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师从环境史开拓者唐纳德·沃斯特先生，2008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曾在EnvironmentalHistory杂志、《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二十余篇，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一年。
摘要
在美国城市史向城市环境史转化的过程中，环境史对于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城市成为一个人类文化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态系统。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一书的出版对城市环境史显学地位的树立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环境史采纳“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而推动了环境史的“语言学转变”。不过，虽然克罗农为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冲破城市固有的行政边界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当前的环境史学者却未能在此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在城市的影响力愈行愈远的今天，城市环境史学者的眼光也需要抵达那些看似同城市并无联系的地带，挖掘它们之间实则密不可分的文化与生态关系。
关键词
城市环境史自然《自然的大都市》文化分析
现今繁华的美国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之后，现已渐趋式微。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考察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领域更为细化，并且同其他的史学分支学科相结合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在这些新生学科中，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梳理城市环境史将自然与城市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结合的过程，考察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发展前景。
目前国内外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兴起及流变均有研究见诸文字，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侧重该领域的形成初期，分析其兴起与环境史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鲜少将其置于美国城市史学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反思，同时对环境史学自身方法与思维转向对城市环境史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不足。
一
城市史的“环境”转向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城市的时代。汹涌的人潮从乡村流入城市，在那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当20世纪到来之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远远超出乡村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居住在大都市当中。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工业的种种发明将更多的人从躬耕田畒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运入城市，以支撑城市的运行。然而，城市人群却基本上没有参与生产这些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同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或者与那些延续他们生命的自然力量与资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美国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最前沿。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中，产生了当代美国历史学。大部分当代美国历史学者成长、生活在城镇、郊区，因此，对他们而言，渴望理解城市的历史是自然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历史是城市的时代，如果希望对其做出透彻的诠释，历史学者就必须关怀城市的历史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较为平静、单一的乡村历史相比，会聚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城市历史似乎更加丰富多彩、高潮迭起，而以此为主题的史学研究相对而言也更为多元、广泛。
美国新城市史学的拓荒之作为斯蒂芬·塞思托姆出版于1964年的经典著作：《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该书采用了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1850年至1880年间的社会变迁。它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间美国城市史的叙述都产生极大影响。该书运用“自下而上”的叙述角度，亦即通过社会底层人群的见闻、经历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族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模式加以比较。与此相比较，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城市传记的史学叙述方式则较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试图对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历史叙事。同个人传记史家相似，城市传记史家力图将城市中间各种复杂的侧面串联起来，如其源起、领袖、经济基础、交通、市政、地理扩张、人口特点、学校等，叙述一个城市的历史。每一个特定的城市赢得了某种综合个性，而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城市再次变为一个具体特殊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叙事的趣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埃德温·伯罗与麦克·华莱士在1999年出版的《戈瑟姆：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
然而，尽管在30年前城市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它此后的发展，却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味道。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这个学科似乎已见式微。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停止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堪萨斯大学是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以它为例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在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共有近40位教师，100余个研究生，近500个本科生，但是该系却几乎没有开设城市史方面课程。而在美国每年的就业市场上，为城市史或者以城市史为主的新设职位几近于无。城市仍然在一天天地扩张，为何一个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学科开始丧失它的吸引力？
