现出高度契合。
在“美学大讨论”前期，众多学者针对“美是什么”的本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吕荧率先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高尔泰对此持赞同态度，并强调：“‘美’是人对事物自发的评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可见，吕荧和高尔泰否认了美的客观物质性，坚持“美在主观”。然而，这一观念遭到了蔡仪的严厉批判，他站在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明确主张：“客观事物的美是美的观念的根源。”即“美在客观”。对此，朱光潜和李泽厚批评它忽视了人类主体因素和社会实践因素，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理论观念。朱光潜提倡：“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即美在主客观的统一。而李泽厚指出：“美的社会性却并不是美的主观性，而恰恰正是美的客观性……所以，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根本不可分割地统一着的。”认为美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即美在客观社会性。可见，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美学大讨论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随着学者们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学习，单纯讲“美在主观”的唯心主义和“美在客观”的机械唯物主义逐渐淡出讨论的视野。
“自然美”是美学大讨论前期的另一基本问题，而且对此问题的思考往往能鲜明地揭示出各派理论的美本质观。如高尔泰以自然界中的梅花、星星为例，认为自然界不存在纯客观的美，自然美是人的心灵美的反映，这充分地表明了他“美在主观”的美本质观。与此相对，蔡仪认为：“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自然事物以具体的现象充分客观地体现了它的本质。所谓美原是事物的本质真理的具体的显现，自然美也就是自然事物的本质真理的具体的显现。”明确地表达了他“美在客观”的美本质观。而朱光潜认为美不纯在客观，也不纯在主观，而在主（心）客（物）的统一，自然美也是如此，他指出：“自然美就是一种雏形的起始阶段的艺术美，也还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也就是说，自然美与艺术美一样，也在于主客观的统一。不同于前三者，李泽厚则认为自然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者说“自然人化”的结果，所以他主张：“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异化）的结果。自然的社会性是美的根源。”即自然美作为美的一种形态其本质也在于客观社会性。
尽管美学大讨论前期的美学基本问题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当代美学的基本理论格局，但在论辩方式上仍局限于抽象概念思辨，因此存在“以抽象批评抽象、从概念到概念”的弊病。在《新建设》编辑部组织的座谈会上，宗白华认为：“我们搞美学的人，应该向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和作家们学习，了解他们在艺术实践中的情况和问题，便于联系实际，进行美学研究。”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在美学大讨论后期，学者们由对形而上问题的探讨逐渐转向了对具体艺术实践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美学大讨论”历史发展和基本问题的探讨可知，在讨论价值旨归上，它由最初清理资产阶级反动唯心思想走向了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在研究思维理路上，由二元对立走向了辩证统一、抽象哲思走向了艺术生活实践。也就是说，在此讨论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建构不断走向了深化。
二、“美学大讨论”对中华美学思想的继承、弘扬和丰富
既然如此，美学大讨论是如何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呢？可以通过美学基本问题和艺术审美实践的探讨建立起美学大讨论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度链接。“美学大讨论”不但在前期“美的本质”“自然美”的问题探讨上，借鉴融合了中华美学中“天人合一”“心物感应”的思想；而且在后期艺术审美实践的问题上，也通过中国传统美学中“形神兼备”的意象和“情景交融”的意境概念，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美善合一”的价值理念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
三、“美学大讨论”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现实动因与新时代意义
由上可知，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丰富为“美学大讨论”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动力，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学者们为何能在美学问题讨论中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又为何要对其加以丰富与充实？其背后的助推力是什么？在新时代社会历史语境下，又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大讨论中所彰显的中华美学精神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一般来说，任何文化现象或学术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生活的需要，“美学大讨论”也是如此；而美学大讨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与充实，则出于构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换言之，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传承和丰富中华美学精神的现实动力和价值旨归。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一套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思想，但我们在运用其理论思想的过程中，决不能生搬硬套，食之不化，仍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现实和历史语境，以创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指导思想，在文化建设中不断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投射到美学领域，则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那么，何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玉刚对此解释道：“严格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的结合。在美学大讨论后期，宗白华、阿甲、王朝闻、李泽厚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中国艺术实践问题的探讨，均可以看作是他们对马克思美学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实践。
在新时代社会历史语境下，美学大讨论及其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应彰显怎样的现实价值意义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据此，美学大讨论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中国美学精髓和艺术灵魂，应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引导当下健康文艺建设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
一方面，中华美学精神对弘扬中华美学传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中华美学精神所包蕴的“天人合一”“美善合一”“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等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美学思想如何实现有效转化，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华美学精神还应对引领当下文艺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一些作家、艺术家以市场消费需要为导向，创作出了一系列粗制滥造、无思想深度，甚至严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大众的作品。而且当下文艺批评界也缺乏严谨的艺术批评标准，存在批评家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不良文艺现象。有效改善当下不良文艺现状，促进其健康发展，也必须充分发挥中华美学精神的引领作用。中华美学精神所具备的美善合一的价值旨归、情志统一的人文情怀，对当下文艺理想的建构和艺术标准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