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近，学者们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群方面的差异。从西方世界的观点来看，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观念正逐渐从西方世界的视野中消失。因为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特征，包括使用工具、语言、文化等，也在其他物种中出现。
即便如此，人类的一个重要特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即我们拥有自我意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力不仅仅是对世界采取行动和影响，而是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会行动。
拥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主角始终存在于人类世界中，然而它们通常都是虚构的，而且大多出现在儿童故事中。例如，在刘易斯(CSLewis)所著的《纳尼亚传奇》中，有许多“会说话的动物”。尽管它们有着动物的外表，但它们的思想、行动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基本没有区别。
其他故事则通过训诫或例子，利用人类和动物的经验差别来教导道德或伦理。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到对动物主角内心生活的深入探索。举例来说，杰克·伦敦（JackLondon）的《白牙》中狼狗混血种——白牙，在主人的训练下逐渐克服了野性；或者安娜·塞维尔（AnnaSewell）的《黑骏马》，描述了动物主角的成熟过程及其与朋友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更多的时候，作者的目的是用动物来探索人类的内心以及人性。
T·H·怀特（T.H.White）的《梅林传奇》把“年轻的亚瑟王”(KingArthur)变成了一只鹰、一只蚂蚁和一只獾，让这位“曾经与未来之王”能够更多地了解人类的本性统治。在《夏洛特的网》中，由E·B·怀特（E.B.White）所建立的无私友谊逐渐被阴影所笼罩，并开始有意识地接受个体死亡现象。
动物也在寓言中被运用，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依靠动物来表达人类难以听到的东西)。随着读者的成长，这样的童年故事经常会引起共鸣。例如，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Grahame)的《柳树之风》对从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提出了激烈批评，而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动物庄园》也十分相似。
当然，动物寓言和动物叙述者的故事并不局限于儿童文学。如阿基弗·皮林奇吉(AkifPirinci)的《猫科动物》、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Adams）的《瘟疫狗》或者塞立德温·多维(CeridwenDovey）的《只有动物》等书籍，都使用非人类动物主角探索人类残暴对待动物的问题。而卡罗尔·艾姆什威勒（CarolEmshwiller）的《卡门狗》和玛丽·达利耶塞克(MarieDarrieussecq)的《母猪女郎》专门探讨不人道对待女性的问题。
然而，在这些记述中，作家们也可以做出些有趣的努力，探索从动物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像在《母猪女郎》中主人公从猪变成人，再变回来那样。而莱奥妮·斯宛（LeonieSwann）的《三袋羊毛》中的侦探羊，自始至终都保留着绵羊的逻辑(正如《猫科动物》的叙述者仍然是猫一样)。艾玛·格林(EmmaGreen)2016年出版的《凯瑟琳·诺斯的无数自我》，审视了“意识现象”，她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实验室培育的动物身上，解开动物感官对人类意识的破坏性和上瘾影响。
在《继承者们》(TheInheritors，1955年)中，威廉·戈尔丁（WilliamGolding）开始了一种持续的小说创作，试图想象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非人类意识。戈尔丁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世界：自我是融入集体的，而非个人层面中。理解是基于集体的经验，强烈的亲近感和持久的同理心，而知识、概念和沟通都是基于运动的，而不是基于大脑。戈尔丁笔下的尼安德特人并没有人类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因为他们还不是“人类”。然而，他们是积极的代理，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影响他人的历史。读那本小说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令人不安的尝试，试图去理解意识，而不是分析意识。
《继承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在动物行为学家、进化科学家和20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之间传播。这就说明了代理和意识之间的区别，以及代理和主观性，或代理和个性之间的区别。人类有成为代理的能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即使非人类也拥有个性和意识，他们的自我意识缺失通常也被排除在代理之外。然而，学者和艺术家们采用了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方法来理解历史(和未来)是如何形成的，就像1955年戈尔丁所做的那样，这种思想现在正受到挑战。换句话说，文学正努力创造一种在现实中有形但非人类的意识，这会成功吗
过去自然主义者试图对动物的内在生活进行调查和描述，但这些尝试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拟人化的夸张，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被认为是虚构的。自然历史写作标准上的“自然-赝品”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20世纪初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动物是否能自觉地反思自己所知的问题。它们会教导、同情和撒谎吗如果它们能，人类观察者怎么能知道它们在做什么呢
