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空前灾难，凭借19-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交战国纷纷将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投入使用，而根本不考虑这些武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作为“战争中的死神”的毒气便是这一类武器中的“佼佼者”。在其巨大的杀伤力之下，不仅成千上万的前线士兵在瞬间死去，很多不堪痛苦的士兵选择开枪自尽，而侥幸存活下来的患者也要在其余生中与毒气的残留危害作斗争。为了抵御毒气的危害，人们不断发明新的防毒科技，并在战后制定禁止毒气使用的条约。在某种意义上，一战不仅仅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更是人类共同体对抗各种极端武器的残酷战争。
詹姆斯·爱德华·埃德蒙（JamesEdwardEdmonds）1919年被任命为（英）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ofImperialDefence）历史部门的主管，并且负责了战后28卷本《世界大战史》（HistoryoftheGreatWar）的编撰工作。在他的记录中，1915年4月22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微风自东向西轻轻吹拂。然而，就在这片貌似安详的气氛中，协约国方面派遣的侦察队却嗅到了一丝诡异的威胁，似乎德军正在防线后搞什么小动作，尤其是在朗厄马克（Langemark）北部的豪特许尔斯特森林（HouthulstForrest）地区。白天便断断续续响起来的炮弹声在下午5时左右变得异常密集，伴随着炮声飘来的是一阵阵黄绿色的不知名烟雾。
许多撤回到裹伤站（dressingstation）和伤亡急救站（CasualtyClearingStation）的医护人员同样遭受了毒气的袭击，轻者失明，重者生命垂危。遭受痛苦的人们脸色呈现蓝色，不断咳出一些粘稠的黄色起泡液体，许多人因此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水肿和胸膜炎等重症，急救站里弥漫着死神的气息。
防毒面具的诞生
面对意料之外的毒气战，协约国方面并未事先做好应急准备。即便是发动毒气战的德国，也未完全料到毒气的巨大杀伤力和扩散力，只给一些操作毒气的工程师和部分士兵配备了防毒面具。对此，联军士兵只能通过掩盖口鼻来减少氯气的吸入。许多士兵就地取材，寻找各种可过滤气体的物品，如袜子、绷带和手帕等。有的人将罐头底部凿穿，在内部填满泥土和木炭，充当临时的空气过滤器。因为氯气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性，英军第28师的弗格森（Ferguson）中校便提议可用浸水的衣物阻挡氯气的吸入。一位加拿大的军官在确认毒气为氯气后，还建议士兵们在纱布和毛巾等上面撒尿后再掩住口鼻，因为尿素可以与氯气发生化学反应，降低氯气的毒性。然而这些措施都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有效防止毒气对人体的侵害。
随后，英法联军抓获了一名德国士兵，并在其身上搜出一块防毒的纱布。经检验，纱布内放置了纯碱和甘油。随后，英国媒体发动舆论力量，动员英国女性用药棉为男性士兵制作防毒口罩。事实证明这并非一项明智的举措。当药棉口罩被送往前线后，士兵们发现这些口罩虽然可以抵挡氯气，但同样会抵挡健康空气。戴上药棉口罩的士兵纷纷表示无法呼吸。结果，后勤方面又改换了一种类似女性佩戴的黑色面巾的纱布来代替药棉口罩，并让士兵们佩戴护目镜。但改进的防毒口罩仍然缺点多多，不仅透气性和过滤性比较差，在使用过程中还得经常更换。随着毒气效果的加强和不同种类毒气的发明，简单的口罩已经无法胜任防毒的工作，联军在无奈之下发明出来的防毒面具，可算是一种非凡的创举。
不过，防毒面具的使用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防毒面具的性能难以测定。为了测试防毒面具的透气性，使战场士兵不会因戴防毒面具而窒息，军队在营地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因为最先设计的防毒面具没有开辟眼孔，所以防毒面具的佩戴者都是在他人的带领下完成绕场测试的，场面十分滑稽。问题在于，这些测试都是在无毒环境下完成的，毕竟战场上缺乏提供模拟实验的完备条件。其次，眼孔的设计也是一个难题。太小的孔妨碍了士兵的观察和行动，太大的孔又使得毒气容易渗入。若在孔眼上覆盖一层透明的“赛璐璐”（一种合成塑料），会使得面具容易起火；若用云母，又易破碎。除此之外，用来过滤毒气的化学药品，在雨天行军时也很容易内流，会对士兵的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科学家们绞尽脑汁，采用了一种不易破裂的玻璃作为眼孔的覆盖物（尽管仍然妨碍视线），又在防毒面具口部添加了一根塑料管作为呼吸口，这才使得防毒面具得以成型。