近年来，城市史学者一直在讨论其领域的未来。克莱·麦克沙恩提出了对这一领域颇为悲观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领域非但不再是史学的宠儿，而且还落后于史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城市史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核心，对风云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讨论匮缺，也失却了方法论上的精确。他援引斯图尔特·布鲁民的观点，认为“在城市史著作中，缺乏理论或者方法，缺乏这一学科的特点，这是一个迄今仍然准确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都并非主流……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兴趣的缺失将很有可能使我们为同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所轻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引入了人文生态学，虽然冠以生态之名，不过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模型，套用于人类社会之上。借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群落、生态位、小生境、竞争、平衡等概念解释城市社区中各个群体、阶层的变迁、对抗与合作。人文生态学对积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城市史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鲜少有人将城市看做河水流淌、植物生长、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质资料相交换的地方，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人类自身的健康相互纠结的地方。虽然这种旧有的研究将城市与自然人为隔离，但环境史学者却正在将城市带回自然当中，或者将自然带入城市当中，将城市视为一个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从而赋予城市史研究一个全新的方向。
城市—郊区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史领域中崭露头角，到20世纪90年代立稳阵脚，现在已是该领域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新视野。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即使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城市自身也是自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止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那些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凯特勒恩·布罗斯南、安德鲁·赫利、马丁·麦乐西、亚当·罗姆、乔尔·塔尔等学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根植于自然当中，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工的创造与自然力的共同结果。
城市-郊区景观
二
自然的大都市
在《自然的大都市》为城市环境史开疆拓土之前的十年，塔尔与麦乐西两人已在环境史的版图中为这一新领域树立了地标，然而《自然的大都市》的出版具有两层重要意义。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博得盛名的环境史学家如沃斯特、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等人皆以农业与荒野环境史著称，在环境史本身尚属新兴学科之际，城市环境史更是边缘。而作为环境史风纪创立者之一的克罗农投身这一领域，则令城市环境史进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农通过“商品流动”对都市及其腹地进行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追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模式。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克罗农指出杜能圈对于城市在其腹地的辐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替的故事。资本所向披靡的力量改变的不仅仅是令林立高楼取代遍布河畔的丛生野蒜，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大平原地区经济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变更。正是在这里，克罗农走出了割裂城市与自然的人为边界，在城市资本运行的井然秩序中发现了城市与城市之外乡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杜能圈的每一环新的拓展都是一个新旧生态系统交替的过程，整饬的麦田取代本土的草原，饲养的牛羊占据了野牛群的生态位，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则在肆意的砍伐中迅速消失。克罗农强调，这是第二自然取代第一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经济、技术、政治力量塑造的生态系统取代自然力量形成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土地的变迁》
威廉克罗农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
《尘暴》
唐纳德·沃斯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克罗农虽然勉力推动对第二自然的思考，但是如此发展势头却绝非他的本意。无论是在《土地的变迁》中他所流露的对印第安人和谐土地关系的青睐，还是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对动物权利、道德经济的坚持，克氏始终怀有对自然（或如他所言的第一自然）的存在的尊敬与同情。在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中，他着力在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联系，而非泯然一同。就此点而言，克罗农与沃斯特对环境史发展的期许是共同的。正是在“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中，这两位环境史大家得以声气相投、握手言欢。
回到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环境史文化转向的浪潮在这一人工与自然系统之间差异极其微妙的领域中风起云涌。《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之后，一片美誉之中自有批评的不谐之音。其中最具分量的批评恰恰着眼于克罗农在一本城市史著作中对城市不同人群对自然的认识与需要的刻意回避。克罗农所讲述的芝加哥故事是资本力量驱动下自然能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转，而非城市中文化、经历大相径庭的人群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无疑，这与方兴未艾的文化分析手法多有龃龉。因此，虽然由于克罗农的加入，城市环境史得以大行其道，但真正追随克罗农所建构的城市环境史模式的中青代史家却寥寥可数。
三
后克罗农时代
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两年之后，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新书《推动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变迁》问世。该书付梓以来，毁誉参半，然而无人能否认它对以往美国环保运动叙述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境改革被描述为城市之外的活动，无论是以科学林业开其绪的资源保护改革，还是以国家公园肇其端的自然保护运动，似乎总是在田间野外大展宏图。这种叙述无疑大幅度地窄化了一场远为复杂、综合的环境改革运动，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内城进行的环境正义运动变成无本之木。戈特利布则指出，美国环保运动究其根本，乃是对19世纪后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的修正，而其出现的中心位于在此时期兴起的各大都市，集中体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类城市卫生医疗改革。种族、阶级与性别在《推动春天》的推动下，进入了早期美国环保运动史的疆域，而城市也在其中赫然崛起。
幸而，罗森的解构是谨慎且颇有节制的，虽然在一方面，他注意到不同文化、宗教、种族、阶级背景的人群对待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向往的城市景观也存在差异；但是在另一方面，罗森并未将自然完全视为一种文化建构，