如威廉·朗（WilliamJLong）或欧内斯特·斯通（ErnestSeton）这样的自然主义者、作家集中在坊间观察动物个体的“多愁善感”。他们和他们的工作被人谴责为“黄色新闻”,如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总统，他们担心这样的拟人化流行自然历史会扭曲公众对动物行为的理解。他们认为，动物需要被客观地分析和理解，目的是建立自然的一般规律。在现代世界里，对野兽的内心生活充满幻想的猜测没有立足之地。
动物思维和行为的学术评价反映了这种趋势。C.L.摩根（CLMorgan）的《比较心理学导论》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动物活动都不能被解释为更高级的心理过程，但它可以被公平地解释为心理进化范围内更低的过程。”随后，这个被称为“摩根法规”（Morgan’sCanon）的原则主导了自然科学家对动物的实验室研究。
至于动物意识方面，可能潜藏动物行为或动物意识的动机很少有人研究。至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是，在理解人类的过程中，动物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人文学科的从业者研究文学、文化、交流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动物似乎扮演着次要的角色，或者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只有那些直接与动物打交道的人——农民、牧羊人、骑手、驯狗师、猎鹰者等，似乎已经准备好谈论动物个性或动物个性的重要性。更不用说计算和意图了，特别是每种动物都是不同的，个人和特定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那些照例处理动物的人的隐性知识和实践经验影响并不大。
甚至在约克郡兽医詹姆斯·赫里奥特(JamesHerriot)的国际知名作品中，即使是复杂的动物角色、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虚构的，而不是对动物故意的肆意妄为的一种启示。动物，它被接受，行为出于本能，可能被训练增强，而人类有自由选择行动的能力，拥有理解他们选择的洞察力。只有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代理。
尽管许多科学家坚持这种对动物意识的片面解释，但另一种理解动物生活的方法正在兴起。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裔英国动物学家尼克·廷伯根（NikoTinbergen）和牛津大学动物学专家戴维·莱克（DavidLack）开始对个体动物进行系统的学术观察。
同样，在《好奇的自然主义者》中，廷伯根使用彩点来识别荷兰许尔斯霍斯特(Hulshorst)沙滩上的个体胡蜂，他意识到自己与它们已经变成了熟人。从那一刻起，它们的生活变成了廷伯根个人最关心的事情。
这两个人被誉为生态学领域的奠基人，他们意识到个体识别是采用动物视角和探索其他物种生存意识的第一步。他们没有使用人类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尺度，特别是那种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感觉，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行为上，因为它发生在进化的环境中。在许多方面，他们采取了第一步，以便能够看到在动物世界里成为代理意味着什么。
莱克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他在旧货店里买到破旧的填充知更鸟，以测试其他鸟类或禽类如何回应陌生者的出现。由于装饰物本身从未改变，所以它可以作为客观测试知更鸟个性或气质的一种手段。然而，有一天，它确实发生了变化，甚至是致命变化。一只“异常凶猛的”雌性知更鸟猛烈地攻击它，甚至将其头啄掉。虽然那只鸟似乎被吓了一跳，然而它继续发动攻击。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即使在羽毛完全消失之后，红色细毛也可能引发残忍的反应。
莱克写道：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那只鸟有知更鸟的身体，但它保留着人类思维，我们应该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倾向于认为知更鸟所看到的世界就像我们看到的世界这样。适当的实验表明，这种印象是多么虚假。廷伯根和其他人也都同意这个观点：虽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动物的眼睛看世界，但他们却注意到动物的心态和人类不同。不同的动物有着不同的思维，它们往往优先考虑不同的感官。无论人类如何努力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察，他们都不可能弄清楚猪的传记会有什么味道。
在整个20世纪，廷伯根和莱克的学生和同事们继续探索自由生活的动物的自然行为。其中有些研究包括冈贝（Gombe）黑猩猩、塞伦盖蒂（Serengeti）的食肉动物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Columbia）的虎鲸，它们已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收集到的数据的性质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形式。特别是，个体识别和生活史记录现在成为行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因为它的重点是研究个体的生殖成功。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记录普通的、习惯性的动物行为，比如修饰、进食、休息、交配、攻击性或灾难，并尽量避免人类对它们的影响。他们研究动物做什么，以及对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
尽管如此，行为生态学家们所讲述的故事却充斥着戏剧般的隐喻。珍·古道尔（JaneGoodall）是最早在她的通俗作品中使用这种策略的人之一，后来被指责为拟人化。但她并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思考和写作的领域研究者。科学家们谈到了观察个体互动的方式，并将其称为“每日肥皂剧”。尽管长期的野外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去。