1916年，科学家在原始防毒面具的基础上，研制和改进出一种“盒子防毒面具”（BoxRespirator）。这种“盒子防毒面具”是一战中防毒面具的巅峰之作，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头盔，另一部分是盛放化学药品的过滤罐，呈盒子状。两个部分通过一根软管相连。过滤罐内的化学物品可以与毒气产生化学反应，降低毒气的效果，使士兵们可以通过软管吸入过滤后的新鲜空气。最开始出现的“盒子防毒面具”又叫“大盒子防毒面具”，它成效显著，但体积过于庞大，有碍士兵行动。随后改进的“小盒子防毒面具”则解决了过滤罐体积庞大的问题，步兵们只需将“小盒子”放在胸口的背包中便可轻装前进，而机枪手仍沿用“大盒子”。1917年9月，这种高效便捷的“小盒子”达到了周产8万台，在1918年8月又剧增到周产20万台。截至战争结束，一共有1600万台“小盒子”被生产出来。英国皇家化学协会（RoyalSocietyofChemistry）将这一功劳归于爱德华·哈里森，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在研制和生产防毒面具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珍爱和平，远离毒气和战争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揭开了战争史上大规模毒气战的序幕。在战争持续的过程中，除了氯气以外，许多新型的毒气如光气、芥子气等被投入使用，对参战士兵造成了巨大的人身伤害。死者不谈，伤者还要遭受肺水肿、肺充血、支气管炎、胸膜炎等重病的侵扰。面对德国的毒气攻击，协约国以牙还牙，也用毒气进行报复。为了避免毒气受到风的影响，交战国还发明了毒气炮弹，直接将毒气发射到对方阵地，毒液在爆炸过程中挥发成气体，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在协约国方面发明防毒面具以后，德国人研制出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大战期间，德国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12.5万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50%的德国炮弹都填充有毒气。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化学武器战剂而造成的非致命性伤亡将近120万人，至少有8.5万人死亡。
防毒面具的诞生是战地科学家智慧的产物，对于抵挡毒气侵害人体做出了巨大贡献，保护了许多士兵的生命。防毒面具也是一战中协约国在面临毒气攻击下被逼无奈的发明，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然而，面对畸形的毒气科学的飞速发展，防毒面具的功能是有限的。一战期间，交战双方一共使用了60种不同的毒气，这是任何人、任何武器都难以控制的。不论毒气如何被使用，总会随着风向四处扩散，并且在战后仍会久久盘踞，危害各种生物。如果不彻底禁止毒气的使用，整个人类文明将危在旦夕。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战场除了德国在东线小规模使用过毒气以外，交战双方理智地避免了大规模毒气战的出现。然而与此同时，惨无人道的日军却在亚洲战场，尤其是在中国大量进行毒气的生产和使用，致使无数中国公民惨死，这一罪行罄竹难书，不可忘却。
抵制毒气，不能仅仅依赖防毒面具的发明，还需要世界各国的人民联合起来，对各类毒气的使用、对非正义的战争进行联合抵制，共同维护世界人民的安全与健康，珍爱地球，营造和平友好的世界。在世界各大国的推动下，《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月开放供签署，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个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和无限期有效的国际条约。1997年4月，中国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