当他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动物们是如何将过去和现在的事件概念化的时候，个体之间的相遇就变得尤为重要。凯伦·斯特尔(KarenStrier)主要研究巴西的绒毛蛛猴，当她意识到她所看到的不是两个成年猴子拥抱，而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拥抱时，一个新的维度出现了。
像斯特尔、克雷格·帕克(CraigPacker)、古道尔、汉斯·库克（HansKruuk）以及布莱恩·波特拉姆（BrianBertram）等著名的研究人员一样，动物角色都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出现。在了解动物个体历史的基础上，你可以讨论动物的关系和性格，并谨慎推测其动机和意图，包括动物的内在生活和它作为代理的能力。你甚至可以把单个动物作为生物学家的“鼻孔”（社会科学研究术语），用它们作为“看门人”，通过这些渠道，鼻子不好用的人类可以进入野生动物的感官和社会世界。
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人类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简单地说，人类历史以各种方式依赖于不同动物物种的贡献。但这是否意味着动物可以被视为历史的代理？毕竟，他们的贡献并不是有计划或有意的。举例来说，尽管毒物制造商尽最大努力将老鼠描绘成当前人人喊打的形象，但老鼠并不是入侵的军队。
虽然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化可能取决于牲畜动物的贡献，但这些动物本身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学科转向动物只是使人类历史更具包容性。主题已经扩大，而不是全新的视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故事描绘了人类使用动物的方式，或者是人类观察者对它们生活感兴趣的那些方面。恢复或接触非人类、非语言动物的生活经历，书写动物的历史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有些学者正在尝试。就像科学家们从动物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努力那样，他们从动物的角度出发，不断对生态学、进化理论和生理学进行研究，并尝试着书写历史。他们呼吁将各种方法(档案、实验、想象)结合起来，把自己放在其他化身的位置上。如果声音是尝过的，或感觉到的，和听到的一样多，那该怎么办？如果没有朋友(或敌人)的嗅觉，社交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除了这些记录动物经历的尝试之外，关于动物是否能成为它们自己历史的代理的争论仍在继续。动物可能塑造了人类的历史，也可能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历史。但是，特别是在人类世时代，他们似乎在人类选择的环境下这样做的。
这不是我们如何看待动物意识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在西方历史上享有特权和影响力(经济、政治和知识)的产物，反映了社会是如何分配资源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有关动物权利的讨论与民事和平等权利的辩论同时出现一样，动物机构的关切也反映了对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工人阶级。
当然，主体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是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当时的人民主要指白人、男性和经济独立的人。要想认识到社会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历史代理，一个深刻的障碍来自于由此产生的假设，即“代理”是理性的同义词，代表着选择的自由。意料之中的是，代理的概念与理性自由的自我历史偶然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关于代理的分配以及作为社会代理的含义问题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的立场，就像哲学或理论的查询一样。
对动物代理的重视要求我们挑战持续的假设，即代理依赖于自我意识，事实上，甚至怀疑它是否能在个人的头脑中找到。也许代理是个新兴的特性，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化学产物(盛装舞步的马和它的骑手，嗅探全及其训练员)？或者，它可能源于社会和生态网络的更广泛的结合，在那里，可能性取决于环境和认知，而代理本身可能来自于许多角色(牧羊人、牧羊犬、羊以及他们所站的牧场)。
“代理”这个概念在传统上是被构想出来的，它的危险在于它对一个(显然)完全自主的、脱离肉体的人类代理进行具体化的方式。在一个(想象的)思想实验之外，这样的个体真的存在吗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保持身心合一的情况下，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自由地选择一个工作零小时的合同
人类创造力的核心是渴望改变世界，这不仅仅是通过改变环境实现，而是通过改变观念。从许多方面来说，小说家们想象的动物世界的真实性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努力以外星人的思维方式概念化和移情，以及这种思维对读者的伦理和情感意义的影响，即人类的意义。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的人性（文化、政治和实践）依赖于动物的行为和活动。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独特成就，实际上可能来自于我们与不同动物物种的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对于我们这些与宠物、伙伴或工作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还要认识到非人类的意图和能力，尤其是我们依赖这些品质的程度。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这些常识，对动物代理的理解被边缘化成为草率拟人化的例子。现在是时候认真对待这种非专家认识了。通过采用一种新的动物代理的方法，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方法来思考多重的、分布式的代理，以及它们正在重塑世界的方式。在人类世时代，我们不能假定这些变化将永远和永远处于有意识的人类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